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子｜熊宸 ： 古典行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古典学研究 Author 熊宸
编者按：熊宸，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实验班（2010-2013），其后攻读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2013-2016），2016-2020年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获古典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古代罗马史，现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博士后、水木学者。这篇随笔写于2018年，回忆了她在古典学实验班的学习以及在异乡的深造经历，从中可见古典学的对个体自我认识的帮助。
八年前，我决定放弃坚守了十几年的翻译梦，从外国语学院毅然转到古典班。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时，他们沉默了半晌，而我内心也同样忐忑。毕竟，选择这个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专业，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把前途交给了命运。彼时只是依稀觉得Classics听起来蛮酷的，而没有料到这个“鲁莽的”决定就此成为了人生的转折。
如今回想起本科的学习历程，有一种充盈的喜悦。刚开始时课并不多，但对我而言都非常新奇，其中又以西学为甚。每周最为密集的是古代语言基础（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汉语）。当室友捧着英文小说乐此不彼的时候，我们却在α、β的海洋里举步维艰。更令人气馁的是，古代语言的学习绝非一日之功，在漫长的时日里与字典和文本消磨，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历练，直至今日也依然是日常的功课。阅读古代经典不同于现代语言的作品，相比之下，前者因其特殊的语法构造与书写限制而更加精妙和洗练，而从这种文字肌理中爬梳出来的智慧，则拥有愈发醇厚的气质和余香。对我而言，如今这种练习已不仅关乎语言，而更是对心气的吐纳——既要有朝经暮史的耐力与沉稳，又要有洞隐烛微的敏锐与感应。在古典班老师及《凯若斯》和《雅努斯》等课本的指导下，我们先后慢慢接触了不少文本。无论是史诗，史书，哲学，戏剧还是书信，无论哪一个时代，体裁，作者，风格，由同一种语言书写出来的作品，各自有着独特的阅读体验，并暗中塑造着我们的阅读品味与嗅觉。如果说对西方学习者而言，这种修炼带领他们回归自身的文明起源，类似于奥德修斯曲折而艰难的返乡；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则更像是埃涅阿斯的启航，历经险阻而终于涉足异域的土地，为文明的拓荒埋下一粒新种——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完整。因为古典班的学习并不限于作为“他者”的西学，也同样分发回归中国经典的“返乡”船票。这种对“他者”与“自我”的双向考量，正与“过去”与“未来”的学术期待相呼应，成为古典班这扇雅努斯之门的一体两面，拉扯出一部既有基底又不失格局的经纬。然而这种平行视野所积聚的磁场与力量，彼时尚未完全展露。
第一届古典班活动照
三年的本科学习转瞬即逝，但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读研时无法以之前的方式继续留在古典班学习，而转至文艺学专业（注：文学院2013年开始设置了古典学的硕士和博士专业）。不过感谢文学院领导与老师的理解与支持，虽然课程内容受限，却并没有妨碍我继续古典学的研修历程。古典学与文艺学，一个研读古代经典文本，一个专攻现代文艺理论，无论怎么看，二者都似乎势如水火，从表面到实质都南辕北辙。步入第二个三年，内心的犹疑并不比前一个三年更少。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能坐在课堂里跟着老师读史诵经，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必要性进行自我修炼。此外，文艺学作为一个完全不同却不失包容性的学科，让我得以从“圈外”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古典学的个性与权威，这也是另外一种意外的收获。无论如何，我最终得以以古典学方向的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以波利比乌斯《罗马帝国的崛起》为契机，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罗马史，为博士申请奠定了基础。论文写作期间，彭磊老师作为指导，为我提供了许多专业和写作方面的宝贵意见，再加上刘小枫教授的亲自指导、文艺学老师的帮助及古典班其他老师和师兄师姐的审核，让我为六年的古典学学习交上了一份阶段性的答卷。
古典班学生的《论语》研读课堂笔记
从这里开始，我步入了古典学学习的第三个三年。由于古典班学习为我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开阔视野，研究生毕业时我成功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联合奖学金，成为了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罗马史方向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如今是我在伦敦的第二个年头，这个新的阶段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在这边我又认识了一批新的老师与同学，其中许多年轻的本科生早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通过了古代语言方向的考试。从他们身上能够切实感受到各自对诗歌、或者戏剧、或是哲学和法律的热衷与沉迷。每当我坐在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课堂里倾听或参与探讨西塞罗的散文、李维的史书、普林尼的书信、 维吉尔的史诗、米南德的喜剧等文本，都不得不由衷感激此前古典班对我的培养与引导，让我对这些文本既感到亲切，又能有一种比较思维下的独立思考。这是此前身在古典班时所没有的体会。由于西方、或者说英国的古典学研究更偏向实证，与此前在古典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解读技巧有所不同，因此适应期间难免感到有些束手束脚。好在只要对文本本身具有足够的思考与掌握，这类新的学术写作和研究规则并不足以妨碍研究的深入，而是进一步培养了严谨与规范的学术态度。此外，如果说在古典班接受的西学教育为我奠定了博士研究的方向与基调，那么中学训练则为这一研究赋予了独特的优势和贡献，让我的思考拥有更加立体的维度。
天气晴朗的时候，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是一种惬意。河边离伦敦眼不远的地方有一尊布狄卡的雕像，行色匆匆的游客往往流连于摩天轮和游船，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她。然而这是我最喜欢的泰晤士河景点之一，因为这尊雕像具有一种特殊的“镜像”意义，作为一名异乡学子，对之常怀心有戚戚之谊。这尊雕像于1902年由 Thomas Thornycroft 之子代为呈给伦敦议会，现今坐落于西敏寺和议会大厦之间。作为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布狄卡（Boudica）与维多利亚一样具有“胜利”之意。凯撒登岛一个世纪以后，克劳迪乌斯接受了来自不列颠十一族的归降。然而住在附近的爱西尼人领袖遗孀布狄卡不仅未能得到善待，而且饱受罗马殖民者的欺凌。于是她率部族揭竿而起，与殖民者挥戈相向。在罗马这架强大的军事机器面前，号称23万大军的蛮族军队不敌2万不及的罗马军团，一场浩浩荡荡的民族保卫战以惨败而草草收场。没有人知道布狄卡最终去了哪里，也很少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只有迪奥•卡西乌斯形容她“身形高大，声音嘶哑，身着彩袍，红发及腰”。可中间隔了一百多年，这既不可能是他亲眼所见，也不太可能是来自某个当时在场的见证者——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布狄卡模糊的面向，还是整个故事的剧情，都仅仅存在于罗马作家塔西佗和迪奥·卡西乌斯的笔下。这个角色被他们用来反思自己日薄西山的帝国晚景，成为一面自我关照的镜鉴。而更有意思的是，不列颠从罗马人的书中接手这个角色，将其安置在伦敦中心镇守城门，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位以抗击（罗马）帝国主义而闻名的民族英雄，终于自己也成为了（大英）帝国形象的代言人——讽刺的是，这里恰好是两千年前，布狄卡挥戈所指之地，人们希望由她守卫的城市，当年也正是在她的脚下化为焦土。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古典学学生，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认识古代罗马，常常能看到这样在历史与现实的镜面之间游走的形象。而在大英博物馆里，这种在征服与败落之间颠转往返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它无疑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古典学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当我们学习西方的古典时，心中又何尝不是树立着这样一面自我映照的镜鉴？我想，时至今日，这或许是古典班教育在我心中尘封得最深的烙印，让我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也时常回顾自身的来路，其中所得早已不限于学术。
图1：布狄卡雕像身后巨大的伦敦眼。罗马作家笔下凶狠残酷的反抗者布狄卡最终被不列颠“镇压”在伦敦之眼下，成为大英帝国的守门人和吉祥物。虽然曾是不列颠岛上最初和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战皇，如今早已被身后的邮轮、大本钟、议会大厦和摩天轮抢尽了风头，在游客和本地人的眼中往往只能偏居一隅。
图2：根据史书的记载，布狄卡“身形高大，声音嘶哑，身着彩袍，红发及腰”，是一位典型的蛮族女王形象。罗马作家塔西陀笔下的布狄卡为了守护不列颠民族的自由而反抗罗马侵略者，未尝不是对罗马帝国战争文明的反思。然而，当她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却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鼎盛期，以其名字命名的战舰大刀阔斧地进行着帝国扩张，而这座雕塑所坐落的方位，也正是两千年前她带领蛮族军队所扫荡屠毁的罗马驻地。雕像侧面的两行诗恰好体现了前后两个帝国之间微妙的角逐：Regions Caesar never knew/ Their posterity shall sway。——谁能一直盘踞帝国中心？谁又会永远屈居为边陲蛮荒之地？
八年前，刘小枫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所创办的古典学还只是个实验班，如今眼看它一天天壮大和成熟，不仅师资日渐雄厚，而且体制也愈发健全，实在为之感到高兴。古典学的训练里从来没有太多仓促的考核和淡薄的现代趣味，而它所锻炼的扎实、严谨与敏锐则是受益一生的学术财富。考虑这条道路的人，大概最初心中都鼓动着一种朦胧的希冀。而最终选择这条路的人，祝你们终将学有所得、不忘初心。
熊宸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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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吕泓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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