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巨人与侏儒》:解构之后，试图重建的可能

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

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

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

巨人与侏儒：1960—1990

[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著

张辉 等 译

华夏出版社，2020

01

内容简介

《巨人与侏儒》是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布鲁姆的文集,书名取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布鲁姆之所以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对他而言，区分人的禀赋与自然差别，区分事物的好坏，乃是一切政治哲学的起点。

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先哲们的高贵精神遗产——那些伟大的书。用先哲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臆想来判断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不仅由现代反观古代，而且更透过古代反思现代的问题，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

布鲁姆呼唤读者不放弃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追问，这样才能在所有看似无区别的生活样式中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只有以伟大思想的范例为对照来审察生活，我们才不至于简单认同那些末人哲学和侏儒人格。

02

作者介绍

▲阿兰·布鲁姆

作者：阿兰•布鲁姆（1930-1992），当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早慧的天才，1955年 25岁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分别任教于耶鲁、康乃尔、特拉维夫、多伦多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并最终回母校芝加哥大学鼎鼎有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施特劳斯学派中的重要人物，被誉为该学派第二代的掌门人。布鲁姆既是一个公众人物，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才华横溢的哲人。他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令人一读难忘，是现代少见的兼具诗人和哲人气质的极具魅力的人物。

译者：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03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前言

西方文明

书籍

巨人与侏儒

政治哲学与诗

基督徒与犹太人

《理查二世》

《希帕库斯》或《好利者》

民主社会的政治哲学家

《伊翁》或《论〈伊利亚特〉》

柏拉图《伊翁》解

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

《爱弥尔》

卢梭

老师们

纪念施特劳斯

雷蒙·阿隆

亚历山大·科耶夫

我们时代书籍的命运

商业与“文化”

文本的研习

正义

自由教育的危机

大学的民主化

致谢

索引

04

内容试读

中译本序言

一

记得2002年初夏，我在《书城》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短文，题为《在恐惧巨人的时代》，介绍阿兰·布鲁姆（1930—1992）的著作和思想。时隔不久，编辑李二民先生便转来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我的小文或许标志着知识界某种新的思想动向：“解构之后，试图重建的可能”。

十年过去了，当我准备为《巨人与侏儒》这个中文全译本撰写前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又想起了那位低调而敏锐的匿名读者所说的话。那句话，简洁而语重心长。

▲阿兰·布鲁姆

遭遇布鲁姆，究竟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什么？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桀骜不驯的犹太裔美国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观自己、反观我们的时代？我们解构了什么？我们又需要重建什么？如何重建？

《巨人与侏儒》当然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标准答案，更不要说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了。但细读布鲁姆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间的这二十篇文章，无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沾沾自喜于我们所谓的“开放”与“现代”。在现代性的背景前，我们 “精神封闭”的程度，比布鲁姆所激烈批判的美国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带着很多消极的中国特色。

这其中，也许就包括我们对诸如布鲁姆这样的思想者的盲视和无知。即使大量翻译和介绍了他们的著作，也依然出于现代人“良知的傲慢”而带来的盲视和无知。

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明显的是，布鲁姆很难被归入哪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不错，他是著名思想大师施特劳斯的第一代传人，又在法国师从雷蒙·阿隆、亚历山大·柯耶夫等，可以说是师出有门；而且，早在1955年25岁时他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分别任教于耶鲁、康乃尔、特拉维夫、多伦多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并最终回母校芝加哥大学鼎鼎有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他的这些学术经历，即使按时下学院政治的标准衡量，也毫不逊色甚至足以骄人。但是，他的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却会让许多“专家”摸不着头脑。他是政治哲学教授，但是，他的很多文章却讨论了诗——广义的诗，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奥斯丁、司汤达、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他甚至与人合作了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专著《莎士比亚的政治学》，被他的好友唐豪瑟评价为：“我们时代最为不朽的莎士比亚评论之一”；而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伊索克拉底，应该属于古典研究范畴，可是他一生中除了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使之成为最重要的英译本之一，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卢梭，翻译并注解了《爱弥尔》以及卢梭给达朗贝的信（《政治与艺术——关于达朗贝“论剧院”一文的信》），似乎是一个法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家。如此上下古今纵横交错，难怪关注者寥寥矣！甚至包括他的最后两本文集：《巨人与侏儒》及《爱与友谊》，书中涉及的文类，传统上几乎也都应该属于文学范畴（poetry)，而并不是哲学论文（treatise）,因而很难用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谓专业分工来圈限。前一本书的书名，首先使人想到的是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似乎与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很远；而后一本呢，一开篇讨论的是《爱欲的沦落》,最后则以《爱的阶梯》煞尾，分明是在呼应柏拉图《会饮》中所提出的“爱欲”这个跨学科也跨历史、跨文化的永恒问题。

▲（点击了解）阿兰·布鲁姆的“爱欲三部曲”

从左到右：《爱的设计》《爱的戏剧》《爱的阶梯》

进而言之，布鲁姆很少被关注，恐怕与知识界流行的思想趣味不无关系。至少与布鲁姆相比，人们缺乏对经典的真正热爱，也缺少亲炙伟大作品的渴望。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作品”，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即使并不对这些大书了然于心也至少可以略知一二，而且略知一二也就够了。更何况，那些“大作品”常常是些“过时”的旧书，没有时效性也不实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足矣，有什么必要一遍遍翻译、解释甚至还要通过那些老古董来反观现代思想的弊端？汉语知识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解释传统尚且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遑论细读西方经典乃至对西方经典的解释性作品！

二

布鲁姆对那些伟大旧书的热爱，以及他的大量解经式作品，究竟出于什么思想动机？难道那只是一个知识人的阅读偏好而已？在看似杂乱而不合惯常学术理路的选择中，他灌注了怎样的关切？

这就不能不说到他的老师施特劳斯。布鲁姆是幸运的，从19岁开始，施特劳斯就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基本信念逐步确立：“自我实现有赖于对人的可能性的认识，而这些可能性就有血有肉地活在那些旧书之中。”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学习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一生通过解释伟大的诗与哲学著作以认识自我。

这种读书生活，与对伟大作品的一知半解、浅尝辄止不可同日而语。站在流俗解释学思想的对立面，布鲁姆在许多地方一再阐明并捍卫施特劳斯朴素的阐释原则。倡导从最简单、最普通乃至最表面的东西出发，主张“表面即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微妙的细节；同时力图以伟大作家自己的方式理解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像尼采所讽刺的那些学者一样“挖出来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埋进去的东西”，把古人仅仅看成一面镜子，从中看到的不过是解释者自己的影子；而且，与他的老师一样，布鲁姆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是解经家式的“评注”（Commentary）或字斟句酌的翻译，而非“原创”。我们常常看到，他总是站在巨人身后说话，而并不直接站到前台。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严肃的新说法必须基于与旧说法的深刻对质。这种对质具有更多有益效果，他摧毁人的自以为是并给予我们更高的渴望”。

▲弗里德里希·尼采

这种读书态度，表现出的因而是对伟大作品的敬畏。对布鲁姆来说，“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将一切作者和读者扯平，是不明智的；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达到伟大思想的高度，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海市蜃楼。在伟大作品面前，人们所应该具有的是真正的谦逊，而不是什么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傲慢或狂妄。在《巨人与侏儒》的导言里，他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有一句老话说，“我们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我的标题跟这句话绝对扯不上关系。这句话披着谦卑的外衣，表达的却是极度的自满。巨人们那么容易让你爬到他们的肩上去吗？他们的作用就是把一群矮子扛在肩上？也许他们曾经如此悲悯，但现在已把我们搁在地上，悄悄离去，只留下我们傻乎乎地以为自己还拥有辽阔的视野。人们不过无中生有地以为，自己与伟大为邻，很快，新一代人来了，他们否认曾经有过巨人，并声称所谓巨人不过是老师们捏造的谎言。我猜，巨人低头看着这场闹剧，恐怕要笑起来。

这就是说，对伟大作品与伟大精神（也即对巨人）的否认，实际上建立在无端的乐观与自欺之上，要么认为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轻易超越巨人；要么干脆不承认有什么高于或优于自己的巨人存在。这也许是现代人的通病。布鲁姆所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两种对待伟大者的病态心理，或曰侏儒的精神胜利法。而这一切，事实上基于对现代世界的清醒判断，因为“在希腊由荷马、在意大利由但丁、在法国由拉辛和莫里哀、在德国由歌德建立起来的那些民族之书的教化与整合功能正在迅速消亡”。

对伟大作品的尊重与热爱，无疑正是要与侏儒哲学相对垒，从而帮助我们在这个宣布人人平等的时代，看清严峻的事实：“对一本伟大著作或一个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赖已然消失，这不仅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而且也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因为，有教养的民族集合在一起，是基于对德行与恶行、高贵与卑鄙的共通理解。”这些共通理解，凝聚并渗透在那些伟大作品中，无视或小视伟大作品恰恰暴露了现代精神的滑稽与渺小。也正由于此，布鲁姆要反其道而行之，思考古代对于现代的意义。在他看来，“《格列佛游记》所引发的笑声是荷马和柏拉图的标准所认可的”，“他的判断标准全都是古代的；他的褒贬总是和柏拉图相一致的。他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时代以古人的视角进行生活”；“而人的整全，统一和独一（singleness）——在《理想国》中被反讽地勾勒出来的设想——是《爱弥尔》及在其后出现的几乎所有作品的严肃主题” ；而莎士比亚呢，“因为莎士比亚最生动也最广泛地呈现了僭主的命运、善好统治者的品质、朋友之间的关系、公民的职责，如果不带偏见地去阅读他，他会触动读者的灵魂；读者也会因为读了莎士比亚而更好地理解生活；由此，莎士比亚也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导和指南。他的作品因此发生了《圣经》所曾经发挥的作用，人们通过莎士比亚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更丰富、更多彩的世界。正是莎士比亚的这个重要方面被人们错过了。只有教会人们莎士比亚确实说了些什么,莎士比亚才能再次影响非常需要他影响的这一代人——在最重要问题上，给予人们所需要的、深思熟虑的观点” 。

这样，解读伟大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学派的为学旨趣，而已经与生存选择紧密相关。关键在于，伟大作品给出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紧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解答。即使我们要寻求只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无论如何必须首先面对那些伟大的书。

三

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依靠巨人、依靠大书来确定生活意义，并不是什么美妙的记忆。像布鲁姆所担心的那些受到蒙骗的学生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于怀疑。巨大的灾难，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扭转乾坤的巨人，也怀疑开天辟地的巨著。我们好像已然难以超越这另一种流行病：恐惧巨人。既积极地警惕巨人挡住了我们自己的视线与天空，也消极地害怕巨人使我们的庸常生活相形见绌。拒绝神话、躲避崇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常识。

但常识未必是真知。布鲁姆在回忆施特劳斯时说：“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可以说，布鲁姆对伟大作品的解释，正是在寻求从洞穴中走出来的途径，或者说，他是将那些大书看成了自己走出洞穴的地图。这个思路，对我们应该不无启发。说到底，在一个恐惧巨人的时代，我们恰恰需要知道真正的巨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消极躲避和小心翼翼的防备其实都无济于事。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布鲁姆看来，所谓巨人以及他们留下的巨著，并不是真理的终结者。宣称话语终结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巨人，而不过是独裁者或专权者而已。如果将两者混淆，并进而将对专制的恐惧迁延到对所有高出日常生活逻辑的东西之上，只能视为犬儒主义。

在布鲁姆的心目中，最伟大的巨人不是俨然无所不知的智术师，而是认识到自己之无知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这样的巨人，也许会让一些人恐惧，但那不是由于苏格拉底期望像僭主那样剥夺别人思考和选择的权利，从而僭越他人的生活。人们恐惧苏格拉底，是因为他会永远刨根究底，使人们的成见在洞穴外的太阳下暴露无遗。但是，对于苏格拉底的同类来说，他倒是一个可以分享友爱——希腊意义上的友爱——的伙伴,甚至他本身就是一本奇妙而伟大的书。“善好的热爱者变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借助于智慧的旧书共同思考善好的问题。”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巨人，完全不需要别人爬到肩膀上去和他交往，需要的只是对“智慧的旧书”的共同爱好而已。

▲德国画家Anselm Feuerbach的画作《柏拉图之会饮》

这样的巨人朋友，布鲁姆当然不止一个，也不应该只有一个。关于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段话。一段是布鲁姆自己在《爱与友谊》中写下的：“这最后一次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其结果对我来说就是我再一次确信，任何我所想和所感的东西，不管是高是低，他没有不比我想得、感受得和表达得更好的。”另一段则来自唐豪瑟的回忆：“施特劳斯的遗产还继续存在着，没有谁比阿兰·布鲁姆为保护它做得更得力了。施特劳斯培育了施特劳斯学派，而布鲁姆甚至从来没有试图培育布鲁姆学派。”一个汪洋恣肆的天才，如果不是出于对巨人和大书的敬畏和热爱，还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有这样谦逊而近乎中庸的言行？承认巨人的伟大并且努力建立与巨人的友谊，在一个失去了高度的时代，不恰恰表现了非凡的勇气？

布鲁姆的努力也许没有白费，他至少使我们知道，真正的巨人，并没有因为后现代的解构，而失去思想的力量和生命的光辉。人们对巨人的恐惧——无论是躲避还是否认，却反而从反面显示了巨人的不朽。可以说，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也都关心了同样的问题，即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先哲们的高贵精神遗产——那些伟大的书。用先哲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臆想来判断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不仅由现代反观古代，而且更透过古代反思现代的问题，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

▲《格列佛游记》

如前所说，《巨人与侏儒》这个书名，显然取自十八世纪英国伟大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布鲁姆选择这个名字，目的很明显。对他而言，在貌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消除恶行德行之别甚至很难确定美好与邪恶标准的现代“民主”社会，伟大作品所代表的价值尺度以及对自然正当的关切，正像这个世界有高个子与小矮子一样不容否认和回避。区分人的禀赋与自然差别，区分事物的好坏，乃是一切政治哲学的起点。

不仅如此，布鲁姆整个文集的编排也很有深意。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前言”之后，他首先列出的是1988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则演讲，题为《西方文明》。毋宁说，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前言。通过这后一个前言，他似乎在提示我们，这整本书，正是面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有感而发。

但与习惯于宏大叙事的那些作者判然有别，布鲁姆其后给出的文集各个部分的名称，却与西方文明这个大命题，似乎无法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正比例。文集的正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名称是“书籍”；第二部分的名称是“老师”；第三部分则又回到了书籍——“我们时代书籍的命运”。

完全不难看出，这三组名称中事实上有四个主题词，即“书籍”“老师”“时代”和“命运”。这至少给我们一个提示，对布鲁姆来说，西方文明的问题——准确地说，是西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体现在书籍的时代命运以及老师的时代命运之中。也即我们在什么样的老师带领下阅读什么样的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走向与命运。

具体到布鲁姆本人而言，在第二部分，除了斯威夫特，莎士比亚、柏拉图以及卢梭，是他最关注的最重要的作家；而在第三部分，除了施特劳斯，雷蒙·阿隆、科耶夫是对他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老师。

与上面的编排结构相对应，布鲁姆以对西方文明的发问开始，又以讨论大学教育的两篇文章煞尾。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66年的《自由教育的危机》，第二篇文章是写于1969年的《大学的民主化》。这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对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 “教育革命”的回应，但全书如此安排，又多少意味着，书籍——在布鲁姆那里，主要是古典大书——的命运就是教育的命运，而教育的命运与现代文明的未来前途紧密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书籍的命运”这部分，以《商业与文化》开头，以《大学的民主化》作结。商业对文化的波及，商业对大学的渗透，事实上正与大学的民主化浪潮彼此呼应。这是现代性逻辑和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

▲约翰·罗尔斯

当《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从哲学上力图证明现代社会的合理与正义之时，布鲁姆执拗地要求我们要敢于让现代社会的一切接受伟大的 “书籍”与哲人们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在冷静思考中，布鲁姆呼唤人们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与伟大思想家一道发问而不是成为时代精神的奴隶和牺牲品。

因为，如果说我们曾经解构了什么，我们最大的“破坏”是切断了与伟大思想的关联，对自然正当的承认；如果说我们可以重建什么，那就是要重建我们对自然禀赋的尊重，对建立在自然禀赋之上的伟大思想的敬畏。

我们“封闭”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也许现在已是走出洞穴的时候。最后抄录几年前在评论《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文新译本时写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延伸我们的思考：

所谓开放，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宽容和自由的生活态度，也更不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向理性探究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开放、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的光辉范例开放，才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开放。

因为，只有不放弃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追问，我们才能在所有看似并无区别的生活样式中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也只有以伟大思想的范例为对照来审察我们的生活，我们才不至于简单认同那些末人哲学和侏儒人格。

是为序。

张辉

2011年3—5月

于京西六道口之学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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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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