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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亲戚与我们一家

互联杂谈14 2019-09-14


互联杂谈按:

兄妹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分别选择了返回中国与留在朝鲜两条路,就此拉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此起彼伏)的故事。结局...

不管历史如何,希望中朝两国人民都能过上平安幸福没有恐惧的生活。



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

作者:VANESSA PIAO


十二岁那年,我记事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姥爷家见到了这个皮肤蜡黄、双眼奇大、矮小佝偻、骨瘦如柴的老太太。



她与姥爷、姥姥说着我听不懂的朝鲜话,偶尔瞪着大眼睛看着我笑笑,而我则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纪,怎么还头发乌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撞见她把头上的假发拿下来梳理,吓了一跳——


她的头顶,只剩下几缕白发紧贴在头皮上,衬得她干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见我看见她,立刻把假发戴了回去。


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后每次想起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


她是权南顺,姥爷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3年年底,于北京。


她走时,在假发里藏了近1000美元,还带着100支青霉素,两个装满了二锅头的塑料桶,两条烟,上百条丝巾,成捆的丝袜,整盒整盒的口红、粉底及不计其数的衣物、皮包、皮鞋,穿着姥爷家送给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她的家,在朝鲜。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顺和姥爷这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兄妹,本在青春岁月时被卷入了同一个历史漩涡,却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后半生的数十年中,他们分居中国和朝鲜,她从一介平民“荣升”特权阶层,他从军中新星到被打倒成“反革命”。随后,他们又被各自的命运带向了另一段沧海桑田。


兄妹分别至姥爷去世的半世纪里,他们六次团聚,却从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渐行渐远。这对兄妹,俨然成了中朝各自发展和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在长大后才逐渐从家人处得知,在我眼里形容枯槁、平凡无奇的南顺,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经历,且待遇优越。家人一直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朝鲜的一对海外特工。


然而,那一段传奇的真相,连同她与她的家人失踪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断叠加的岁月和越发封闭的朝鲜遮盖得愈加扑朔迷离,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够拼凑出来的破碎回忆,以及我们通过反复思忖这些记忆所得出的猜测和分析。

姥爷权伍载和权南顺与他们的母亲1956年于哈尔滨合影留念。不久他们的母亲即去世。 


命运流转

姥爷的家族祖上是“两班”,即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二十世纪初,姥爷的祖父和几个兄弟被中国东北富饶广阔的土地吸引,一起离开了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中部绥化的绥棱县定居,以种地为生。


姥爷名叫权伍载,1929年生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后来都早在1940年代时便嫁回了现今的韩国。姥爷4岁时,他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勒索钱财,熬了数月才被释放,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当时还未出生的妹妹南顺,成了遗腹子,于1933年出世。他们的母亲没有改嫁,独自养育了四个子女。


兄妹四个随母亲搬到了哈尔滨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家庭旅馆维持生计。姥爷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里困难,便被送回了绥化投奔亲戚,在那里上学。南顺则被留在了自己的母亲身边,在那里读书。


姥爷曾说他和妹妹南顺从小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爷内向沉默,南顺则外向泼辣。


姥爷中学毕业,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主要负责基层宣传工作。


南顺中学肄业,从学校出来后,她与一位中学时曾教过她的老师重建了联系,并互生好感。这位家里是从北朝鲜移民到中国的老师,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万。他的具体年纪,家人记不清了,只大概记得比姥爷年长几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姥爷作为第一批入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当月便开赴朝鲜。


姥爷在朝期间是朝鲜族上将赵南起的老部下,先后任计划运输科助理员、参谋,负责火车调度等后勤事宜,也因会说朝语,负责一些翻译工作。

左:金大万1955年于朝鲜。照片中,他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右:姥爷权伍载(右三)和志愿军战友在朝鲜。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姥爷手中,是他从朝鲜老乡家购买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时,姥爷在一次回东北探亲期间,经战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辽宁抚顺的朝鲜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姥姥说,姥爷曾提到过南顺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身在朝鲜,虽是以解放军身份入朝,但最终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编制。对于金大万的教书、参军经历,家人了解不多。


但我们根据史料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战争一触即发、人手紧缺之际,向毛泽东索要的三个东北“朝鲜师”中的一员。这三个师全部由朝鲜族官兵组成,分别于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随后被编入人民军。


姥爷曾提到金大万打仗时是侦察兵,专门负责“抓舌头”,即到三八线以南抓韩国士兵来套取情报。战后他在人民军中的职位不详。


南顺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哈尔滨市郊教书、照顾母亲。直至1956年6月,他们的母亲病逝,南顺未和姥爷商量,便变卖了家里的房产和全部家当,只留了一套铜碗随身带着,只身乘火车前往朝鲜,去找金大万。


甫入朝鲜,南顺身上的钱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铜碗。她就这样带着一套铜碗找到了金大万,与他结为夫妇。随后,她也联系上了姥爷。


姥爷曾说过,最后一批志愿军即将撤军之际,曾有人民军领导多次动员他留在朝鲜援建,并许诺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断然拒绝。


姥爷对人民军很是“看不上”。姥爷觉得人民军组织纪律差,人的素质也差——姥爷曾对家人讲过,那时候志愿军和人民军聚会,按朝鲜人的习惯在进屋前把鞋脱在门口,而人民军每次都编个理由先走,为的就是把志愿军的好鞋穿走,把他们的破鞋子留下。


再者,姥爷也考虑到当时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约,已经去照相馆照过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权南顺初到朝鲜时,与哥哥的合照


姥爷曾告诉家人,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曾去找过一次南顺和妹夫。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金大万战后定居的沙里院市。沙里院是朝鲜黄海北道首府,位于平壤以南65公里处,也被称为平壤的卫星城,是黄海北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金大万起初定居于此的原因,家人并不清楚。


姥爷曾说,他当时力劝他们不要留在朝鲜,跟着志愿军部队回中国。但南顺和妹夫金大万拒绝了。金大万认为留在朝鲜,仕途更有发展。姥姥还记得,当时姥爷极其不赞同妹夫与妹妹的决定,认为他们留在朝鲜,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条鸭绿江,隔开了这对兄妹之后的命运。

权伍载1957年于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后,他随最后一批归国志愿军返回中国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姥爷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大连待业,姥爷则先到姥姥的老家抚顺,和她结婚。时恰值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姥爷随后被派往那里就职。当年冬天,便携妻抵京。


当时身为全志愿军年轻上尉的姥爷,成为了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的一名助理员,前途大好。


从此以后至60年代初,姥爷未能联系上南顺。据家人回忆,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爷曾去朝鲜大使馆打听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由起先倾向中国转向了倾向苏联,中朝关系紧张。


1967年的一天,姥爷从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车就突然被抓了起来,被指责是“保皇派”、“反革命”,随后被关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爷被批斗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试图联系朝鲜亲戚,勾结“朝修”。


姥爷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复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组织上拖了几年未给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暂回到军事博物馆复职后又让他转业,姥爷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数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随后办了离休。

姥爷的三个子女均出生于60年代,在文 革的阴影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也从未学过朝语。他们在童年时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爷在朝鲜还有个妹妹,但对她和金大万一无所知。


而南顺和金大万60至70年代上半叶的经历,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只和姥爷用朝鲜语交谈,他们点到即止,姥爷在文 革后,则对几乎一切政治话题三缄其口。


北京现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当时在读小学的舅舅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照常去大院的传达室拿报纸。刚到门口,他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穿一件化纤掐腰的湖蓝色上衣,围着纱巾,下身着一条藏蓝底黑条纹喇叭裤,脚蹬一双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细一看,还有一颗大金牙。


“一看就让人觉得是归国华侨似的。当时国内根本没有那么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忆说。


那个女人,正在和传达室问权伍载的住址。


舅舅一听是找爸爸,就拉她,说他带她去找。舅舅介绍了自己,随后才知道,这个中文已经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鲜姑姑”。


南顺的突然来访,震惊了全家。小姨赶紧去把当时正在外办事的姥爷找回了家。


分别廿载,兄妹团聚。姥爷和南顺一见到彼此,便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姥爷激动得嘴唇都发抖,”妈妈说。


南顺还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吃惊的消息:她竟是从澳门来,短暂路过北京,顺便来看一看姥爷,一会儿还要回到朝鲜大使馆去。


她说,她是通过官方关系打听到了姥爷被分配到了军事博物馆,然后找来的。南顺只说她与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门,至于他们在朝鲜和澳门的具体工作,她并未多说。

权南顺70年代在澳门


比起姑姑为何从朝鲜跑到了澳门,更让妈妈、小姨和舅舅三个孩子好奇、激动的,是姑姑带来的高级礼物。


“姑姑一进门,就先把兜里带的五块表掏出来了。她也没带包,全是从衣服兜里掏出来的。一块一块都是用眼镜布包的,用皮筋绑着,”小姨回忆说。


三个孩子打开一看,全是瑞士高级手表。


姥爷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块精工全钢全自动手表,妈妈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块瑞士的漆皮表带手表。“我们都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说。

后来妈妈和小姨的两块表因为那时家里缺钱,次年被姥姥卖了,妈妈和小姨到现在都很伤心


妈妈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见过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块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来。


南顺还带了一块那个年代在北京根本没见过的力士香皂。“那个香啊,特好闻,”小姨说。接着,南顺又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了下来,也留下了。


战后,朝鲜工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时,朝鲜经济明显好于中国,朝鲜的生活,让当时的中国人十分艳羡。


南顺那次只匆匆呆了一个下午,简单告诉了姥爷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她说,她与金大万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了三女两子,她和丈夫在澳门期间,她的孩子们都被允许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凡需出门,也有专车接送。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院,只有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拥有特殊荣誉人士的子女才有资格就读。

权南顺和金大万夫妇与大女儿、二女儿60年代于朝鲜。60年代时,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爷权伍载未能联系上他们,照片为此后随信收到。之后南顺夫妇对那一时期的工作也从未谈及。


南顺离开时说要去北海,朝鲜使馆的车一会儿会在那里接她。妈妈和小姨放学后,正好送南顺到附近的21路车站。妈妈说,她们至今都记得,“路上姑姑跟我们说,她去澳门之前在朝鲜培训,什么坦克、飞机,给她什么她都能开。她还学过格斗。她说她一个人打四个小伙子没问题。然而南顺依旧未向两个侄女提及,她接受这些训练,是准备做何工作。


军事博物馆站是21路的终点站,等车的人很多。轮到南顺要上车时,车门突然关了。“结果她啪地一抓车门,刺溜一下一转身儿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们都惊了,”妈妈说。


过了几个月,姥爷陆续收到了南顺的两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广州白云宾馆。信里说,她的丈夫金大万患病,在白云宾馆养病。随信还寄来了一些他们夫妇在澳门的照片,和他们及子女在朝鲜的照片。


妈妈、小姨和舅舅说,南顺那时寄来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着制服,看起来英姿飒爽。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在游乐场玩的场景。“当时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生活得特高级,”妈妈说。

在南顺70年代末寄来的照片里,她和小女儿在平壤的游乐场里游玩。在南顺和金大万驻澳门的鼎盛时期里,他们和在平壤读书的子女都过着优渥的生活。作者的妈妈、小姨和舅舅看到这张照片后,羡慕不已。


神秘“权贵”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爷突然接到了金大万的一通电话,说他从澳门路过北京回朝鲜,当晚10点将造访。


到了约定时间,姥姥让妈妈下楼接姑父。妈妈一下楼,就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停在院门口的路口,车灯关着。司机下车绕到车后,先鞠了一躬,随后打开了车门。一个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锃亮、派头很大的男人从车里迈了出来。他,就是金大万。


“姑父是那种老拿着劲儿的,对家里的小辈儿都不太爱搭理,”舅舅说。


“他会说中国话,但是一句都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来的姥爷和金大万,高兴地聊了整整一宿。据家人回忆,金大万当时说,南顺此时仍身在澳门。朝鲜派他和南顺到澳门,且他们需要自己谋得工作在那里长住。南顺在一个制衣厂做缝纫工,他是那里的工头。他说,他和南顺都学了广东话,他因有时需要来往东南亚国家,还学会了泰语。


妈妈、小姨和舅舅记得,当时曾看见姑父兜里揣着好几本不同国家的护照。


但关于他和南顺的具体工作性质和内容,他始终未说明,南顺日后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姥爷的绝对信任,才蜻蜓点水地透露了这点滴信息。


金大万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离开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里面的一件新的尼龙T恤衫送给了姥爷,穿了一件姥爷的旧衣服走了。


走前,他还和姥爷姥姥约定,那日白天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日坛公园与姥姥再见一面——因为考虑到姥爷是军人身份,不便在公开场合见这位朝鲜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单独前往。


妈妈说,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楼。秒针刚到5点整,那辆黑色奔驰就来到了前晚的停车地点,带着金大万疾驰而去。

金大万70年代于澳门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坛公园一个角落的亭子里短暂会面,由妈妈在附近放风。金大万给了姥姥一点美元,又给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单卡收录机。


姥姥回忆,姥爷前晚听到金大万说他和南顺在澳门工作、金大万有时还需来往东南亚,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详述工作内容,便立刻明白了“工头”、“缝纫工”大概只是幌子,他们一定是从事朝鲜政府的秘密工作。


姥姥说,姥爷本就是一个谨慎的人,加之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便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后,即刻明白他们依纪律不能多说,便停止了追问。


权南顺夫妇和五个子女,时间约为上世纪七十年代。


姥爷有了这样的怀疑之后,家人此后也都明白了不应该再打听他们当时的经历。


神秘、傲气的金大万,之后便返回了朝鲜。家人数年后才得知,他因健康情况恶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里院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治病,无法再执行外派任务。南顺随后便也从澳门回到了沙里院。


他和丈夫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而我们则从未料想到他们此后的人生转折。


在鸭绿江这一头,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姥爷一家人对南顺夫妇的赠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姥爷的三个孩子更是觉得有这样事业有成、生活优渥的朝鲜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文 革后越发草木皆兵的姥爷,则嘱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顺和金大万来家里的事,免得政治波动,又惹是非。


妈妈说,姥爷心里大概还有一层感情——南顺当年自作主张卖了全部家当跑到朝鲜,让丢失了关于母亲一切回忆的姥爷伤心不已,而南顺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补偿了一些当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万这次造访后,他和南顺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数年一晃而过,姥爷一家不知南顺和金大万自1979年别后身在何方,他们也没有再联系我们。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爷第一次收到了南顺申请到中国探亲的电报。我们这才知道,她和金大万已彻底结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从澳门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里院家中。


前两次,南顺和金大万均是突然到访,明显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但这次,南顺的电报上说,姥爷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机构开具一封邀请函,寄回朝鲜沙里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亲理由来到北京。


我们后来分析,这似乎说明当时他们的身份性质已经转变了。


“八年没见,那时候爸还是挺想她的,”小姨说。


不久后,53岁的南顺只身乘火车抵京。她从朝鲜带了几大包当地最好的海鲜、巧克力等,作为给姥爷家人的礼物。


她一下车,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对像章特别重视、爱惜。后来妈妈还想借来看看,还问能不能送给她,南顺就只笑,不说话


80年代,战后一直处于美国贸易禁令之下的朝鲜经济已陷入停滞,而对手韩国的经济则正高速增长。家人说,南顺那时,虽不如八年前光鲜,黑瘦了一些,但还算精神、时髦,还穿着皮鞋。

权南顺和哥哥权伍载1986年12月在北京家中。那时的南顺还保留一些盛年时的风采,头发仍然乌黑茂密。


据家人回忆,她当时介绍说,自己1979年回国后,担任了沙里院一个相当于区街道办主任的职务,负责区内票证等一应物资供应,权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鲜后则一直在治疗休养,但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已被确诊为肝癌。


南顺说,她和丈夫回国后都被授予了朝鲜的最高荣誉“金日成勋章”,且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待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级别,在朝鲜坐船、坐火车均免费


她还给家人展示了一块国家奖励的欧米茄手表。家人回忆,南顺说手表为朝鲜向欧米茄特别定制,奖励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这块手表的表盘上写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则刻着南顺的名字,金大万也有一块。妈妈说,那块手表的表带太长,在南顺细瘦的手腕上晃晃荡荡。


家人说,每每谈起金日成,南顺就难掩敬佩之情。在中国的电视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万身体欠佳、夫妇俩回朝休养时,全部随身物品都被责令上交了,只给他们留了内衣内裤——南顺当时讲述时,姥姥觉得此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因此印象极深——和一部相机。


“她那时候说,早知道当时多给咱们留点美金就好了,”姥姥说。


南顺还提到,朝鲜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儿做和他们夫妻一样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绝了。南顺依然没有说自己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她此番言说,又从侧面印证了我们认为她从事秘密工作的猜测


家人说,1986年那次,还未明显感觉到南顺在基本温饱方面有严重问题。但是那时,全家人都觉得南顺好不容易来探亲一次,应该尽量多给她买些东西带回朝鲜。


“她带那些海鲜什么的,肯定也是把家里最好的都拿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对姑姑也特别感激,”小姨说。


但是,那时姥爷身为文职干部,妈妈和小姨刚刚开始工作,舅舅还在上大学,像当时北京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一样,姥爷家里也实在没有富余的钱。


姥爷没办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军中量身订做的一件长款马裤呢大衣拿了出来,由姥姥私下联系买主,最后由小姨带着,偷偷地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600块钱卖给了一个东北人。


“那件马裤呢大衣,那会儿谁要是有那么一件,可是超牛。而且这东西可不能随便买卖,”舅舅说。“当时的600块钱什么概念,600块钱是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这600块钱,全用来给南顺买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顺那时说想买糖精,因为朝鲜的小孩没糖吃,只能靠一点一点舔糖精吃解馋。她带点糖精走,回了朝鲜,可以让家里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随身带着,晚上遛弯儿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卖点钱。家人随后便去前门的一个化工商店买了糖精,还买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让南顺带走。


那一次,南顺很惦记重病的丈夫。朝鲜官方本来给了她三个月的探亲假期,但她只呆了一个月便匆匆走了。

权南顺和丈夫70年代于澳门


她走时,姥爷一家人给她带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军事博物馆来了四个战士帮忙装车运到火车站,妈妈又在北京站货运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运走。


妈妈说,当时她去北京站送姑姑。临上车前,南顺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妈妈记得像章是一面飘动的红旗状。但南顺一上车,朝鲜列车员一见她戴这种像章,便纷纷敬礼,还热情地帮助她拿行李。妈妈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样式,与普通朝鲜百姓有所不同。


南顺在此后的通信中说,她回到朝鲜三个月后,1987年初,金大万便与世长辞。

70年代,权南顺一家人于平壤合影。她的三女两子都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这所学校只供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人士的子女就读。


这之后的5年中,姥爷曾给南顺写过几封信,问候她一些家长里短,并收到了南顺简短的回复。家人说,南顺寄来的信明显是已经被拆过、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经过了朝鲜官方的检查。


1991年9月,南顺第二次以探亲身份来到北京。这次,她穿了一双磨得发白的旧皮鞋,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拿来了一些朝鲜的海带,准备给当时正怀着我的妈妈,做朝鲜人认为对孕妇身体特别好的海带汤。


时年,朝鲜经济已开始衰退,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顺后,才意识到朝鲜情况的恶化。


“那时候就感觉到朝鲜有点儿不行了,”舅舅说。


小姨回忆说,南顺那次比第一次来探亲时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刚来时,不敢吃白米饭,因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汤,然后每餐逐渐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开始吃米饭。油腻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时候我们稍微吃点儿好的,吃点儿肉什么的,她就掉眼泪了,”小姨说。“可能也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吃不上这些。”


当时看来,她和孩子们过得都不容易。南顺说,她的五个孩子从平壤的“贵族学校”万景台革命学院毕业后,都在平壤或沙里院读了大学,之后除大女儿随夫定居平壤外,其余都回到了沙里院工作。


那时,姥姥正在韩国探亲,南顺在家里,除了和姥爷聊天,还经常做家务、给家人做饭。


南顺那时对姥爷的三个孩子很疼爱。


小姨说,当时她出了意外,腿受了伤,南顺就每天给她按摩,帮助恢复。那年夏天,时于新华社澳门分社工作的父亲在和妈妈一起过马路时,在正怀着我的妈妈面前出了严重车祸,侥幸存活。南顺来时,正值父亲回京养病。妈妈说,当时南顺见到严重脑外伤后遗症的父亲,心疼得大哭一场,还摸着妈妈说,“爱莲,完了!完了!”(后来父亲在精心养护下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还是有亲情,”舅舅总结说。

权南顺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园游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块朝鲜为奖励有功人士特别定制、表盘写有领袖名字的欧米茄(Omega)手表。


11月初,南顺如上次一般,带着家人尽己所能给她购买的大包小包的“中国物资”回家了。从这一年开始,南顺每次来都会尽量多带一些青霉素回去,因为朝鲜药物紧缺,带青霉素回去也能换钱。


她走时,是舅舅送上车的。舅舅也得以窥见了南顺一些残存的“特权阶层”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鲜火车,腰杆儿一下挺直了,派头也上来了,”舅舅说。“反正那些列车员一见她那像章,立刻就毕恭毕敬的了。”


这次南顺走后,姥爷也没有再给她写过信。家人说,姥爷之前给南顺写信,她都仅说一切都好,且信明显被人检查过,姥爷开始明白南顺即使有什么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说,再写信也没有意义,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亲。


巨灾浮现

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朝鲜骤然失去了苏联支援,岌岌可危,粮食压力亦陡增。中国曾一度填补了苏联留下的窟窿,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鲜出现严重洪灾,使粮食问题失控,全境饥荒情况恶化。截至90年代末,朝鲜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据信多达百万,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说,当时并不了解朝鲜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灾荒。


1996年年底,这场饥荒期间,南顺再次来京。这次,她光脚穿了一双塑料鞋,两手空空。


家人说,她那次来时,已经有了比五年前明显得多的营养不良的模样。


“她那时候跟姥爷说,她每天粮食量就是大概三四两,”舅舅回忆说。“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顿豆腐。肉就别提了。”


而妈妈记得,南顺曾和姥爷说过,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终身享有每日一斤四两的粮食供应,不过是粗粮,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后,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辈一样的待遇。妈妈分析,她说的每日三四两,大概是还要接济儿女、孙辈的结果。


“她家这样的话,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说。


舅舅说,那时南顺开始和姥爷讲起朝鲜饿死人的事了。“那会儿姑姑曾经说过,那时候已经出现人吃人的事了。她说有的邻居说,谁家死了人,不能让人看到人埋在哪儿。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儿,那就悬了。”


家人回忆,南顺曾说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楼的最高层,但是限水限电,经常没电,所以得爬楼梯。因为没电,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准备个大水缸,打水来用。


但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外,南顺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并无半分怨言。

南顺和姥爷的家族在韩国仍有数支延续。他们的两个姐姐在朝鲜战争前便嫁到了韩国,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爷在改革开放初期与韩国的几位表亲重新建立了联系,偶尔会互相探访。


南顺在京期间,正好姥爷在韩国的一个表妹也短暂来京,于是姥爷家就发生了一次“朝韩历史性会面”。姥姥回忆说,当时韩国的表妹对这位北边的亲戚又好奇又可怜,南顺则尽量不主动和韩国表妹说话。韩国表妹临走时,给了南顺100美元。南顺收下了,但是嘱咐姥爷不要和别人提起他收过韩国亲戚的钱。


这次,南顺依然住了三个月。在京期间,她的体重长了十几斤。走时,家人依旧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药品等,她还带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电、一辆飞鸽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积怨难平

1999年左右,中国正被“韩流”席卷,许多年轻人纷纷迷上了韩国的明星、音乐和影视。而对越发落后的朝鲜,许多中国人则愈趋冷淡。


南顺此时突然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小儿子要结婚,请姥爷家给她寄一些东西。


这回,姥爷有点不高兴了。


舅舅说,信上写的都是一些相对高档的服饰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东西描述得极其具体。“细到她说要什么什么款式的西服,什么什么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忆说,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东西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列出还缺一些物品。那时往境外邮寄物品并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着头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个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对于姥爷家来讲也并不便宜。姥姥说,姥爷收到这两封信以后开始觉得,南顺既不体谅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问候半句,还不顾及家里的条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东西,似乎有些过分了。

1999年,权南顺(前排右一)为了办小儿子(前排左三)的婚礼,写信让权伍载家从北京寄了不少新衣、皮鞋等物品,还指定了款式。


2000年,金正日在继承父业后首次访华,被视为中朝自中韩建交以后关系再度转好的标志。自这一年起,平壤在经贸方面越发依赖中国。同年,韩国总统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进行了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朝韩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后,2001年年底,时已退休的南顺,在冬日里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背了一个塑料布包,头顶一顶已经擀毡的假发,又来北京住了一个月。有了之前的不满,姥爷这次对南顺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许多。


舅舅说,南顺这次来的一个月里,已没有以前的亲切关心,而是一心想着要到更多东西了。


“就是凡是她开口说话,所有的话都是要东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变着法地要。比如她就说,‘哎呀这个东西真好!’‘这个东西在朝鲜拿的话,别人都要羡慕!’”他说。


家人说,这一次,南顺对旧衣旧物,已经看不上了。她只想要高档化妆品、皮包皮鞋,还有美元——姥爷当时说,他在抗美援朝时期,经常看到每当一架美国飞机被打下来,满山坡就都散落着美元。但他觉得这些美元除了纸质好以外没什么用,就拿来糊墙。殊不知,昔日的糊墙纸,成了妹妹现今最需要的东西。


“她就整天说dollar、dollar,dollar这个话说得可清楚了,”姥姥说。“她说她一个女婿要去俄罗斯留学,需要钱,开口就要3000还是5000美元。后来给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爷气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


“你姥爷家是양반(发音为yangban,即前述‘两班’,指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编注),你姥爷就觉得,怎么家里能出这样没皮没脸要东西的人!”姥姥说。


家人回忆说,那时南顺还曾哭着讲,她在沙里院做药剂师的小儿子得了胃癌,为了保命做手术,但是医院没有麻药,只能被绑在手术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几次,但最后活了下来。


现在想来,以朝鲜当时的条件来讲,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姥爷当时已经十分厌烦,听了还对家人说,这也不知真假,也许也是为了要钱。


但家人还是尽量满足了南顺的要求。临走前,舅舅和舅妈本想把他们不用的旧电脑、手机也送给南顺,但被姥爷拦住了。南顺走后,姥爷发现南顺把一些家人给的旧衣服择出来塞在了床底下,没有带走,只把值钱的物品带走了。姥爷更加伤心。

权南顺2001年年底来京探亲时,与哥哥权伍载、嫂子朴明淑于家中合照。这次,权南顺一心求财,惹怒了自己的亲哥哥。


家人说,姥爷最后对南顺,彻底寒心了。


“爸就觉得,怎么你要东西的时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怎么问候的信没有一封,”舅舅说。“爸觉得她后来要的东西都不是解决温饱问题。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东西是为了回家在邻居面前得瑟,你要的好多东西是爸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们给你雪中送炭,没问题,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再给你锦上添花了。”


姥爷很不愿意因为自己妹妹的处境让子女承受太多经济压力,而满足南顺所提的要求,单凭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难的。


姥爷本就认为当年南顺卖了家产,执意去朝鲜找金大万,之后还要留在那里生活的决定不可理喻,现在南顺还不顾他的条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混杂了焦虑、怨恨、痛心的情绪漩涡中,心烦意乱。


舅妈说,她也是多年后才理解了姥爷。


“我当时觉得奇怪。你姥爷本身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怎么就这一个妹妹,最后对她这样,”她说,“后来我才理解,姥爷是怕这么给她东西,她觉得理所当然,未来姥爷不在了,她还是不停地要。姥爷更多的是担心,这样会给家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


现在不带情绪地回想,我们也更加理解南顺。大概朝鲜的条件太苦了,她被逼无奈,才硬着头皮向我们要尽可能多的钱和物品。她要相对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当地黑市上套点现,让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现在想想,她当年那么要东西,估计也不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小姨说。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被美国推上了促使朝鲜弃核的中间人的位置,并于当年在京举办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一轮加上韩、日、俄的六方会谈。与此同时,朝鲜的粮食缺口依然严重。


那年年底,南顺打破了以往五年探亲一次的规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从丹东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朝鲜放宽探亲限制,她被允许直接进入中国,且过两日,就要携小女儿来京。

权南顺的小女儿与丈夫1993年于朝鲜街头


“当时你姥爷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说。“一个是没想到她来过一次那么快又来,另一个是她每次来要的东西,恨不得是五年攒的,她来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开销。”


这次,南顺和她的小女儿只住了一周,便返回了朝鲜。


“当时爸就觉得,你不仅自己来,这回还带了女儿来,就是认门儿来了。意思是以后你自己不在了,还要让你的孩子接着来要东西,”舅舅说。


这次,她与女儿和家里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儿,当时大概30几岁,在朝鲜做家庭主妇,完全不会中文。姥姥家一进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她的小女儿,一到家里,便开始蹲在那条走廊上擦地。


与此同时,南顺依旧只对美元、相对高档和方便套现的物品感兴趣。家人依然尽可能满足了她的要求。


此时,财和物,已然成了姥爷一家和南顺的唯一联结。这次南顺来访,家人甚至没有和她合影。


姥爷自2003年与南顺一别,便再也不愿谈及她。几次探亲后,南顺已经成了姥爷的精神负担。姥爷真的不希望她再来了。他没有再给妹妹写信,也没有再试图找过她。


“你姥爷对她恨,不愿意说她。就是偶尔说,她可能已经饿死了,”姥姥说。“可能从她当时自作主张把家里房子东西全卖了,就为了去北朝鲜,你姥爷就恨。”


而那次分别,竟是永别。


姥爷于2011年10月离开了人世,而他对南顺和她的子女孙辈会一直不停来要东西的担心,最终没有应验。南顺和她的家人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数年间,家人一直隐隐忧虑,南顺和她的家人大概还要突然出现,索要越来越多的东西。


多年后,我们才突然想到,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南顺从那个让全家仰慕过、思念过、心疼过、厌烦过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话题。


姥爷去世后,姥姥和她三个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着年月匆匆,始终也没有再给南顺写信,或通过使馆联系她,只是有时突然想起她,随即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已然一晃而过,竟没有她的半点消息。而对她境况的思忖分析,则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琐事淹没。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会感叹于她和金大万澳门时期的风采。互联网信息开放后,有关于朝鲜70年代在澳门及东南亚建立情报网络的报道开始出现,似乎印证了姥爷当年的分析。家人猜测,南顺和金大万或许是澳门情报网络的创始或早期成员,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任务,我们则仍无半点线索可寻。


然而每次的讨论,总以疑惑收尾——为何她之后便再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为何连她的子女,尤其是来过家里的小女儿,也都没有再申请探亲?即使她的子女和我们没有感情,但来探亲,总归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并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再来了呢?


我们一致同意的一点是,以朝鲜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判断,南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关于她的子女则有太多种可能。也许他们也都因营养不良或疾病去世了——毕竟朝鲜的情况不能按常理判断,他们不享受南顺和金大万的粮食供应待遇,医疗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儿外又都不在各方面资源都相对充裕的平壤,所以这种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犯了某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国探亲,甚至被关押起来了也说不定。


或者,经过多起叛逃事件,朝鲜在整体上限制了国民——尤其是干部家庭,出于任何目的的出境行为。


也有可能,他们也被我们伤了心,了解到母亲后两次探亲时我们逐渐冷落的态度,不愿再和我们来往......


“现在想想那个表妹来了,一直蹲在那儿擦地,一直干活儿,真是挺可怜的,”妈妈说。


2014年,舅舅和舅妈去朝鲜旅游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的朝鲜人,也亲自经历了酒店的限水限电。


“那时候我回来就和你舅妈说,姑姑要再来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给她凑上,”他说。“没有亲身去看过,没法切身体会到朝鲜老百姓到底有多穷。”


如今,岁月又往前走了四年。而我们依旧只知,我们有这样一些亲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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