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大宋之变的核心人物
北宋共治时代如何打破，衰亡之门因何而开？司马光、王安石等如何推动北宋政治的走向？帝制下的朝代兴衰有怎样的偶然与必然？聚焦北宋关键24年，揭示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探究北宋兴衰深层根源。
作者: 赵冬梅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063—1086
出版年：2020-5
页数: 556
定价: 88.00元
ISBN: 9787559826992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帖子，名为“你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据说，参与回答的人士大都选择了宋朝，理由是，宋朝是一个富庶的朝代，社会开放，商业发达，市民的生活丰富多元，有着浓浓的市井味。而且，宋朝最适合文人生活，因为朝廷重文轻武，皇帝对文人轻易不加责罚，文人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历代之冠，等等。但是，很多电视剧都在说宋朝，《大宋王朝》《大宋宫词》《大宋传奇》，加上包龙图、岳飞传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不说，关键是错把故事当历史，往往迷惑了我们的思想。
当然，消遣无所谓，但是，带着一点历史知识去消遣，才不至于被带到沟里。所以，我们读一本专家写的书《大宋之变》，作者是北大教授赵冬梅，她在2012年、2013年分别登上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千秋是非话寇准》和《司马光》。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赵冬梅的研究方向，按断代区分是宋史，但她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制度史。赵冬梅对制度最初的敏感来源于户籍。她197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牵一 个、抱一个，带着赵冬梅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投奔当兵的父亲。那年她该上小学了，可是没有户口，无法入学。班主任好心收留了她，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赵冬梅此后一直成绩优异，这句话是第一推动力。当年高考先填报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里，赵冬梅三个全部填了历史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估分结果和高考成绩只差一分，赵冬梅如愿进入名家辈出的北大历史系念书。
但这位“学霸”发现，学历史和想象中完全不同。她说，“我的历史梦是依托在一个更庸俗的梦里面——我想写历史小说。”赵冬梅这一代1965到1975 年生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少年的一代，许多都怀有一个文学梦，“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 ‘攀比’的东西，就是读小说，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除了当代文学作品，赵冬梅从小就读许多历史小说，尤其喜欢高阳、金庸，甚至对半文言的明清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都如数家珍。
赵冬梅回忆自己的求学历程，她说，“如果我的文学梦特别坚定的话，可能在历史系会碰得鼻⻘脸肿吧。”如今，学史三十多年，教书二十多年的积累，也让赵冬梅很负责任地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历史：“其实有很多大学，不是学历史的历史爱好者去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可能会在特别专业的核心领域碰得很疼，导师也疼，学生也疼，有的时候拧两下就拧过来了，有时候就拧不过来” 。她认为，有些东⻄是一定要“守”的，是守住属于灵魂的东西，“守”不是不创新，不是不开放，而是坚守住历史学本身最核心的东西：一切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是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是历史学的魂。有了这个魂，才能够下笨功夫，才能够慢下来，不怕坐冷板凳。
这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这是本书前言作者的话，但是，我却有点不赞同，尽管司马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时代的主角离不开皇上。这本书的写法很妙，虽说是正史，但是却文笔生动流畅，全然没有一般史学著作的晦涩。
例如开篇的这一段，仁宗皇帝驾崩，英宗即位，前四天一切如常，新皇帝实习合格。但是，到了第五天忽然 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然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看到这里，读者一定会按捺不住继续往下看的心情。虽然绘声绘色，细节到对垂帘听政的曹太后“撤帘”之诡谲和迅速的描写，撤帘过急，官员和宦官们 “都可以看到她的裙角”，都是有史料支撑的。
“大宋之变”当然不是说这些“鸡毛蒜皮”，而是说变革。就是司马光试图主导的变革。司马光经过了在政坛的摸爬滚打，终于进入了中枢，似乎有可能大展宏图了，他有一系列的计划，但是，因为高层有两派，太皇太后的态度不明朗，司马光处处被掣肘。所以，在司马光当了副宰相最初九个月里，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整理“群众来信”，书中说是“告状信”。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反复请求，在全国颁布诏书，允许全体臣⺠“上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结果收到了很多信，却没人处理。我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执政党也是从听取各方意见开始改革的。这里真的有时代的差距。
还有一件事情，司马光抓司法改革。当时发生了一件强盗入室抢劫伤人案，中央的两个机构，刑部和大理寺发生了矛盾，司⻢光支持了大理寺，他说，《宋刑统》是国家大法，地位高于刑判，不能用判例破坏律条。这个思想，是坚持了法律的权威性。但是，他依然受到了抵制。虽然九个月以后的司马光得到了真正的权力，但是，那么大的一个烂摊子，他已经无力回天。坚持变革的司马光是不得志的，最后抑郁而终。司马光死后，大文人苏轼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成为了后来所有司马光传记的蓝本，苏轼本来是司马光提携的后辈，也曾经和司马光站在一个阵线，但是，后来在司马光的新法上，他成了反对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不影响苏轼对司马光的赞美。在苏轼的笔下，“司马相公”有着高大的形象，堪称一时中流砥柱，政治主导。“司马光知无不为，以病瘦的身躯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越是这样的褒奖，我们越可以看到当年变法者的艰难。古往今来，这就是定律。
至今，对司马光的评价依然是冰火两重天，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反倒是那个小故事“司马光砸缸”成为了千古绝唱。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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