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敌人?朋友?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李小均 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1
内容简介
Content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通过细读阿里斯托芬的全部11种传世剧作,尤其是他的《云》,集中考察了剧中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对峙,并证明这种对峙本质上乃是诗与哲学之间的对峙。诗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与哲学分庭抗礼的智慧。
#2
媒体/名人评价
Celebrity Testimonial
本书为施特劳斯的毕生事业——复兴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全书的问题意识集中在苏格拉底身上,施特劳斯以他特有的勇敢提出了一些意义深远的议题……矛头直指苏格拉底被处死以来内在于西方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即理性与宗教之争。……我们由此来到阿里斯托芬面前,看这位伟大的谐剧诗人在《云》中如何抨击苏格拉底……施特劳斯把二人的关系转换成诗与哲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并通过分析诗歌在城邦生活中的作用解决了这一问题。
——Stanley Parry, National Review
施特劳斯慧眼独具,他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发掘出许多政治观念,并以高明的手笔加以阐明。
——Douglas J. Stewart, Classical World
施特劳斯则针对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亲自重审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批判,最终矫正了尼采的眼力,进而彻底扭转了苏格拉底问题的性质:苏格拉底绝非“现代性漩涡”的肇事者,遗忘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才是“现代性漩涡”的真正源头。
——刘小枫
在研究《云》(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其他喜剧)时,我学到了某些在任何现代人那里都学不到的东西。
——施特劳斯
#3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列奥·施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人,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西方学界的走向。21世纪初由刘小枫引入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一股阅读并研究施特劳斯的风气,由此引领了中国学界的学问方向,使绎读经典在某些学人中蔚然成风。“经典与解释”丛书把他与古往今来的经典作家并列,并为其单辟子系列“施特劳斯集”。
#4
内容试读
Chapter 1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第一章引言
政治哲学包含在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中,由此,政治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似乎得到了担保。根据我们的伟大传统,政治哲学由苏格拉底创建。
既然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要了解创建政治哲学的背景或缘由,就全要仰赖他人的记载。麻烦的是,相关的记载相互间颇有抵牾。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评论、色诺芬(Xenophon)的苏格拉底作品,以及阿里斯托芬的《云》(Clouds)。
阿里斯托芬《云》插图
亚里士多德是从书面文字和口耳相传中了解苏格拉底的;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都与苏格拉底本人熟识。色诺芬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崇拜苏格拉底,但阿里斯托芬不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也不崇拜苏格拉底;他似乎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了苏格拉底本人所说的智术师(sophist)。当今学者在使用柏拉图的对话之前,通常要做两方面的判定:在代代相传以为是真的这些对话录中,必须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另外,必须对下面这个论点进行判断(支持该观点的部分前提是所谓真实对话的写作时序),即只有早期对话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或者说,早期对话无论如何比晚期对话更具苏格拉底色彩。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两方面的判定,一般公认,柏拉图的对话不是转述,而是艺术作品(works of art);既然是艺术作品,我们就没有铁证来区分哪些是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哪些只是柏拉图归于他的思想。在一封流传下来的柏拉图书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柏拉图的任何著述;人们现在归于他名下的,全都属于变得美好(高贵)、年轻(崭新)的苏格拉底。
色诺芬
柏拉图的对话录将苏格拉底“理想化”了。柏拉图从来没有保证,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谈话是真实的。柏拉图不是一位史家。苏格拉底同代人中唯一的史家是色诺芬,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就必须依赖色诺芬的作品,色诺芬续写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记,通过引入“我曾经听他说”这样的表述,他至少保证其笔下的苏格拉底谈话的部分真实。那么,表面上看来,下面这个看法更有利: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第一手资料就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然而,仔细研究过色诺芬之后,我们或许会被迫修正这一看法,尽管如此,色诺芬作品的价值依然不减。倘若色诺芬的见证的价值长久以来没有遭到迅速而武断的抛弃,如今许多对苏格拉底的错误看法将得到避免。
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那就意味着哲学先于政治哲学。由此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能够或者说被迫省却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正是“苏格拉底问题”(problem of Socrates)的题中之意,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是从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这样看来,有必要考虑“青年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也恰是柏拉图提醒我们注意的论题。
在临终之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谈到,他年轻时对“人们称为探究自然的那种智慧”充满激情(《斐多》[Phaedo] 96a6-8)。在《帕默尼德》(Parmenides)中,柏拉图走得更远,甚至[直接]呈现了青年苏格拉底(127c4-5,130e1-4);这个青年苏格拉底似乎实际上比《斐多》中谈到的那个青年苏格拉底要大一些,因为后者还只是“前苏格拉底”,而前者已经完成了向“理式”(ideas)的决定性转向。第俄提玛(Diotima)向苏格拉底揭示爱若斯(Eros)的秘密时,苏格拉底似乎也是年轻人;正如帕默尼德一样,第俄提玛肯定也盘问过苏格拉底。
无论是否这样,我们从色诺芬笔下得知,苏格拉底在提出什么是完美的贤人(perfect gentleman)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是大名鼎鼎或臭名远扬的自然哲人;什么是完美的贤人这个问题包含了他与自然哲学决裂之后全身心投入追问的所有这类探究。可是,关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我们只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发现了唯一可得的展示。
《云》是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或者说,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的敌人,但这些并不能成其为根据,质疑可以利用《云》来理解“青年苏格拉底”,因为攻击可能不无道理,敌人可以是公平的。你可以说,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与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的判断完全一致。
在《云》首演约七年之后,柏拉图在《会饮》(Banquet)中将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带到我们眼前会面。这是在会饮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三人还醒着并且头脑清醒,其中两人就是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那时,这三人经过友好的谈话,最后在对阿里斯托芬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肃剧和谐剧的主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阿里斯托芬同意了苏格拉底提出的观点。
在柏拉图唯一涉笔阿里斯托芬的地方,诗人阿里斯托芬显得与苏格拉底非常亲近。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理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谐剧中灵魂状态的分析。在苏格拉底的分析中,我们洞悉到这一线索。谐剧中的灵魂状态是快乐与痛苦的混杂,我们看见友人无伤大雅的自视过高,可以欣然付之一笑,但也可因嫉妒他的智慧而痛苦;那种灵魂状态从未脱离不正义(《斐勒布》[Philebus]48a8-50a10)。
友人的智慧或许并不是他自视的那么高,因此他可能有点好笑;但他的智慧也许高到足以成为嫉妒的理由。这种看法用来分析谐剧本身可能不够恰切,但是用来解释最杰出的(par excellence)谐剧《云》还是说得通的:阿里斯托芬远非苏格拉底的敌人,而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只不过他有点嫉妒苏格拉底的智慧——哪怕是青年苏格拉底的智慧。或者,你也许也可以这样说: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嫉妒的首要对象不是苏格拉底的智慧,而是苏格拉底可以自主地鄙视戏剧诗人必然依靠的大众掌声。换言之,阿里斯托芬嫉妒的是苏格拉底的完美自由。
悲剧和喜剧双生的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雕像
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谐剧式处理必然是同情式处理,我们还是不能被迫断言,谐剧式处理就没有歪曲。在大众的眼中,哲人必然可笑,因而是谐剧的一个自然的主题。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阿里斯托芬碰巧选择了苏格拉底,那他也可以随意地将苏格拉底置于哲人可能落入的极端可笑境地,从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未必就是个别哲人苏格拉底的特性。
但是,人们甚至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之前就应该知道,阿里斯托芬除了让观众开怀大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关注。阿里斯托芬强调,他不只是取悦观众。他既关心说出可笑的东西,也关心说出严肃的东西。作为诗人,他关心的是使城邦里的人们变得美好高贵;作为谐剧诗人,他关心的是隐恶[扬善],即通过嘲笑邪恶剥夺邪恶的吸引力。
阿里斯托芬凭正义行事,或教导对城邦有益的事情,或当着雅典人的面冒险说出何为正义;但是,身为谐剧诗人,除非用谐剧的手法来处理正义事物,否则他做不到这一点。善和正义(goodness and justice)与阿里斯托芬并肩作战。他实际上既关心欢笑者的赞许,也关心智者(the wise)的赞许。但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因他带来的欢笑而热爱或崇拜他的那类人,类型上截然不同于他那些智慧的热爱者或崇拜者?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有理由假定,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同样服务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教导正义这个目的——或许他通过将苏格拉底表现得荒唐可笑来反驳苏格拉底对正义的攻击,从而维护正义。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并非苏格拉底的敌人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为了替正义的理由辩护而驳斥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os),苏格拉底不曾是忒拉叙马霍斯的敌人,相反,在辩驳的过程中他们还成为朋友(《王制》[Republic]498c9-d1)。
我们以上勾勒出的苏格拉底问题(其中包含了青年苏格拉底问题),只能作为尼采(Nietzsche)所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的预备:苏格拉底主张什么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苏格拉底主张之物的价值问题。换言之,回归我们伟大传统的源头变得势在必行,因为那一传统遭到了彻底质疑,可以说,这种质疑在尼采对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攻击中达到极致。尼采在其处女作《肃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中开始这一攻击。晚年尼采某种程度上否认了那部作品的价值。尽管如此,他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最初陈述依然是他就此问题的最广泛陈述;如果对照他后来的修正来读,人们可以把握住他年轻时的陈述的特征,尽管有些动摇,但他终身保持了这些特征。
弗里德里希·尼采
尼采在其关注的“审美的科学”(the science of aesthetics)语境中,将苏格拉底定位为“所谓的世界历史中唯一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他理解的这种科学既是形而上学也是生理-心理学;它是“自然科学”;按照《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中的观点,这种科学属于一种历史的生理心理学(historical physiopsychology)语境。
尼采的关注不只是理论性的;他还关心德意志的未来或欧洲的未来——他关心的是必须超越人此前所曾达到的最高成就的一种人类的未来。此前,人类的最高成就是希腊肃剧(Greek tragedy)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肃剧所展现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拒绝或摧毁了对这个世界的“肃剧式”理解,因此,苏格拉底是“最值得考问的古代现象”,他是超逾人的尺度的人:是个半神(a demigod)。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进行理论思考的人,是科学精神的化身,是彻底非艺术或者说非诗艺(unartistic or a-music)的人,“在苏格拉底身上,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自然是可理解的,知识的力量具有普遍疗效”。他是理性主义者的原型,因此,他也是乐观主义者的原型,因为乐观主义不仅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好可能的世界,而且相信这个世界可能变成所有可想象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相信知识可以将这个最好可能的世界中的种种恶变得无害:思考不仅完全能够理解存在,而且甚至能够校正存在;科学能够指引生活;舞台机关送出来的一个解围之神(a deus ex machina)可以替代神话中活生生的诸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弄清自然之力,利用它们服务于“更高的自我主义”(higher egoism)。
理性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因为它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本质上是有益的,或者说,它相信科学能解开一切谜团、松开所有锁链。理性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因为对原因(causes)的相信取决于对目的(ends)的相信,或者说,因为理性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善的首要的或终极的至尊地位。苏格拉底引起或代表的这种转变,其全面和最终的后果仅仅在当代西方显现:相信普遍启蒙,从而相信一个普遍国家中所有人的尘世幸福,相信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平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这些后果,以及对科学固有局限的洞见,从根本上动摇了“苏格拉底文化”:“苏格拉底式的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期盼一个超越前苏格拉底文化顶峰的未来;期盼一种未来的哲学,它不只是理论性的,而且可以有意地建立在意志的行动或者说决断之上;期盼有一种新类型的政治,它理所当然地包括“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堕落、寄生之物”。尼采自己曾经说,要理解一个哲人,可靠的做法就是首先问其形而上学主张的道德意义或政治意义(《善恶的彼岸》,条6和条211)。因此,看起来,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攻击必须首先理解为是政治攻击。
无论怎么看待尼采对伟大传统的热烈又极端的攻击,他至少指出了一个事实,该事实为怀疑那一传统提供了依据。对苏格拉底的最高景仰和对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肃剧的最高崇拜(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一4-3)都是传统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相信真与美之间的和谐,相信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和谐。但是,根据传统,苏格拉底与其说与索福克勒斯相一致,不如说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更相一致。阿里斯托芬清楚地感受到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他不同于索福克勒斯,尤其不同于埃斯库罗斯——之间的深刻亲缘关系,所以他才从马拉松战士“美好旧时光”的角度看待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公正地描写成“最首要的智术师”,描写成“一种堕落文化”的症状之一。
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姿态似乎预示了尼采的政治姿态。但是,阿里斯托芬表现的是青年苏格拉底,尼采攻击的苏格拉底却直接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肃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里,尼采对谐剧几乎闭口不谈,却袭用了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批判,似乎这种批判原本就意味着对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批判。尼采似乎在暗示,凭阿里斯托芬所借以批判那个攻击正义或虔诚的苏格拉底的同一种理据,也可批判那个捍卫正义和虔诚的苏格拉底。或者说,尼采似乎在暗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样,离那些马拉松战士都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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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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