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是良知，耻感是笼子，无问西东。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已尽心竭力，但面对的，依然是外界铺天盖地的指责。
怎么办？
欧美人可能会骂一句“WTF”，然后该干嘛干嘛。
日本人可能会自杀谢罪——2020年疫情来袭之初，日本一位参与撤侨的年轻官员就因此自杀。
欧美人的反应是典型的“罪感文化”：按照心中的绝对道德标准行事，如果无愧于心，就不太在意外界的评判。
罪感文化，是对源于基督教的、整个西方文化的概括。
日本人的反应是典型的“耻感文化”：注重廉耻，但这种廉耻多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所以，这种文化中的人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
耻感文化，是对源于儒家的，整个东方文化的概括。
耻与罪
生命宝贵，自杀不对。但这并不能说，耻感文化不好=低级；罪感文化好=高级。
耻感文化，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道德标准、公序良俗等，对个人行为的一种约束，是法治之外的另一条社会治理轨道。
耻感文化的缺陷在于：
由外界评判左右着自己的行动，缺乏个人主张；如果不为人所知，罪错感就会减小很多甚至消失。
罪感文化，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上帝建立的，他人不容置喙；一旦犯错，即便不为人知，内心也会痛苦自责。
但是，罪感文化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所谓“道德的绝对标准”，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即便是由上帝建立，每个人对此的信仰程度、理解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这里有两个疑问：
基于个人内心的道德标准，靠谱吗？
自己错了而不自知，岂不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自古也有“罪感文化”的。只不过与西方的“罪感”有点拧着：
西方是：干了坏事，即便没人看见（指责），内心也有罪恶感；
中国是：即便没人看见（指责），也不能干坏事；
其实都是强调个体内心的是非观，一字以概之就是“怂”——跟从自己的内心。
如：
百度百科解释为形容“勇往直前”，并不准确。这句话本意是说，如果觉得自己是对的（“义之所在”），即便有千万人反对，也要勇往直前。
意思是，独处的时候，即便没有别人看到，也要依据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行事。
到了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出现，就是在儒家程朱理学的“耻感文化”中升华进化，从外在的约束，转而向内求，强调“良知”——也就是绝对道德标准的作用。
“人之所不虑而知之者，其良知也。”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致良知。”
不需要上帝，每个人都有良知，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外界如何要求、评价，问问自己的内心，可能已经有了判定。
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良知大部分时候与外界价值观一致，极少数时候相左——比如审判柏林墙守卫的故事。
（注：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在法庭上申辩说，向试图翻越柏林墙的同胞开枪，是他的职责所在；法官回答：开枪是职责，打不准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西方的“耻感文化”
西方重视法律和契约——这种来自外部的约束，可以说是“耻感文化”的另一种应用。
法律和契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单纯依靠“罪感文化”即个人道德，来治理社会，肯定是不够的。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耻感”与“罪感”，并非东西方各执一端，而是共同存在，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那么，回应一下开头，“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耻感与罪感的合理分工
首先声明，以下部分只是我个人的思考和浅薄的见识，不一定对。这么大个题目，真正能够解题的是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我深知自己差得还远，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肉食者，也就是掌握公权力的人，“耻感”更重要，也就是要多一些来自外界的监督和约束。
本身就高高在上的群体，其内心的“罪感”是不靠谱的，我们既不信任，也不依赖，我们要把它关在“耻感”的笼子里。
所以，以儒家流派为例，宋明理学的正确教化对象应该是：庙堂之高。
匹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天然受到“耻感”的约束，倒是应该多一些“罪感”的勇气和担当——职务身份、社会身份之下，多审视、修炼作为一个人的良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格物致知，致良知，更适合我们这些处江湖之远的普通民众。
致良知（南野治印）
总结一下，
我们应该“致良知”，造个好笼子。
【公众号简介】兴之所至、不预设立场的时评与杂谈。相信良知的力量，推崇温和、理性、宽容、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