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论道德的自然史丨自然性不是自由放任
论道德的自然史
选自《善与恶的彼岸》 作者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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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欧洲，道德感觉敏锐、老练、多层次、具有刺激性、狡猾性，犹如与此相关的“道德学”：年轻、刚刚起步、笨拙和粗糙。这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对立，有时在一个道德主义者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对立，而且表现得非常具体。道德学这个词从其定义来看就太高傲，并违背好品味，而这种好品味从来就喜欢听更谦虚的话语。人们必须严肃地承认：从长远来看，什么东西必须做，以及什么东西暂时只要去收集资料，并要对细腻的价值感和价值差别的庞大帝国进行概念上的理解和归纳，这些价值感和价值差别会存在、增长、产生新东西和消亡。也许，我们要做一些试验，以显示这些活生生结晶体在不断地出现和有更多的构建，正在为一种道德的典型学说做好准备。
当然，迄今为止人们没有这么谦虚。所有的哲学家只要把道德作为一种科学课题，都会以一种令人发笑和僵化的严肃态度，要求自己说出很多更高级的东西，要求更高和更神圣的东西。他们要说明道德存在的原因，每个哲学家迄今为止也都相信，自己已经说明了道德的原因，但道德本身被他们看作是“被给予的”。描绘那种看起来很不起眼并停留在灰尘和烂泥中的东西，这一任务距离这些哲学家笨拙的骄傲是如此遥远，尽管对这个任务来说，最好的手和感官都还不够用！恰恰因为道德哲学家只是大致地了解道德事实，肆意取出某个事实或任意简化事实，也就是只看其环境、等级、教堂、时代精神、气候和地方的道德性；正是因为这些道德哲学家对人民、时代和过去不甚了解，并且又没有了解的愿望，所以他们就看不到道德的真正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对许多道德进行比较时才会出现。
在迄今为止的“道德学”中，毫无疑问存在问题，就是缺少道德问题本身，尽管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至于哲学家们所说的“道德的成因”并要求自己做的东西，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仅仅只是相信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教诲形式，只是相信道德表达的一个新手段，也就是在一种特定的道德性内的一个事实，是的，甚至从最终的原因来看，是一种类型的否定，即否定把道德理解为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道德都不是检验、分析、怀疑的对象，不能对此信念进行解剖。
叔本华
例如，人们听到，叔本华是如何以几乎令人钦佩的清白提出自己的任务，他认为，人们是从一种“科学”的科学性得出自己结论的，这一科学的最后大师像孩子和老妇人那样说话。他说：“原则，基本原则，所有的伦理学家实际上对其内容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不要损害任何人，而是要尽量帮助人，这实际上就是所有伦理学努力要证明的一句话……是伦理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人们几千年来寻找的智慧之石。”
证明上面这一句子的困难可能会非常大——众所周知，就连叔本华本人也没有成功破解。而那些彻底感受过这个世界的人，也就是在一个根本上是强力意志的世界里，这个句子是多么没有品味、虚假和多愁善感，这也许会让他们回想起：尽管叔本华实际上是悲观主义者，但他在吹笛子，天天吹，朝桌子那边吹——可以去读他的自传，自传里写到了这点。顺便问一声：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否定上帝和世界的人，一个在道德前停止不前的人，这个人肯定道德并在吹笛子，朝着那种不损坏别人的道德吹：这倒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真的是悲观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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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先不看某些话的价值，例如“在我们内心有一种最高命令”，人们总还是能提问:从说这话的人的角度出发，这样的一句话想表达什么？有些道德是为了要在其他人面前为提出这些道德的人辩护，另外的道德是为了安抚提出道德的人，使他们对自己满意。提出道德的人要同另外的道德打架打到十字架前，他们相互羞辱；想用道德复仇，躲藏，宣布自己是神圣的，从而走出去，走到高处和远方。一种道德是为了能让提出这一道德的人去忘记，另一种道德是为了忘记自己或自己的某些东西。有些道德主义者想要在人类身上行使权力和训练创造性的情绪，其他的道德主义者，也许恰恰就是康德，是要让他的道德让别人理解：“我身上值得被重视的东西就是我能服从，你们就不应该同我不一样！”简而言之，道德也仅仅只是情感的一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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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放任相反，每种道德都是反对“自然”的专横，也是反对“理性”的专横，但这还不是反对道德的理由。人们必须自己从一种道德出发，重新进行命令，即所有类型的专横和非理性都不被允许。
每种道德身上根本和不可估量的东西是，它是一种很长时间的强制。为了理解廊下派或波尔•罗瓦亚尔学派或清教主义，人们要回忆一下某种强制，就是在那样的强制下，任何语言都会变得强大和自由——借助于韵律的强制，押韵和节奏的强制。诗人和演讲者给每个民族制造了多少苦难！今天一些写小说的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朵里有一种绝对的良心，就如那些功利主义的笨蛋所说，“是出于愚蠢”，这些人以此而得意洋洋。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说，是出于“对专横—规则的投降”，他们以此妄想自己是自由之人，具有自由精神。
但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世界上曾经有过和现在存在的所有自由、高尚、勇敢、舞蹈以及超级的安全，不管是思想上的，统治方面的，或是在讲演和劝说中，或在艺术和习俗中，都是因为“这种专横—规则的奴役”才得以发展。严肃的说，不容迟疑的是，恰恰这就是自然，就是自然性，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个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自然状态离放任自流的感觉是多么远，最自然的状态就是在“灵感”的瞬间进行自由的排列、固定、拥有和塑造。他是如此严格地和优秀地听从几千种规则，这些规则正因为其严格性和确定性，而嘲笑一切概念（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最坚定的概念也具有某种漂移不定的东西、多种内容和多层解释）。
基本的东西，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看起来——我再说一遍——是长期地朝一个方向让人听从。时间久了，过去和现在都会从中产生某种东西，就因为这些东西，值得在大地上生活，例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某种神化的、狡猾的，很棒和具有神性的东西。
精神的长期不自由、传递思想时令人怀疑的强迫性、思想家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驯服、在一个教会和宫廷的准则里或在贵族的先决条件下思考、长期的精神意志、把发生的一切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去解释的做法，在每个偶然情况下重新发现上帝和为上帝辩护的做法——所有这些具有暴力、肆意非为、强硬、可怕、反理性的东西都表现为手段，这样的手段为欧洲精神培养了力量、毫无顾忌的好奇心以及高贵的灵活性。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定压抑、扼杀和破坏了不少力量和精神（因为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自然”呈现出它应该的样子，表现了其满不在乎和无所谓的伟大，它会发怒，但很高贵）。
欧洲思想家几千年之所以思考，只是为了证明某种东西。今天则相反，每个想证明某种东西的思想家都会让我们产生怀疑。这些思想家们总是早知道，他们最严格的思考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当年亚洲的占星术或今天把个人在“尊敬上帝”和“抚慰心灵”方面体验到的经历做出无害的、基督教道德的解释那样：这种专横、肆意妄为，这种严格、巨大的愚蠢培养了精神。看起来，从较粗暴和较高尚的理解来看，奴役也是精神培育和驯养不可缺少的手段。
我们应该从下面的角度来看每种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要教会人们憎恨自由放任以及过多的自由，并要求自己去追求有限地平线和以下任务，这些任务教大家要缩小视角，也就是说要有某种意义上的愚蠢，而这一愚蠢是作为生命和增长的条件。“你应该服从，随便服从什么人，而且要长时间的服从，否则你就会灭亡和失去对自己的最后尊重。”在我看来，这是自然道德的最高命令，这种最高命令当然既不是如老康德所要求的那样是“原则上的”（所以就会有“否则”一说），也不是针对每个个人的（与个人有什么关系！），但与人民、种族、等级，特别是与“人”这种动物，与“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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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的种族觉得忍受懒散是很大的负担：英国人本能的一个杰作就是把星期天如此神圣化和无聊化，以至于英国人在一星期劳动后会不动声色地淫荡，这是斋戒的新发明和新实践，在古老的希腊罗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现象（即使从工作角度出发来看，南部民族的做法也很不高级）。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斋戒，凡是由强大的本能需要和习惯统治的地方，立法者就应设法规定斋戒日。在这样的日子，欲念会被锁住并重新学会饥饿。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被道德狂热主义俘虏的人群和时代，看起来都像是在过规定的强迫日和斋戒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一种欲念就会学会克制和服从，但也学会自我净化和加剧。也完全可以这样解释一些哲学派别（如充满爱神的芳香和欲念空气的古希腊文化中的“廊下派”）。这里也提出了说明以下悖论的暗示：为什么恰恰是在欧洲的基督教时期，而且是在基督教价值判断的压迫下，性爱会提升到爱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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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道德中存在着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属于柏拉图个人，而只能从他的哲学里找到。我们也许可以说，尽管与柏拉图有关，但实际上是苏格拉底主义，而对这一主义来说柏拉图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自己害自己，所以所有的坏事都是非自愿地发生。坏人是自己害自己，要是他知道坏事是坏的，就不会去做。所以坏人是出于错误才变坏，如果把他的错误去掉，他必定会变好。”这一得出结论的方式闻上去有平民的气味，平民在坏行为上只看见令人遗憾的后果，他的判断就是：“干坏事很愚蠢”，同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好”同“有用”及“舒服”等同起来。我们在面对道德的每种功利主义时，从一开始就要去猜测是否来自同样的出处，并要服从自己的鼻子，这样就不容易出错。
柏拉图用尽手段，想用高尚和高贵的东西来解释他老师的话，当然首先是解释自己。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鲁莽的一个，他把全部的苏格拉底仅仅看作是一个通俗的选题和小巷里的民歌，并把它变成无穷尽和不可能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他自己的面具和多样性。用一句玩笑，而且还是荷马式的玩笑来总结：如果不是柏拉图，那什么是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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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和“知识”的古老神学问题，或更清楚地说，是本能和理性的问题，也就是，在涉及事物价值判断时，本能是否比理性有更多的权威。理性是要根据理由、一个为什么，而不是靠目的性和有用性进行评估和处理。依然还是那个古老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出现在苏格拉底身上，并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很久就已经使精神大师们分裂。
尽管苏格拉底以他富有才华的品味，具有优势的辩证主义者的品味，一开始站在理性的一边，实际上，他一辈子干的事情就是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笨拙无能，这些人如同所有高贵之人是本能之人，他们是否永远说不尽他们行为的理由呢？
但，最终，苏格拉底也悄悄地、秘密地嘲笑自己：他发现自己在面对他的更高尚的良心和自我审判时，会有同样的困难和无助。他劝导自己，为什么以此就要脱离本能呢！人们应该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服从本能，但要劝说理性用很好的理由去帮助本能。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充满神秘感的讽刺家的虚伪性，他要让他的良心对自己的那种自我欺骗感到满意，从根本上来说，他看穿了道德判断中的荒诞。在这些事情上更无辜且没有同平民融为一体的柏拉图则想通过一切力量，一个哲学家迄今为止所能用的最大力量，来向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都是从自身出发达到同一个目的，即善和上帝。自柏拉图以来，所有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走在同一条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这些事上，理性，或基督教徒称为的“信仰”或我称之为的“乌合之众”胜利了。除了笛卡尔，这一理性主义之父（当然也是革命的祖父），他只承认理性的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很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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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门科学历史的人，会在这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条主线，以了解所有“知识”和“认识”的最古老和最普通的过程。无论在哪里，出现的总是过早的假设、虚构以及对“信仰”的愚蠢意志，缺少怀疑和耐心——我们的感官很迟钝，永远不会完全学会成为认识的高级、忠诚和谨慎的器官。我们的眼睛更喜欢在某一个契机下重新制造一个已经被多次制造过的画面，把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印象的偏差和新的印象而保留下来：新印象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性”。听到新东西对耳朵来说既尴尬又困难，我们听不惯陌生的音乐。我们在听一种陌生语言时，会非有意地把听到的声音变成词汇，变成那些更熟悉和更亲切的词汇：所以，德国人曾把听到的“arcubalista”变成十字弓（Armbrust）这个字。
新东西也发现我们的感官对其抱有敌对和反对的态度，就是在感官性最“简单的”过程中，情感还是起主导作用，如恐惧、爱、恨，包括懒惰的消极情绪。现在一个读者很少会把一页纸的每个字都读一遍（或甚至每一个音节），读者更多的是从二十个字里偶然地挑出大概五个，并猜出也许是属于这五个字的意思。同样，我们也很少仔细和彻底地观察一棵树，也就是看树叶、枝干、树的颜色和形状。对我们来说，更为容易的是去想象树的大概模样。就是在特殊经历中，我们也依法炮制：我们虚构大部分经历，而且几乎不会强迫自己以“发明者”的身份来观看一个过程。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我们从根本上来说，自古以来，就习惯了谎言，用更美德、更虚伪，简而言之也就是更舒服的表达就是：人们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像艺术家。在一次生动的谈话中，我常常看着对方的脸，看看他表达了什么想法或我唤起了他什么想法，在我面前的这张脸是那么清楚和确定，以至于这种清晰度超过了我的视觉能力：肌肉运动和眼睛的细腻表情肯定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很可能其实那个人的表情完全不是这样或根本就没有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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