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传记丨传记和自传叙事的新类型

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传记

节选自《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作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学派在他们的时代令人恼火，在我们的时代一样令人恼火，从传记的角度看过去他们更是令人恼火万分。

我们喜欢把传记分成真实的（true）或者虚假的（false）、诚实的（honest）或者扯谎的（dishonest）。但是这些术语能用在柏拉图的《斐多》（Phaedo）与《申辩》（Apology），甚或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上吗？我们倾向于不述及柏拉图，他过于关心宏大真理，不在乎低级的精确事实。色诺芬应该留下，他是最为诚实但平庸的历史学家，尽其所能叙述事实。把色诺芬骂成苏格拉底学派道德主义者，其实也就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兴趣。

我们所要面对的事实是，苏格拉底学派前进到一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领域，使传记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让职业历史学家尴尬不已。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公元前4世纪传记在事实与想象之间占据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地位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它。姑且解释一下。对于柏拉图这种人，甚至对于像色诺芬这样虽然渺小一些但也绝不简单的人来说，这种模糊不清乃是有意为之。

苏格拉底学派在进行传记试验，这种试验所要直接捕捉的乃是个人生活的可能性（potentiality）而非现实性（reality）。他们思考的主要对象是苏格拉底（其他还有居鲁士等），但不是那个现实的苏格拉底，而是那个可能的苏格拉底。这个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位其生平能够被记叙的已逝之人，而是一片尚未被开发的领域的向导。想一想斐多（Phaedo）的话吧：

我心中感到，他去往哈得斯不会没有神的担保，而且到了那边也会过得好，就像是世人从未有过的[好]。

我们在苏格拉底式传记中第一次遇到了形而上之真实（superior true）与形而下之真实（inferior true）的冲突，这在今天依然是福音书和圣徒传研究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还不是我们在公元前4世纪传记中发现的唯一一种模糊性。如果哲学研究的是搜寻灵魂，那么修辞研究的就是改进话语：如果用词得当，任何东西都能表现得比它原来更好，或者更多。柏拉图在伊索克拉底学派中感应到他的敌人，对方也以敌意诚挚回报。

公元前4世纪是强大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时代，给传记作家提供了数不尽的良机。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在哲学术语或者修辞术语之下，对人类生活局限性的探索也充满了分歧和冲突。

色诺芬

显然，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开创了传记和自传叙事的新类型，尤其是色诺芬，他必须被视为传记样式的先锋试验家。在他们之后是一个疑点重重的人物安提斯忒涅（Antisthenes），比他们两人要老，如果我们对他了解更多的话，可能会发现他对传记的贡献更加具有原创性，更加伟大。

安提斯忒涅写过两篇关于居鲁士的对话，很可能影响了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除此之外还写过一本关于阿尔喀比亚德的书（也许是一篇对话）。可以确定这本书讨论了阿尔喀比亚德生平中的某些细节，尤其是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但如果说他像穆拉赫（Mullach）在《希腊哲学残篇》（Fragmenta Philosophorum Graecorum）中认为的那样写了一本关于阿尔喀比亚德的传记，那还言之过早，但他确实对阿尔喀比亚德传记有所贡献。安提斯忒涅还写过一篇文章从总体上攻击雅典政治家，里面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传记式细节。

我们也一定不能忘记泰奥庞普斯，他是第一位写了很多传记的历史学家，十分仰慕安提斯忒涅，称赞后者的技巧，宣称如果他想进行愉快讨论的话，安提斯忒涅是最佳人选（拉尔修 6.14）。

伊索克拉底

然而泰奥庞普斯还是——不如说更加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伊索克拉底自己也在传记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修辞和法庭雄辩（eloquence）的发展趋势对传记和自传记叙技巧的发展贡献很大，比以前认为的要大得多，讨论伊索克拉底不能离开这一趋势。如果我在后面把德摩斯忒涅的《论华冠》（De corona）当成一篇传记文本，希望大家不要吃惊。赢得官司和进行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动地表现某个人自己或他人生平的能力。伊索克拉底在公元前397年写给阿尔喀比亚德儿子的一篇讲稿《论马队》（De Bigis）里有现存最早的阿尔喀比亚德传记。后来伊索克拉底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东西。他提出了一套教育体系，按照天赋才能挑选学生，严格遵循一套完美的智识和道德理想训练他们。他证明了雄辩本身就能造就卓越的德性。他还提出雄辩是一种古老的财富，一项特权，它通过发现和赞颂德性而使人不朽。他在一篇自传式演说《论交换》（Antidosis）中捍卫了自己的理念。

伊索克拉底的《论交换》从未在法庭上宣读过，它是一篇修辞练习。但是柏拉图和色诺芬以苏格拉底的口吻写成的辩护词也都没有宣读过，起码没有以辩护词的形式宣读过。雄辩作为一种传统文学样式被用来进行新的试验，既然是传统的，它就给试验设置了一定的局限。公元前4世纪的传记和自传从一个人与他的职业、政治团体和学派的关系中去看这个人，是对一个人公共形象而非私人生活的描述。

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具有过渡的性质。如果我们记得伊索克拉底曾经有意识地把颂词艺术转变成散文——其中品达（Pindar）的贡献也很大——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参见《论交换》166）。另一方面，色诺芬的《长征记》在写到将军之死的场景时，心里肯定想着欧里庇得斯《哀求者》（Suppliants 860 ff）的场面。新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与旧有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公元前4世纪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与此同时，对生活准则的探究也与话语的新权力激烈碰撞。柏拉图害怕被修辞战胜，这是真的，就像伊索克拉底害怕他的文字被哲学统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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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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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著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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