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色诺芬丨统治中的道德与利益：高贵与好
选自《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色诺芬》 作者布泽蒂
如今，人们普遍质疑，人类理性的能力是否足以回答古老的苏格拉底式追问，即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时代，新一代的读者还是重新发现了色诺芬那静默的智慧（quiet wisdom），从中收获了益处和快乐。在最近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色诺芬受到学术权威的责难，他们认为他是一个雅典叛国者、半吊子的苏格拉底门徒，在道德和虔敬方面都是个伪善者。然而，最近几十年里，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向这种轻率的责难提出了挑战，并且开始为色诺芬恢复他从古代到 19世纪一直享有的非凡声誉——杰出的将军和真正的哲人。今人常把《居鲁士上行记》看作色诺芬的杰作，我的疏解旨在为恢复一名古代伟人的地位尽绵薄之力。
《居鲁士上行记》讲述了一则值得回忆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雅典人，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受邀前去小亚细亚参加波斯大王的胞弟小居鲁士组织的一次军事行动。此次出征的目的，据说是平息居鲁士领地上的一次叛乱。可是，居鲁士真实而隐秘的目的，实际上是推翻其兄长，取而代之成为波斯大王。《上行记》讲述的故事如下：居鲁士集结起一小股希腊雇佣军，即所谓的万人军，带领他们从小亚细亚海岸出发，穿越阿拉比亚（Arabia）的不毛之地，上行至巴比伦的门户，在此与其兄长兵戎相见。这支希腊雇佣军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可是，在居鲁士战死沙场后，这场胜利就成了皮鲁斯式（Pyrrhic）的胜利。雪上加霜的是，波斯人很快用诡计诱杀了希腊人的诸位将领。彼时彼刻，万人军眼看要身陷绝境：孤军一支，群龙无首，身处充满敌意的波斯腹地。此时，默默无名的色诺芬挺身而出。当选为将领后，他成功克服了无数危险，带领军队到达安全之地：“海！海！”《上行记》讲述的这个极其宏大的逆境生存故事，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
Cyrus The Great
然而，《上行记》绝不仅仅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故事。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表明它还是一部政治哲学作品，而且首先探究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的政治意义（political relevance）。《上行记》的内容之一，就是分析苏格拉底的一名杰出学生，在接受过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之后，如何变得更有能力统治人。色诺芬和柏拉图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将苏格拉底刻画为一名教授政治事务的教师。在他们笔下，苏格拉底向潜在的学生介绍自己时就以教师自称，他教授的是有时被称作“王者的或属于王者的技艺”，即用知识进行统治的技艺。因此，我们有理由想一下：苏格拉底教授的这种技艺为色诺芬的成功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有贡献的话？色诺芬如何为进行统治做好准备？这个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
但我还阐明了一种更具悖论色彩的论证路线。我主张，在色诺芬文字简练的著作当中，《上行记》意在充当一篇通向哲学的引言，其最高目标并非为政治或践行统治作准备，而是教化野心，促使高尚又有天赋的年轻人去思考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人生选项。换言之，《上行记》以批判政治生活的形式，将人引向哲学。这个论断现在看上去一定很矛盾，我希望可以使它变得不那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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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行记》中，作者如何处理政治生活？让我们从思考这个问题开始。在此，把最有名的论统治的著作，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放在心间或有助益。
在《君主论》第十五章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基雅维利宣称，一名君主如果想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得学会有能力不做好人。马基雅维利断定，道德与利益不可能完全调和，因为人类的处境不允许。君主必须学会做坏人。这当然是一个恒久的议题：一名统治者可能既是好人，又能有效地施行统治吗？色诺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难道色诺芬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说法，即道德与利益不能在统治中并且通过统治得到统合或调和？
本研究将表明，《上行记》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检审政治生活。这部作品概述了三种类型的统治，描述了居鲁士、克勒阿尔科斯（Klearchos）和色诺芬这三个人的统治，他们相继作为事实上统治万人军的王，如何努力调和道德与利益。当然，三种类型中，色诺芬本人的统治最重要。《上行记》后五卷记述了色诺芬的经历。但《上行记》也呈现了其他两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卷一记述波斯大王的胞弟居鲁士的统治，他在争夺巴比伦的战斗突然战死（ 1.8）。卷二记述克勒阿尔科斯的统治，这个拉刻岱蒙人接替居鲁士，但在卷二末尾因中圈套而被杀害。我意在表明，《上行记》清楚展现了根据色诺芬的看法，这三种类型的统治如何应对——或失于应对——调和道德与利益的挑战。用色诺芬自己会用的表述来说，《上行记》记述了这三位统治者如何努力调和“高贵与好”（the noble with the good）。不过，向前推进之前，让我先试着简要地描述这三种类型的统治的情况。
居鲁士
居鲁士代表第一种类型。我称他为“神般的王”（Godlike King）。这种称呼旨在表明居鲁士拒绝传统的诸神——一些场景透露了他的不虔敬，还表明他试图变成凡间的某种神。他渴望变成一位全能全知的王，统治人类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事实上，这部作品的标题“居鲁士的上行”，不仅指一次向内陆高地的行军（这毫无疑问），还指一个人的上升，这个人假如赢得波斯王位，便会处于分施（dispense）某种俗世之神佑的位置上。居鲁士若成为波斯大王，将会处于这样的位置上：他可以对治下的芸芸众生按品行（merit）来施行赏罚。他将能够（至少在原则上）调和高贵与好，因为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中间，德性的好处不会受到质疑。换言之，“居鲁士王”可以代替“宙斯王”。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居鲁士的上行”预示着普遍正义的开端吗？难道在色诺芬看来，建立一种凡人的王权，一种绝对统治、高尚、统辖广泛地域的凡人王权，就能够解决正义问题吗？《上行记》卷一就处理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分析了这个问题。
克勒阿尔科斯
拉刻岱蒙人克勒阿尔科斯代表第二种统治类型。我称其为虔敬的王（Pious King）。与居鲁士形成鲜明对照，克勒阿尔科斯拜倒在宙斯王面前并且礼敬这位神。他信任更高的审慎，信任自己所视为万王之王的正义的神意［the just providence］。这意味着他经常通过献祭和求问神谕来咨询宙斯。
可是，虔敬掌握着成功调和高贵与好的答案吗？虔敬的王优于神般的王吗？克勒阿尔科斯恪守他所认为的诸神对他发出的要求，即恪守虔敬和德性，希望以此获得诸神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希望有根据吗？不消说，马基雅维利会嘲讽任何这样的想法。每一个读过《君主论》的读者都知道，马基雅维利力劝统治者依靠他自己的武器。他在《君主论》第十三章写到，他们应该模仿大卫王，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短刀与歌利亚（Goliath）搏斗。然而，色诺芬赞同这种仰赖天上武器的统治者吗？毕竟，色诺芬在今日依旧被看作虔敬的典范。可是，我们会发现，色诺芬记述了克勒阿尔科斯在判断上的严重失误，该失误酿成了致命的后果（2.5）。莫非色诺芬实际上是在批评虔敬的王权统治？《上行记》卷二就处理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会分析该问题。
色诺芬
色诺芬本人代表着第三种统治类型。我称他为苏格拉底式的王。《上行记》的主体部分记述了他如何努力统合或调和高贵与好。整个后五卷都在记述和分析色诺芬的统治。具体而言，这五卷的每一卷都揭示了他如何调和某种特定德性的诉求与安全及政治利益的要求。例如，卷三是关于虔敬德性的，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色诺芬如何调和虔敬与政治上的好（political good），包括他自己的虔敬和士兵的虔敬。卷四是关于勇敢的，卷五是关于正义的，卷六是关于感恩的，卷七则关乎色诺芬称之为“爱士兵”的那种德性。色诺芬在每一卷都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统治者，如何调和该卷所提到的德性或品质与政治上的好之间的冲突。因此，本研究的第三部分会分析虔敬（卷三）、勇敢（卷四）、正义（卷五）、感恩（卷六）、爱士兵（卷七）。这部分的各章会分别考虑每一种品质在这位苏格拉底式的王的统治中被赋予的位置。
本研究首次揭开了我所理解的《上行记》的真正谋篇（plan），即色诺芬创作这部作品时所设计的谋篇。我要表明，《上行记》不仅仅是一部编年体史著和战争回忆录——我当然乐意承认它同样是这两种东西——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论证（an argument）或逻格斯（logos）， 是在编年史和战争回忆录中展开且通过这两者展开的一种论证或逻格斯。
因此，作品中林林总总的事件，加上写作这些事件的方式，都反映出这种论证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要求。有时一些小事被详加描述，大事却简略地几笔带过，在此只举一例。在远征临近结束时，色诺芬让读者见证了一场会饮，主要内容是士兵跳舞的场面，篇幅稍长（6.1.4 - 13）。场景的确有趣。但色诺芬为什么非要如此详细地描述呢？莫非舞蹈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上行记》的论证来说有重要意义？我在本书第六章将表明，这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场景，传达的正是色诺芬在《上行记》中呈现他自己时所遵循的原则。这个情节透露出，色诺芬认为自己是苏格拉底式的人，是身穿军服的“跳舞的哲人”。更宽泛而言，本研究表明，一些小场景，包括与远征本身联系很微弱或者没有明显关联的离题话，实际上都是《上行记》中哲学论证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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