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1007天的战争》还原昔日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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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PENG
作者：马平
国防大学战略战役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时 1007 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宛如一幅恢宏雄壮的画卷，在中国以至世界战争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007天的战争：
抗美援朝：战略和历次战役
重现盛唐崩裂的至暗时刻
© 粥棚
本书主要从战略和战役两个层面，即宏观和中观两个视角，解读和展现了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战役是为达成战争的全局性或局部性目的而对一系列作战及与作战紧密相关的行动的组合运用。其实，在现实的战争中，是很难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的界线，将这一部分划归战略的，那一部分划归战役的。实际上，这两个层面的运作在战争过程中紧紧联结在一起，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抗美援朝这样一场特殊的战争，几乎所有的战役都可以称作战略性战役；对于战争的筹划和指导，主要是通过对一个个战略性战役的设计和运筹实现的。
就每次战役而言，它的准备和实施，都受制于总的战略背景和战路条件，都是在既定的战略方针牵引下，在战略领导层的指导、调节与干预下进行的。而就战略全局而言，整个战争的战略面貌和战略目的实现程度，又与历次战役的进程和结局密切相关。战略与战役的这种联系，勾画出了这场战争的基本轮廓，承载着它的内容和意义。
从战略层面上讲，对于中国出战朝鲜最关紧要的决策有三个：一是战前作出的要不要出国打这场仗的决断；二是战中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对战局加以调控，进而实行战争指导方针和军队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三是当战场上出现相持不下的胶着局面时，决定以停战谈判方式结束这场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从打响到正式停战，天文时间共 1007 天，但在战争打响前，还有近4个月的至关重要的准备期（从朝鲜战争爆发、东北边防军组建，到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这期间，尤以朝鲜方面正式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请求，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18天最为紧张和关键。
本书开篇记述和分析了当时的情景。应该说，中国是在相当被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作出出战朝鲜决定的。在这里，根本上起作用的因素，一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研判；二是对自身使命担当的自觉和认定。毛泽东当时分析说，中国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而这两个“极大”，侧重点是在后一个“极大”上的。说白了，中国出成初鲜，并不是想要通过战争去为自己获取什么绝对的好处，而是要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来捍卫正在受到极大威胁、极大损害的新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领导人判断，这一核心利益需求之大，足以让自己不惜冒着被打烂的巨大风险毅然出兵。应该说，这样的决策不是什么人都能作出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坚定不移，没有经历过长期战争锤炼的那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共同拥有那种眼光、胆识和气概，是很有可能作出另外一种后来被杨尚昆称之为“苟安”的决定的。
除了国家核心利益这一最高准则外，促使中国出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作为一个刚刚站立起来且怀有宏大历史抱负的新生社会主义大国的使命担当。这个使命担当，对于友邦而言，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当邻国处于危难之际，我们不能只是站在旁边看，不能见死不救；对于当时新中国所属的东方阵营而言，亦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
这样一种使命担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革命性质(当时也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开国之初，就有了对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及其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的高度自觉。当战争来到面前的时候，这种自觉亦会展现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书记述了中国在相当被动的情况下进入朝鲜战争的整个过程，也记述了当战争陷于僵持之际中国致力于结束战争的整个过程。如果说，中国进入这场战争是艰难的、曲折的，那么，结束这场战争也同样的艰难和曲折，其过程甚至更为漫长、更为复杂，充满更多的曲折和艰辛。若从战年双方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之时算起，到最终在板门店达成朝鲜停战协定为止，结束战争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
也就是说，中国出战朝鲜 1007 天，有750 天左右打的是收局之战。这漫长而艰难的收局之战，印证和演绎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没有它自己的逻辑，却有它自己的语法。之所以说战争没有自己的逻辑，是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与不打，以及怎样打、打到什么程度，最终要服从政治的决定，由政治说了算；之所以说战争有自己的语法，是因为战争本身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一旦这部机器开动起来，就会在激烈对抗中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如同一艘高速行驶的巨轮，即使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也要向前冲出很远一段距离才能停下来。
更何况，在战争最后阶段，美国方面是带着“打起来想谈，谈起来又想打” 的矛盾心态走进谈判帐篷的，它希望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战争状态以利于其总体战略规划的推行，这就决定了它缺乏尽快达成协议的动力和诚意。
相应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针锋相对地实行打归打、谈归谈的“双轨制”，以打来挫败对方想从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企图，以谈（包括适当的让步和妥协）来达成在自己可以接受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目的。本书后几章详细分析了相关过程，笔者认为，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战役层面上，本书用了最多的篇幅来分析这场战争历次战役的筹划、准备和实施过程。除第一章外，其他各章多是以战役筹划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其间不厌其烦地详述了历次战役的目标设定、战场选择、兵力编成编组和配置、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案的制订修改，以及各项保障措施等。起初是怎样设想的，有过什么样的不同见解和意见建议，决策者和指挥员是怎样判断和定夺的，实行中又作了怎样的调整和改变，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结果，都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考察。对于战役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时节和关键行动，也作了有重点的分析。
书中大量引用当年的作战文电史料，有时不惜整篇、大段引用，以便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当年的实际过程和真实场景。笔者的用意，一是要说明，战役对于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战役的筹划和实施，战略就是空的；二是要反映，战役本身是一门复杂的、精致的、高难度的对抗性实践活动，只有具备高超的专门本领的人才能够实际驾驭得了。
现在人们格外地看重战略，似乎只有讲战略才显得 “高大上”，似乎有了战略就有了一切。殊不知战略制定出来是要被执行的，而执行，基本上是战役战术领域里的事情。更何况，战略制定本身也需要战役层面来提供支撑，战略层和战役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相当重要。
任何产生了实际效用的战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它必然要与战役法、战术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化、整体性的东西。否则，它就只能是一个想法、一种愿景，甚至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在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强敌作战的极其危险、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任何战略意图、战路计划的实现都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看到了、想到了、说到了就能实际做得到、做得成的。我们细细品味抗美援朝 1007 天的战争，就会深切感受到，战略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对于战略的战役战术实现。
有这样的说法：战略解决干不干的问题，战役法解决怎样干的问题，战术解决怎样干好的问题。这个说法虽然不够精确，但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做一件大事情时，战略、战役法和战术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并且，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三者也无所谓孰重孰轻的问题。有人说“战略决定成败”，对不对呢？很对。也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对不对呢？同样也很对。应该说，战略和“细节”（战役法战术相对而言属于细节范畴，战术较之战役法更为细节）都决定成败。当然，对成败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战略，而有了战略之后，“细节，就要出来发挥作用了。抗美援朝战争战略的实现，就体现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战略的成果是通过战役战斗一仗仗打出来的。有的仗打得比较好，战略意图的实现就比较顺当；有的仗打得不够好或者打得很不好，战略意图的实现就要打折扣，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战争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将战略决策转化为战役决心，将战略意图转化为战役企图，将战略规划计划转化为战役方案、战役行动的过程。战役法作为连接战略与战术的中间环节，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战争中就会出现大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役（包括相对独立的战役性行动）有十来次之多。打得好的战役，如运动战阶段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取得了大大超出预期的结果，不仅一举扭了志愿军出战初期极端被动的局面，而且全面赢得了战略主动，奠定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局。而打得不够好的战役，如第五次战役，不仅没有打出战略所预期的那种 “决定性”结果，反而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造成了持续数个月的战场动荡、战线不稳的尴尬局面，带来全局上的不利。对这些典型的战例，本书作了较为细致的剖析，既从己方又从敌方那里探寻其中的经验教训，相信是会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战役指挥员，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军中精英和人中翘楚。他们的优长，是有长期的战争经历，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的经验，想打仗且会打仗。从本书记述的历次战役战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的那种过人的胆略和识见，那种在激烈对抗中从容不迫、措置裕如的风格做派，那种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指挥活动中显现出的灵活务实、朴素简练的行为方式。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上与堪称世界头号强敌的美军形成有效抗衡，并且屡屡获胜，除其他原因外，这些指挥员的中坚作用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本书在记述他们成功之道的同时，也对他们筹划指挥中的缺点和失误作了较为详细的点评，这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更是为了说明，要打好一个战役战斗是何等的不易。那些从战争中一路打过来，在国内战场上赢得了赫赫名头的老一帮战将尚且如此，今天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更应该正确估量自己，从而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地砥砺、磨炼自己的品格，增长自己的才干，准备一旦国家需要，能够通过那一锤定音式的大考。
本书写作，历时十年有余，其间得到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国防大学图书馆和诸多专家、领导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军内著名抗美投朝战争史专家徐焰教授审看了全书并提出有益的建议。国防大学中将副校长肖天亮教授对该书的修改和出版提供了重要帮助。图书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也得益于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有力资助和国防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由于本书写作终为一己之力完成，难免存在诸多缺失和不当，还望得到读者，特别是诸位同行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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