肖舜旦：阎连科非虚构叙事的虚构与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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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阎连科非虚构叙事的虚构与虚伪
作者：肖舜旦
读罢阎连科非虚构长篇《她们》，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作为一部非虚构的叙事作品，其中议论的分量之重实在有些超乎寻常。一般而言，高明的作家在作品中总是力求含蓄，尽量让人物形象自己说话，作家无需唠叨不已；在非虚构类作品中也理应如此。但阎连科在他的这部作品中，议论的欲望之强，完全异于通常的夹叙夹议的方式，而是一种拉开架势“独立成章”的“开讲式”议论。《她们》全书共分七章，除了每章节都有叙事主题的大标题之外，章节内还专为议论设置了名之为“聊言”之“一二三”以及“聊话”之“四五六七八九”的小标题九篇，每篇的议论篇幅都相当可观。虽然作家在自己的叙事作品中好发议论，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可如果絮叨不已，而内容却几乎全为东拉西扯、故弄玄虚一类，甚且说理糊涂，不得要领，这样的议论偏好大概只能算是一种“恶趣味”了。毋庸讳言，《她们》的这种“恶趣味”实在有些泛滥。其中叙事和议论的结合可以说是极其失败的，通常意义上的叙议结合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在《她们》中，我们只能说二者往往只是一种极其散漫、杂乱甚至分裂的混搭。
表面上看，《她们》以本家族的乡村女性辈的“她们”为主要叙事对象，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她们的生活极其情感经历，进而为乡村女性一呼；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却总感觉其间“虚构”的情节和情感不在少数，而一种虚假、矫情的东西弥散于字里行间，实在很缺少“非虚构”作品应有的那种朴实、真切的意味，让人不禁怀疑作家的“非虚构”诚意；退一步说，即便从“虚构”作品的角度来欣赏其“小说化”虚构所蕴含的艺术成色，也往往显得老套、平庸，乏善可陈，加上诸多矫揉造作的滥情化渲染和夸张以及故作“大师状”的思考和议论使得这部“非虚构”作品更显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此外，作品中的“大师状”的思考和议论中还夹带着不少酸不溜秋的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大咖的某种不合时宜的迷恋、致敬心态，还因为这些所谓的西方女权理论与他的中国乡村女性叙事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其间并没有多少交集，故而阎作家举起的这面西方女权大旗非但不能为他的中国乡村女性叙事添彩，反露出拾“洋”牙慧之陋，只能更暴露出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平庸和肤浅。
一、
《她们》第一章，阎连科以自己在部队期间的相亲经历拉开了他的“非虚构”叙事的大幕。这章的小标题就叫“她们”，这里的“她们”所指即他的几位相亲对象。作家讲述了他“和所有人都一样”的“挑选别人也被别人挑选着”的一些相亲故事。他多次被人拒绝，理由无非对方嫌弃他的家庭条件差（穷，父亲多病等），学历出身低（没有大学文凭）以及一些通常的其他原因等；此外，作家还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一段“悔婚”经历。
阎作家所拒绝的这位姑娘毫无疑问是一位善良的好姑娘。第一次来他家里相亲时就去灶房帮母亲洗菜做饭，还扫地、清理各处的垃圾，并且如“我的姐妹一样”“端起父亲因哮喘咳吐的痰盂”去倒，还把母亲给她家的“少而又少”的一百元彩礼，“千推万辞不肯接”，说要“留给父亲治病用”。这位姑娘的“善良和勤劳”使得我“决定”同意了这门婚事。于是两人进入了一段通信恋爱的过程。然而，一次偶然的情况，姑娘寄给他的信被部队编辑部的同事看见了，因为信里有不少“拼音替代和标注”，她文化程度低的事情就这样被暴露了。一位部长好心地告诉他，“你可能会真的成为作家呢……”“提干后……为了你好，你要和你的对象真的吹掉了，你得首先保证她不会到部队来告你……”，这让阎作家想起了他的同乡曾因为这样的事情被“退伍回家”的先例。经过了“度日如年”的思考后，“恶从我的内心升将起来了”，“决定要朝毁掉别人而成全自己的方向走过去”。于是，阎作家决定“退婚”。在做好了姑娘的工作，确保她不会到部队去告他后，就中止了这桩婚事，退婚成功。
这桩“悔婚”经历，阎作家叙述的应该算是很坦诚的，但是阎作家随之而来的感慨议论，却不免让人对他的“坦诚”生出许多怀疑。本来，阎作家拒绝这位姑娘的理由虽然有些让人遗憾，但按一般人情道理而言，也算正常，未可厚非。因为对方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文化水准，确实与作家的身份地位文化教养差别太大，太不相配；但是作家的一连串高深莫测甚或莫名其妙地议论却不免让人强烈感受到他的“坦诚”叙事里充斥的诸多虚构、虚伪和矫情的东西。
下面我们不妨摘引几段作家的“深刻”思考和议论，看看这些思考议论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据此我常想，善良作为人的美德存在时，在女性身上是更易招引悲剧的。男人的善，常会滑入、落坠到无能的深渊里。而女人、女性之善良，又多都注定自己一生之悲凉。不是说恶是人生美好的推动力，而是说，是什么土壤才让大地长出的苹果有苦味，让甘甜的杏和梨子……就成了杏干、梨干或腐物？为什么在我们的世情环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无能，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来恶或悲剧呢？”
这段思考应该是说善良更易给女人招来恶或悲剧，又能使男人变得无能。这个论断实在只能让人怀疑善良的积极意义堪忧，更有甚者，“善”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原因还在于“土壤”，“是什么土壤才让大地长出的苹果有苦味，让甘甜的杏和梨子……就成了杏干、梨干或腐物？”在这番“质问”下，两位男女当事人于是都成为了“善良”的牺牲品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位当事人“善”的出发点和结果却大相径庭。女人的“善”出自她为他人着想的善心，牺牲的是自己的婚姻，成全的是别人的幸福，她的“善”应该是值得尊重和赞美的，虽然她的“悲凉”的结局令人同情；但是，男人的“悔婚”之“善”（尽管男方“悔婚”的理由名正言顺）是出自他纯粹为自己着想的私心，牺牲的是别人的婚姻，成全的只是自己幸福，这种“善”在道德天平上难道能够和女方相提并论吗？男方为了自己生活之“善”而不惜让“恶从我的内心升将起来了” 以致“决定要朝毁掉别人而成全自己的方向走过去”，而事后竟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归咎于“莫须有”的“土壤”造成了“杏干、梨干或腐物”，以至于自己的“善良”本性不得不“滑入”到了“无能的深渊”，这种解释，难道就是阎作家向善良的姑娘表示歉意的“内疚”心态吗？
不仅如此，阎作家的感慨还意犹未尽，还有更大、更高、更深的理论阐发，这就把事情搞得更加莫名其妙的复杂了：
“时间跨过1949年的门槛后，婚姻中的新观念——超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革命婚姻’，曾经在数十年里挤压着每个个人最应该主宰的上天赋予我们的恋爱、婚姻、家庭和自由隐私权。……只要你成为‘公家人’‘有工作’，你的婚姻就必然要成为时代的配置和组成。你爱上谁，谁爱上你，需要组织的审查、批准和盖戳。你不爱谁，谁不爱你，同样需要组织的审查、批准和盖戳。上帝真的死去了，只有如他手指般的戳印存在着。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被这戳印主宰和切割，很少有个案可以逃离戳印的圈地和摆布。”
这段议论看上去正义激昂，甚至还颇有一种哲理上的批判思辨意味；但再仔细一想，却很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假而空的意味。不错，阎作家所言的这种所谓“革命婚姻”固然存在过，但那只是在某些特殊部门特殊人物身上发生过；而并没有发生在阎作家身上。平心而论，阎作家所有相亲故事，他的婚姻成败得失难道与任何“组织的审查、批准和盖戳”有丝毫关系吗？。如阎作家所述，他的几次被别人拒绝，何曾有任何“组织”的干扰因素存在？女方的嫌弃纯属她们的个人原因。而阎作家的所“归咎”于“土壤”的“悔婚”经历，也绝然没有任何组织、革命因素的干扰，纯属自己嫌弃那姑娘的没有文化而已。前面说过，这种想法其实也挺正常的，无可非议；不正常的是阎作家偏要无限上纲地絮叨，自以为是地议论，脱离叙事本体，无中生有地向着虚空作“深刻”状批判，这就显得特别矫情；而对于那位被阎作家拒绝的乡村姑娘来说，这番议论还显得特虚伪：明明是你在部队提干了，想找更好的姑娘了，嫌弃我没文化配不上你了，配不上就配不上吧，我不是与你好好分手了吗？没有给你添加任何麻烦，为什么你还要这般装腔作势地抱怨和感慨，已经诿过于“土壤”了，现在还要诿过于莫须有的“组织的审查、批准和盖戳”，这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呢？
接下来阎作家还有更让人莫名其妙的议论：
“能让自己的婚姻不与时代相勾连，一定是我们时代的智者、幸运者。能让婚姻不与家庭的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在一起，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智识、境界和牺牲。”
这可真是越说越没有边际、越说越荒唐了。“婚姻不与时代相勾连”，这是什么意思？现代人的婚姻，怎么可能脱离“与时代的勾连”？再者，为何那些没有这些“勾连”的人，就“一定”是“智者”和“幸运者”了？难道那些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环境里生活的山里人就必然成为“智者”和“幸运者”了？ 至于“婚姻”与“家庭”的“利益纠缠”能否摆脱、要不要摆脱以及这种摆脱与“勇气、智识、境界和牺牲”的关系那更是一个因人因事而异的错综复杂的话题，决非作家如此一句莫名其妙、貌似深沉高明的感慨就可以了结的。
阎作家的这一连串的议论和思考是针对自己的悔婚经历而发的，却几乎全偏离自己的悔婚实际情况，完全陷入于一种华而不实、虚伪之极的高头讲章理论中，实在缺少真正的反思和自责的诚意！
二、
阎连科的这类颇具捕风捉影、故作“深刻”状的议论在《她们》中频频出现。明明是一桩普普通通的事情，作家偏偏就是要把它往“深刻”“哲理”方向上引领；这种追求“深刻”的“恶趣味”必然有意无意地导致“非虚构”叙事的可信性及其意义的严重扭曲变形。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文中阎作家专辟一章而费心尽力书写的他最敬爱的母亲形象，在他的故作深刻、生动传神的描写中竟然因此变得很有些扭捏作态的意味了，而作为乡村母亲本该有的那种不可或缺的朴实自然本质却不免有些杳然迷糊了——
作家的母亲曾因为肺上的阴影被医院诊断为瘤，一个月后经北京的几家医院检查后确定为“误诊”，对此，母亲的回应不是通常人们该有的喜悦、放松，而是一种精明到近乎刻薄的质疑：“是误诊医院就应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按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
外出旅游坐飞机时，母亲“望着窗外的絮絮白云说，‘有一年我种的棉花比这白云还要白’”；当飞机遇到气流“猛烈颠荡”，“我吓得赶快去扶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儿，坐汽车也常遇到不好的路’”；面对飞机上的免费餐，母亲细想后，说到：“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
作家的母亲展现的完全是一种见多识广的淡定从容睿智且老到，没有丝毫乡村老太第一次坐飞机时的免不了的那种“土老冒”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母亲到了三亚后，竟然深夜时分从床上爬起，一人独坐于月光照耀下的海滩上，深沉地思考宇宙人世的奥妙、慨叹世上“神”的有无、公平，对前来寻找她的儿子说道：“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有困难……”
对此，作家的感慨是：“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他的一个愚笨、儒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还有母亲得知此番三亚旅游是享受着完全免费的吃住待遇后（因为儿子的战友是正团级，一切都可以报销），竟然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当官就是好！”
母亲如此高深莫测，儿子如此孝顺谦恭，可笔者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母子是不是都有些入戏太深，矫情成性？而身为著名作家、熟谙官场规则的阎连科，对于母亲一句中国人都明白的“当官就是好”的大白话，居然“思考了半生”，真不知是何逻辑？再孝敬母亲，也用不着如此装傻充愚显愣吧，莫非想与“二十四孝”一较高下？这种“剧情”，较之庸常电视剧的伪浪漫的滥情表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作为乡村女性，母亲一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乡村媒人。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表现母亲的这个社会角色的“高大上”的重要意义，作家居然是煞费苦心，大费周折，硬生生敷演出不少曲折复杂的东东，不禁让人脑洞大“空”，百味莫辨。
不知为何，作家居然认为现今的“媒人”已经成为了贬义词，于是，煞费苦心地首先就以一段不少于千五百字的“聊话之八”来为“媒人”溯源正名，“拨乱反正”。从唐诗宋词元曲里面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以说明 “媒人”曾经是“中国婚姻文化制度最大的功臣和推行者”。但是，因为赵树理的经典名作《小二黑结婚》中的著名人物形象“三仙姑”“借助”了“延安文学”的“革命的波澜”，使得“‘媒人’成了‘媒婆’的最大转折点”，造成了“对‘红娘媒意’的敬意被彻底解构”了，使得“媒人”成为了“媒婆”，被人“挖苦、嘲弄和讽刺”，媒人因此“被赋予”了“绝对恶行丑意”，成为了“中国婚姻文化中的梅毒”。
阎作家这番议论实在糟糕透顶。其一、作家既然要对《小二黑结婚》品头论足，就不应该连三仙姑这一著名人物形象的基本身份都会搞错。要知道，三仙姑在作品里的身份并不是媒婆，也不是个“绝对恶行丑意”的坏人，她只是个乡村民间跳大神的巫婆一类身份的人物，赵树理只是把她当成一个迷信落后的中间人物来写，何曾丑化“解构”了媒人“红娘媒意”的“敬意”？作为一个中国乡土作家居然犯如此低级知识性错误，实在太不应该。
其二、从古到今，无论是民间语言习俗还是在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上的官方解释，“媒婆”不就是“媒人”的另一中性代称吗，何曾“被赋予”了“绝对恶行丑意”的“中国婚姻文化中的梅毒”意义？
然而，阎作家竟然就在这种“误判”基础上，为读者叙述了一个极其矫情的母亲在“红娘”、“媒人”、“媒婆”角色之间转换的故事。
母亲为自己的侄子作媒，因为新房里“啥儿都没有”，父亲提出“女方来看时就借点家具摆进去”，母亲却以为这是“坑骗”行为，但还是不得不“丢下原则”，让自己由“媒人”变成“媒婆”，成了这场“情婚骗局的总指挥”。在婚后第二天，母亲“竟然”向新娘“检讨她的媒婆行为”，说相亲时的家具和摆设都是借来的，希望新娘子“谅解原谅”她的“欺骗”行为。却不料新娘子见怪不怪，以为一切都属正常，一笑了之。由此可见，乡村相亲时的“借”家具、摆设、穿戴等的做法，应该是当时当地的一种无伤大雅的习俗，而作为一个乡间走村串户、颇有影响的“媒人”身份的母亲，怎么可能连这种基本的“习俗”都一无所知呢？新娘子的话其实狠狠“打脸”了一把母亲的“矫情”，而阎作家居然还借此煞有其事渲染赞美母亲作为“媒人”的“诚实”美德，实在有些弄巧成拙、用力过猛了！
更有意思的是，阎作家对这场乡村“情婚骗局”又来了一番“深刻慨叹”：
“原来在许多的时代节点上，瞒和骗是一种神话和美好，一如历史上的许多灾难成就了许多人类的英雄样。”
我不知道这桩所谓的乡村“情婚骗局”所处的“时代节点”究竟有哪些独特而重要的“时代”意义，也不明白它与“历史上的”的哪些“灾难”有什么相似点，至于这场本该是极其寻常的乡村“情婚骗局”究竟如同“历史上”的哪场“灾难”并因而“成就”产生了哪种“人类的英雄”，就更是莫名其妙了！阎作家的“深刻”议论让人如坠云里雾中！一桩普普通通的乡村婚姻，阎作家硬是无中生有地让它与历史上的莫须有的“灾难”“神话”和“英雄”，还有莫名其妙的坑蒙拐骗类的东东扯在了一起，而作家所敬爱的母亲形象在他这“非虚构”“光环”的映照下最终也不免变得矫揉造作、阴阳怪气，如同三流小说中的俗滥虚构，实在有些倒人胃口。
三、
阎作家关于乡村女性叙事的议论感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期间渗透了一种浓郁的西方女权主义色彩。以西方女权主义视野来观照并揭示中国乡村女性的独特命运，这应该是他写作《她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虽然文中他几次强调过他的这本书跟女人没有本质的关系，更不想与女性主义有任何瓜葛，但是，他在总共七章的乡村女性叙事中却专辟了《第三性：女性之他性》一章，在这一章里，阎作家充分展示了他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比如，阎作家从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谈到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还有关于“女人是不是子宫”、女人是不是该接受“生而为女性”的命运之类高深莫测的论题，至于什么西蒙娜•薇依、苏珊•鲍尔多、朱蒂斯•巴特勒之类于一般人而言如在云端之上的子虚乌有的外国女权理论名家也几乎是张口就来，很有些孔乙己面对眼巴巴想吃茴香豆的小朋友说的满口“之乎者也”类的叨叨，高深固然高深，但对“小朋友”而言，实在只能算是一种“对牛弹琴”似的显摆。而且，阎作家还不只是仅仅满足于追捧迷恋这些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大咖，在文中对诸多女性经历的叙事过程中，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女权、女性平等的话题，俨然一副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家的架势，似乎要为中国女性在世界女权运动中争得一席地位，从而为中国女性的不平等命运鸣不平。
比如，针对西蒙•波伏瓦提出的女权主义“第二性”的著名论断，阎作家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女性的“新”理论，即中国女性除了这“第二性”外，还另外具有一种“大约只有中国女性才身心共有的”特性，即“第三性：女性之他性”。这所谓的“他性”，就是指中国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时所必须有的“男人性”。
在阎作家看来，“我们家、我们村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几乎个个身上都有异性‘男人气’”，除了承担女人应承担的一切，如“受孕、怀孕、生儿育女”、“繁琐之家务”外，还几乎承担了所有“男人”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播种、锄地、施肥、收割”等农活，“‘男外女内’这个数千年的妇女枷锁确实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打破了”，使女人“既里又外”“既女又男”了，这种境况“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和多重角色里”。在中国，在他的家乡，在他家乡的中国女人们，总是一方面干着和男人们同样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则同时还要肩负着诸多家务；但是，“在劳动场景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
这就是阎作家“创造性”提出的女人“第三性”即“男人性”理论的基本思想，阎作家的这番理论概述实在让人不禁为中国女性的地位、命运深深哀叹。但是，在《她们》中阎作家花大力气所叙述的家族诸多女性命运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他家族中女性所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现象，他所描绘的家族女性大多生活得自由自在，安定美满。在他的叙事中作家为之大发有关女性、女权一类感叹的事件无非一些莫名其妙的的东东——
比如作家在叙事中谈到了他大姑十几年前就去世了，而二姑因为病也早逝，三姑也“先一步离开了我们”；还有三姑的一个女儿、作家的表姐，因为一种“嗜睡”的病被婆家嫌弃，离婚，后来又嫁到一个山里的二婚男人家，此后也就不再与家人联系了，十几年过去，而家族人也就不知她的音信了……对于这些家族人的自然死亡、疏离事件，阎作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所以我二姑的嫁去和早觞，证明的只是记忆的出行和不归。关于她的人生和记忆……从阎姓的记忆中间被抹去了。无人提及，无人再问了，这也包括……我的大伯、父亲、叔叔们，在记忆中对她有意无意地抹杀和淡忘……我的表姐竟就那么简单、残酷的被我们忘记了……‘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这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和秩序。”
我想，作为一个大家族，随着时光的流逝，还有交通、通讯不发达诸条件的影响，这些逝去的人被家族成员逐渐遗忘，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与所谓男权、女权社会的伦理原则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就以她的表姐命运为例，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人们不明白“嗜睡”是一种病症，而只以为这是一种好吃懒做的恶习，这怎么可能被农民家庭接受？因而遭受被嫌弃，离婚的待遇，难道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与男权社会的歧视、“残酷、绝情”有丝毫关系吗？如果一个男人如此作为，也势必遭受同样的待遇。表姐远嫁山里后，出于个人心理原因，主动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连她的母亲也无可奈何。音信断绝，死活无人问，虽然不免让人悲凉、惆怅，令人同情，但与所谓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柔刀钝杀”也绝然无关。阎作家为此而发的“高、深、奥”“虚空状”感慨其实就是一种无聊的无病呻吟，故作深刻而已，让人不禁想起一句宋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阎作家关于他的女人“第三性”即“男人性”理论中还出现了一个几乎不可原谅的荒谬论断，让人不禁对阎作家的基本理性良知判断都产生怀疑。在谈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打工潮”时，阎作家提到了一种他所谓的“女人之他性——第三性的侵入变得更为微妙、自觉和残酷”的现象，即这个时期女人也和男人一样“自觉”加入了打工的行列。而这时的女人“男人性”行为不同于“土改合作社时期的下田去耕地”、大跃进时期的“伐木砍树炼钢铁”的被迫劳动，而是“女性自己去拿起”“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阎作家说他曾经多次走访过北京昌平区的“河南村”，问那些打工女人，不出来打工不行吗？她们的回答是，“行啊，可是，你‘活着为人’怎么能不出门打工呢？”阎作家感慨道：“吊诡的问题就在这里，女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她们又总觉得自己不能不这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她们自觉自愿地朝着‘自塑他性’大刀阔斧的行进呢？”阎作家告诉我们，“是钱！是物！是物望！……是‘物望’在指使、引诱着男人和女人”，是“物望”“正一点一滴、一物一件地诱惑着男人外出去打工，也诱惑、指使着女人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和挣钱”。原来如此！原来这些女人“农民工”完全可以不去外面辛苦打工的，只是因为受“物望”所驱使，才变得如此热衷于“离乡背井”去“挣钱”，由此联想到今天乡村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和老人贫困寂寞孤独无人问状况，原来这竟然是乡村女人被“物望”诱惑所造成的！难道这真是阎作家多次走访打工者得出的真实结论？那么，李克强总理说过的关于“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左右”的话竟完全错了，或者说阎作家多次走访过的北京昌平区的“河南村”打工民工不在这六亿人之列，而是早就进入了小康之列，他们的外出打工纯属贪婪所致？
农民工本可以不去打工的，却因为受“物望”所诱，才一步步地自觉朝着这方向行进。说出这番高论，阎连科大概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了。
四、
其实，《她们》非虚构叙事中真正有分量的内容应该在作品的第七章“她们”章里。这一章与第一章的标题相同，也是“她们”，作家这样处理，或许有他的某种“深意”，虽然我完全感觉不出来。在这章里，作家叙述了他家乡八位女性的极其复杂多样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的生动丰富、曲折离奇使前面他所讲述的相亲故事以及所有家族叙事相形见绌，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社会、人性及其道德伦理诸方面意义本该更值得阎作家思考和研究，从而作大文章；但很遗憾的是，面对着这些非常独特且极有典型意义的个案，阎作家却采取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浅尝辄止的旁观态度，徒留下一幅幅社会世情奇特画图，而之前的喜做深刻思考议论、抽象哲理探索“大师状”的作家此时却惜墨如金般隐而不见，即便偶有一些有关道德价值判断认知的流露，也不伦不类，不关要旨，甚至同样难免虚假矫情，让人不禁困惑，作家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去采访收集并整理描述出来的这些极不寻常的女性悲喜剧故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供大众观赏甚或猎奇吗？
这些曲折离奇的女性故事，随便挑一个出来，都可以演绎成一部精彩的中篇甚至长篇，从中可以让人们见出世情社会的诸多悲欢离合、善恶是非，见出作家对中国女性命运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关注及关怀；但面对这么多的现成个案，阎作家却采取了一种近乎作壁上观的看客态度。比照第一章的阎作家曾“深刻”地絮叨不已的作为相亲对象的“她们”，这些真正值得大谈特谈、深思细品的“她们”命运，却似乎只成了一种观赏或猎奇的陪衬甚或余兴？真正的人文关怀竟难觅踪迹！
比如一位名叫杨翠的女性故事。她在三十三年前与一位已婚男人有染并怀了孩子，但男人离不成婚因而无法与她结婚，仓促之下她只得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不到二个月，她生下了别人的孩子，丈夫对此完全知情，但对孩子依然视为己出。三十三年后，杨翠一直还恋着这原来的情人，当得知情人病重身旁无人照顾时，就义无反顾地决定要与现任丈夫离婚回到情人身边去，并要求儿子从他的存款中拿出五万、八万块钱去救他的亲身父亲。儿子顾着自己的养父，不肯。杨翠就要求儿子帮助勒死她，这样她就可以断了念想了。儿子一念之下，居然照办了，将母亲勒死，并将其埋在村外水库旁的一间废屋里，完事后就带着妻儿深圳打工了。两年后，一场山洪暴发将埋尸暴露，儿子很快被抓捕。归案后坦白地交代了一切，并感谢警察将他抓捕归案，还要求养父将他跪葬在娘的坟前。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性、人伦兼爱情悲剧故事，可供思考的东西很多很多。难以理解的是，阎作家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完全是一种纯客观的立场，一种无动于衷的旁观态度，没有任何议论。只在故事的结尾，留下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真相大白后，警察悄悄对杀人犯儿子说：“关正朋（即母亲的情人__笔者注）听说你妈死了，第二天也在医院死掉了。早知今日，你还不如给你妈五万、八万让她去和你生父过，而你就留在养父身边上——两全其美的事，让你弄成了现在这样子。”如果阎作家想借这个结尾表示自己的立场，我以为就不免太轻率了。儿子的作为，决不会是一念之下的“激情杀人”，一定会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原因的积累，关乎他的性格、教养、生活状况，还有和母亲的关系包括矛盾纠葛等等，决不会如警察所说的那么简单。即便警察的判断可以成立，但一位有思想有人文情怀的作家却绝不应该满足这样的结论，他至少对儿子的弑母心理应该有一点探究心。对这样一桩残忍的人伦悲剧，办案的警察可以简单、“冷漠”地以法律为准绳了结，但作家却不应该这样。所以，阎作家的不置一词的冷漠的看客立场太令人失望。
再看另一个故事。主人公名仝改枝，因为和丈夫在一起做爱时没有“高潮”而毅然舍弃丈夫和儿子，去郑州城里与一个能给他带来“性高潮”的男人同居。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发现男人已有家室两人就此分手，之后她宁肯一人在城里混，也不肯回到原来的家。目前她不过在一家医院当护工，和一个医院的男护工（已婚男人）临时搭帮同居，生活可说潦倒不堪，但却声称“两个人每天都觉得那事特别好”，因而，并不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对于这个故事，我心里颇为怀疑。以仝改枝这样的医院临时护工身份，生活状态，不过是临时搭帮苟且生存而已，她能享受到多少生活的快乐？至于她所迷恋的所谓“性高潮”乐趣究竟在她的生活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更是难以断定，毕竟所谓“性高潮”在底层人生活中的位置应该强不过不如柴米油盐的重要性吧！而事实上仝改枝的生存状态实在乏善可陈，对“性高潮”的追求不应该那么痴迷吧。但是，阎作家对于这位女性乏善可陈、复杂混乱的生活却表示了一种“莫名的理解和欣赏”态度，甚至情不自禁地赞叹：“原来我家乡也有这样前卫、先锋的女性……她身上还充满着一个女人面对世界的灵视和尖锐，是我家乡那块土地上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真让人难以理解，阎作家竟然如此激动？虽然追求“性高潮”、倡导“性自由”或许算得上是西方女权思想的一个“亮点”，但是，仝改枝所谓的“性高潮”其实不过是一种生物性本能欲望的满足而已，与西方的女权思想的“性自由”“性开放”理念本质可以说毫不搭架，至于什么“前卫、先锋”的“女性的超然和光”更只不过是阎作家想当然的一种女权迷恋的“自嗨”或“意淫”。
其实，根据作家的叙述故事来看，仝改枝之所以离开丈夫，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丈夫在非洲劳务输出五年，两人长期分居，缺少爱，难耐寂寞，才出轨偷情，一旦尝得禁果，以致乐不思蜀，迷途难返。至于她的所谓“性高潮”感受的真相，我们实在难以当真，试想，她离婚后在城市打拼生存、与人搭帮厮混苟且的滋味能好到哪里去呢？阎作家如果能冷静地想一下的话，就不至于对她的“性高潮”言说如此轻信并奉为至宝。其实，她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在于她的生活中有没有真正的爱。如果没有爱，那所谓的“性高潮”与“滥交”“纵欲”有什么区别？即便有“爱”，对“性高潮”的追求恐怕也得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法则。反观仝改枝的生活现状，她的潦倒搭帮苟且生存中，爱的分量有几何？即便有某种“爱”的追求，她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并不值得提倡。所以，阎作家大惊小怪的赞叹只能是对西方女权思想迷恋的一种“失态”表现了。
阎作家所收集采访的家乡奇特女性命运故事中，还有因为卖淫判刑三年的赵雅敏，但他卖淫的理由很奇葩，是为了要送给她所爱的同村人一百块手表，她卖淫只要手表而不要钱，这个故事实在比虚构的故事还更荒诞；更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吴芝敏，因为被丈夫反对，趁丈夫熟睡时用铁锤把丈夫砸死。作家说去监狱对她进行了“一场沉闷、难忘而机械”的采访，而事实上却让这位女罪犯讲述了一个曲折多采、精彩动人、情真意浓的女同性恋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一点都不沉闷，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叙事实在让人怀疑作家“非虚构”叙事的诚意何在？还有一位农妇方榆花，前天晚上还与农民工丈夫商量好他还是不要回来割麦子，以便打工多挣一万多，第二天一早却将一双儿女送到娘家，临近午时，她就在田头荫地休息时“忽然就决定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可我不是男人，看不到头”的遗书。作家最后的评论就是一句话，“方榆花怎么能死呢，这就是屈伸不可，又车轮流水的人生呀！”似乎就仅仅是一桩离奇诡异的“自杀”故事而已，何等轻松！作家还讲述了他与在饭桌上结识的一位二十九岁半的漂亮的女老乡朋友的交往故事，这位女同乡浑身都是名牌，生活奢侈到惊人程度，光挂在墙上的“高仿包”就值二百多万，至于身份只说她是一位河南文艺工作者，但却形容她为“充满”“女性生命的绚丽和璀璨”的“希望之光”，却闭口不谈她的经济来源，真不知意欲何为？还有一桩杀夫埋尸案的主人公王萍萍，丈夫是个无赖，赌棍、偷盗，与女人鬼混，她就用敌敌畏把丈夫给毒死了，之后就直接埋在家里厨房的地下。整个故事叙述得生动离奇，但也仅仅是停留在故事层面上，如此而已。还有一位叫赵栀子的女同乡的传奇故事。她同时成为市长、书记的女友和情人，并为双方都生了儿子。讲完故事后，作者引用故事转述者的语气 “嘲笑”“调侃”了一番：“喂——阎老师，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看待你的同乡赵栀子这样的女性呢？是同情、批判、恶心、还是欣赏呢？你在你要写的《她们》里，赵栀子身上是闪着我们时代女性的光，还是说到底，她就是我们时代的一朵罂粟花？还是你老家的一朵牡丹国花呢？”对于这样的质问，作家依然“隐”而不发，成为一位缄默者，与之前的喜高谈阔论、深刻睿智的“大师状”判若两人，让人费解！
其实，这里就暴露了《她们》这部作品里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作家所真正关心的“她们”仅仅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作家的文学视野在这部作品里显得极其狭小，思想极其肤浅却自我感觉良好。作家无能力面对真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人性善恶；或者说，面对真正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家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缺少真正的人文思想、悲悯情怀。作品第七章里的“她们”，本该是作家应真正关注的对象，但作家的态度却只是旁观、欣赏甚至猎奇，远不及他个人及其家族小圈子生活的那些琐碎平常故事更能触发他的激情灵感，引起他的高谈阔论，这实在是一种惊人的错位，彰显了作家价值观的重大失误。这种“失误”在作品的“尾声”部分继续“发酵膨胀”，作家依然兴味不减，竟然把他五岁的“小孙女要和爷爷结婚”的故事作为压轴戏，津津乐道，实在让人有些“叹”为观止了。作家“小孙女”的出彩表现有哪些呢——
两岁半时，“爷爷——咱俩结婚吧。结了婚你先别老，我也别长大……饿了吃烤肠，渴了吃盒冰淇淋，你说这日子多美多好哇。”
五岁时，“想和我结婚你给我买两盒冰淇淋……”
如果不买或少买，就“严肃的威胁说”，“结了婚，我还会和你离婚的！”
“爷爷——就这你还想和我结婚呀！”
……
无论这小孙女的故事是否虚构，这个小五岁的女童故事都让人感觉俗不可耐，毫无童真的美好与纯净，一点都不可爱，如果阎作家把这视为天真有趣，我只能说这实在是作家的又一种“恶趣味”了。
（附记：此文写作过程中，读到了两篇谈及阎连科《她们》的评论文章，一篇是谢尚发的《命运降临于“她们”》（《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四期），一篇是徐雨霁的《他用心记下了“她们”》（《书屋》2020第十期》，两篇文章对《她们》的评价都甚高。如前者评论道，《她们》“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没有刻意为文的斧凿，一切皆出于事实，自然而然……真实到令人惊诧，深刻得足以震憾人心”；后者的观点从题目中的“用心”二字就可以见端倪。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可说是大相径庭，故录此存照，聊以备考，有兴趣者可以去查阅辩析。）
作者简介：肖舜旦，中学退休教师，喜文学评论。常在网上发些评论，《文学自由谈》《文学报》等曾多次发表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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