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新 | 驯化与引导：论古典教育对血气的教化
作 者 简 介
孔令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 摘 要 ·
血气是引发人的意气、勇气这类情感的灵魂能量，它既不同于欲望也不同于理性。在古典教育看来，血气激发起来的灵魂的激愤热情与勇敢、正义、道德理想主义及公民友爱都有紧密的关系。另血气作为一种未经反思的灵魂热忱亦有其潜在的危险。古典目的论视野下的古典教育认为血气对超越性自然秩序的深层渴望合乎古典理性的追求，主张以古典诗教的方式对其进行驯化后的引导。然而，自马基雅维利开始的古今教育之变，使血气教化的处境开始遭遇重大变化。
一、血气的内涵及重思古典教育思想的意义
血气（thymos）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其内涵丰富、含混却又不失其鲜明的特征。在希腊语中，血气被认为是引发人的意气、生气、勇气这类情感的灵魂源泉。血气往往使人充满昂扬的精神斗志，常常表现为忿怒、骄傲、野心、嫉妒、虚荣等。另一方面，血气虽内涵丰富，但有其明确的界限。“血气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动机，其品格只有通过与欲望的对比才能显现。欲望指向需要的满足：它们表达一种不完全，并渴望完全。饥饿、口渴、性欲，等等，都直接与一个目标相关，它们的意思简单直白。血气的目标则更难辩认。它最简单的表现是愤怒，但愤怒满足了什么需要却并非一目了然。”[1]与欲望相比，血气隐隐指向更多的是精神而非身体的满足。与理性相比，血气不是冷静的推理和谋算，它几乎总是充满了热忱。
简言之，血气这种常常驱使人义愤填膺、意气风发和雄心勃勃的灵魂因素是人之为人非常独特的东西，甚至可以认为其正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双重性，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我们会冒昧地提出，人人特有的东西，那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便是血气。”[2]在现代社会和教育中，血气的处境并不怎么好，在很多时候处于被严厉压制和异化的境地，这也是导致现代人精神萎靡的原因之一。比如现代生活虽然越来越轻松安逸，却也越发地充斥着单调乏味和平庸压抑，越来越缺少崇高和激情。“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3]现代人这种较为普遍的精神平庸与血气的现代处境是有重要关联的。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梳理并讨论古典教育思想中对血气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这并非意味着要求我们的教育回到古典时代，作为现代人是注定无法回到古代社会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回溯古典教育对血气的教化方式进而去理解其背后对血气和人性的理解,这会有助于我们去尝试一种不同于现代的理解方式。这也并非预设了古典教育思想优越于现代教育思想，而是通过理解不同的思想方式，比如对血气的理解，可以使我们的理解力变得更丰富和成熟，同时也恰恰表现了作为现代人的开放通达而不是狭隘封闭，这也是本文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
二、古典教育视野中的血气
在古典教育看来，作为使人的灵魂总是充满热忱的精神能量，血气虽同欲望根本上都是非理性的，但却比欲望要高贵得多。血气所激起的灵魂热情与勇敢、正义、道德理想主义及公民友爱都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因此其渴求应被认真对待。但古典教育也注意到了血气作为一种未经反思的灵魂热忱亦有其潜在的危险，没有理性的引导和净化，血气难免会将个体灵魂带入混乱和残酷。
（一）血气是勇敢德性的灵魂基础
勇敢是古典时代最为重要的美德之一。在古典思想和教育看来，血气这一灵魂的自然部分与勇敢德性之间有着极其自然亲密的联系。血气被视为勇敢的灵魂基础，虽其本身并不就是勇敢，但它往往是勇敢的源泉。血气激发人充满昂扬斗志，进而变得难以战胜，因此一个英勇无畏之人往往也被视为一个血气十足的人。无论是荷马、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此都有明确表述。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愤怒、英勇和英雄气概无一不表明他是特洛伊战场上最具血气之人，亦被视为整个古典希腊勇士的典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明确表示正是由于灵魂中的血气勃发，[郭斌和、张竹明在《理想国》中将thymos/thumos译为激情，不甚恰当。激情（passions）一词源自霍布斯，正是霍布斯将thymos/thumos与欲望合并，统称为激情，又尤为看重惧死的激情，这已经极大地掩盖了血气的独特性。亦有学者以意气、心气来译，个人认为刘小枫以血气来译thymos/thumos较为恰切。参见：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41-142，220-221页。]一个人才会变得勇敢无畏，哪怕动物也尽是如此：“要不是生气勃勃，它们能变得勇敢吗？你有没有注意到，昂扬的精神意气，是何等不可抗拒不可战胜吗？”[4]在与格劳孔等人构建言辞中的理想城邦时，苏格拉底第一个谈到的美德就是勇敢，这是城邦护卫者必须具备的最为重要的德性。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根据苏格拉底在一开始确定的城邦与灵魂对应原则，城邦护卫者对应的恰恰是灵魂中的血气部分，如此的安排亦表明了血气与勇敢这一重要德性的紧密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此亦有明确表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勇敢德性是他提到的第一个道德德性。在讨论勇敢的品质时，亚里士多德指出若无逻各斯的引导，血气本身的表现不能被径直认为是勇敢。但他也指出，“由怒气激发起来的勇敢似乎是最为自然的勇敢，如果再加上选择或目的，那就是真正的勇敢了。”[5]由此，亚里士多德又恢复或重构了血气，将血气认定为真正勇敢德性的灵魂基础。
简言之，在古典教育看来，正是由于血气，勇敢德性本身才有了最为自然的可能。
（二）血气与正义的天然关联
血气除了表现为勇敢，它更常见的表现是愤怒或正义感。当一个人无端受辱或看到他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血气常常即刻激起强烈的愤怒和义愤，这种天然的正义感背后潜台词即是“我或其他人不应该被如此对待”等。这里的“应该与不应该”所指向的正是某种原则或作为共同体生活根基的正当性秩序。当此秩序受到威胁，血气热烈地驱使人去保卫或恢复此正义秩序。因此，血气不仅是勇敢这一德性的灵魂基础，“它更是‘正义’的基础，没有它，则无所谓惩罚，无所谓公正，无所谓对恶的愤恨，无所谓对善的热爱。”[6]毕竟，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而共同体内的生活有其相应的正当性规则，其规定了何为正义与不义。“正是人的血气（thymos）——即对何为正确、何种东西带来尊严与荣誉的精神感受——捍卫并维持着这些秩序规则。”[7]若丧失了这种共同体的秩序，人类生活难免会落入混乱。
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教育认为血气所激起的愤怒或义愤应被认真看待，亚里士多德说“义愤是妒忌与幸灾乐祸之间的适度。”[5]52也就是说，对坏人得到不应得的好运或好人遭受不应得的厄运感到愤怒，这是正当的。同时，当遭受的痛苦是咎由自取时，血气常常不会发作且平静得很。但若相反，血气就会使人愤怒并驱使人去惩罚不义。
同时，血气这种对公正的天然敏感或热忱背后，其渴望的并非平等意义上的公正，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配公正，“分配的公正要基于某种配得……所以，公正在于成比例”[5]135，成比例的含义即在于一个人的能力在共同体中越是突出和出类拔萃，就越应被给予更多荣誉乃至统治权。在血气看来，这些都是合乎自然正义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他被视为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第一勇士，亦是血气的化身。[荷马将冲上战场的阿喀琉斯描述为一头雄狮，《伊利亚特》中的勇士多被描述为狮子。（参见：荷马著，罗念生译：《伊利亚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页。）并非巧合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人的心灵进行塑像时，也将血气塑造为一个雄狮的形象。（参见：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1页。）]《伊利亚特》开篇就是对阿喀琉斯之怒的精彩描绘，整部书从头到尾都笼罩在这个主题之下。他之所以愤怒，就是因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不公正地剥夺了阿喀琉斯应有的战利品布里塞伊斯，使阿喀琉斯感受到了极大侮辱，他愤怒谴责阿伽门农并退出战争。他的血气要求共同体必须维护公正的分配原则，承认阿喀琉斯超出常人的优秀与卓越，这是其应得之物，如此才是合乎正义的。
（三）血气与道德理想主义的紧密关系
血气这种对正义天然敏感和热忱的特质常常驱使人本能地去捍卫正义秩序，正是在此，古典教育意识到血气与道德、政治理想主义的紧密关系。还是以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为例，心高气傲的他之所以义愤勃发，在于其感受到其卓越战功未被公正对待，尤其是没有被精确地公正对待，“阿喀琉斯的血气要求在给予与接受方面有精确性，与人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经验无关。”[7]6血气对公正的天然热忱背后，是血气对理想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自我坚持，在其中德性与幸福的匹配不应有丝毫的落差。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此也做了精彩描绘。对话中苏格拉底一再提醒我们注意格劳孔血气极其丰富这一特征。第二卷开头格劳孔重新挑起正义和不义生活哪种更好的争论，从中可强烈感受到其灵魂中的血气对身边弥漫着精神腐败的不义世界的迷惑和义愤，他尤其不解和愤怒于现实处境中为何坏人总是常常比好人过的幸福，血气驱使着他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如此炽热，以至于非常热爱美食和享乐的他忘记了对话开始承诺的晚宴和观看火炬赛马活动，而是极其专注地与苏格拉底为了理想城邦的实现几乎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一个完美的正义世界被创建起来，格劳孔的血气才终于满足，他对道德和政治理想主义的追求在此终得实现。
可以说，没有血气的这种推动，对话不会进行得如此深刻，甚至都不会开始。灵魂若失落了血气的这种激发，导向的将会是更多的平庸乏味和精神萎靡，心灵也难免丧失积极向上的动力。
（四）血气与公民友爱的关系
在古典教育思想看来，血气还是公民友爱的重要灵魂根源。究其原因，在于血气所激发的正义感及对共同体秩序的捍卫中，血气几乎本能地会将城邦同胞当作朋友，并将敌意给予共同体外的敌人。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护卫者，亦即血气的对应者，视为对己温和、对敌凶悍的人。因此，血气几乎意味着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使人可对同胞生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由此，血气为共同体中公民友爱提供了重要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明确指出，城邦的团结与和谐需要友爱，友爱可补正义的不足，血气正是公民友爱所由发生的重要灵魂机能。“城邦友谊的基础是血气，‘因为血气是灵魂的容器，凭借它我们成为朋友。’”[7]43在血气看来，同胞公民几乎就是天然的朋友，也正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朋友的背叛特别容易激起血气的愤怒。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推论说：“我们要是被素所友好或朋辈所轻侮，则比被陌路的人们所亵渎，在血气上感到更为激荡……”[8]。
另一方面，若是朋友被他人肆意不公正地欺辱，血气也会激发起个体感同身受的受辱感，此时血气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义愤勃发地去捍卫友谊，保卫朋友或为之复仇。一如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哪怕明知返回战场自己的死亡就会到来，其血气还是激发他为了友爱义无反顾地去为好友复仇。可以说，在阿喀琉斯这里，血气与友爱相互激发，为彼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当然，由血气而生并受其支持的友爱是有限的，“这种爱在城邦的边界处终结”[1]77。
（五）血气所潜在的危险
在古典教育思想看来，血气虽可潜在地导向人的种种优异德性，是实现人性卓越的重要灵魂基础，但作为未经反思的精神热忱，它毕竟是非理性的，因此也蕴含着种种危险。
血气被古典教育思想视为灵魂中的雄狮，它为了捍卫自身所感受到的正义秩序，激发人英勇向前，但若无理性的引导和节制，往往容易攻击过火而失去分寸，导致从勇敢走向狂暴和野蛮。如阿喀琉斯在好友死后，他那由阿伽门农的不公而来的愤怒就升级变成了狂暴，即便杀死了赫克托耳，其血气依然驱使他像头野兽一样处理赫克托耳的尸体，几乎濒临疯狂的边缘。阿波罗如此描述此刻的阿喀琉斯：“他的心不正，性不温，完全无序……狂暴如狮，凭借力量和心中的血气扑向凡人的羊群，获得一顿饱餐。”[7]12最终，只有宙斯才终止了他的疯狂。
血气虽容易激起人本能的正义感，让人在面临不公正时产生捍卫正义秩序的冲动，但对正义的感受不等于正确理解了正义本身。“愤怒是无理性的，很容易把它对不义的感觉错当成不义的事实。”[1]83没有理性帮助的血气将难以区分真正的高低，在血气被强烈激发的时刻，它甚至还会反对理性，我们说一个人愤怒地失去了理智正在于此。此时的血气伴随着强烈的自以为是，“它处处都看见不义行为以及对其进行惩罚的义务。”[1]83
同时，血气虽激起人对道德世界的理想主义渴望，若无理性节制，此理想主义冲动也容易演化为人性的灾难。“血气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秩序能够得到建立，恶行能够得到清算。”[7]10血气所热烈渴望的这种对不义的清算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必须所有的不义和恶行都要得到清算，即要全面根除恶及不公正的存在；第二是清算必须即时精确地进行。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与柏拉图笔下的格劳孔都有类似渴望，“但是，对道德秩序的这样一种期望是如此精确，以至于没有为机运留下空间，从而就会引起危险的失望情绪。”[9]这种失望的情绪在血气的催动下很容易走向危险，在阿喀琉斯身上表现为狂暴和残酷，在格劳孔身上则表现为为了理想城邦的实现，当苏格拉底提议要施行驱逐所有十岁以上公民这样的大恐怖行动时，格劳孔几乎立刻就同意了，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最后，血气虽易激发公民之间的友爱之情，但其所理解的友爱标准在于是否是熟悉之物，这显然是一种低级的标准。因此，血气所激起的更多是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因此容易引发混乱和冲突，这都是血气潜在的危险后果。
三、古典目的论：古典教育教化血气的根基
在古典教育看来，血气虽有其潜在危险，但其对于人性实现自身的高贵与卓越同样有巨大益处，没有血气的人性会丧失深度，故主张要认真聆听血气的渴望，并对其进行驯化后的引导。古典教育的这种对血气的教化思想之所以可能，其根基正在于古典教育背后所秉持的对人的古典目的论的理解，这也是古典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关键区别所在。
（一）何为古典目的论
古典目的论认为整个宇宙世界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在这些希腊人看来，世界原本不是作为一个冷静的客观的事实整体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那些强大的、意义深远的、‘庄严崇高的’力量而存在。”[10]自然或宇宙的力量意味着某种规范和标准，也就意味着秩序本身。这种规范或标准对所有处在自然这个巨大生命体之内的生灵都有其约束力，自然就是一个世界心灵，它规定了各存在物的等级、秩序及和谐。“不存在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精神世界。物质本身是无形式的，精神作为终极因和目的因引导物质的变化。”[11]
在古典目的论看来，这种精神引领物质的变化就是自然秩序内各生灵体自身的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后世霍布斯所理解的那种毫无目的的欲望运动，而是受永恒的理智引导和规范的朝向至善的垂直运动。自然就意味着至善，而至善的首要含义是目的或功能的彻底实现，并不具备太多现代人理解的道德含义。比如眼睛看得明亮，就是眼睛实现了自身的德性。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善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努斯几乎具有同样的含义。在柏拉图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对超越于可见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的模仿和分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存在于一个目的论的链条当中并一步步被引导向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一种更有效、更充满生命力的形式。”[11]3各种事物都有其预定的目的，生命过程就是从潜能到目的的奋发实现的过程。个体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回到那超越的自然秩序之中，生命的运动就是对永恒秩序的渴望。应然与实然之间没有断裂，实然只有在应然中才能实现自身。正义首先在于灵魂的正义，即个体灵魂的小宇宙最终与外在的大宇宙谐调一致，如此人的德性才能彻底实现。
古典目的论的这些主张与现代自然科学所主张的机械论世界观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后者认为宇宙本身是毫无目的且冷冰冰的物质世界，自然不再是有理智的存在，也不体现人要遵循的至善秩序，反而是如康德所言的人为自然立法，这种理解在古典思想看来则是对自然的降格。
（二）古典目的论与古典理性
对这种宇宙正义或自然秩序，古典教育思想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加以认识。自然是有理智的存在，人的理性本身是对逻各斯的分有，可借此探究自然所代表的正义秩序，并理解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显然，这不同于现代社会对理性的理解。现代思想更多是将理性当作一种仅仅负责谋算、冷静推理的纯粹工具，至于这个工具服务于何种目的是理性所不能决定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理性也常被称为工具理性，其具备的仅仅是工具价值。
古典目的论对理性的理解可称之为古典理性，其与现代工具理性有着重大差异。这差异就体现在，现代工具理性拒绝承认类似努斯、理念等超越性秩序标准的存在，它坚持人性的各种喜好欲望难以有高低好坏的划分，因此理性应该严守自身的界限，即仅仅作为一个类似谋士的工具，服务于各种欲望，冷静地为目标的实现去出谋划策，一如霍布斯所言：“理性不具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超验性质，而是等同于一致性和无矛盾。”[12]
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反，古典理性坚持在人之上有一个自然正义秩序的存在，如上文所述，这种自然正义秩序也即是至善本身，即万物循此标准而变得内在是有序的进而自身运作良好，并最终实现自身存在的目的。“因此，如果人把他份内的工作、与人的天性相对应并为人的天性所要求的工作做好的话，他就是善的。……正是人的自然构成的等级秩序，为古典派所理解的自然权利提供了基础。”[13]能够发现、理解并引导个体灵魂内部的等级秩序与那个超越性的自然正义秩序达成一致的，只有人的理性。理性通过去发现和追寻自然之光，就可得体地安排灵魂内各种欲望喜好的恰当秩序，从而实现人性的优异与完善。“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是由秩序良好的或健康的灵魂所流溢出来的生活。”[13]128发现并使个体生活合乎这种自然秩序，古典理性认为这是理性最根本的任务。
对于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其后的斯多亚学派乃至伊比鸠鲁学派这些古典思想家而言，合乎这种超越性的自然正义秩序才会带来真正的灵魂安宁和幸福。不过，“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幸福是一种极为苛刻的状态，因为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培养理性，还要让它高于其他所有事情，尤其是高于本能的需求和短期的身体满足。”[14]因此，在合适的时刻，古典理性认为抬高某些欲望压制某些喜好是正当的，理性也因此在灵魂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那使人的灵魂区别于禽兽的灵魂的，那使人区别于禽兽的，乃是语言，或者理性，或者理解力。”[13]128这种理解力，使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根本上的有限性，灵魂不会僭越到渴望变得与神灵一样，但同时也坚定地去追寻根据那个超越性秩序标准而来的灵魂秩序，温和但坚定地去努力实现自身的德性，活出人应有的卓越形象，这就是古典理性的要义所在。
（三）古典目的论视野下血气教化的可能
正是在古典目的论及其所理解的古典理性视野下，血气被教化的希望由此出现了，这与血气自身的特质紧密相关。如上文述，血气最常见的表现是愤怒或义愤，为了恢复应有的道德秩序，血气驱使人英勇无畏，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保卫自己， “在保卫自己时，你同时拒斥了它，而拒斥它的同时也肯定了那个抽象的自我。拒斥肉体比保卫它更好地定义了你。”[15]也就是说，血气奋力去保卫乃至不惜牺牲身体所要成全的那个自我，已经不再是纯粹生理性的自我，而是那个更为精神性、更为骄傲的自己，它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并非由肉体就可以定义。
简言之，血气在自身的行动中将自我实际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它将自身的热烈渴望揭示为某种抽象的原则，它热烈地为此而战，而此抽象的原则正是血气潜意识地朦胧感受到的自然正义秩序本身。血气对自我的保卫也即是对那个抽象的自然正义秩序的捍卫和维护。
正是在此处，在古典教育看来，血气被教化成功是可能的，也是应该被重视并加以友好驯化并引导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血气所感受到、所渴望并以积极的行动去捍卫的自然正义秩序，在古典目的论的理解中是存在的，古典目的论支持血气的这种深层渴望。这种永恒的自然正义秩序也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终极标准，人性的优异与完善也要依从于此才是可行的。相比于汲汲于身体保存的各种欲望，血气这种灵魂热忱无疑是更为高贵的精神冲动。亚里士多德也说：“怒气在某种程度上听从逻各斯，欲望则不是。所以屈服于欲望比屈从于怒气更耻辱。”[5]207这是血气可被教化的前提。其二是血气虽不同于欲望，但毕竟也不同于理性，故仅靠血气自身是无法发现并正确理解那个超越性的自然正义秩序。血气所天然具备的是感受而不是理解，但借助于理性，准确地说是古典理性，可以帮助血气去发现其所渴望的自然正义秩序。在古典目的论看来，人的理性就是个体身上最崇高和神圣的部分，理性可以引导血气去接近那个被正确理解的自然正义秩序，从而帮助血气真正地理解自己的渴望，也由此净化血气的狂热，引导其走上追求至善的道路。可以说，正是古典理性的存在，为血气被教化成功提供了可行性。
四、基于古典理性的诗教：
古典教育教化血气的方式
（一）对古典理性的信仰：古典诗教的特征
古典目的论及基于此而来的古典理性为血气被教化成功提供了可行性。但可行性如何最终获得成功，这需要基于此二者的具体教化方式才可以，此种方式就是古典诗教，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基于对古典理性的信仰。如上文述，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古典理性相信超越于人类之上的自然正义秩序的存在，并以发现、追寻这种超越性的标准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人性的完善与否皆系于此。
这也正是那些伟大的古典诗文作品共同的本质性特征。无论是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诸神世界抑或那个传统的礼法习俗世界，还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所代表的荷马史诗之后的戏剧世界，以及之后柏拉图对话所体现的对理念世界的追崇，这些作品都坚持人的有限性，始终坚持在人之上有更高的存在。这更高的存在可能是诸神，也可以是至善的理念，它们都意味着个体应自觉遵循的标准和秩序，因此人应该谦卑且节制，心灵不可过于狂妄无序。这正是古典理性的体现，也是古典诗教最为根本的特征。
（二）血气主宰灵魂的困境：古典诗教面临的灵魂现实处境
血气的教化之所以必须以诗教的方式进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血气并非会自动听从理性，而且常常主导灵魂，让灵魂中的理性反而成了血气的奴仆。如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其血气并未受到很好的驯化和节制。在被阿伽门农不公正对待后，阿喀琉斯的血气驱使他愤怒地退出战争，无论希腊联军因此受多大重创都无法使其回归战场。后来其好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他的血气又一次激烈上涌，驱使他杀死并羞辱赫克托耳。在阿喀琉斯这里，血气完全主导了其灵魂，愤怒的阿喀琉斯几乎就是纯粹血气的化身。
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俄狄浦斯的血气也是如此，血气驱使其在路口争执中杀掉了自己的父亲，就此埋下了悲剧的影子，后来做了国王，其旺盛的血气追寻彻底的正义，得到的却是难以承受的真相。即便自我流放之后，其血气依然不减，他愤怒地诅咒自己的儿子，最终却连累自己的女儿安提戈涅也因此而死。俄狄浦斯在大部分需要节制血气的时刻，都是让血气主宰了自己的灵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描绘了这样的由血气主宰心灵之人，在讲述到灵魂三分中的血气部分时，苏格拉底举了勒翁提俄斯的故事为例。勒翁提俄斯进城去，想要看城邦行刑后的罪犯尸体，但又憎恶这种观看，最后还是去看了，然后再咒骂自己的双眼。讲完此故事后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血气是理性的盟友，血气不会背叛理性。但若仔细体味这个例子，我们会发现“勒翁提俄斯的血气本身并未与理性结盟以克服欲望，而是径直‘与看似正义者’结盟，在怒火中烧之下，压制了合乎理性的憎恶，从而前去享受它的复仇。它的复仇热情恰恰展示了苏格拉底所禁止的血气与欲望的联盟，而这也主宰他的理性。”[16]也就是说，实际上血气很多时候没有服从理性，也没有服从欲望，而是独立主宰灵魂本身。
简言之，大部分人的血气在很多时候很难自动听从理性引导，反而会控制理性服从自己。理性若要获得对血气的驯化和引导能力，需要更多的教育方式，这就是诗教。
（三）以“诗”驯“狮”：古典诗文作品对血气的教化
此处的诗文指的是广义上的诗，即包括故事、史诗、戏剧、诗歌等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诗与哲学或理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可以最为轻易地感染、打动读者、听众等，优秀的诗文作品几乎可以影响所有的人，而哲学或理性论说，仅对极少部分人有明显效果。诗文作品所描述的看起来是极富血气和爱欲的活动，而哲学或理性论说对大多数人而言看起来似乎缺少爱欲和血气。“哲学家并不能感动多数人；他只对少数人说话。诗人可以将哲学家的观点转化成形象，而这些形象触及了激情的最深处，使人们知道他们所浑然不知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英雄德行的描述对一般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荷马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德行的具象化却令人难忘。”[2]248-249诗和哲学一样都是在探究并表达真理，只是诗似乎更懂得人心，更懂得通过具体的典型故事的极端处境来唤起人们的喜悦、仇恨、怜悯或同情，仿佛诗人讲述的就是观众自己的故事，就是在展现观众自己曾经和可能的命运。由此，读者或观众感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灵魂渴望被诗人深深地理解了。
血气在很多时候难以自动跟随哲学的引导，但是血气的诸多诉求，如血气所激发的英雄主义、义愤、嫉妒、野心、复仇等，恰恰是古典时代伟大诗文作品们的重要主题。它们不遗余力地展示血气诉求的可被理解性和正当性，也展示没有受到节制进而失去限制后的血气走向狂热所带来的悲剧命运。在此过程中，观众被诗人的故事打动、震撼，同时血气的狂暴无度可能带来的危险也在悄悄被诗人所净化，理性也在被慢慢加强。这种悄无声息且由观众自愿进行的对血气的净化就是一个教育过程。故事结束时，普通人灵魂中血气的诉求和热望相比之前已然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它开始愿意听命于灵魂中的理性，却也依然保有活力。
比如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勇敢、英雄主义及其失去节制后的狂热、残暴无一不与血气紧密相关，他的血气两次大爆发都是源于血气对应得之物的热烈渴望，渴望与自身战功匹配的荣耀和战利品，渴望为被杀的好友强烈复仇。当他全然不顾自己定将很快死去的命运重返战场时，他也成为了特洛伊战场上最熠熠生辉的英雄。这是荷马对血气的歌颂，同时荷马也通过大量描述告诉我们没有节制的血气会走向怎样的残酷和野蛮，血气需要被净化和节制。“阿喀琉斯的故事就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学会适度即节制的故事……他在悲哀之中学习接受人类的经验，他所接受的并非人类经验的本来面目，而是人的支配能力的有限性。”[7]2荷马史诗第二部《奥德赛》通过奥德修斯的故事更加明确表达了智慧应当统治血气，血气不能像阿喀琉斯那样走向狂热无度，必须听从心智之声。
正是通过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这样的经典故事，荷马在努力驯服希腊人灵魂中的血气，既肯定血气的正当诉求，也强调要节制其狂热。在《伊利亚特》的结尾，阿喀琉斯最终恢复了理性，血气也开始冷却下来，此时的观众也几乎经历了类似的血气被净化和引导的过程。人们不再轻易被血气所催发，也渐渐意识到要节制对人类世界中完美正义的期待。这不等于说对正义不要有期待或不再追求世间的完美，而是要有节制且温和地去看待和追求这一切。
这就是古典诗教对血气教化的典范。古典教育思想坚持认为，诗文的本质绝非现代意义上简单的情感宣泄或心灵旨趣的表达，诗当然有这种功能，但诗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对受众心灵的重新立法，驯服和净化血气的过程就是对个体心灵立法的过程。伟大的诗人因此就是伟大的人民教师，“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17]可以说，古典诗文作品的教化力量是巨大的，古希腊人认为舞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讲台，因为前者的影响更为根本和广阔，毕竟，在古典时期还未有现代式的学校建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荷马、埃斯库罗斯、柏拉图等人都是伟大的驯狮者，即以卓越的诗文作品驯化和引导人民百姓灵魂中血气的伟大教师。
五、古今教育之变后的血气命运
在古典教育看来，血气这种灵魂中有趣而特别的东西虽有其潜在危险，但若引导得当，就会成为个体灵魂追求卓越的强劲动力。故古典教育对待血气是较为友善的，只是反对它可能带来的危险。这种态度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也从此开始渐渐形成对血气的现代处理方式，血气的命运也开始发生转变。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古典教育背后的古典目的论及古典理性本身所相信的那个超越性的理念世界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地存在，它们更类似于一些梦幻。他认为古典理性虽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但对人的要求还是太高，总是希望人的灵魂小宇宙能和外在的宇宙秩序协调一致，这太不切实际了，应从人实际上如何生活而不是人应该如何生活入手。马基雅维利以严酷的自然必然性取代了古典的自然目的论，自然不再是人类实现自身完善德性的终结标准，而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这种处境冷峻严酷，丝毫对人没有什么庇佑。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只有洞穴的内部世界是真实的，洞穴外部没有太阳。
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目的论的拒绝，并做了更为严肃的表述。他指出如果有超越性的永恒秩序或至善，其特点也不在于对人类的友善或引导，例如上帝的根本特征在于其权威的深不可测，约伯就是如此受难的。尤其是，他指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即限于人的认知有根本的局限性，霍布斯怀疑人根本不可能认识这种超越性的永恒目的本身。
由此，古典目的论这个终极标准被拒斥后，古典教育对血气进行净化和引导的合理性便不复存在。血气的热切诉求没有了来自超越性自然正义秩序的支持，那么古典教育较为看重的血气的积极意义便丧失了正当性，其潜在的危险反被急剧放大。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既然自然仅仅意味着冷酷的必然性，故人首要关注的应是在这自然压迫性之下的身体安全。“对于保存生命的需求的满足，不可能像野心抱负的满足能够给予人暂缓、延期实现那样，来同样地予以暂缓、延期实现。对于野心抱负施行约束来压制的，照例恰恰是这种最为紧迫的要求的意义上的必然性，或者恰恰是与此相应的恐惧的意义上的必然性。”[18]马基雅维利对安全的强调必然带来对血气的敌视态度。霍布斯则进一步将马基雅维利的自然必然性改称为自然状态，意即人类原初生存的处境。此自然状态中人人几乎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比其他人更为优异强大。但因血气之故，总有人认为自己更为优异并应得到更多或有更多统治权力。霍布斯称此为“得其一思其二、永无休止的权势欲”[19]92，尤其表现为人的骄傲、统治渴望、野心自负等，这即是血气的表现。霍布斯坚定地认为，正是血气这灵魂中至深的激情根源，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无穷无尽的冲突，自然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战争状态，即一种极度混乱的生存状态，“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19]95洛克对血气的这种危险亦有类似描述。[20]因此，要对血气进行更加严厉的压制，比如用对暴死的恐惧来压制血气的渴望。
正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影响，现代社会和教育对血气的态度与古典教育相比有了彻底的不同，生命的自我保存和安全开始成为教育更高的目标。到了洛克和亚当·斯密那里，生命的保存进一步升级为更为长久和快乐的自我保存，享乐主义于是开始成为现代人生命理想的重要目标。鉴于血气所容易激发的混乱纷争对生命的安全带来了诸多威胁，血气必须要被严厉镇压，它的渴望必须予以控制。在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教育越来越不推崇勇敢、牺牲、英雄主义等古典美德了。古典世界中那自豪骄傲的君子美德也由此开始被现代式的商业美德所取代，古典的英雄现在慢慢变成了一个个脸色平静毫无波澜的职业人。
到了卢梭这里，虽然他反对霍布斯、洛克等人带来的因对生命保存的看重导致的人性平庸和萎靡化，希望重振人的德性，但其方案却是将由马基雅维利开始、霍布斯加以推进的自然状态学说推到了极致。霍布斯虽反对血气，但还认为血气乃人天然就有的灵魂中的一部分，卢梭则径直认为，真正的自然人根本是毫无血气的，有的只是最原始纯真的自爱，而没有血气所激发的嫉妒、野心、骄傲、愤怒等，也没有天然的正义与不义的感觉，血气只是历史发展中人的偶然变异所得。如此就意味着将个体灵魂中的血气彻底抹除亦是可以的，也是正当的。在其最著名的著作《爱弥儿》中，卢梭在扉页引用了塞涅卡《忿怒》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能得到自然的帮助。”[21]这里表明的即是怒气这种血气最常见的表现乃是灵魂疾病的体现。在《爱弥儿》第一卷他强调要认真对待儿童的哭泣和愤怒，因为里面隐藏了儿童灵魂中的血气想要统治他人的渴望，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让爱弥儿意识到血气的渴望所导致的注定是人生的悲惨，人要学会的乃是服从于物而不是人，这与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要认识并服从自然必然性的精神一脉相承。血气所面临不再仅仅是压制，而是被彻底地清除，从而重塑人性。如此教育实际上即是彻底的规训。爱弥儿的受教育过程，虽然有着自然教育的名号，但规训的痕迹同样非常强烈，个体灵魂被操控和塑造的空间也是从爱弥儿开始变得更加广阔，古典教育中教化灵魂的技艺到这里已然越来越变成规训灵魂的技术，这一切也与血气的处境变化息息相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简言之，身处现代教育处境中的我们可能被迫要重新思考，面对现代教育对待血气的方式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真正的教育到底该如何看待血气的复杂性？古典教育及其背后对血气的教育理念是否真的已经过时还是有其值得学习效仿的地方？这些问题对现代教育者们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同时这也是一种重新的溯流式的反思，即返回到现代思想和教育的源头去思考血气及其教育，从而期望可以更新我们已有的教育理念。当我们的理解力得以提升时，我们的教育行动也会由此变得更合理和美好，这本身就是个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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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孔令新.驯化与引导：论古典教育对血气的教化[J].教育学报，2023，19（6）：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