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导读 · 2021.12.3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在这一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2021年度论坛上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并对如何进行高质量发展这一议题展开多角度的解读。本文内容整理自该访谈。

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早在几年前，数量扩张型经济时代就已过去，尤其是现在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有限，以前那种低附加值的经济就很难持续。实际上，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这种“腾笼换鸟”早就开始了。

说到高质量，大家普遍会先想到世界500强、大企业、高科技等概念，但我认为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要追求高附加值的情况下，技术含量很重要。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到后来的资本密集型，再到现在应该要转向的技术密集型。要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就不能只关注世界500强企业。虽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确实很重要，也应该继续鼓励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这才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优势的途径。

以前我就呼吁要引入更多西方国家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应该是技术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贸易公司。中国现在鼓励发展的也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新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服务中小型的技术含量高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不仅要发展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还要引入欧美、日本等国的企业，在这里孵化它们。欧美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垄断的问题，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个难题，但在实现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和落地这一环节，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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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以外，我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涉及到规则、标准，当前我们很多行业的特点就是大而不强、多且分散，如果企业、城市互相不关联就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要制定规则、标准，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起到很大作用，同样起作用的还有各类商会、企业联合会等等。

高质量发展要从“做技术”到“做标准”

我们现在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就要花大量投入去创新。投入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我们自己要创新，但也要允许更多国外的企业到这里来创新，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在前期阶段确实能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发展到后面，一不开放、二没有市场，即使有技术也转化不成劳动生产力。

在开放状态下创新，我们的人才观念就要转变，不仅要将更多的中国人培养成为国际人才，也要能够培养其他国家的人才。例如美国，大部分人才其实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而美国的科技企业之所以生机勃勃，就是因为这些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能够产生不同的思路，这种不同所形成的化学反应，就是创新。

所以为什么国家总是强调“三化”呢？首先，市场化不仅仅是说中国国内的市场，而且要包括国际市场。其次，既然要推进市场化，那么薪水、教育制度就会国际化。因此没有市场化就不会有国际化，市场化是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国际化指的也不仅仅是中国要走向世界，还要让国际人才走进中国。最后是法治化，也就是建立规则。在规则和标准方面，我们要一步步引领，避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提高标准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规则，即技能标准。同样一件在中国生产的衣服，按中国现在的技能标准生产可能售价1000元，而按欧洲的技能标准可能就是5000元，这其中的附加值就是标准。我们在发展的早期必须依靠双手双脚的劳动，但是现在也要强调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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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鞋、服装等产品，其实中国的企业都能生产，硬件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企业规则意识还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在一些行业内存在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缺少规则。

能够生产高标准的产品对于企业而言是很幸福的，等于同等单位的产品获得了更多附加值，不见得就会带来痛苦。之前中国互联网行业规则不完善的时候，平台与平台之间互相排斥，这才是给企业带来更大困境的原因。

再说到劳动标准。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论证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利于资本自身的发展，否则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由谁来消费呢？只有把工人培养成中产阶级，成为消费阶层，资本自身的发展才有希望。因此，提高工人的工资不仅不会影响劳动生产，反而将促进劳动生产。西方国家此前之所以更早地进入发达阶段，就是把工人阶级转化成消费中产阶层了。现在西方国家内部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政治乱象？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了。

高质量发展也要有背后的文化支撑

企业家之间也是有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刚经历改革开放的那代企业家，可能比较重视短期的利益，但是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就不大一样了，而且中国企业的股权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以前那些只追求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是行不通的，这实际上是在阻碍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占30%左右。实际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已开发得较为充分，富人群体甚至消费过度了，接下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如果要拉动消费，就必须提高占比达70%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要施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工资增长，促使工人阶级变成消费阶层，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这时候，产品的质量也要同步提升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国家，中产群体在消费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品位了，也就是“文化中产”。我们国家目前实现的主要还是物质上的中产，消费阶层的文化品位还有待提高。所以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技术和规则，也需要有背后的文化支撑。没有文化基础，消费水平就难以提高，仅仅是衣、食、住、行的消费规模是有限的。很多国际名牌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就是因为有文化概念的消费在里面，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做品牌的建设。

天猫国潮发起《国潮地理》,以地域文化和品牌精神为线索向大众展现全国不同地域国创品牌的原创故事和品牌理念。（图源：网络）

近年来“国潮”品牌兴起的现象，非常受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欢迎。没有哪个企业、哪个国家不想做品牌，但品牌不是用流量方式做出来的，不是资本塑造一下，或者找一个明星代言一下就能做好的，这其中很多都是短期利益驱动的。国际名牌并不是靠资本炒作出来的，而是通过文化的积淀、设计师的创作对品牌进行不断提升。所以个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很重要，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例如元宇宙，现在很多资本在炒这个概念，但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元宇宙中最重要的也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回到品牌建设来看，资本炒作是一个层面，实现老百姓整体的文化水平提升又是另一个层面，所以说“文化中产”非常重要。

从“物质中产”到“文化中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教育体系是一部分，但家庭、社会甚至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也是这种文化教育和提升的一部分。教育培训行业之所以要经历整顿，也是因为此前资本主导得太多了。英美国家就是过于以资本为主导，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要追求一个资本和社会发展的均衡状态，过于逐利就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把一切都商品化的现象，会出现很多负面效应，最后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北欧、德国为规避这种问题，采取了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模式，来调节资本逐利导致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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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和德国模式跟英美的一大区别就是，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过于让资本主导，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导致了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而德国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那么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

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反垄断，要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提出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因为这些都是跟制造业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么做我们才不会走到经济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的阶段，而且即便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很高，最终金融也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是一定要按照英美模式来走的，其实像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模式，也是有一些借鉴作用的。

（专访内容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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