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亲戚与我们一家

互联杂谈按：

兄妹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分别选择了返回中国与留在朝鲜两条路，就此拉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此起彼伏）的故事。结局...

不管历史如何，希望中朝两国人民都能过上平安幸福没有恐惧的生活。

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

作者：VANESSA PIAO

十二岁那年，我记事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姥爷家见到了这个皮肤蜡黄、双眼奇大、矮小佝偻、骨瘦如柴的老太太。

她与姥爷、姥姥说着我听不懂的朝鲜话，偶尔瞪着大眼睛看着我笑笑，而我则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纪，怎么还头发乌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撞见她把头上的假发拿下来梳理，吓了一跳——

她的头顶，只剩下几缕白发紧贴在头皮上，衬得她干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见我看见她，立刻把假发戴了回去。

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后每次想起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

她是权南顺，姥爷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3年年底，于北京。

她走时，在假发里藏了近1000美元，还带着100支青霉素，两个装满了二锅头的塑料桶，两条烟，上百条丝巾，成捆的丝袜，整盒整盒的口红、粉底及不计其数的衣物、皮包、皮鞋，穿着姥爷家送给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她的家，在朝鲜。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顺和姥爷这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兄妹，本在青春岁月时被卷入了同一个历史漩涡，却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后半生的数十年中，他们分居中国和朝鲜，她从一介平民“荣升”特权阶层，他从军中新星到被打倒成“反革命”。随后，他们又被各自的命运带向了另一段沧海桑田。

兄妹分别至姥爷去世的半世纪里，他们六次团聚，却从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渐行渐远。这对兄妹，俨然成了中朝各自发展和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在长大后才逐渐从家人处得知，在我眼里形容枯槁、平凡无奇的南顺，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经历，且待遇优越。家人一直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朝鲜的一对海外特工。

然而，那一段传奇的真相，连同她与她的家人失踪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断叠加的岁月和越发封闭的朝鲜遮盖得愈加扑朔迷离，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够拼凑出来的破碎回忆，以及我们通过反复思忖这些记忆所得出的猜测和分析。

姥爷权伍载和权南顺与他们的母亲1956年于哈尔滨合影留念。不久他们的母亲即去世。 

命运流转

姥爷的家族祖上是“两班”，即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二十世纪初，姥爷的祖父和几个兄弟被中国东北富饶广阔的土地吸引，一起离开了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中部绥化的绥棱县定居，以种地为生。

姥爷名叫权伍载，1929年生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后来都早在1940年代时便嫁回了现今的韩国。姥爷4岁时，他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勒索钱财，熬了数月才被释放，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当时还未出生的妹妹南顺，成了遗腹子，于1933年出世。他们的母亲没有改嫁，独自养育了四个子女。

兄妹四个随母亲搬到了哈尔滨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家庭旅馆维持生计。姥爷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里困难，便被送回了绥化投奔亲戚，在那里上学。南顺则被留在了自己的母亲身边，在那里读书。

姥爷曾说他和妹妹南顺从小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爷内向沉默，南顺则外向泼辣。

姥爷中学毕业，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主要负责基层宣传工作。

南顺中学肄业，从学校出来后，她与一位中学时曾教过她的老师重建了联系，并互生好感。这位家里是从北朝鲜移民到中国的老师，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万。他的具体年纪，家人记不清了，只大概记得比姥爷年长几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姥爷作为第一批入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当月便开赴朝鲜。

姥爷在朝期间是朝鲜族上将赵南起的老部下，先后任计划运输科助理员、参谋，负责火车调度等后勤事宜，也因会说朝语，负责一些翻译工作。

左：金大万1955年于朝鲜。照片中，他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右：姥爷权伍载（右三）和志愿军战友在朝鲜。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姥爷手中，是他从朝鲜老乡家购买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时，姥爷在一次回东北探亲期间，经战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辽宁抚顺的朝鲜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姥姥说，姥爷曾提到过南顺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身在朝鲜，虽是以解放军身份入朝，但最终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编制。对于金大万的教书、参军经历，家人了解不多。

但我们根据史料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战争一触即发、人手紧缺之际，向毛泽东索要的三个东北“朝鲜师”中的一员。这三个师全部由朝鲜族官兵组成，分别于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随后被编入人民军。

姥爷曾提到金大万打仗时是侦察兵，专门负责“抓舌头”，即到三八线以南抓韩国士兵来套取情报。战后他在人民军中的职位不详。

南顺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哈尔滨市郊教书、照顾母亲。直至1956年6月，他们的母亲病逝，南顺未和姥爷商量，便变卖了家里的房产和全部家当，只留了一套铜碗随身带着，只身乘火车前往朝鲜，去找金大万。

甫入朝鲜，南顺身上的钱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铜碗。她就这样带着一套铜碗找到了金大万，与他结为夫妇。随后，她也联系上了姥爷。

姥爷曾说过，最后一批志愿军即将撤军之际，曾有人民军领导多次动员他留在朝鲜援建，并许诺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断然拒绝。

姥爷对人民军很是“看不上”。姥爷觉得人民军组织纪律差，人的素质也差——姥爷曾对家人讲过，那时候志愿军和人民军聚会，按朝鲜人的习惯在进屋前把鞋脱在门口，而人民军每次都编个理由先走，为的就是把志愿军的好鞋穿走，把他们的破鞋子留下。

再者，姥爷也考虑到当时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约，已经去照相馆照过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权南顺初到朝鲜时，与哥哥的合照

姥爷曾告诉家人，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曾去找过一次南顺和妹夫。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金大万战后定居的沙里院市。沙里院是朝鲜黄海北道首府，位于平壤以南65公里处，也被称为平壤的卫星城，是黄海北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金大万起初定居于此的原因，家人并不清楚。

姥爷曾说，他当时力劝他们不要留在朝鲜，跟着志愿军部队回中国。但南顺和妹夫金大万拒绝了。金大万认为留在朝鲜，仕途更有发展。姥姥还记得，当时姥爷极其不赞同妹夫与妹妹的决定，认为他们留在朝鲜，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条鸭绿江，隔开了这对兄妹之后的命运。

权伍载1957年于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后，他随最后一批归国志愿军返回中国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姥爷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大连待业，姥爷则先到姥姥的老家抚顺，和她结婚。时恰值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姥爷随后被派往那里就职。当年冬天，便携妻抵京。

当时身为全志愿军年轻上尉的姥爷，成为了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的一名助理员，前途大好。

从此以后至60年代初，姥爷未能联系上南顺。据家人回忆，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爷曾去朝鲜大使馆打听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由起先倾向中国转向了倾向苏联，中朝关系紧张。

1967年的一天，姥爷从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车就突然被抓了起来，被指责是“保皇派”、“反革命”，随后被关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爷被批斗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曾试图联系朝鲜亲戚，勾结“朝修”。

姥爷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复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组织上拖了几年未给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暂回到军事博物馆复职后又让他转业，姥爷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数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随后办了离休。

姥爷的三个子女均出生于60年代，在文 革的阴影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也从未学过朝语。他们在童年时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爷在朝鲜还有个妹妹，但对她和金大万一无所知。

而南顺和金大万60至70年代上半叶的经历，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只和姥爷用朝鲜语交谈，他们点到即止，姥爷在文 革后，则对几乎一切政治话题三缄其口。

北京现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当时在读小学的舅舅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照常去大院的传达室拿报纸。刚到门口，他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穿一件化纤掐腰的湖蓝色上衣，围着纱巾，下身着一条藏蓝底黑条纹喇叭裤，脚蹬一双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细一看，还有一颗大金牙。

“一看就让人觉得是归国华侨似的。当时国内根本没有那么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忆说。

那个女人，正在和传达室问权伍载的住址。

舅舅一听是找爸爸，就拉她，说他带她去找。舅舅介绍了自己，随后才知道，这个中文已经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鲜姑姑”。

南顺的突然来访，震惊了全家。小姨赶紧去把当时正在外办事的姥爷找回了家。

分别廿载，兄妹团聚。姥爷和南顺一见到彼此，便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姥爷激动得嘴唇都发抖，”妈妈说。

南顺还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吃惊的消息：她竟是从澳门来，短暂路过北京，顺便来看一看姥爷，一会儿还要回到朝鲜大使馆去。

她说，她是通过官方关系打听到了姥爷被分配到了军事博物馆，然后找来的。南顺只说她与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门，至于他们在朝鲜和澳门的具体工作，她并未多说。

权南顺70年代在澳门

比起姑姑为何从朝鲜跑到了澳门，更让妈妈、小姨和舅舅三个孩子好奇、激动的，是姑姑带来的高级礼物。

“姑姑一进门，就先把兜里带的五块表掏出来了。她也没带包，全是从衣服兜里掏出来的。一块一块都是用眼镜布包的，用皮筋绑着，”小姨回忆说。

三个孩子打开一看，全是瑞士高级手表。

姥爷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块精工全钢全自动手表，妈妈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块瑞士的漆皮表带手表。“我们都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说。

后来妈妈和小姨的两块表因为那时家里缺钱，次年被姥姥卖了，妈妈和小姨到现在都很伤心。

妈妈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见过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块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来。

南顺还带了一块那个年代在北京根本没见过的力士香皂。“那个香啊，特好闻，”小姨说。接着，南顺又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了下来，也留下了。

战后，朝鲜工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时，朝鲜经济明显好于中国，朝鲜的生活，让当时的中国人十分艳羡。

南顺那次只匆匆呆了一个下午，简单告诉了姥爷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她说，她与金大万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了三女两子，她和丈夫在澳门期间，她的孩子们都被允许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凡需出门，也有专车接送。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院，只有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拥有特殊荣誉人士的子女才有资格就读。

权南顺和金大万夫妇与大女儿、二女儿60年代于朝鲜。60年代时，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爷权伍载未能联系上他们，照片为此后随信收到。之后南顺夫妇对那一时期的工作也从未谈及。

南顺离开时说要去北海，朝鲜使馆的车一会儿会在那里接她。妈妈和小姨放学后，正好送南顺到附近的21路车站。妈妈说，她们至今都记得，“路上姑姑跟我们说，她去澳门之前在朝鲜培训，什么坦克、飞机，给她什么她都能开。她还学过格斗。她说她一个人打四个小伙子没问题。然而南顺依旧未向两个侄女提及，她接受这些训练，是准备做何工作。

军事博物馆站是21路的终点站，等车的人很多。轮到南顺要上车时，车门突然关了。“结果她啪地一抓车门，刺溜一下一转身儿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们都惊了，”妈妈说。

过了几个月，姥爷陆续收到了南顺的两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广州白云宾馆。信里说，她的丈夫金大万患病，在白云宾馆养病。随信还寄来了一些他们夫妇在澳门的照片，和他们及子女在朝鲜的照片。

妈妈、小姨和舅舅说，南顺那时寄来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着制服，看起来英姿飒爽。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在游乐场玩的场景。“当时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生活得特高级，”妈妈说。

在南顺70年代末寄来的照片里，她和小女儿在平壤的游乐场里游玩。在南顺和金大万驻澳门的鼎盛时期里，他们和在平壤读书的子女都过着优渥的生活。作者的妈妈、小姨和舅舅看到这张照片后，羡慕不已。

神秘“权贵”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爷突然接到了金大万的一通电话，说他从澳门路过北京回朝鲜，当晚10点将造访。

到了约定时间，姥姥让妈妈下楼接姑父。妈妈一下楼，就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停在院门口的路口，车灯关着。司机下车绕到车后，先鞠了一躬，随后打开了车门。一个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锃亮、派头很大的男人从车里迈了出来。他，就是金大万。

“姑父是那种老拿着劲儿的，对家里的小辈儿都不太爱搭理，”舅舅说。

“他会说中国话，但是一句都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来的姥爷和金大万，高兴地聊了整整一宿。据家人回忆，金大万当时说，南顺此时仍身在澳门。朝鲜派他和南顺到澳门，且他们需要自己谋得工作在那里长住。南顺在一个制衣厂做缝纫工，他是那里的工头。他说，他和南顺都学了广东话，他因有时需要来往东南亚国家，还学会了泰语。

妈妈、小姨和舅舅记得，当时曾看见姑父兜里揣着好几本不同国家的护照。

但关于他和南顺的具体工作性质和内容，他始终未说明，南顺日后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姥爷的绝对信任，才蜻蜓点水地透露了这点滴信息。

金大万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离开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里面的一件新的尼龙T恤衫送给了姥爷，穿了一件姥爷的旧衣服走了。

走前，他还和姥爷姥姥约定，那日白天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日坛公园与姥姥再见一面——因为考虑到姥爷是军人身份，不便在公开场合见这位朝鲜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单独前往。

妈妈说，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楼。秒针刚到5点整，那辆黑色奔驰就来到了前晚的停车地点，带着金大万疾驰而去。

金大万70年代于澳门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坛公园一个角落的亭子里短暂会面，由妈妈在附近放风。金大万给了姥姥一点美元，又给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单卡收录机。

姥姥回忆，姥爷前晚听到金大万说他和南顺在澳门工作、金大万有时还需来往东南亚，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详述工作内容，便立刻明白了“工头”、“缝纫工”大概只是幌子，他们一定是从事朝鲜政府的秘密工作。

姥姥说，姥爷本就是一个谨慎的人，加之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便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后，即刻明白他们依纪律不能多说，便停止了追问。

权南顺夫妇和五个子女，时间约为上世纪七十年代。

姥爷有了这样的怀疑之后，家人此后也都明白了不应该再打听他们当时的经历。

神秘、傲气的金大万，之后便返回了朝鲜。家人数年后才得知，他因健康情况恶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里院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治病，无法再执行外派任务。南顺随后便也从澳门回到了沙里院。

他和丈夫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而我们则从未料想到他们此后的人生转折。

在鸭绿江这一头，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姥爷一家人对南顺夫妇的赠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姥爷的三个孩子更是觉得有这样事业有成、生活优渥的朝鲜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文 革后越发草木皆兵的姥爷，则嘱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顺和金大万来家里的事，免得政治波动，又惹是非。

妈妈说，姥爷心里大概还有一层感情——南顺当年自作主张卖了全部家当跑到朝鲜，让丢失了关于母亲一切回忆的姥爷伤心不已，而南顺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补偿了一些当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万这次造访后，他和南顺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数年一晃而过，姥爷一家不知南顺和金大万自1979年别后身在何方，他们也没有再联系我们。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爷第一次收到了南顺申请到中国探亲的电报。我们这才知道，她和金大万已彻底结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从澳门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里院家中。

前两次，南顺和金大万均是突然到访，明显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但这次，南顺的电报上说，姥爷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机构开具一封邀请函，寄回朝鲜沙里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亲理由来到北京。

我们后来分析，这似乎说明当时他们的身份性质已经转变了。

“八年没见，那时候爸还是挺想她的，”小姨说。

不久后，53岁的南顺只身乘火车抵京。她从朝鲜带了几大包当地最好的海鲜、巧克力等，作为给姥爷家人的礼物。

她一下车，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对像章特别重视、爱惜。后来妈妈还想借来看看，还问能不能送给她，南顺就只笑，不说话。

80年代，战后一直处于美国贸易禁令之下的朝鲜经济已陷入停滞，而对手韩国的经济则正高速增长。家人说，南顺那时，虽不如八年前光鲜，黑瘦了一些，但还算精神、时髦，还穿着皮鞋。

权南顺和哥哥权伍载1986年12月在北京家中。那时的南顺还保留一些盛年时的风采，头发仍然乌黑茂密。

据家人回忆，她当时介绍说，自己1979年回国后，担任了沙里院一个相当于区街道办主任的职务，负责区内票证等一应物资供应，权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鲜后则一直在治疗休养，但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已被确诊为肝癌。

南顺说，她和丈夫回国后都被授予了朝鲜的最高荣誉“金日成勋章”，且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待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级别，在朝鲜坐船、坐火车均免费。

她还给家人展示了一块国家奖励的欧米茄手表。家人回忆，南顺说手表为朝鲜向欧米茄特别定制，奖励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这块手表的表盘上写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则刻着南顺的名字，金大万也有一块。妈妈说，那块手表的表带太长，在南顺细瘦的手腕上晃晃荡荡。

家人说，每每谈起金日成，南顺就难掩敬佩之情。在中国的电视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万身体欠佳、夫妇俩回朝休养时，全部随身物品都被责令上交了，只给他们留了内衣内裤——南顺当时讲述时，姥姥觉得此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因此印象极深——和一部相机。

“她那时候说，早知道当时多给咱们留点美金就好了，”姥姥说。

南顺还提到，朝鲜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儿做和他们夫妻一样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绝了。南顺依然没有说自己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她此番言说，又从侧面印证了我们认为她从事秘密工作的猜测。

家人说，1986年那次，还未明显感觉到南顺在基本温饱方面有严重问题。但是那时，全家人都觉得南顺好不容易来探亲一次，应该尽量多给她买些东西带回朝鲜。

“她带那些海鲜什么的，肯定也是把家里最好的都拿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对姑姑也特别感激，”小姨说。

但是，那时姥爷身为文职干部，妈妈和小姨刚刚开始工作，舅舅还在上大学，像当时北京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一样，姥爷家里也实在没有富余的钱。

姥爷没办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军中量身订做的一件长款马裤呢大衣拿了出来，由姥姥私下联系买主，最后由小姨带着，偷偷地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600块钱卖给了一个东北人。

“那件马裤呢大衣，那会儿谁要是有那么一件，可是超牛。而且这东西可不能随便买卖，”舅舅说。“当时的600块钱什么概念，600块钱是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这600块钱，全用来给南顺买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顺那时说想买糖精，因为朝鲜的小孩没糖吃，只能靠一点一点舔糖精吃解馋。她带点糖精走，回了朝鲜，可以让家里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随身带着，晚上遛弯儿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卖点钱。家人随后便去前门的一个化工商店买了糖精，还买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让南顺带走。

那一次，南顺很惦记重病的丈夫。朝鲜官方本来给了她三个月的探亲假期，但她只呆了一个月便匆匆走了。

权南顺和丈夫70年代于澳门

她走时，姥爷一家人给她带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军事博物馆来了四个战士帮忙装车运到火车站，妈妈又在北京站货运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运走。

妈妈说，当时她去北京站送姑姑。临上车前，南顺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妈妈记得像章是一面飘动的红旗状。但南顺一上车，朝鲜列车员一见她戴这种像章，便纷纷敬礼，还热情地帮助她拿行李。妈妈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样式，与普通朝鲜百姓有所不同。

南顺在此后的通信中说，她回到朝鲜三个月后，1987年初，金大万便与世长辞。

70年代，权南顺一家人于平壤合影。她的三女两子都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这所学校只供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人士的子女就读。

这之后的5年中，姥爷曾给南顺写过几封信，问候她一些家长里短，并收到了南顺简短的回复。家人说，南顺寄来的信明显是已经被拆过、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经过了朝鲜官方的检查。

1991年9月，南顺第二次以探亲身份来到北京。这次，她穿了一双磨得发白的旧皮鞋，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拿来了一些朝鲜的海带，准备给当时正怀着我的妈妈，做朝鲜人认为对孕妇身体特别好的海带汤。

时年，朝鲜经济已开始衰退，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顺后，才意识到朝鲜情况的恶化。

“那时候就感觉到朝鲜有点儿不行了，”舅舅说。

小姨回忆说，南顺那次比第一次来探亲时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刚来时，不敢吃白米饭，因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汤，然后每餐逐渐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开始吃米饭。油腻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时候我们稍微吃点儿好的，吃点儿肉什么的，她就掉眼泪了，”小姨说。“可能也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吃不上这些。”

当时看来，她和孩子们过得都不容易。南顺说，她的五个孩子从平壤的“贵族学校”万景台革命学院毕业后，都在平壤或沙里院读了大学，之后除大女儿随夫定居平壤外，其余都回到了沙里院工作。

那时，姥姥正在韩国探亲，南顺在家里，除了和姥爷聊天，还经常做家务、给家人做饭。

南顺那时对姥爷的三个孩子很疼爱。

小姨说，当时她出了意外，腿受了伤，南顺就每天给她按摩，帮助恢复。那年夏天，时于新华社澳门分社工作的父亲在和妈妈一起过马路时，在正怀着我的妈妈面前出了严重车祸，侥幸存活。南顺来时，正值父亲回京养病。妈妈说，当时南顺见到严重脑外伤后遗症的父亲，心疼得大哭一场，还摸着妈妈说，“爱莲，完了！完了！”（后来父亲在精心养护下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还是有亲情，”舅舅总结说。

权南顺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园游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块朝鲜为奖励有功人士特别定制、表盘写有领袖名字的欧米茄(Omega)手表。

11月初，南顺如上次一般，带着家人尽己所能给她购买的大包小包的“中国物资”回家了。从这一年开始，南顺每次来都会尽量多带一些青霉素回去，因为朝鲜药物紧缺，带青霉素回去也能换钱。

她走时，是舅舅送上车的。舅舅也得以窥见了南顺一些残存的“特权阶层”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鲜火车，腰杆儿一下挺直了，派头也上来了，”舅舅说。“反正那些列车员一见她那像章，立刻就毕恭毕敬的了。”

这次南顺走后，姥爷也没有再给她写过信。家人说，姥爷之前给南顺写信，她都仅说一切都好，且信明显被人检查过，姥爷开始明白南顺即使有什么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说，再写信也没有意义，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亲。

巨灾浮现

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朝鲜骤然失去了苏联支援，岌岌可危，粮食压力亦陡增。中国曾一度填补了苏联留下的窟窿，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鲜出现严重洪灾，使粮食问题失控，全境饥荒情况恶化。截至90年代末，朝鲜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据信多达百万，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说，当时并不了解朝鲜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灾荒。

1996年年底，这场饥荒期间，南顺再次来京。这次，她光脚穿了一双塑料鞋，两手空空。

家人说，她那次来时，已经有了比五年前明显得多的营养不良的模样。

“她那时候跟姥爷说，她每天粮食量就是大概三四两，”舅舅回忆说。“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顿豆腐。肉就别提了。”

而妈妈记得，南顺曾和姥爷说过，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终身享有每日一斤四两的粮食供应，不过是粗粮，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后，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辈一样的待遇。妈妈分析，她说的每日三四两，大概是还要接济儿女、孙辈的结果。

“她家这样的话，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说。

舅舅说，那时南顺开始和姥爷讲起朝鲜饿死人的事了。“那会儿姑姑曾经说过，那时候已经出现人吃人的事了。她说有的邻居说，谁家死了人，不能让人看到人埋在哪儿。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儿，那就悬了。”

家人回忆，南顺曾说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楼的最高层，但是限水限电，经常没电，所以得爬楼梯。因为没电，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准备个大水缸，打水来用。

但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外，南顺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并无半分怨言。

南顺和姥爷的家族在韩国仍有数支延续。他们的两个姐姐在朝鲜战争前便嫁到了韩国，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爷在改革开放初期与韩国的几位表亲重新建立了联系，偶尔会互相探访。

南顺在京期间，正好姥爷在韩国的一个表妹也短暂来京，于是姥爷家就发生了一次“朝韩历史性会面”。姥姥回忆说，当时韩国的表妹对这位北边的亲戚又好奇又可怜，南顺则尽量不主动和韩国表妹说话。韩国表妹临走时，给了南顺100美元。南顺收下了，但是嘱咐姥爷不要和别人提起他收过韩国亲戚的钱。

这次，南顺依然住了三个月。在京期间，她的体重长了十几斤。走时，家人依旧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药品等，她还带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电、一辆飞鸽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积怨难平

1999年左右，中国正被“韩流”席卷，许多年轻人纷纷迷上了韩国的明星、音乐和影视。而对越发落后的朝鲜，许多中国人则愈趋冷淡。

南顺此时突然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小儿子要结婚，请姥爷家给她寄一些东西。

这回，姥爷有点不高兴了。

舅舅说，信上写的都是一些相对高档的服饰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东西描述得极其具体。“细到她说要什么什么款式的西服，什么什么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忆说，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东西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列出还缺一些物品。那时往境外邮寄物品并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着头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个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对于姥爷家来讲也并不便宜。姥姥说，姥爷收到这两封信以后开始觉得，南顺既不体谅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问候半句，还不顾及家里的条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东西，似乎有些过分了。

1999年，权南顺（前排右一）为了办小儿子（前排左三）的婚礼，写信让权伍载家从北京寄了不少新衣、皮鞋等物品，还指定了款式。

2000年，金正日在继承父业后首次访华，被视为中朝自中韩建交以后关系再度转好的标志。自这一年起，平壤在经贸方面越发依赖中国。同年，韩国总统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进行了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朝韩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后，2001年年底，时已退休的南顺，在冬日里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背了一个塑料布包，头顶一顶已经擀毡的假发，又来北京住了一个月。有了之前的不满，姥爷这次对南顺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许多。

舅舅说，南顺这次来的一个月里，已没有以前的亲切关心，而是一心想着要到更多东西了。

“就是凡是她开口说话，所有的话都是要东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变着法地要。比如她就说，‘哎呀这个东西真好！’‘这个东西在朝鲜拿的话，别人都要羡慕！’”他说。

家人说，这一次，南顺对旧衣旧物，已经看不上了。她只想要高档化妆品、皮包皮鞋，还有美元——姥爷当时说，他在抗美援朝时期，经常看到每当一架美国飞机被打下来，满山坡就都散落着美元。但他觉得这些美元除了纸质好以外没什么用，就拿来糊墙。殊不知，昔日的糊墙纸，成了妹妹现今最需要的东西。

“她就整天说dollar、dollar，dollar这个话说得可清楚了，”姥姥说。“她说她一个女婿要去俄罗斯留学，需要钱，开口就要3000还是5000美元。后来给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爷气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

“你姥爷家是양반（发音为yangban，即前述‘两班’，指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编注），你姥爷就觉得，怎么家里能出这样没皮没脸要东西的人！”姥姥说。

家人回忆说，那时南顺还曾哭着讲，她在沙里院做药剂师的小儿子得了胃癌，为了保命做手术，但是医院没有麻药，只能被绑在手术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几次，但最后活了下来。

现在想来，以朝鲜当时的条件来讲，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姥爷当时已经十分厌烦，听了还对家人说，这也不知真假，也许也是为了要钱。

但家人还是尽量满足了南顺的要求。临走前，舅舅和舅妈本想把他们不用的旧电脑、手机也送给南顺，但被姥爷拦住了。南顺走后，姥爷发现南顺把一些家人给的旧衣服择出来塞在了床底下，没有带走，只把值钱的物品带走了。姥爷更加伤心。

权南顺2001年年底来京探亲时，与哥哥权伍载、嫂子朴明淑于家中合照。这次，权南顺一心求财，惹怒了自己的亲哥哥。

家人说，姥爷最后对南顺，彻底寒心了。

“爸就觉得，怎么你要东西的时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怎么问候的信没有一封，”舅舅说。“爸觉得她后来要的东西都不是解决温饱问题。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东西是为了回家在邻居面前得瑟，你要的好多东西是爸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们给你雪中送炭，没问题，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再给你锦上添花了。”

姥爷很不愿意因为自己妹妹的处境让子女承受太多经济压力，而满足南顺所提的要求，单凭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难的。

姥爷本就认为当年南顺卖了家产，执意去朝鲜找金大万，之后还要留在那里生活的决定不可理喻，现在南顺还不顾他的条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混杂了焦虑、怨恨、痛心的情绪漩涡中，心烦意乱。

舅妈说，她也是多年后才理解了姥爷。

“我当时觉得奇怪。你姥爷本身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怎么就这一个妹妹，最后对她这样，”她说，“后来我才理解，姥爷是怕这么给她东西，她觉得理所当然，未来姥爷不在了，她还是不停地要。姥爷更多的是担心，这样会给家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

现在不带情绪地回想，我们也更加理解南顺。大概朝鲜的条件太苦了，她被逼无奈，才硬着头皮向我们要尽可能多的钱和物品。她要相对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当地黑市上套点现，让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现在想想，她当年那么要东西，估计也不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小姨说。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被美国推上了促使朝鲜弃核的中间人的位置，并于当年在京举办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一轮加上韩、日、俄的六方会谈。与此同时，朝鲜的粮食缺口依然严重。

那年年底，南顺打破了以往五年探亲一次的规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从丹东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朝鲜放宽探亲限制，她被允许直接进入中国，且过两日，就要携小女儿来京。

权南顺的小女儿与丈夫1993年于朝鲜街头

“当时你姥爷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说。“一个是没想到她来过一次那么快又来，另一个是她每次来要的东西，恨不得是五年攒的，她来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开销。”

这次，南顺和她的小女儿只住了一周，便返回了朝鲜。

“当时爸就觉得，你不仅自己来，这回还带了女儿来，就是认门儿来了。意思是以后你自己不在了，还要让你的孩子接着来要东西，”舅舅说。

这次，她与女儿和家里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儿，当时大概30几岁，在朝鲜做家庭主妇，完全不会中文。姥姥家一进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她的小女儿，一到家里，便开始蹲在那条走廊上擦地。

与此同时，南顺依旧只对美元、相对高档和方便套现的物品感兴趣。家人依然尽可能满足了她的要求。

此时，财和物，已然成了姥爷一家和南顺的唯一联结。这次南顺来访，家人甚至没有和她合影。

姥爷自2003年与南顺一别，便再也不愿谈及她。几次探亲后，南顺已经成了姥爷的精神负担。姥爷真的不希望她再来了。他没有再给妹妹写信，也没有再试图找过她。

“你姥爷对她恨，不愿意说她。就是偶尔说，她可能已经饿死了，”姥姥说。“可能从她当时自作主张把家里房子东西全卖了，就为了去北朝鲜，你姥爷就恨。”

而那次分别，竟是永别。

姥爷于2011年10月离开了人世，而他对南顺和她的子女孙辈会一直不停来要东西的担心，最终没有应验。南顺和她的家人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数年间，家人一直隐隐忧虑，南顺和她的家人大概还要突然出现，索要越来越多的东西。

多年后，我们才突然想到，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南顺从那个让全家仰慕过、思念过、心疼过、厌烦过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话题。

姥爷去世后，姥姥和她三个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着年月匆匆，始终也没有再给南顺写信，或通过使馆联系她，只是有时突然想起她，随即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已然一晃而过，竟没有她的半点消息。而对她境况的思忖分析，则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琐事淹没。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会感叹于她和金大万澳门时期的风采。互联网信息开放后，有关于朝鲜70年代在澳门及东南亚建立情报网络的报道开始出现，似乎印证了姥爷当年的分析。家人猜测，南顺和金大万或许是澳门情报网络的创始或早期成员，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任务，我们则仍无半点线索可寻。

然而每次的讨论，总以疑惑收尾——为何她之后便再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为何连她的子女，尤其是来过家里的小女儿，也都没有再申请探亲？即使她的子女和我们没有感情，但来探亲，总归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并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再来了呢？

我们一致同意的一点是，以朝鲜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判断，南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关于她的子女则有太多种可能。也许他们也都因营养不良或疾病去世了——毕竟朝鲜的情况不能按常理判断，他们不享受南顺和金大万的粮食供应待遇，医疗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儿外又都不在各方面资源都相对充裕的平壤，所以这种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犯了某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国探亲，甚至被关押起来了也说不定。

或者，经过多起叛逃事件，朝鲜在整体上限制了国民——尤其是干部家庭，出于任何目的的出境行为。

也有可能，他们也被我们伤了心，了解到母亲后两次探亲时我们逐渐冷落的态度，不愿再和我们来往......

“现在想想那个表妹来了，一直蹲在那儿擦地，一直干活儿，真是挺可怜的，”妈妈说。

2014年，舅舅和舅妈去朝鲜旅游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的朝鲜人，也亲自经历了酒店的限水限电。

“那时候我回来就和你舅妈说，姑姑要再来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给她凑上，”他说。“没有亲身去看过，没法切身体会到朝鲜老百姓到底有多穷。”

如今，岁月又往前走了四年。而我们依旧只知，我们有这样一些亲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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