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丨浪漫主义的余波

▲ 法国浪漫主义大师欧仁·德拉克罗瓦作品：

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The Barque of Dante﹞

到了19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告一段落，但它给欧洲和美洲的哲学、艺术带去的冲击却成了我们共同血液中的一部分。浪漫主义的愿望落空了，但浪漫主义的视角却一直保留到了最近。现在盛行的情绪是失望，它来自浪漫主义那一伟大愿望的落空，即从布尔乔亚社会的平庸和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还原论中抢救高贵、艺术和爱的失败。天堂已经消失，而地狱依然存在。与艺术家的创造力密切相关的那种狂喜已经变得毫无根基。对美好之物的寻求也在丑陋之物取得胜利之后终结了。浪漫派开始变得越来越像贫弱灵魂的装腔作势，而非丰满灵魂的洋溢过剩。

小说这种浪漫派交流的首要形式在20世纪已不再庆祝爱，尽管它们还继续处理着人的亲密关系和两性关系。这一点我们只需想一想《尤利西斯》里的莫莉、《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奥黛特、阿尔贝提或夏吕斯就清楚了。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公的特点在于，她相信爱而不信所有与之相悖的东西和证据。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的主人公罗宾逊的特点则在于，他坚定地不说“我爱你”，愿意为捍卫这种不说而死。当那咄咄逼人的年轻女人对罗宾逊说：“难道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勃起？”罗宾逊否认那一生理事实与爱或对另一方的承诺有关，叙事者费迪南显得异常赞赏这一回答。罗宾逊是费迪南遇到的唯一一个相信着某些东西的人，因而他超越了费迪南本人的虚无主义。将器官及其各种表现衍生成爱和美好之物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产物。

总之，卢梭的伟大设计——升华——是一次失败。人的尊严或本真（authenticity）取决于智性上的诚实——那种敢于面对丑陋的、不那么可爱的真相的新式伟大德性。

▲ 弗里德里希·尼采

如果在真诚和本真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一定和卢梭所描绘的人类根本经验和作为其反面的尼采所描绘的人类根本经验的差别有关。对卢梭来说，在社会的种种矛盾、不义和虚伪之下，存在着某种关于存在（existence）的美好情感，就像列文所发现的那种。真诚从异化的意见迷宫走出来，重新发现自我，承认作为幸福核心的那种首要经验。而本真是在面对最根本的恐怖时，坦率地认识到那些美好的、给人慰藉的情感其实没有根基。

从后者的角度看，卢梭笔下的真诚的人恰恰是最不本真的，因为这种人绝望地抓住的只是一些给人慰藉的、教条性的谬误。就像浪漫主义是一场争相体验最高贵、最崇高状态的竞赛，它的后继学派是一场拍卖，在这场拍卖中，谁把人的境况说得最可怕，谁就是赢家。真相开始变成那些最丑恶、与爱的温和期望最相对立的东西。卢梭温和的学派（soft school）被一个冷酷的学派（hard school）取代了。一种野蛮的还原论成了今日的风尚。它不像自然科学那种冷酷的还原论——进行工作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后果。一句愤怒的“我早告诉过你了！”宣告了那种浪漫主义愚蠢的破灭。现实是，所有美好言谈只是为了引诱他人和自己。这与《危险的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危险的关系》使我们震惊，它暗示了一种体面行为的标准，而我们就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它的主人公们。现在，这样的人物已成为本真的标准。我们越来越远离恋人的超验结合（transcendental unity），走向萨特的断言——“他人即地狱”。对这一断言的细致分析成了小说家施展技艺的钟爱领域。为人类联系寻找基础的尝试就此搁浅——只发现我们真的是孤独者。面对这一处境，人的反应要么是陷入绝望，要么是走向此前都不敢想的极端主义。依据现代人的口味，那些最伟大的否定者似乎要好过那些最伟大的肯定者。谁拥有最可怕的消息（message），谁就拥有最真的真理。

▲ 托马斯·霍布斯

与浪漫派及其后继者背后的简单论述相似的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利维坦》的第十三章是对人的根本境况的一次冷酷而丑陋的描述，这一描述旨在取代那一传到我们手上的在伊甸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描述。人的生活被强有力地定性成“孤独的、可怜的、肮脏的、粗野的和短暂的”，这种定性成了所有现代虔敬（modern pieties）的基础，也被霍布斯之后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政府所接受。人自然地就处在一种与其他所有人相关的杀戮境况里。这一方面是因为稀缺，为了自保，人们不得不竞争；另一方面是因为虚荣，即自爱，坚信别人在评判我们，正如我们在评判我们自己一样。只有通过征服自然才能建立和平，使每一个极端个体化的个体都能保护自己。

在这种严酷的眼光下，上帝给人类准备的温和的伊甸园，以及在《理想国》中提到的那种自然的共同体就像一个给人慰藉、但却虚幻的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每一个人都是其他每一个人达成目的的手段，和平的状态只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人与人的关系只是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允许每一个人追逐自己的利益。不存在什么共同善（common good）。这显然是从一个完全无爱欲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引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的那些老生常谈——生命权、自由、对财富或幸福的追求，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有限政府，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平等。

▲ 《利维坦》插图

在霍布斯之后，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在他对人的论述中似乎少了很多东西，于是他们努力用一些能增进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教诲来修饰他。但是他们都是首先接受了霍布斯教诲中的那一根本真理（fundamental truth），因此我们可以问一问他们对霍布斯的修正是不是太小和太迟了。霍布斯教导我们说，人对彼此都是“他者”。后来的道德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都在试图解释他者如何变成公民同胞、朋友或爱人。言必称“他者”证明了霍布斯的力量，尽管那些这么说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他性”（otherness）是对人类友好（human kindness）的替换，即便使一些语言伎俩，比如说“重要的他者”，也不会使这一替代物发生根本变化。这种伎俩的特点就反映在布伯（Martin Buber）的建构里，他的建构从“我”出发，然后到“你”，最终变成“我们”。但问题在于，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去组建一个真正的“我们”？或者，这是否只是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将轻易被行为推翻？霍布斯的最大德性是他从不感伤，并且他的力量远远超过那些信奉他、认为能把他拉进己方阵营的人。

▲ 让·雅克·卢梭

第一位试图克服自由派个人主义的伟大哲学家是卢梭，我已试着勾勒了他想在一个被认为没有爱欲的自然中——在这个自然中，原子们相互碰撞，但并不自然地受彼此吸引——创造一种人的爱欲的尝试。尽管卢梭的设计被看作是对霍布斯的修正，但卢梭也是以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是孤零零的，对他人没有任何内在的吸引力——为出发点的。卢梭之后的那些伟大思想家——比如提出主奴辩证法的黑格尔，提出权力意志的尼采——不再提到自然状态，但他们都接受了霍布斯的方案，把战争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首要关系。尼采沉迷于自我的对立及其相互的敌意，而所有那些在他之前的人都试图从战争中推出和平。

马克思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马克思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采用了一个霍布斯式的非感伤主义的姿态。接着他展示了所有最美妙的东西如何从阶级斗争的历史中产生。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期望的最终结果如何。换句话说，所有想用被还原的人、原子化的人去推出更高的、彼此关联着的人的尝试都已失败。卢梭复杂而又深思熟虑的设计与我们的关系最大，因为它试图用爱取代自然的恐惧或憎恨。但这都太过人为、太过复杂，最终毁于自己的繁复。不要弄错，我们所知道的爱欲的各种特定形式都是现代哲学家建构出来，用以修正爱欲的原初缺陷的尝试。然而，它们似乎都无法克服其创始人清醒而又完全自觉的思想的力量。

那些加入卢梭“爱的设计”的艺术家是19世纪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这一设计为他们的天赋提供了一种更高的职能。他们仔细而精密地观察了爱的所有表现，呈现出一幅关于爱的细致图景，不仅把崇高的东西教给了公众，还让他们如痴如醉。当尼采说当今只有法国才有心理学家时，他说的心理学家是指像司汤达那样的作家，而非那些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大学教授。就心理的精细程度而言，现代只有基督徒对其良知的检省可与之媲美。浪漫派可以争辩说，他们观察灵魂的立脚点更优先，因为爱欲是更深层的现象，宗教冲动只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之一。

在古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是苏格拉底，他从对真理的爱的角度检视灵魂。所有这三种心理学都从同一个前提出发，即灵魂会在它最高的抱负或渴望那里完整地彰显自己，并且灵魂的缺陷与苦难也只有在那种最高抱负的背景下才会彰显其所是。对灵魂的观察是最困难的一种观察，因为它需要以知识本身作为工具。为了开始那些研究，似乎需要它所寻求的知识本身。

现代科学的匿名观察者（anonymous observer）无法保持匿名，如果人们想要知道知者，而这样的知识要求一种别样的观察，一种不同于发现运动定律的观察。这种知识要求人们蹚入充满各式怪物的浑水。我们必须用最详细的细节去记录未知灵魂的现象。那些现象不允许还原。必须找到足以解释那些现象的原因。从整体中取出一部分或者用一些貌似可信但却歪曲了那些心理体验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灵魂的典型运动（soul’s typical movements）的丰富描述，以及对这一变化无常的野兽力量的一丝惊奇。

▲ Galatea of the Spheres by Salvador Dali

对于所有这一切，小说家或诗人可以说他能够很好地胜任。因为首先他是一个技艺娴熟的人类观察者，他不必先向任何一种理论低头。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眼力有多好，严肃的艺术家极有可能是百里挑一的人。他们严肃地对待他们看到的东西，从一个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他们是现象学家。如果爱真的是灵魂的最高表达，那么爱与主宰诗歌的缪斯（poetical muse）之间公认的联系进一步巩固着他们的权利（claim）。那一事实——爱首先是对美好之物的爱——也巩固着他们的权利，因为尽管如今要想起这一点很难，但艺术要比其他人类活动（human endeavor）更致力于美好之物。描述爱人们灵魂的艺术家也在体验他作为艺术家的天赋。当他创造爱人们的灵魂时，他必须观察他灵魂中发生的变化。这都隐藏在尼采对司汤达的评价背后，他的心理学天赋，他对牧师信仰以及女人深沉的爱恋的判断能力。在艺术和爱的问题上，卢梭将想象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这相当于是向艺术家们颁发了一张狩猎执照。

▲ 司汤达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小说家被科学家取代，最著名的是被弗洛伊德取代，这是现代人性史中决定性的。这标志着现代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唯一形式这一命题胜利了。这是否认了，研究求知工具（instrument of knowing）的方法不同于那些适合于认识自然（knowing nature）的方法。艺术家们的特殊权利是不被允许的，艺术家本人必须受低于他们的东西解释。艺术家和非艺术家不再有质的区别，并且艺术家也要受那种推动着所有人的东西解释，尽管用在他们身上的术语是经过特别修饰的。

艺术家徒劳地声称，他实际上是被爱欲推动的，他的爱欲是激情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不能被分解成部分，也不是任何一种受挫的次一级表达。就像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说的，一个艺术家和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为了去书写性（write about sex），而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写作是为了得到性。尽管弗洛伊德也写爱，但他无法帮助我们区分爱与性欲，无法帮助我们区分爱与出于习惯的关系，对他而言，美好之物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带着的是妥协的味道，是我们天生的欲望和外部强加给我们的社会要求之间的妥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妥协——完全没有了卢梭心理学试图提供的自我与他者的调和。

卢梭和康德建造的精致结构倒塌了，不管是为了连接自然与社会这两极、弥合分裂的人，还是为了在文化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比之前任何一条都要高尚的路。浪漫主义所营造的所有狂喜都破灭和陨落了。高的东西开始显得只是道德说教，而低的东西看起来倒成了真正重要、过去一直被浪漫主义遮蔽的东西。

在美国，浪漫主义的当代遗产是相当贫弱的东西。它几乎已沦为以性为中心（centrality of sex），但这种性是完全没有理型的性。美国那种被性浸淫的（sex-drenched）氛围不同于20世纪欧洲小说家所描摹的那种，因为那些小说家关注失败的两性关系是为了表达某种绝望和痛苦，但那绝望和痛苦映衬在一种浪漫主义热情的背景之下。我们几乎无望于得到崇高的爱。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是为另一种唯物主义，为那种贪婪的唯物主义推波助澜的“性基底”（sexual substrate）。美国的哲学和文学很少说起有关爱欲的东西。这是一个靠家庭建国的国家，一个由万千家庭组成的国家（nation of households），家庭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单元。家庭形成之初的那些性魅力和使家庭分崩离析的那些性诱惑都不会得到多少发挥的空间。性得到其所应得的关注后，它的身边并没有一个指向升华的发射塔。我们得到的是无差别的解放，是治疗我们烦恼的药方，或者心理工程学，这是现在最首要，为的是完全平等这一宏伟计划，但是平等却进不了家庭的大门。在用两性之爱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联系的伟大计划中，与他者的同一融为一体的欲望只残存了一丁点儿，隐匿在关于共同体的模糊而无根基的讨论之中，而事实上，自我依然是自我，他者依然是他者。

——选自《爱的设计》

作者阿兰·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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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爱的设计

——卢梭与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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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兰·布鲁姆著  胡凯辛 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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