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吗？
后现代主义是新马克思主义吗？
摘要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临床心理学和文化评论家乔丹·伯恩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最喜欢的烦恼是，他说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他读过的唯一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辩论中，他不能提供任何例子。在这方面，彼得森绝非孤例：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保守派评论家永远不会终结的厌恶和痴迷对象，其中很多人对两者的思维方式都并不怎么熟悉。
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启蒙哲学
在彼得森、斯蒂芬·希克斯（Stephen Hicks）等人看来，后现代主义理论是采用其他手段继续马克思主义革命工程的努力。按通常的故事，到了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因为其与苏联的关系而声名狼藉，很多法国哲学家觉得必须找到从理论上为其辩护的新方式。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共产党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左派中非常受欢迎。1980年，当福柯和德里达名声正盛，如日中天之时，法国当政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是通过和被称为“共同联盟”（the programme commun）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脆弱联盟才上台掌权的。
马克思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成熟的启蒙理想。在19世纪，启蒙的支持者如密尔（J. S. Mill）越来越多地承认，鉴于人类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在曾经体现早期启蒙理想的社会科学和政治中追求绝对确定性已经是根本没有希望取得成功之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哲学、法国政治激进主义和英国经济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他称赞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科学家，引用经济学前辈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尤其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马克思也承认自由主义解放的重要性，推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虽然他觉得两者都有严重缺陷。
在为《资本论》法语版写的序言中，马克思宣称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而是“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研究的科学对象是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尤其是在英国和更广泛的大英帝国发展起来的制度。他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系统性地批判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这有时候被错误地理解为马克思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捍卫者，但批判的要点在于解释特定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解释该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让参与其中者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外表的强调非常重要。马克思觉得我们常常以一种盲目迷恋和偶像化的方式认识社会世界，这让人很难理解事物的整体真相。
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主张。首先，马克思认为一对一的因果决定论——甲以直接的、线性的方式引发了乙——不能充分解释社会现象。虽然那个模式在解释物理学时或许合适，但用来解释人类现象就会误入歧途，因为人类现象是由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决定。比如，认定工业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就过于简单化了，因为那等于说是经济必要性迫使技术革新，因而带来蒸汽机。相反，经济活动和技术革新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两者都与数量多得惊人的其他过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其次，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必须从历史背景下来考虑。各种经济体制的创造都需要对群众实施强制，比如他（有些不公平）批判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源自生产和交换的自然过程。相反，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最近才产生的东西，其初期阶段常常依靠“原始积累”，该阶段是大肆掠夺财富，推翻从前经济关系的时期，涉及到的暴力常常被故意遮蔽或轻描淡写——如对美国基础的必胜主义描述，这里面涉及到美国早期定居者大规模侵占领地、掠夺资源，其中数百万土著居民被赶出家园，甚至被公然屠杀或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显示经济制度——包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根本不是无辜的。它也显示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戏剧性地改变——打开了改变当前制度的可能性。
马克思有时候将其对历史背景下发生之事的分析比作牛顿和达尔文展现出的物理学定律或自然背景下的自然选择理论。这些对比部分成为马克思自信心的证明，但它们也暗示他可在其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中拥有一定的科学准确性。他足够大胆地偶尔宣称其分析证明就像从前的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将因为内在矛盾冲突而崩溃，将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取代。正如后来的激进评论家如社会民主派的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和马克思主义者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指出的那样，这是个严重错误。其实，他戏剧性确认有一天“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将不可避免地敲响，但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动态活力及其与社会最强大力量深刻联系的细腻欣赏格格不入。有时候，他的政治乐观主义和渴望战胜了其分析展现出的冰冷真理。
后现代怀疑主义
接着，马克思认为本人在克服早期启蒙政治经济和哲学在提供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更完整解释方面的方法论局限性。但是，他频繁将自己置身于那个传统之内，而且实际上是该传统的顶峰。
后现代主义的很多元素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它的历史分析和对现有社会组织机构的批判中获得灵感。比如，德里达宣称其市场本身不能产生正义的信念以及对于人类解放和平等的越来越模糊的承诺受到“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启发。但是，福柯（Foucault）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都特别强调其拒绝了马克思分析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马克思对更广泛启蒙工程的承诺，后现代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其与纪律和控制的新形式联系起来，它们常常这些比从前更恶劣。但是，他们也严重依赖尼采对真理和道德命题的怀疑主义和海德格尔的论证——认定西方思想的轨迹终结于虚无主义和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运动的解放主张感到怀疑——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该运动的信誉已经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用过于狭隘的唯物主义术语定义的繁荣以及他信念中的普遍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解放和繁荣在任何地方都必须采取同样的形式。他们认为，在其思想的这些方面，马克思和自由派思想家有太多共同之处——他们也用唯物主义术语定义繁荣，也相信普遍的善，虽然他们认为这些善能依靠资本主义来实现。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发现马克思太现代了。
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软社会自由主义到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无政府主义，主要后现代理论家的政治信念各自相差很大。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论证通常被动员起来反对那些存在能够通过设置正确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人类繁荣的普遍主义主张，以这种普遍主义作为基础的论证常常被用来为自己抓住权力不放辩护。
后现代主义对于后殖民主义者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显示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国家宣称他们给落后地区带来了文明和发展，以此来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
当然，自由派则指责后现代主义者文化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作为回应。在这方面，他们得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随；其实有关“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中最具讽刺性的事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哈维（Harvey）和詹姆逊（Jameson）也是后现代文化最优秀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一直在哀叹后现代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产生了他们所说的“咄咄逼人的特殊主义”的种种身份认同政治。这些运动是靠要求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纳入到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可敬努力来定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对基本结构提出批判。这部分是因为能影响每个人的结构改变的要求需要人们激进特殊主义回避的道德普遍主义。威廉姆斯和哈维相信这限制了左派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全球统治的能力。
正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左派如此偏爱的反启蒙特殊主义很难说有任何新鲜之处。保守派批评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出同样的命题。伊格尔顿说，“你不需要告诉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s）、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s）或汉斯·格奥尔格·达伽默尔（Hans Georg Gadamers）说这个世界的事件只能在其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从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到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哈桑尼（Yoram Hazony）一直有保守派作家坚持认为，国家、身份认同和传统比普遍主义、唯物主义和启蒙理性更加重要。对很多此类作家而言，共同体的传统和历史意味着我们必须尊重特殊的实践---包括组织内部的等级差异形式——赋予其成员优先于人类物种其他成员的特殊道德权重。这些论证与后现代主义激进特殊主义论证的平行关系应该令左派警惕后者是要采取的正确做法。
结论
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不同的思想传统，这要求进行不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成熟的启蒙理想，渴望客观地理解社会，并在全球规模上改造社会。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对启蒙遗产的批判，特别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渴望和理想为乐趣。将两者联系起来大大贬低了政治和文化话语的价值。
马特·麦克马那斯（Matt McManus）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讲师，著有《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崛起》和《自由主义和自由权利的法学批判》等。
译自：Is Postmodernism Neo-Marxist? By Matt McM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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