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2003年） | “甘阳与当代中国文化意识”之五
特辑导语
1984年的国庆节，甘阳为《人论》写就译序；次年，主要内容以“人・符号・文化”为题，发表于《读书》杂志。从那时至今，三十八个年头过去，弹指一挥间。
▲ 《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多年，甘阳和他的朋友们规划组织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及“人文研究丛书”“社会与思想丛书”“西学源流”“政治哲学文库”“经典与解释”“古典与文明”等）影响深远，拓展并丰富了当代中国学术的视野与底蕴。另一方面，甘阳历年发表的文章纵横开阖、强劲有力，屡屡刺激学术界的神经，或深描知识图景，或扭转思索方向，或激发极大争议。实际上，将甘阳的文字按发表时间缕列下来，就可清晰勾勒出晚近三十余年激荡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的核心线索。“甘阳与当代中国文化意识”这个特辑，精选七篇文字（包括此前未曾公布的论学书信、刘小枫题献给甘阳的新撰专著中的一节），力求呈现甘阳的中心关怀所在。作为“知青”一代的思想代表人物，甘阳多次强调自己的中心思考在于接续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忧患意识：如何透彻理解现代的、西方的全面冲击与挑战，如何在高度全球化时代重新叙述中国文明传统、开展中文思想学术深层次问题。由此，这里为求简明起见，略过了甘阳八十年代末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美国政治、东欧制宪、韦伯研究、政治民族等方面的著名文章（如：“自由的理念”“自由的敌人”“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序言”“遗留的思考：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阐释》编者前言”“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广岛轰炸再反省”“走向政治民族”……），也略去新世纪以来他所发表的震撼人心的长文，如：“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新时代的‘通三统’”“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细读《文化与社会》”等等（读者或可进一步参读北京三联书店已出版的甘阳作品：《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文明·国家·大学》）。
1986年，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当中，甘阳写道：“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在高度学院专业化细碎化的今天，编选发布这七篇跨越三十余年的文字，其意自不止于回顾以往的跌宕曲折，而是希望有心的学子警醒惕厉，牢牢把握衷心所向，挣脱种种喧嚣、诱惑与禁锢，凝神沉潜，探索中国学术文化未来的路。
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2003年5月，围绕北京大学新出台的教师聘任及职务晋升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学校内外议论纷起。甘阳率先在6月上旬发表文章，指出大学改革存在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其后又连续撰文，强调亟需认真思索中国大学改革的目标和深层理念究竟是什么？《读书》9月号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一文更为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此文随即收录于《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一书。
十年后的2014年，北大的“燕京学堂”争议再起，甘阳、刘小枫联名发表长文：“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再次强烈伸张华人大学理念。“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等文章因此再次结集为《北大五论》刊行。]
问：你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坚持和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上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并且认为，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以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这些论点引起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这种“华人大学理念”。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答：这种批评当然并不奇怪，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自清末留学运动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一向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文化自卑者，一类是文化自强者。文化自卑者自然认为“华人大学理念”匪夷所思，但文化自强者则必然以这个理念立志。其实“华人大学理念”至少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起点可追溯到胡适在留学时期写下的“非留学篇”（发表于一九一四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与一九一五年十月的《甲寅》月刊），而且胡适的表达远比我激烈。《非留学篇》开头就说：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随后逐点说明他这四个论点。首先，
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其次，中国人留学的目的，原本是要“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但实际结果却是，甚多留学生只不过求“一纸文凭，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亦即不过当作新的“敲门之砖”而已。胡适因此叹曰：“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
▲ 胡适《非留学篇》首页
载于《留美学生年报》第3期（1914年）
其三，留学乃“废时伤财事倍功半”。所谓“费时”是因为中国学子为了留学首先得在国内用多年时间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以作准备，而到了国外仍要在西方语言上花费无数时间，因此同等智力的西方学子和中国学子在学习同样的东西时，中国学子却不得不消耗掉数倍于西方学子的时间精力，等于同等智力已被打掉一半折扣，也就必然“事倍功半”，更不要说许多人最后学出来还可能只不过是个会说洋文的木瓜而已。因此胡适说：
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但尽管留学有如此之弊端，现代中国人却不能简单地废留学，因为那只能是因噎废食。因此胡适的最根本论点落在其第四点，即“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之事，是“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他大声疾呼地发问，难道中国人真要“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正是在这里，胡适明确提出了“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主张，即认为中国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
▲ 胡适（1891–1962）
问：如此说来，你提出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与胡适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乃一脉相承？
答：是要重新提出这个目的或目标，因为这个目的今天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这次留学与清末民初胡适时代的留学一样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像当年胡适那样追问：“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尤其在今日中国各大学纷纷以创办“一流大学”为口号而进行改革之时，我们不能不问，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究竟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还是要把留学运动进一步地制度化和永久化？我在批评北大方案时指出，假如北大改革的方向只不过使北大走向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那么北大恰恰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只能千年万年地成为一流的“留美预备北京大学”。这也是胡适九十年前早就提出的警告，如他所言：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学校亦以能使本校学生可考取留学官费，或能直接升入外国大学，则本校之责已尽矣。此实今日最大之隐患。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明确提出“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实是因为今天这种“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的危险几乎比九十年前还要严重！
我们可以注意，胡适写作《非留学篇》是在一九一二年。当时的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现代大学可言，而且当时中国的总体状况如胡适所言乃一无是处：
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 1910年中美中国留学生大会合影
载于《留美学生年报》第1期（1911年）
但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的一切都极端落后、极端衰败、极端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胡适这一代中国学人却以凌云之志而高瞻远瞩地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目标！反观今日，我国大学无论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多少距离，毕竟已经有现代大学的相当规模和实力，其具备的条件和水平与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乃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的人却不但没有“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文化自觉，反而在听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留学运动“时，竟表现得大惊小怪，好像多么不可思议！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大学水平有多低，而是中国人今天的精神有多低、气质有多弱的问题。可以说胡适那一代学人中占主导的是志在高远的文化自强者，而今天则有太多心态猥琐的自卑自贱者。这些自卑自贱者如胡适当年所言：
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今天的致命问题就是这“入奴之势”似乎越来越弥漫，以致许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音，身有奴气，这样的人不管留学不留学都只能成为一个终身“学奴”而已，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国学人”。
问：《非留学篇》是胡适写于留学时代的作品，或许是属于少年胡适的不成熟看法。胡适成年以后是否改变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呢？
答：当然不会变。“非留学篇”的基本立场和取向并非只是胡适个人的一时看法，而是他那一代中国学人以及几代中国老辈学人共同的主流志向。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正是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于一九四七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意图正是我所说的“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胡适的“国家学术独立”主张值得在这里详加引述：
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当时从这一“国家学术独立论”出发所提出的十年计划，就是希望“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不难看出，胡适这个建立一流大学的主张，与今日许多人说的建立一流大学，恰代表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今天许多人所谓建立一流大学压根儿没有“国家学术独立”的概念，反而试图以“留学近亲繁殖”使中国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赖”更加制度化永久化；而胡适主张的则是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从而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学术独立”，力图做到不但中国学子的基本学术训练“不必向国外去寻求”，而且艰深的科学研究同样可以在国内大学继续进行，由此克服“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
问：但这种希望“国家学术独立”的强烈主张是否中国人所特有？美国人从前曾长期留学德国，他们是否从不担心美国会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
答：许多人大概没有读过美国文明史的一个必读经典，这就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这是爱默生于一八三七年在哈佛大学向当年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年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以后《哈佛经典丛书》的爱默生卷将此篇列为第一篇并非偶然。为什么这个演讲题为“美国学者”？因为爱默生要提醒这些美国优秀青年学子，他们今后不是要成为在美国的德国学者、英国学者或法国学者，而是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他向这些美国青年学子指出，美国人倾听欧洲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以致美国人已经被人看成是“缺乏自信心的，只会模仿的，俯首帖耳的”（to be timid, imitative, tame）。他希望这些有资格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成员”的青年学子树立一种强烈的自信心：未来将属于“美国学者”。这个演讲开头的一段话最为有名，以后不断被美国人所引用：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 The American Scholar, by Ralph Waldo Emerson
Forgotten Books，2012
爱默生的这个讲演后来常被说成是先知的预言，预言了美国学术和大学终于执世界牛耳的地位。但在当时其实这个演讲同样是空谷足音，至多被人看成是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当时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可能与欧洲相提并论，因此当时的美国人正纷纷去德国留学，而且这种留学德国的过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后结束。可以说爱默生演讲时美国人“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不但远未结束，而且正方兴未艾。但是，如果美国人只是像日本人印度人那样“年年留学”，却没有心存爱默生呼吁的结束“依赖时代”、结束“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的高远自我期许，那就绝不会有以后的“美国学者时代”。今天的有些中国人最喜欢谈美国如何如何，但因为这种谈论往往出于一种自卑心态，因此恰恰永远学不了美国文明最基本的立国精神，这就是“独立”的精神。美国文明本是一场“独立战争”的结果，但仅仅有一场军事上的独立战争虽然可以使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于英国，但却并不足以使美国文明自立。美国开国初期更深远更长期的独立战争乃是要使“新大陆”在精神上文化上心理上独立于“旧欧洲”。因此《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在呼吁北美十三州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时指出，欧洲长期来支配了亚洲、非洲和美洲，已经习惯于以全世界的主人自居，甚至认为欧洲的狗都比美洲的狗高级，因此“美国人应该抬起头来为全人类的尊严而教导欧洲人放谦虚点”！这就要求美国人应联合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美国，从而今后有可能最终迫使欧洲列强按照美国的条件来与美国打交道。问：美国人用了近百年时间留学德国。中国人留学西方如果从清末算起已经百年，不算中间中断的三十年也已有七八十年，中国人还要多少年才能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
答：首先需要说明，从兴趣和问学出发的留学永远都会有，即使今后中国大学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仍然会一直有国民从个人兴趣和学术需要而出国留学，例如研究法国文学的去法国，醉心意大利艺术的去意大利，喜欢莎士比亚舞台演出的去英国，着迷海德格尔思想的去德国，练瑜伽的去印度，打茶道的去日本，这样的留学是纯粹个人选择的事，以后永远都会有，而且多多益善。如张旭东已经指出，我们希望尽快结束的“留学运动”是指那种“洋科举”式的留学心态，这就是《围城》中所说的那种不留学就觉得自卑，因此“留了学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如此社会心理下，“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心态比较正常的人还好，“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但心态不太正常的人则就老是“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这种“留学麻子”现在远比《围城》时代多得多。这种畸形社会心理现在对我国大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大学生入校后第一年第二年或还能专心读书，但第三年开始就已为准备各种“洋八股”例如托福考试、GRE考试，还有申请信、推荐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些人还未毕业就已经被这些东西折磨得快成了神经病，如果弄了半天还没有被外国大学录取，说不定就自暴自弃，精神崩溃。问：这次北大改革似乎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校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大现在的教师是二流的，因此一流的北大本科生不愿意读北大的研究院，而要出国留学。改革方案特别第一稿的基本精神显然是认为，如果多多聘请留学博士来北大任教，一流本科生就愿意读北大研究院而不留学了。你似乎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
答：这种思路说得好是天真，说得不好就是自欺欺人。今日大学生纷纷要留学的状况并不一定与具体教师的质量好坏有必然关系，即使教师水平非常好，学生从这教师那里很有所得，学生们很可能仍然要去奔洋八股，去留学。这里的问题远不是学生能否从国内教师学到东西那么简单，而是“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这种普遍社会心理在强烈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评判，而这种社会心理之所以会如此普遍，则是因为目前的社会评价标准与社会奖惩机制在有力支持这种社会心理。任何社会都建立在一套奖惩机制上，这套机制不仅分配经济利益，同时更分配“荣誉”。从前的中国社会奖惩机制把最高的荣誉和经济利益都分配给“科举”，因此“万般皆下品，惟有科举高”。现在的奖惩机制则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倾斜给了留学，因此“万般皆下品，惟有留学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北大教师都是一流的，也将无法改变北大本科生不取北大研究院而仍然优先考虑留学的倾向，除非这种奖惩机制本身被改变。▲《中国大学改革之道》
甘阳、李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大改革方案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奖惩机制，反而使这种奖惩机制更加变本加厉地倾斜。打个比方，假如现在社会上普遍的奖惩机制是将利益荣誉的六成分配给留学的，四成分配给国内的，北大方案特别第一稿则力图将分配比例提高到八成给留学的博士，二成给国内的博士。换言之，北大方案的实质无非是要更加超额奖励留学博士，同时也就是变相惩罚了本校和本国培养的博士。这样的奖惩机制怎么可能诱引北大一流本科生今后不去留学而来读北大的研究院？借用《围城》的语言，北大方案是想多请“留学麻子”来取代没有出过天花的教师，以为既然教师中的“麻子”多了，学生的免疫力就加强了，今后学生就不会“出痘子、出痧子”了。这不是笑话吗？因为实际结果当然只能是恶性循环：教师中的“麻子”越多，学生就越要拼命地“出痘子、出痧子”，也非变成“麻子”不可，因为大家都明白学校和社会的奖惩机制现在强烈偏好“麻子”！如此，则聘回来的“留学麻子”即使原先是一流教师也同样变成二流教师，因为他们同样根本不可能改变一流本科生不读国内研究院的趋势。问：所以你认为如果要诱引我国一流本科生读我国一流大学的研究院，单纯提高教师质量并不够，更根本的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奖惩机制使其天平更多地偏向国内培养的博士，从而逐渐改变社会心理？
答：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胡适所谓“救急之计”还是“久远之图”的问题。我国各大学近十年来都已延聘了不少优秀的留学人才，今后一段时间也仍然有此需要，这都是完全正确而且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我国大学的“救急之计”，而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久远之图”。正如胡适当年在《非留学篇》中早已指出的，如果中国的大学不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自己培养国内人才，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回聘留学生上，那就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连回聘留学生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因为如果“国内大学不发达，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聚，留学生所学，但成外国入口货耳”。胡适因此提出：“欲革此弊，当先正此反客为主，轻重失宜之趋向，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脑，而以全副精神贯注之，经营之。留学仅可视为增进高等教育之一法。”正因为如此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之计”是要以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体，逐渐减少回聘留学生的需要，争取尽快结束我国的留学运动。如果中国的一流大学以其奖惩机制为杠杆一味寄期望于回聘留学生，而总是轻视本校和本国培养的博士生，那就是舍本逐末，“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没有人会否认，我国大学水平与国外大学还有相当差距。但我以为，从长远看，为了尽快结束留学运动，我国大学今后自我提高的最可行也最有效方式，并不是回聘留学博士，而是制度化地为国内年轻学者提供出国研究的机会，例如原则上保证每个新聘教师的前两年甚至前三年到国外一流大学去研究进修，相当于做一个博士后研究，但同时这种在国外的进修研究要有严格的学术管理，例如每年必须向系里提交学术进展报告，回来后要向同仁做学术报告，而且这个报告的水平应该作为他是否可以续聘第二个合同的主要根据。现在很多大学实际都有甚多这样的出国进修机会，但如果能制度化地用于新聘年轻教师到国外作博士后研究并与他们的续聘升级考核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我国大学长期坚持这种一方面主要面向国内博士招聘，一方面提供他们出国研究的充分机会，那就有可能吸引一流的本科生优先考虑读国内的研究院，同时有利于大学形成学术传统和内在精神凝聚力。问：但你是否过高估计了我国目前年轻博士的水准，甚至对我国大学的现状过分乐观了一些？
答：我国大学现在无疑有太多令人丧气的现象和问题，特别是王绍光指出的“学术腐败”的问题，其中变相买卖文凭，招生和招聘中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最是让人无法容忍，这些问题同时往往与孙立平等指出的“大学的官本位衙门化”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如果永远不能解决，我国大学就永远不会有希望，这一点我想是所有人的共识。而且这种问题不解决，回聘留学生的过程同样可能成为新的腐败温床，最近理工科方面不断揭发出“弄虚作假的海外人士”的丑闻，就是例证。此外，还有不少所谓的教授和博导水平极差，只会弄虚作假混饭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以为我国大学只有乌烟瘴气的现象，这对于我国大学中无数人品正派学术优秀的学者是极端的不公平。无论我国大学现在有多少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二十年来中国学术已经有长足的进展，尤其我国大学已经牢固建立的博士硕士两级学位制度无疑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理工科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但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我以为总的看可以说我国博士硕士的水平一年比一年好，而且进展的速度相当快。以我个人的观察，国内一些年轻学者的水平和潜力非常可观，如果给他们比较宽松的环境和出国进修的机会，他们是可以有大作为的。因此我所希望的并非仅仅只是国内大学只要简单多聘国内博士，而且更希望我国大学应特别注意为国内年轻学者提供比较好的条件包括到国外做系统研究的机会。目前我国大学当局往往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成名教授上，这是缺乏远见的，真正的潜力和希望是在国内年轻学者。
甘阳著，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问：你在开头提出“文化自强者”与“文化自卑者”的分野，是否这是决定能否“结束中国留学运动”的关键？
答：确实，我必须强调，所谓“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绝不能扭曲为是要以国内学者来排斥留学的学者，更不意味要以中学来排斥西学。我很反对现在人为制造所谓“海龟”与“土鳖”的对立，这并非因为我自己也曾留学，而是因为这种人为的对立完全扭曲了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对立是文化自信自强反对文化自卑自贱。“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往往首先是留学者中的文化自强者所提出，并为国内的文化自强者所认同，因此这种文化自觉历来是海外学人与国内学者中文化自强者的共识。就长远而言，我国大学有必要将机制主要转到制度化地保证国内博士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这将一方面有可能改变“洋科举”的社会心理，吸引一流的本科生优先考虑读国内的研究院，另一方面，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的国内青年学者，或许要比那些在美国学院读博士的人，较有可能获得思考的自由和审视的距离，从而更有可能形成对西方学术的批判审视眼光。我希望看到今后的年轻代“中国学者”，不是唯唯诺诺只会跟着西方走的人，而是对西方思想学术和制度都能形成自己批判看法的中国独立思考者。伟大的大学必有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而必然植根于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强烈要求自主独立的精神之中。西方现代大学的起点公认为始自于一八〇九年创立的柏林大学。但试问柏林大学从何而来？它来自德国人的战败耻辱感——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并于一八〇七年逼迫普鲁士签订辱国和约，这一战败国命运强烈刺激费希特同年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随后洪堡尔特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费希特出任新建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文化教育复兴，在短短时间内，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居然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无论德国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十九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制度。▲ 1850年的柏林洪堡大学
我们自然知道西方左翼学者早就指出大学不是纯而又纯的精神殿堂，而是与民族、国家、权力、资本，以至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切勿拿着鸡毛当令箭，把人家“批判的武器”拿来就做“武器的批判”，西方左翼都是口头革命派，并没有要摧毁西方的大学、民族、国家。至于那顶老在晃来晃去的民族主义帽子，不妨先还给西方的右派。中国人今天需要的既不是西方左派的教导，也不是西方右派的巧言，而应将所有的左派幼稚病和右派幼稚病都一扫而空，才能真正直面自己的历史与命运。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起源毫无疑问地植根于九十年前胡适那一代留学生刻骨铭心的感受：“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今天贫血弱质的学人或许会感到羞于如此的直白，但中国现代大学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全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这不是狭隘的自我中心论或文化排外论，而是对一个伟大文明能够独立自主并获精神重生的正大光明的自我期许。认同这种独立自主性和精神文化自我期许的人，必立足于伟大的中国语言文字，必期待未来将是“中国学者“的时代。无论这个目标今天听上去如何不可思议，优秀的年轻代“中国学者”当有这样的自信：“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二〇〇三年八月
（说明：海报底图、题图名为“丘园养素”，陈义望画作。感谢陈义望授权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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