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施米特对单极世界危险的警告丨《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
施米特对单极世界危险的警告
墨菲 撰
韩若愚 译 郭小雨 校
选自《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
本文作者Chantal Mouffe
我在本章的任务，是强调施米特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今日两极秩序结束后的世界的重要性。有人宣称冷战的结束会让自由民主制普遍化，并带来新的世界主义国际秩序，但与那些人相反，我将运用施米特的洞见来论证：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正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不受挑战，我们才有了今日的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秩序。
在进入主要讨论前，我们必须放弃一个错误观点。一些作者认为，小布什（George Bush)“反恐战争”背后的新保守主义战略，受到了施米特敌友区分的政治思想影响。其中一些人试着将这一影响追溯到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施特劳斯对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新保守主义者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使布什的政策显得邪恶，因为其思想源头是一位被称为“纳粹思想家”的人。他们宣称，正是因为新保守主义以施米特的方式看待政治，所以他们的政策创造了一个“文明世界”与“自由敌人”间两极分化的危险对立，而这种对立必须受到质疑。换言之，布什的反恐战争被解读为对施米特式政治理解的直接贯彻。他们还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政治正在导向的“文明冲突”，我们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努力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全球秩序。
我的用意当然不是针对布什政策的诋毁者来捍卫布什的政策。恰恰相反，我认为施米特能帮助我们更为尖锐地批判布什政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与那些认为布什政治是传统美国观点的一个插曲，只要华盛顿换一个政府便能轻易将其克服的人相反，我认为，施米特能让我们把握传统美国政治与布什政治之间的连续性。
将施米特的思想与布什政府的政策混为一谈是一个明显的、深刻的误解。当然，施米特反复强调“政治”的专属区分（differentia specifica）正是敌友区分，但他也总是强调，这一区分应该以彻底政治的方式划定，而不是以经济或伦理为基础。
他规定，敌人永远不应该是“私人”的（拉丁语inimicus），而应该是“公共”的（拉丁语hostis，Schmitt 1976：26）。他当然不会宽恕布什政府使用“善”“恶”这样的道德范畴来定义敌人的行为，也不会原谅其弥赛亚式的话语，说什么美国有责任为世界带来自由与民主。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针对的恰恰是这类话语。
确实，施米特是自由普遍主义一位敏锐的批判者，特别对它所自称提供的真正、唯一正当的政治体系。对施米特而言，世界是一个多元宇宙（pluriverse），而不是一个单一世界；他也坚信，任何将单一模型强加于世界的企图都会有严重后果。在《政治的概念》中，他谴责了自由主义者将“人道”概念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展示了人道主义伦理如何服务于经济帝国主义。如他所指出的：
当一个国家以人道的名义攻打其政治敌人时，这并不是一场为了人道的战争，而是某一个特定国家希望篡夺一个普遍概念来攻击其军事对手。在损害其敌人的情况下，它试图将自己与人道等同。同样地，它也可以滥用和平、正义、进步、文明等概念，认为这些东西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敌人。（Schmitt 1976：54）
在他看来，这解释了为何以人道为名的战争都特别非人性，因为当敌人被剥夺了人性时，所有针对他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毫无疑问，现行的敌友区分（文明世界与其敌人）会被他谴责为自由主义花言巧语的代表。
事实上，施米特的思考远非证成布什的策略，而是给了我们许多足以推翻其基本原则的洞见。施米特阐明了现任美国政府剥夺、垄断文明概念的修辞手段，揭穿了其道德化话语的假象。布什在一次演讲中宣称，“那些不加入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现行战略让所有反对将“美国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的反抗形式都成了非法。
施米特揭露了这类话语远非新事，而是一直处于美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因此，他能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定位布什的战略，即美国为了加强其全球霸权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施米特于1932年发表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Vlkerrechtlichen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与我们今日的困境极为相关。在其中，施米特检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形式（Schmitt 1994）。其特殊性在于美国对经济与政治这一组反题的处理方式。美国以一种极其“政治”的方式宣称，经济与商业是“非政治的”。施米特认为，根据1823年的门罗主义，美国首先做到了将其他大国从美洲大陆上排除出去，以便将该大陆的所有国家都置于美国的排他性霸权之下，并在之后证成了美国独享的对这些国家的干涉权利。而这些干涉通常是以保障民主为名的国际警察行动。
1898年古巴Good Friends牌雪茄盒的封面
施米特对“干涉契约”（contract of intervention）这一美国创造的新司法形式特别感兴趣。这使美国能借口捍卫他国独立或其公民的财产与自由去干涉他国内政。这些主权国家名义上仍然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已被美国控制，因为美国能决定是否在美国利益受到威胁时对其进行干预。
这种干涉契约主要是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签订的。施米特详细检验了古巴这个案例。古巴于1898年被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解放”。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很快就被迫签订了“干涉契约”，允许美国驻军、掌控战略要塞，并做出重要的经济与金融让步。它甚至要同意由美国干预内政才能保证自身的独立与和平。确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00年代就不断登陆古巴，但每次美国都宣称这不是干涉行为，因为干涉契约已经给了美国干涉的权利。比如，当美国在1919年干预古巴时，其借口是保障选举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与今日伊拉克的事件联系起来。
施米特认为，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美国试图建立全球霸权的进一步行动。在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迫使国际联盟于“二十一条”中认可门罗主义时——这相当于承认了美国原则的优越地位——美国就通过《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成功地夺走了国联关于世界和平的关键决定权。
确实，公约并没有谴责战争，或试图消除战争；但其目标是使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的非法形式。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需要解答的问题：决定哪些战争是可接受，哪些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决定当然应该由美国政府做出，美国也由此成了决定哪些是战争、哪些只是维持和平与公共安全行动的仲裁者。施米特宣称，美国的目的是将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的作用通过《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扩散到全世界。
毫无疑问，施米特对此持批判态度。但他同时也钦佩美帝国主义的能力——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关键性政治战略概念的解释权，比如和平、裁军、秩序与公共安全。正如他所说的：
人类司法与智识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便是那些有真正权力的人也能够定义概念与词语。Caesar dominus et supra grammaticam：凯撒也是语法的主人。（Schmitt 1994：202）
两极与多极
施米特作品中的另一个层面也与国际政治的思考密切相关。二战后，施米特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关于现代政治形式的衰退，以及国家对政治性垄断的丧失。他认为这与欧洲公法的消逝有关。欧洲公法作为欧洲国家间的法律，在三个世纪内做到了《大地的法》中所称的“限制战争”（Schmitt 1974）。他担忧这一垄断的丧失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他认为国家的衰落会为新的政治形式创造条件，而这种形式将是“国际内战”。在这一背景下，施米特于1963年写下了《游击队理论》（Theory of the Partisan），考察了游击队的形象。他认为，这是围绕着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界限构建的传统国家秩序消亡后的产物（Schmitt 1963）。
我们如何设想一个替代方案来避免这种危险情况？什么样的秩序可以替代欧洲公法？这些问题是施米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写作时思考的中心。他在这些作品中讨论了新“大地法”的可能性。在一篇1952年的文章中，他考察了冷战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两极分化可能带来的演化路径，并给出了几个设想（Schmitt 1952）。
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并非世界最终统一的前奏：对立中的某一方将会获得胜利，并将自己的体系与意识形态加诸整个世界。两极的终结可能导向一个美国霸权下的新平衡状态。但是，施米特也设想了另一种演化形式的可能性：两极的终结会推动多元化的进程，最终建立起几个自治的地区性集团共存的新全球秩序。这会为几个“大空间”之间的力量平衡提供条件，并在它们间构建起新的国际法系统。这样的平衡与旧的欧洲公法有相似之处，但这将是真正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欧洲中心的。显然，这是施米特更为赞成的演进方式。
施米特并不相信当时的二元对立能够持续下去，他也深刻地意识到了单极世界秩序可能的后果。他坚信，只有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多元主义”，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机构来管控冲突，以避免单一体系普遍化带来的伪普遍主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但是，他也意识到，这样的伪普遍主义比他所倡导的多元主义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已经在苏联解体之后得到证实。
在2001年9月11日后，施米特对“后国家主义政治”状态以及单极世界危险的反思变得尤为切题。我也相信，这些思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主义的本质。正如科维纲（Jean-Francois Kervegan）所说，它们能让我们从一个与现行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视角来思考恐怖主义的问题，即不将恐怖主义看作孤立的、狂热分子的产物（Kervegan 2002）。带着从施米特那里得到的洞见，我们可以将恐怖主义看作新的政治性结构的产物，此产物乃围绕某个单一“超级大国”的霸权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形式所特有。
科维纲
我同意科维纲的观点，即施米特关于单极世界秩序后果的洞见对我们理解恐怖主义现象极富启发性。美国不受挑战的霸权与恐怖组织的繁衍之间绝对有相关性。当然，我并不想将这作为唯一解释。由于许多因素，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没有合法政治渠道来表达不满的情况下，恐怖主义会大量出现。因此，冷战结束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在美国主导下被毫无限制地强加于世界，恐怖袭击数量的显著上升便不是一个偶然。维持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可能性急剧降低，所有国际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由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力量所掌控。
即使像福尔克（Richard Falk）和施特劳斯（Andrew Strauss）这样赞成世界主义秩序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承认恐怖主义与现行国际秩序间的联系，他们说（Falk and Strauss 2003：206）：
当直接、正式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可能性被排除之后，沮丧的个人与集体（特别当他们的政府被视为不正当且充满敌意时）会转向不同形式的公民抵抗运动，不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全球恐怖主义位于这一跨国抗议谱系中最暴力的极端，其议程主要受宗教、意识形态和地区目标影响，并不与全球化直接相关。但他们的极端异化至少部分地源于全球化的间接影响。在那些受此影响的人民的政治潜意识中，这会转化为与文化不正义相关的不满情绪。
福尔克与施特劳斯认为，我们当前困境的出路在于“民主跨国主义”，其内核是一个全球议会（Global Parliamentary Assembly，GPA），它为全球人民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代表机构（Falk and Strauss 2001）。他们认为，这个议会的任务——当然，其权力行使应吻合《世界人权宣言》——是为全球政策（不仅仅是政策的形成，还有政策的实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框架，来民主地容纳公民政治的不断制度化，而这个全球议会就能为这一机构体系的民主问责形式提供一个起点。
有一种主要依赖公民社会并将国家视为中心问题的世界主义。它宣称，公民团体和商业、金融精英们都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即向国家发起挑战：国家应该停止在国际层面成为他们的代表。根据这种世界主义，全球商界的许多领头人，比如那些达沃斯论坛的参会者，对他们的长期利益有着开明的观念，且十分赞同将国际体系民主化的观念。因此，全球公民和商业社会的组织能够将他们的民主化方案强加于不情不愿的政府。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制度性的民主框架，能够让世界人民绕过国家，直接在全球治理上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从而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
我同意福尔克与施特劳斯，即建立一个能让不满得到表达的制度性框架十分重要。但我认为他们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够。这不仅仅因为，将希望寄托在商业精英的开明自利上完全无法让人信服。我对他们提案的主要异见在于，他们所设想的世界民主只是西方模式的全球化版本而已。他们的“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成员，是会对抗国家侵蚀自己权利的自由公民。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图景，对不同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同情的理解，且将个人主义的“西方方式”作为最高的成就。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激烈抵抗，恰恰是在反对将这种社会模式强加于全球。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应承认世界的多元主义特性，放弃欧洲中心的信条，即人们之前所抱有的只有通过西方化才能现代化这一信条。我们应该放弃幻想，不再认为超越政治性、冲突和否定性便可以统一世界，进而消除敌对。我们同时也需认识到，政治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认同某个单一模式的共识。
我们当下单极世界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对立面不可能找到合法的表达方式。也难怪当这些敌意出现时，它们会采取极端行为来质疑当下国际秩序的根本结构。我认为，缺乏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霸权的政治渠道，才是激烈否定现行秩序的话语与实践不断增长的源头。为了创造使异见能得到合法表达的渠道，我们需要设想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秩序，而这种秩序需要围绕着几个大空间与真正的文化极点才能构建起来。
恐怖主义的新形式所揭露的，是普遍主义全球化话语幻想中的内在危险，它规定，人类的进步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西方模式的统一世界。正因为如此，在反对普遍主义-人道主义的幻想时，我们迫切需要聆听施米特的思考，他提醒我们“政治世界是一个多元宇宙，而不是单一宇宙”（Schmitt 1976：53）。我认为，这是避免亨廷顿（Huntington 1996）所说的“文明冲突”的唯一方式。尽管激化文明冲突并非普遍主义话语的意图，但它仍在事实上加剧了这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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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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