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trud Bing：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记忆女神和和语言风格研究的核心人物
艺术史图书馆注：瓦尔堡和Gertrud Bing，Roberto Longhi 和 Anna Banti，四位伟大的艺术史家。我们之前已经写了两篇Paola Barocchi的纪念文章，3月8日推送Gertrud Bing这篇，正合时宜。
近年来瓦尔堡越来越热，但这种热潮下，有很多东西被夸张，有很多又被忽略。从我的角度来讲，瓦尔堡研究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到目前为止都被忽略了：
一是瓦尔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瓦尔堡从20岁的学生时代就有拥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计划，而他后来建立起来的私人图书馆，其规模与思想的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今天在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已经把他当时的书都混入到后期的书中，事实上已经打乱了既有的顺序。从早期的私人图书馆到1926年搬家后供学者使用的研究性图书馆，再到1933年刚搬至伦敦时的图书馆，Fritz Saxl和Gertrud Bing都在极力地维护着原来图书的顺序和里面瓦尔堡的笔记。瓦尔堡不是我们今天所言的藏书家，他将书当做一种学术交流的工具，他把想法用便条的形式夹在书中，然后把书推荐给其他学者或学生，事实上是要交流这样的想法，看到别人的回应。今天火热的《记忆女神图像》的研究，突然就成了各凭才能的才能的秀场。当年Uwe Fleckner（傅无为）教授为了那个Bildersammlung zur Geschichte von Sternglaube und Sternkunde（1993）的展览可是恢复了这些图像所关联的书籍目录，包括“好邻居”的排放顺序（见展览目录Bildersammlung zur Geschichte von Sternglaube und Sternkunde ; im Hamburger Planetarium）。事实上，今天应当重建瓦尔堡的汉堡私人图书馆，而且应当分成1920年（瓦尔堡病发离开汉堡）、1926年（搬迁新址前）、1929年（瓦尔堡过世）这三个阶段的。
二是瓦尔堡1928年10月前往意大利为“记忆女神图像”收集材料。这一部分的日记在瓦尔堡全集的第七卷Tagebuch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里，但是相关的照片、信件和详细的经历依旧在瓦尔堡档案里WIA, GC, 1928-1929。而目前“记忆女神图像”的研究中，最忽视的一点就是原作，而这一点的忽略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对这次意大利之旅的研究程度不够。瓦尔堡的美洲之旅被研究了个底朝天，而意大利之旅除了这本《日志》外（有一个意大利语译本），还有一本普及的Mit Bing in Rom, Neapel, Capri und Italien，也没有在当前的全集计划之中。而事实上瓦尔堡的学术根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而这里日常生活就是在艺术品原作之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沃尔夫林身上。
三是瓦尔堡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研究。上次燕南园的瓦尔堡阅读课，我问的Fleckner的教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Gertrud Bing想要通过分析瓦尔堡的风格和语言来写瓦尔堡的传记，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倒是记不清他的回答，但相信每一个参加了这个瓦尔堡工作坊的人都会记得Fleckner 在分析德文原文和英语译本时所指出的那些未被翻译出来的隐喻、关联词和修饰词，用瓦尔堡自己的话说就是“就像一棵被剥光了的圣诞树”（关于瓦尔堡的语言问题，可进一步阅读贡布里希的《瓦尔堡思想传记》，14-16页）。而我关注到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当时正在准备的Roberto Longhi的术语研究的报告（关于瓦尔堡和隆基的关系，可见Andreas Beyer 的Hermetischer Kosmos: Aby Warburg und Roberto Longhi in Ferrara，但这篇文章更像发言稿，两者更深入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而目前学界对这三个方面的有意无意的忽略，都与对Gertrud Bing缺乏研究有关。Gertrud Bing可以说是这三个方面的最关键性的人物，除了瓦尔堡自己外，她的重要性还要超过Saxl。
一、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和Gertrud Bing
“ 宾没有发表很多著作和论文：然而在她的谈话中，在她作为瓦尔堡图书馆的馆长和图书馆管理员的活动中，他她的建议和讨论中，学者能感受到一种布克哈特式的、兰克式的、瓦尔堡式的、卡西尔式的、施洛塞尔式的、沃尔夫林式的伟大思想和精神的呼吸：这是一种人的天赋，不是由美好的梦想所组成，而是依靠日常语文学般精准的工作，对事实和观点、图像和符号、人物和事物的无法穷尽的好奇。”
这是Delio Cantimori 在Gertrud Bing 去世时对她的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如上次提到的Ulrich Middeldorf一样的艺术史家，本身著述不多，需要在口语传统中去追踪他们的方法和艺术史方面的贡献。而也正是如此，对于Gertrud Bing的研究一直非常少，无论是在瓦尔堡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对瓦尔堡的研究中。
宾的藏书票
1911年瓦尔堡的私人图书馆藏书约15000册，1920年时约20000册，而到1933年搬至伦敦时已经上升到60000册（这里的数据来自Fritz Saxl），很明显1920年之后购买新书的速度显著增长。更清楚的还可以看以下的图表（表来自Tilmann 1992 Di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 Architektur, Einrichtung und Organisation）。
瓦尔堡图书馆1911-1926年买书记录
Gertrud Bing 1892年出生于汉堡，1916-1918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918年转到新成立的汉堡大学，跟随卡西尔学习，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
宾的博士论文
从1921年开始在瓦尔堡图书馆进行编目新书的工作，而到1922年正式成为了图书馆理员（Bibliotecaria），要知道在当时，女性当图书管理员是很少很少的。
1924年瓦尔堡回归，这可以看成上面图表中从1924年开始买书显著增长的一个原因，而Bing 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瓦尔堡的学生和助手，1926年图书馆迁址到114 Heilwigstrasse，而这时Bing开始负责新书购买，而瓦尔堡著名的四层书籍分类计划，Bing 应当也有贡献，下面是当时搬迁新址时的书籍摆放计划：
第一层书籍的摆放计划（来自Gertrud Bing）
阅读室中的期刊和工具书摆放计划（来自Gertrud Bing）。
Bing还发明了著名的三色标签系统，这样就方便检索瓦尔堡的独特的图书摆放系统。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Bing发明的三色标签系统。
瓦尔堡图书馆中的阅读厅中的座位
瓦尔堡图书馆中期刊区
瓦尔堡图书馆中的阅读厅中的幻灯机
二、Gertrud Bing和瓦尔堡的意大利之旅
1927年，Bing成为瓦尔堡正式的助手，1928年10月，她陪同瓦尔堡前往意大利，这是瓦尔堡为自己的“记忆女神图像”收集材料。在行程中，宾和瓦尔堡一起紧密工作，这都记录在《日志》里两人的“对话”中。瓦尔堡向宾陈述研究、想法和观点，而宾就将这些口述记录下来，现在在瓦尔堡档案里还存有这些草稿。在这个时候，瓦尔堡已经将宾作为自己的图书馆和研究的继承者。我们可以看看瓦尔堡对Bing的称呼：早期还不熟时称Kolleg（德语中男性同事的称呼），之后在熟人间称Binging , 在需要敬称时Frl.（Fräulein，即女士）Dr. Bing，非常亲切的时候称Bingia以及Bingiothek。
宾和瓦尔堡在Orivieto
宾和瓦尔堡在罗马Palace酒店的阳台
宾年青时在佛罗伦萨
宾和瓦尔堡及Franz Alber 在Palace Hotel，背后就是记忆女神的图版
三、 Gertrud Bing和瓦尔堡的风格与语言
Gertrud Bing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59年她是瓦尔堡研究所的所长。而事实上从瓦尔堡逝世之后，宾就承担着整理瓦尔堡的文集和传记的任务。瓦尔堡的两卷本文集Die Erneuerung der heidnischen Antike于1932年由Gertrud Bing编辑出版。而在她担任所期间，非常重要的就是将瓦尔堡推广到意大利学界，并加强与意大利学者的联系。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瓦尔堡文集的出版。1956年她就写信给Nuova Italia出版社的Mario Casarini：我认为瓦尔堡文集的意大利语版本是让这些文章回到原始环境里。宾不仅为这一版本挑选了译者Emma Cantimori，还按照编年顺序而不是德语版的主题分组形式，为了原样地呈现瓦尔堡，她还删去了德语版的注解，并增加了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瓦尔堡1914年4月20日在KHI的演讲：L’ingresso dello sitle ideale anticheggiante nella pittura del primo Rinascimento。
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当时打算将正在着手撰写的瓦尔堡传记（1959年卸任所长也正是为了撰写这部传记）的一部分作为导言，而这正是通过分析瓦尔堡的文风和语言。意大利语译文在1959年已经完成的，但宾的导言最终也没能完成。为什么没能完成，可能是这庞大的材料和瓦尔堡的思想的深度之间难以综合，贡布里希提到的这段话也提到了这一探索的难度：
“瓦尔堡的风格日益偏离说明性散文的通常惯例，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色彩暗示出言外之意。格特鲁德· 宾最终决定通过分析他的风格来探索瓦尔堡个性的本质，这是不无理由的。她没有完成这项事业，这是我们的损失，但是甚至她也不得不诀定用德语从事这项工作。借助一种外国语言来描述一位作家的风格的特性必然是不可能的。就瓦尔堡的风格而言，德语和英语两种相异的传统又使这个困难雪上加霜。”
1966年版的瓦尔堡文集意大利语译本，施洛塞尔的《艺术文献》采用同样的装帧，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也许，真正的原因，我们还需要对Gertrud Bing展开真正的研究。1962年宾在考陶德学院介绍瓦尔堡的思想的文本留了下来，这个文本她发给了出版社作为意大利语版的序言（英文本发在1965年的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1964年7月3日去世。而意大利语译本La rinascita del paganesimo antico要到1966年才正式出版，1980年出简装版。而瓦尔堡的语言风格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整的研究，这与Roberto Longhi的术语数据库、语言风格方面的专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KHI 的藏书，上面有Gertrud Bing赠书的标志，也许是出版社根据她生前的意思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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