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从来属于人民——中国人在美国当陪审员（下）

本文原载2016年10月23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在美国当陪审员》

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下午两点半，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法庭一侧墙壁上，像魔法一样，突然开了一扇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陪审团室。我们十二个正式陪审员，走了进去（可怜两位候补陪审员，不能进入，只能坐到法院的过道里等待）。

陪审团室有一条长方桌，十二把椅子，有男、女洗手间，有饮水器。居然还有一张床，供躺下休息……

总之，满足陪审员一切生理需要，就是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送我们进去的法庭书记员一向搞笑，她说：

“在你们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吃心脏病药的，赶快吃。曾经有陪审员因为争论太激烈了，心绞痛和脑溢血发作。医院离这儿可远。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会先来急救，做点儿人工呼吸、心脏挤压什么的……”

陪审员们看着她貌似四百磅的体重，想象着她来给自己做心脏挤压术，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于是大家纷纷表决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她离开房间、把房门关上后，陪审员开始了闭门研议。

我们每人有一叠文件，是法官给我们的十六道题，就像是一份考卷，要我们按顺序回答。另外，桌上有一本法官给出的指导，以及两大本被法庭确认为证据的资料。每位陪审员自己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法庭笔记。陪审员要藉着这些材料，凭着“证据、常识和良心”，做出最后判决。

法官给的第一道问题是：

以原告的身体状态，当时他能否完成基本的工作？

陪审员斯哥特首先表达意见：

“医生认定原告不能屈膝、不能弯腰……他怎么可能完成清洁工作？答案当然是‘不能’了！”

另一位陪审员马修马上反对：

“医生已经在法庭上证明他不是不能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有限度地做。”

第三位陪审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

“伙计们，咱们先看看法官的指导是什么。”

翻到第一题，说明是：

原告求偿的是2010到2015年，所以陪审员要考虑的是原告在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

于是大家赶快翻开“证据”，找到了医生在2010年开的证明，说被告健康状况有好转，可以回清洁公司试试，看能否继续担任清洁工作。

斯哥特马上又发表意见：

“按照医生的证明，即使到了2010年，原告的身体状况还是百分之五十二残疾。怎么可能继续当清洁工？”

马修皱眉说：

“的确，如果当时KBM公司允许他回去再试试，大概也是会发现他做不了清洁工了。问题是，KBM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我也发言：

“重点在于，我非常不喜欢清洁公司对待他的方式。他二十岁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一心想把他踢出去，不在乎他能不能生活下去，甚至还羞辱他！”

我右边的陪审员马上赞同说：

“是的！任何公司这样对待自己多年的员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直到法庭下班时间，陪审团中的“Yes”派，仍然没能完全说服“No”派（主要就是斯哥特老兄），还有几位是中间派。

根据本州法律，民事案需要九位陪审员同意，才能达成决议。刑事案则需要十二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人数，陪审团就得日复一日地讨论下去。如果最后实在达不成一致，就变成了Hung Jury（失审），那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这算啥理由啊？

第二天，一进入陪审团室，就对前一天讨论过的第一题，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十一比一的绝对多数，决定答案为“能”。

这第一题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此题答案为“不能”，就表明陪审员认为原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当清洁工，原告就输了，后面的问题也不用讨论了。陪审员会直接到文件底部签字，然后法庭宣布原告败诉。

既然第一题答案是Yes，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讨论第二题。

第二题举手表决的时候，斯哥特老兄突然声明：“我不必投票！因为第一题下面写着：如果你第一题回答No，你不用再回答下面的任何问题。”

大家都怔住了，是这样的吗？好在有一个人以前当过陪审员，赶快解释：“哥们，这个you（你），不是指你一人，指的是投票时的多数人（英语中you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投了No，那就不用回答下面的问题了。”

“But it says you!”（“但是题里面说的是‘你’！”）斯哥特老兄坚持。大家纷纷劝他：“这个你不是指你一个人啦，是大家啦。你必须投票啊！不然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可说的是‘你’!”他老兄就坚持。大家劝他劝得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按了墙上的铃，把书记员叫了进来，请她解释，这个you到底是谁。

书记员像一座巍峨大山（大家没忘记她的体重吧），矗立在斯哥特面前，对他说：“这个you是指majority（多数人）。如果第一题多数人投了Yes，你就必须继续投票。”斯哥特屈服了。

第二题其实是一道很明显、很容易回答的题，大家都选择了“是”。但是，但是，斯科特老兄又选择了否定的No。“斯哥特，为啥呀？”大家纷纷叫起来。他回答：“我第一题选了no，第二题我也得选no。我不能一会儿选yes，一会选no。”这算啥理由啊？

要说人家斯哥特老兄，还真有骨气。后来在整个讨论和投票过程中，他坚定地和所有人作对，以每次一比十一的勇气，坚持到结束。

幸亏这是民事案，假如是需要全票的刑事案呢！？

怎么下手计算赔偿啊？

一路“是”、“否”地做下来，碰到了一个指示：如果你第一题和第二题选了“是”，并且第五题或第八题选了“是”，接下来请跳去回答第十二题。

大家翻到第十二题一看，原来是要陪审员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这怎么算呀？

仔细一看，这题目下面，又分了四道小题，要陪审员决定：

一，原告过去的金钱损失；

二，原告过去的精神损失；

三，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

四，原告未来的精神损失。

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问那个当过陪审员的人：

“如果我们随便填一个赔偿额上去，法官会问我们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吗？”

他回答：

“不会。陪审团决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个陪审员弱弱地说：

“要不我们凭感觉填一个数额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确实，三个星期下来，陪审员每天直挺挺地坐七八个小时，早就腰酸背疼，腿也肿了。坐在我前排的陪审员，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

然而，就是她，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对大家说：

“We've come so far, we got to make it right”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得把事情做对，善始善终）

大家都同意了。

看看面如苦瓜的美国同胞，身为理科生出身的我，认命地翻开了自己的法庭笔记，看了看当初做的记录，向大家建议：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0到2014年底，原告由于没有工作，损失了多少工资。再减去他打零工赚来的钱，应该就是他这五年的金钱损失了。”

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我掏出手机，转到“计算器”一档，边说边计算：

“他最初的时薪是每小时十三点五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因此每周的薪水为五百四十二美元。每年五十二个星期，因此年薪为两万八千一百八十四美元。再乘以五，就是他的五年工资损失了……”

“等一下，”

有一位陪审员突然叫停，“

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司通常每年都会给员工涨点薪水。我们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就按每年薪资增长百分之三，如何？”

大家都回答：“Fair！”

于是我们算出了2010年到2014年每一年的工资。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再减去原告这两年打零工赚的钱, 等于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美元。

我们把这个数额填进了第十二题的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原告的金钱损失。

第二小题是精神赔偿问题。精神损失值多少钱呢？

有一位陪审员，是菲律宾移民，说：“哪有精神损失这种东西啊！”

陪审员亚伯拉罕则说：“应该按年薪的百分之五十计算精神损失。”

我说：“百分之五十太少。百分之百才比较合理。”

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陪审员，对我的话表示反对，说：“我虽然同情原告，我不会把全世界给他（意即我不会给他太多）。我认为应该给他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

亚伯拉罕问我：“你同意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随大流。”

大部分人都同意络腮胡子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计算。结果为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点五美元。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入第二题。这就是原告能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

接下来“未来的损失”，大家都认为，既然官司打完了，原告应该重新开始生活嘛。于是在未来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两个空格里，都填入了零。

把以上四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为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七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应该给予原告的全部赔偿。

我提出了异议：“我觉得赔偿数额有点少。”

“你觉得接近二十万美金还不够多吗？”亚伯拉罕问我。

“是的。我觉得这个数额不足以惩罚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员工的大公司。”

一位陪审员说：“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吧。”

他打开“法官指导”，翻到这一道题的说明，写着：

“陪审员只要考虑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可，不用考虑惩罚被告。”

我接受了。

案子判完了吗？没呢！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计算了原告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之后，陪审团开始讨论下一道题，也是争论得情绪最激烈的一道题：KBM公司是否有意歧视原告？

激辩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陪审员说：“我内心认为KBM是有意歧视原告。可惜，没有证据！假如有人能证明，B副总经理告诉各部门：嘿，伙计们，咱们一起把那家伙踢出公司去！那就证明了那个副总经理真是asshole……然而，原告未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所以，这道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应该是‘否’。”证据至上！于是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的票数，认定该公司不是有意歧视（斯哥特老兄终于和大家同步了一回）。

填上答案后，看下面的说明：“如果你选择了no，不需要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到本文件的底部签字，交还法庭。”天哪，案件就这样审完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每个陪审员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当初书记员把我们送入陪审团室，告诉过我们：

“如果你们有事情找我，就轻轻按一下墙上的铃；如果你们达成了判决, 那就死命按铃。”

我们指定的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位以前当过陪审员的，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墙边，死命地按铃。

两分钟后，我们十二位陪审员排着队，在双方律师团队、原告、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的站立迎接下，庄重地走入久违的陪审席。

穿着黑袍的法官，转向我们，温和地问：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首席陪审员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那么请把判决书交给法庭。”

书记员走过来，接过判决书，大声逐项读出问题和回答。听到那一连串的yes，原告的律师简直喜不自禁。而被告律师，很遗憾，居然还没有到庭，在座的只有她的三个助理，脸色凝重。快要读完时，被告律师才姗姗来迟。她一进法庭，听到的就是赔偿数额，脸顿时黑了。

审判书读完，应双方律师要求，法官又读了一遍判决书上的所有问题，并在每一道问题之后，问陪审员：“这道问题，谁投了‘否’？” 每次都是斯哥特老兄咬紧牙关举手，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坚持到底。

我要说：我愿意！

最后，法官转脸，面问两位律师：

“律师们，你们满意了吗？” 

两位律师同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放下手里的判决书，把脸转向陪审团：

“非常感谢陪审团这段时间的辛苦，你们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特权……不像太阳每日东升，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以下省略五千字的陪审团历史介绍）……”

最后，法官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结案后，两造律师及助理在交流。

我和其他的陪审员列队走出法庭。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虽然我们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大约十万美元的代价（据我后来的一位律师朋友估计），但我要说：

我愿意！

回想着法官提到的

“我赞同托马斯•潘恩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我下了火车，回到我住的城市。正遇到火车站旁每周一次的农夫市场。黑人歌手在大树下弹着吉他，人们随意地坐在草地上吃烤肉、烤玉米……

我买了一只西瓜，抱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微笑，内心默默地祈祷：

“God！Please hear my prayer！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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