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王立胜 |文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从哲学原则的高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和必需，其内在根据在于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在“五个相统一”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主张”，为奋进新时代提供理论支撑、哲学智慧。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道路；“五个相统一”

原载：《哲学研究》2021年7期

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9.18）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反思、总结已不能再停留于简单的经验性归纳，而是需要上升到学理层面予以把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开始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郑重登场。笔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中认为:“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王立胜、周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标识性概念凸显出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从学理高度全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步，必然要为这一概念的出场“清理地基”，即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问题。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及中国发展成就的学理性总结，又是从理论上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先进性进行证明，从而提出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主张”。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真理，可以深刻分析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它能够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对不同的对象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都是从某种特殊性出发去求解普遍性问题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其第一个重要根据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的真正的哲学理论。

首先，就普遍性的方面来说，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中“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不仅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规律进行了把握，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马克思也把握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其固有的特殊规律。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殖民行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发展造就了反对他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越发展，无产阶级也就越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并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最终走向消亡。

虽然相较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规律可以被称为“特殊的运动规律”，但如果将目光聚焦在当代这一时代背景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判断实际上构成了对当今时代的普遍性把握。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仍在继续发展，虽然其外在形态发生了一定变化，当今社会已经由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但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实质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基本判断。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如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实际上也都能在资本的逻辑中找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积累社会财富进行资本集中，当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垄断，以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增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与资本家都成为取得剩余价值的工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这说明资本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同时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进行扩张，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借助互联网等新兴传媒工具加大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实现利用意识形态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为绝对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使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总的来说，当今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依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逻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奴役、控制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从特殊性的方面来说，尽管资本逻辑问题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但要想真实地超越资本的逻辑并不能仅仅诉诸于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研究。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只就形式方面去看普遍，把它与特殊并列起来，那么普遍自身也就会降为某种特殊的东西。”(黑格尔，1980年，第55页)要想超越抽象的普遍性这一层次，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上升到具体概念这一层次的话，就必然要进入到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这一环节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抽象对立，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民族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是统一的。”(李俊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存在依据。张本在《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中认为:“我们说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指西方国家的这种具有本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西方存在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张本)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的方法，接受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人类社会，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现实社会状况，所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是对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理论回答。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各不相同。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共产党对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反思了西方国家革命失败的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20世纪30—60年代末，出现了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对发达工业文明进行批判;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可能的。

作为对现实关照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试图探索并回答的同样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立足于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而形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进行了无数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抗争最终都失败了。“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习近平，2021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才能不断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对抽象的普遍性原则进行泛泛而谈的理论，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具体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真正的哲学理论。

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不是建立在纯粹幻想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深层反思与理论表征。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超出它所在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1961年，第12页)一方面，“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孙正聿)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不断催生出新的理论，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能够反思和表征时代精神，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从而以理论引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处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之中的。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仅仅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轻视理论的重要作用就会导致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就在于它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首先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取消了世界的二重化，将哲学研究的主题从传统形而上学扭转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认为世界是现实的人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使哲学研究的主题由解释世界转换为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植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直面现实问题，马克思讲，“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75页)。只有面向中国问题，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才能找到中国问题的答案，才能更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时代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发展。因此，我们要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批判和改造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是常伴人类历史始终的。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古代封建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为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近代政治哲学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引。马克思将德国古典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实际上也体现了以理论的方式追寻自由的德国古典哲学与以现实的社会运动追寻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区分开来，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同上，第9页)在此，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同上，第285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取决于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了解。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实践状况的背景下形成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的狭窄和资源的有限性，资产阶级要求向外扩张，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给广大殖民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同时，与工业革命相伴而来的是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国际冲突的加剧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分开的，工人既不能像土地所有者一样通过地租获得收入，也不能像资本家一样通过利润获取收入，只能依附于资本家，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产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活动，即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矛盾的重要表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批判。“(资本生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况，就必须深入地进行资本批判”。(董彪)资本主义社会服从资本逻辑，一切都被资本所操控，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都发生了异化。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联合开展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要想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就要追问中国是否提供了某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社会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可能的，其根基就在于，中国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真正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果。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开启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智慧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
中国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是照搬西方经验，而是形成了一条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文化，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我们不仅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同时，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无论是创造成绩还是应对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先进性、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富的历史性成果，这些都是在中国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的现实根基。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大生产为物质前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胜利的理论。作为中华民族在探寻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引入的一种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一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一文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行了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概念表达，强调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只是一个地域范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王立胜、周丹)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身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是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的。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并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而是在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中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尚未自发形成一套足以面对现代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就已经被卷入到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了，因而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自己的传统思想体系已无法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必须引入西方理论体系才有可能保障中国在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至灭亡。这构成了各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炸下，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许多努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派的变法革新与“君主立宪”，这些努力均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先进的中国人民注意到，如果不铲除陈旧的思想文化，就难以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对旧思想旧文化展开猛烈抨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宣传，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还未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从起点上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都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被引入中国后都必须始终保持原样。毫无疑问，引进各种西方理论都必然首先以“学徒”的状态译介和学习西方理论。“这个学徒状态是非常必要的，它开展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对此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吴晓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以“学徒”状态学习西方理论，那么无论是就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还是就使中国的理论研究走向成熟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在探究西方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中形成的。尽管这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思想借鉴，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大差异，中国除了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之外，同时也要面对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因而这就导致了直接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往往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有独一无二性，有他国皆未有过之社会存在方式，无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概念中任一种。简单地套用西方之模式，如古代之整体主义与现代之个体主义，皆有可能无法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之特征。”(王南湜)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外来理论的过程中必须逐步超越“学徒”状态，对外来理论进行相应的转化和改造，进而在其基础上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构成了一种国外理论“中国化”的发展逻辑。任何一种进入中国的外来理论，只有实现了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逻辑转换，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本身是一种外来理论，但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历史，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国外理论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革命与解放斗争的时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之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已经逐步展开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还未能深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过分依赖苏联指导等错误。为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划清了界限。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引导着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分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新阶段。
随着中国历史由革命战争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随着之后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都是与时代深刻互动的思想结晶，都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中所展现的都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因而都开辟出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是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所展现的，就是国外理论中国化、本土化，从而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发展逻辑。正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由“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的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

四、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论证其得以可能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也要求我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现实条件。事实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已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我们可以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来把握这些现实条件。
从形式的角度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参见习近平，2016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重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力量，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尹汉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五点认识》中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的学术原创成果不多、能力不强。”(尹汉宁)随着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发展与中国在实践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间还存在着不相匹配的情况。不仅在国内缺乏一系列系统解读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术成果，而且在国际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影响力还比较小，没能展现出应有的国际影响力。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话语权“西强东弱”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2016年)在这一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已成为整个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亟需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上)通过系统思考，笔者认为:“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理论大厦的构造看，没有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奠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不牢靠的”。(王立胜、周丹)这也就意味着，只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反对教条主义的、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观点，发展出能够引领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拒绝生搬硬套的做法，不能以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要寻求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为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作出贡献。”(同上)谢伏瞻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指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谢伏瞻)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在学界取得广泛共识，已经具备充分的基础条件。
从内容的角度而言，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能够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形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譬如，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邓小平理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先进生产力的论述、关于先进文化的论述、关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等等;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论述、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论述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哲学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的文化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统筹协调和重点突破的全局观，重创新讲实效的知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等等。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等部门哲学研究方兴未艾，这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一对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充实的理论素材和研究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年)这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哲学内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哲学思想予以理论化、系统化、体系化，将其纳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中去，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三，尽管有学者指出，现在我们尚缺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不容忽视的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而且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角的转换也正在发生。例如，何萍在《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汪信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以哲学的理论形态探讨“中国向何处去”;陆剑杰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作出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新的理论尝试;刘林元、尚庆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等等，这些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

五、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事实上，正是由于坚持了以辩证法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才得以超越近代机械论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僵化、固化理解，因此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本性把握。辩证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辩证法绝不从固定的、僵死的角度来理解事物，而是从不断的运动过程中把握事物，因而它对事物的把握所展现的就不仅仅是事物的某一个单独的侧面，而是事物的一系列“暂时性方面”的集合。在恩格斯看来，这也就意味着辩证法“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任何事物都体现为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存在。从结果的角度看，这是目前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事物本身;从过程的角度看，这则是事物由初生到发展至今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将现实世界的历史性维度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页)
以辩证法为原则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实际上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展现了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理论具体。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理论结果，表现为由“‘矛盾’‘实践’‘价值’‘发展’‘以人为本’‘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王海锋)等一系列中国独有的标识性概念所构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但与此同时，这一系列思想成果和标识性概念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发展的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反映中国需要、运用中国话语体系、指导中国实践的和不断创新的哲学形态。”(王伟光，第33页)从早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对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的探讨等一系列思想交锋和论战，到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再到由“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所引发的“实践”概念的凸显与教科书改革浪潮的形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和挑战，进而到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理论的提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这一发展过程所呈现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它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新的时代问题，不断创造新理论、发展新理论，促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更是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掌握群众、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推动中国实践稳步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性内涵，其中所凝结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成果则展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性内涵。因此，作为一个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辩证概念和概念具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推演上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实践的、现实的、历史的必然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过程与结果相统一这“五个相统一”关系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备充足的存在合法性与发展基础。中国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研究者应自觉地投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当中，为奋进新时代提供理论支撑、哲学智慧。

参考文献[1]《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2]董彪，2017年:《从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批判——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3]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4]李俊文，20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与思考》，载《学习与探索》第11期。[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7]《毛泽东文集》，1999年，人民出版社。[8]《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9]孙正聿，2019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担当》，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6期。[10]王海锋，2020年:《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载《哲学动态》第4期。[11]王立胜、周丹，20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12]王南湜，2020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如何“接着讲”?》，载《社会科学文摘》第7期。[13]王伟光，2017年:《新大众哲学:简明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吴晓明，2019年:《以唯物史观引领“三大体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15]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19日。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2日。[16]谢伏瞻，2019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17]尹汉宁，2017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五点认识》，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18]张本，1988年:《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现代哲学》第2期。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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