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产业政策与中国式现代化

导读 · 2023.06.13

6月11日，《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全国新书首发暨读者分享会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本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现场发表主旨演讲。郑教授认为，产业政策既是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武器，也是发达国家维持霸权的有效武器。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不应停留在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上，而是要问“怎样的产业政策更有效？”他强调，下一步，深圳要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深圳有怎样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国家以后有怎样的产业政策。”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整理自郑永年教授的主旨演讲。

来了深圳以后，发现深圳人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深圳本来只是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今天约1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既然来了都是深圳人，作为深圳人就要为深圳做点事情，如此一来这个城市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也在想为深圳做点什么，与深圳出版社合作的初心就在于此。为什么一定要在深圳出版？是因为深圳已经有那么大的经济体量，需要更多与之匹配得上的文化载体。我们选择与深圳出版社联合打造这套《IIA前沿研究丛书》，就是希望能够为深圳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2021年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图源：新华社）

文明延续的要素是

要足够“强大”

尽管这本书是关于产业政策的，但我想把文化和产业结合起来，从文化强国的视角，谈谈我的看法。

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虽然世界上曾有那么多的文明，但很多文明最终消失了。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那么多文明会中断？例如南美洲的玛雅文明，欧洲人去了以后携带病毒，使整个文明消失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也都被中断了。追根溯源，文明的消失、兴衰有自身的逻辑，而文明的延续也有背后的逻辑。我认为，其中一个要素是要足够“强大”。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就可能面临挨打的局面。1981年我去北大读书的时候，“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十分流行。如何避免挨打？近代以来，产业政策就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避免挨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例如前几年北大的林毅夫教授跟张维迎教授的争论。张维迎教授认为，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国家推动的产业政策越多，经济发展越可能会陷入困境。林毅夫教授则持另一个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要对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追赶，就必须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实现

“强大”的工具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在产业化以后、工业化以后，才有可能去制定的政策（工业化和产业化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为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所以也是最强大的。正因如此，英国鼓吹自由贸易，认为政府不需要干预经济。当时的德国就有产业政策，世界上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体系（national economic system）就是产生于德国，该词汇也是源于德国。当时的德国认为，作为落后国家要赶上英国，德国要有产业政策，要动用国家的力量。

跟英国比较，美国当时也是后发展（late-development）国家。但与德国不同的是，美国在建国那一代没有产业政策的概念，而是依赖重商主义，保护民族工业。民族工业、民族产业崛起后再向其他国家开放，就能够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

20世纪2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的组装车间

（图源：CNN）

我要强调两点。第一，产业政策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有效武器。产业政策最开始其实是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从近代至今一直如此。美国如今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但美国过去也有产业政策。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同样有产业政策。

第二，产业政策也是发达国家维持霸权的有效武器。美国有没有产业政策？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产业政策更典型。美国在二战之前，或者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采取的是不是产业政策？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动的经济政策是不是产业政策？这些都是典型的产业政策。所以一个国家要不要有产业政策，这已经不是值得辩论的问题了。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有产业政策。缺乏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不会得到发展。

产业政策变革需要

更多“0-1”的突破

因此，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怎样的产业政策更有效？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用40年走完了西方1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路，我们的产业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产业政策，中国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同为使用产业政策工具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中国相比，经济体量太小。但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人口相差无几。如果我们比较印度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产业政策，就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初期和2018年的深圳对比

（图源：新华社）

同时要强调，产业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能否追求一种更有效的产业政策？这是研究者要考量的，而非“要不要产业政策”。如何追求更有效的产业政策，也是IIA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

此外，我们尤其要关注深圳的产业政策，结合深圳的实际来看待中国的产业政策。深圳非常重要，因为这座城市完全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打造的最成功的一座城市之一。取得这样的发展成果靠什么？靠产业政策。过去40年，深圳已经成为了一个制造业中心、科创中心。“深圳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里扮演什么角色”，“深圳如何引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在我看来，深圳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不要小看深圳的产业政策。未来，深圳有怎样的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国家以后有怎样的产业政策，因为深圳至少比全国提前15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聚焦如何通过深圳的产业政策鼓励创新。如果我们把创新放在从0到10的刻度上，我们在制造业已有基础上已经做到4到8了，下一步要做到8到10。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前是发展应用型技术，主要集中在1到10的刻度上。未来，我们还要推动0到1的原始创新。如果深圳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有越来越多的从0到1的创新，那么我们的产业政策就是成功的。我们也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GBA Review 新传媒

编辑 | 袁浩延

配图 | 王旭烨

审核 | 冯箫凝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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