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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看病，是在逃避什么？
因为这个过程我结识了许多病友，也在和她们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了疾病的阴影之下大家的困顿和挣扎。
而在我的视角下，导致挣扎的很多原因，都并非是单纯的现实问题，而是心理层面的干扰，于是我想把这些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共鸣那些遇到健康困扰的人，也帮助人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有更好的心态。
看到这个回复，我倒吸一口冷气，不能走路的疼痛，持续3年，我不敢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日日夜夜地忍受着痛苦熬过来的。这不是平淡的3年，而是要以牺牲正常生活、工作和简单却重要的身体自由为代价的。但是我想，宁可背负这样的痛苦而不去解决，或许是因为生活中有某些其他痛苦比这更沉重，所以宁可忍受现在的痛。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病友群里我看到另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一位刚刚结婚的女性，被诊断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医生要求截骨，截骨的手术费在报销后可能在3-5万，彻底恢复大概需要2年，且需要在手术做完后才建议怀孕，于是她的丈夫毫不犹豫地和她离了婚。
一个人的具体痛苦我们很难知晓，但是大致的方向我们可以试着感知：如果一个人有着坚实稳固的支持系统和高质量关系做后盾，大概率会敢于面对挑战，而不是退缩在角落。
被疾病困住的人，往往并不止是被疾病本身困住。将他们困住的还有因病产生的自我意象、变质了的关系，以及关于未来的可怕幻想。一旦生病，人可能就将自己分裂成为两半，一半是没生病的好的自己，另一半则是生了病的糟糕的自己。回避病情，也意味着一个人无法触摸和整合自己的不同面向。
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词用来描述这种状态——“病耻感”。因为疾病，一个人开始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觉得自己被正常的人群和社会生活隔离，并对自我产生无意识的污名化。
病耻感最大的来源，或许有两个，一个是匮乏、严苛的客体关系。另一个，则是善于讲恐怖故事的社会环境。
匮乏未必是物质的，情感情绪上的资源是否充裕，对于一个人恐怕更为重要。有位32岁的男性，非常抗拒去医院，经常因为带病工作，将小病拖成了大病而遭罪又花钱。他的妻子非常不解，直到有次和家里人聊天才无意中得知，这位男性小时患有哮喘，每次发病他得到的从来都不是安慰和照料，而是父母烦躁的斥骂，这让他愤怒又自卑，一方面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自己能取得巨大的世俗成功，征服父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父母的匮乏化作了他的孤傲和野心，每当他生病时，挫败感就会卷土重来，他感到自己被打回原型，于是一边抗拒去医院，一边更加疯狂的工作想要抵消挫败，而这成为了对他健康的阻碍。
匮乏的客体关系，将疾病的负面意义从生理涂抹进了心理。在无法得到充足支持的人这里，质量不佳的关系如同微薄的积蓄，没有疾病的生活已经需要自己小心翼翼，而一旦疾病出现，就可能让自己的支持系统和情感内存迅速破产。疾病成为了烽火狼烟，他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这一个客观事实，他同时还需要穷思竭虑，思考如何抵御来自各种关系里的攻击和威胁。
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被支撑。尤其是在患病时，身体的不适、功能的缺失、对旧有生活结构的破坏，都是对一个人内在稳定性和外部生活稳定感的冲击。当这种冲击达到一定强度，个体可能会出现退行，变得失控、退缩、回避、脆弱，在这种时刻，人会很需要身边或心里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客体为自己提供一种内心的支撑，让自己不至于跌倒，从而获得喘息休息的空间，把自己重新整合起来，让自我功能恢复到足够的强度来迎接挑战。
有位病友分享自己看病的经历。她从不适到确诊到手术的速度非常快，基本没有耽误太多时间，也没让症状更加恶化。她分享自己治疗过程的流畅果决，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和父母，比如在她最初确诊的时候，她一度感到崩溃和无助，无心去做任何的调查了解，而此时她的丈夫和父母就接过接力棒，爸妈照顾她在家吃好喝好休息好，陪她出门散心，老公则用业余的时间帮她查好许多病情信息和就诊指南，并始终耐心温柔的鼓励她，等到她心态恢复了，她利用老公的信息顺利的推进了下一步的治疗。这个过程，就是好客体为病友提供了连续的支撑。
而一个内在客体关系匮乏且严苛的人，在陷入现实和情绪的泥潭时，发出声音只会换来更深的失望，获得帮助的代价是更为猛烈的个人抨击，他得到的并不是支撑，而是落尽下石，在这个过程中，他或许也会无意识地内化对脆弱的自我的排斥和否认，搁置疾病，搁置自己的需求，用忍受来抵抗关系中的威胁。
至于社会环境带来的病耻感，苏珊·桑塔格对此也有生动的描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这种麻烦，来自于疾病被赋予了各种隐喻，这些隐喻有时会以骇人的方式，摧毁着患者的精神和现实生活。苏珊提到：“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
庆幸科学的进步，如今癌症似乎不再和邪恶挂钩了，但是疾病的隐喻仍然在某些角落里繁殖。在我看到的病友故事里，不乏有人因为被确诊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而被迫分手，只因为这个病具有“遗传性”。
遗传的属性仿佛一种诅咒，尤其是它和可能的行动不便挂钩，有时需要做关节置换，让人联想到残疾，于是在某些古老的婚恋价值观里，带有遗传病的人像是有先天的污点，属于一桩亏本的买卖。这种带有“物化”属性的视角让生病的人仿佛天然低人一等，并被自动剥夺话语权。
所以，那些害怕看病的人，宁可无止境的痛苦等待而不敢向前一步的人，或许并不是他们不想往前，而是一旦往前，他们没有支撑，面对可能的糟糕结果，他们也没有退路了。
权威恐惧让病人无法使用医生
不止一次，有病友发来自己的X光片让我帮忙看，并且希望我能帮助解答一些和诊断有关的问题。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这种问题你不去直接问医生呢？
一次有个病友告诉我，“我害怕医生嫌弃我”。
还有一次，有个病友在同一个医院看了两个不同的医生，然后发现一个重要的骨骼角度的数据，两个医生给的结果却不同，于是她私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意识到她卡住了，因为我不是医生，其实是没法给她答案的。
同时似乎在她的思考中，“向医生求证”这个选项不见了，于是我鼓励她去直接找医生求证，把问题抛给医生。幸运的是，虽然她说着“好难”，但是最后还是去问了，结果是令人欢喜的，医生当着她的面为她重新量了角度，解答了她的疑惑。
为什么病友会在向医生求助这件事上被卡住了呢？
也许他们将医生看作是绝对的权威。不仅如此，在看病的过程中，只有医生是有主体性的，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作为病人只有服从，并且尽可能表现得乖顺，不能给对方添麻烦，否则自己会被抛弃，这个关系会破碎。
当一种态度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步去联想和这种态度配套的客体关系。我想，也许病友们经历过被重要的权威嫌弃和拒绝的体验，这种体验让他们无意识地把早年的严苛权威形象投射到了医生的身上。并不是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医生拒绝了他们，而是早年那个严苛的客体拒绝了他们。
乖顺，或许也是在曾经的客体关系中存活下来的策略。在这种关系中，严苛的客体是无法涵容孩子的焦虑的，也拒绝实现孩子的需要，更不允许孩子质疑，释放合理的攻击性。于是，孩子只有通过阉割自己的需要，抑制自我功能，放弃自身的欲望，高度顺从，等待着客体能够主动地看到自己，并给予自己满足。
在这种关系中，孩子无法有效地组织自己的体验和需要，因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去推动目标完成。他们的主体性被这种拒绝性的关系击碎了，他们的自我如同行星环，只能通过被迫地围绕着权威的需要公转，被动地汲取一些养分，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
而当这样的关系被投射到医患关系中，就可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当医生被投射成为严苛和拒绝的权威，病患就会被困在自己的幻想中，而失去接触医生、获取有效帮助的可能。
当我们在疾病的压力下无意识退行之后，医生的身份也很容易被投射成和父母相似的角色，因为他们和父母一样，拥有治疗和照顾我们身体的能力。
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父母，他们也不是全知全能。当我们试图把医生当做绝对权威，把所有主动权都丢给医生时，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和医生的二元关系，我们会无意识地期待他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
但在看病这件事上，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应是合作者，大家共同处在一个由“医生—患者—治疗方案”构成的三元关系中。而有效的治疗，必须是医患双方的配合，对疾病拥有充分的共识，各自承担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而这个三元关系要能成立，需要病人首先能够拥有自己的主体性。两个成人，才能产生最有效的合作。
完美幻想阻止治疗
原因是，害怕治疗后没办法保证百分百地恢复正常。
但实际上，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的关节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磨损，疼痛对生活的损害也越来越多。
有位康复医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关节也会自然退化。如果你希望通过康复训练让35岁的你恢复得像25岁，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恰恰是那些拼命想让时光倒流的人，把自己搞伤的概率更高。”
这种“意识到”，或许会带来深深的丧失，以及死亡焦虑的激活。我们会意识到，有些东西可能“死亡”了，将再也不能回来。就如同有位病友带着深深的遗憾说，自己做了手术后，或许再也不能恣意地去登山了。
当我们无法接受这种丧失，也拒绝去面对这种“死亡”的可能性时，我们就有可能会通过抗拒现实的方式来拒绝治疗。对丧失的恐惧被转移到了治疗方案上，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手术后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再爬山，但在幻想中，这种丧失已经发生了，因此，现实中任何一点可能会导致丧失的因素都会被不假思索地排除。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生活和个人内在世界里的其他丧失与失控，被累积投射到了疾病的手术治疗上。比如，工作上的失意让自己的某种自我意象被打破，婚姻关系中的不顺心使得某种家庭生活上的理想化自我被打碎，理想化的自我在现实的冲击下产生了诸多裂痕，且还未能被理解和消化，此时疾病带来的挑战，就成为了“不可承受之重”，个体的心理空间被失控感和威胁感完全撑满，无法再为“容错”带来一丝空隙。
如何面对疾病？
1、 寻找病友群体支持。这将带来积极的治疗信息和人际支持，也将有机会租借内心强壮的病友的自我功能，为自己增加动力；
2、 允许自己在面对医生时懵圈，同时也告诉自己，作为花钱看病的病患，你永远有权利从医生这里了解自己病情的详细信息；
3、 通过主动接触医生，表达合理需要，以此作为决定的基础。向医生提出你的疑问，给医生一个机会证明他值得信赖，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获得帮助；
4、 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当你发现自己在面对疾病时，处理内部情绪和内耗的精力已经远远超过处理现实病症，这说明你的内在焦虑已经超载了，你需要帮助；
5、 “将无限变有限”。这是比昂用来处理心理问题的方法，也可以用在面对疾病上。用科学的方式了解疾病，让身体的问题就停留在生理层面，限定它的影响范围，尽可能消除疾病所附加的隐喻，阻止它对心理世界形成污染。
祝愿我们都能平安健康，也祝大家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都能有这样的胆气对自己说：“它能造成多少生理伤害，我不确定。但它能对我造成多少心理伤害，只能由我说了算。”
无论是个人焦虑、关系困境，还是育儿难题，最重要的是挖掘行为背后的潜在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
深入了解咨询的细枝末节，回到过去，去体验、去接触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早期的需要或者愿望，这是具有修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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