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欧洲中世纪诗学选译》：始于古典主义晚期，终于薄伽丘时代

欧洲中世纪诗学选译

宋旭红 选编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西方中世纪诗学文选。在西方诗学或文论史上，中世纪研究相对较为欠缺。有鉴于此，本书选编了八篇珍贵的中世纪诗学批评文献，选文范围始于古典主义晚期，终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时代，打破读者关于中世纪必属基督教的刻板印象，不仅将长达千余年的欧洲中世纪文学批评史的整体轮廓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部分极为难得的资料。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在每篇译文前附有简短导语，用以介绍作者、提要作品、评述其历史影响等，并给出中译参考底本。

作者简介

宋旭红，文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宗教美学与艺术理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基督教神学美学思想研究》、校级自主科研项目《后现代语境下宗教与美学趋同性现象研究》、校级学术工作坊项目《宗教美学》、校级双语教学项目《西方文论名著选读》等。出版有专著《当代西方神学美学思想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等，发表论文《浅议当代文化语境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评价与重构》等。 

目录

代序：何为“中世纪”的“诗学”？(杨慧林)

译序 (宋旭红)

论戏剧 (埃文蒂乌斯)

论喜剧 (多纳图斯)

《理想国》中的难题：诗艺的性质 (普罗克洛斯)

关于《诗篇》的阐释问题 (阿塔纳修斯)

维吉尔作品的道德哲学注释 (富尔根蒂尤)

亚里士多德《诗学》注疏 (阿威罗伊)

新诗学 (温索夫的杰弗里)

异教神谱 (薄伽丘)

内文试读

代序：何为“中世纪”的“诗学”？

杨慧林

“欧洲中世纪诗学”或许会引人质疑，这既是因为“中世纪”本身的某种含混，也是因为“诗学”在“中世纪”的独特意味。如何从不同的历史划分中辨识“中世纪”？如何在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理解“诗学”？宋旭红教授编译这本书，再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通常认为“中世纪”之说来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用以区分文艺复兴和此前的封闭时代。比如彼得拉克就称之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后人则多用“中间时代”（Medieval Times）来描述这个“并非一个世纪”的历史阶段（not a century ... but a series of centuries），从而“中”的涵义愈发凸显。后来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家也沿用这一概念,表示自己才与真正的信仰传统直接相连,而宗教改革之前只是“过渡性的”。

但是如果细加追究，这些说法其实都源于中世纪神学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特别强调未来的圣灵的国度,因而认为现在是罪恶和平庸的中间时代(tempus medium)，由此他首创了‘中世纪’这个历史观念。”德尔图良的意思是说：人类来自一个完满的世界，最后还要过渡到一个完满的世界，不完满的现世只能算是“过渡期”。此言之所出，尚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亦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可见这一“过渡期”的“中间”并非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的“两个高峰”作为参照，却是中世纪神学家对“此世”的界说。因而“中世纪”之说所暗示的，本来是一种“彼岸”意识，其他则应该是后世的引申。

德尔图良

另一方面，“中世纪”也未必能作为准确的时间概念。比如奥古斯丁虽然经历了罗马帝国的东西分治，却离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尚有数十年，因此将其归入古罗马时代好像并没有错。那么，为什么西方的相关研究总是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作为最重要的中世纪思想家？况且被纳入“中世纪”的“古人”远不止奥古斯丁一位。比如比尔兹利《美学史：从柏拉图到当代》一书，“中世纪”一章分设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阐释理论三节，其中的“寓意批评”上起德尔图良、奥利金、波伊提乌、埃里金纳，下至圣维克多的雨果和但丁，乃至“中世纪”一脉绵延千年。本书所选的文献同样如此。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大约在1970年代才有研究者论及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中世纪的文学却与这种以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模式明显不同；“中世纪文学是国际的,而不是国族的(Medieval Literature is international, not national)。”因此正如本书“译序”所引：“关于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目前还没有权威著作。”

《欧洲中世纪诗学选译》所收文献，曾被西方学者整理为英文，但是据说出版这些材料的机构后来居然倒闭了。“中世纪诗学”之难，或可由此体会。从现代人的角度看，中世纪诗学当然带有“过渡性”的意味；抛开某些神学的演绎，其中似乎大都是对古代学说的归纳甚至重复，未必有多少诗学本身的价值。比如本书所选的八篇文献，戏剧、喜剧、诗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吉尔等等都不是新鲜的主题，尽管这些文字可能如宋旭红教授在“译序”中所说 “打破了中世纪必属基督教的刻板印象”，又如何才成其为“中世纪诗学”呢？

除去承上启下等一般性评价之外，通过承接（或者摹仿）古代诗学,又在文艺复兴以及后世得到延展，真正有意味的思想链条也许必须还原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形态；由此才能从“创造”“寓意”“类比”“象征”“符号”等强烈的兴趣及其暗示中理解欧洲中世纪的诗学观念和艺术实践。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世纪”所对应的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希腊—罗马，而是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古典”；就此区别“中世纪的”(medieval)与“古典的”(classical)，则必然着眼于不同的文化观念（cultural perspective）。

就此而言，西方学界的许多研究并不尽如人意。比如1952年出版的《英语文学批评：中世纪时期》（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edieval Phase），仅限于英语文献而难以贯通线索；1969年出版的《中世纪美学》英译本（The Esthetics of the Middle Ages），仅限于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而文学研究则付之阙如；1963年还出版过分析中世纪诗歌词语结构的《文体学》（Stylistics），更早的则有1928年出版的《中世纪修辞学与诗学》（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s），但是对中世纪诗学的核心似乎都欠恰当的把握。本书“译序”中提及的赛尔登和亚当斯关于文学批评的两部大书，亦复如是。

艾柯对中世纪研究着力颇深，在他看来，关于“中世纪诗学”的误解从鲍姆加登 “感性知识的科学”、克罗齐“情感的抒情性直觉”开始便已注定；有如克罗齐的断言：“托马斯·阿奎那关于艺术和美的观念……是极端宽泛的……无论对于整个中世纪还是对于托马斯·阿奎那，美学问题都不是真正的兴趣所在。”艾柯认为“这一判断足以断送关于中世纪美学的任何研究”，然而“如果换一种思路,让美学指向关涉到美的全部问题领域”，那么“只需要用哲学的方式阅读神学”，便可以“解开其间的纠缠”，重新发现和理解中世纪。

克罗齐

进而言之，“欧洲中世纪诗学”之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本书不选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最为典型的神学家，而是力图更多反映中世纪宗教色彩与世俗论题的融通；然而象征着正统和“尼西亚信经”的阿塔纳修绝非普通的信仰者，一旦由他论及《诗篇》的阐释，“讽谕”和“释经”便必定成为一体之两面。

印度学学者波洛克曾引用一句戏言：“一切宗教争端都起因于对语法的无知。”其由来则是著名的麦克斯·缪勒对《梨俱吠陀》是否允许烧死寡妇的一个诗句的校勘，以为“由一个无耻的祭司有意篡改的版本……应对成千上万无辜牺牲了的生命负直接责任”。可惜，“缪勒对这一段的解读和对这一刑罚的理解都错了”。

宋旭红教授历经曲折编译此书，当是从“语法”的意义上止息“欧洲中世纪诗学”的争端，也是以扎实的文献重新检验习以为常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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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欧洲中世纪诗学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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