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你为什么不忏悔？ | 一段公案
1947年马尔库塞访德期间拜访了自己的昔日导师，并在回美国后不顾友人劝阻给当时身陷困境的海德格尔寄去了一个包裹。收到包裹后，海德格尔把其中的东西全部分给了从前的学生，自己却丝毫未动。这中间透出几分蹊跷。包裹寄发前后的三封通信，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有所交待。于是，“一个包裹三封信”便引出了20世纪哲学史上一段令人深思的公案。海德格尔已去世四十余周年。世人对海氏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争论却未见任何平息的迹象。作为20世纪的一代大哲，海氏无疑是西方少数几位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精神进程的思想家之一。这一点恐怕连他的思想敌人也不会否认。相反，他的思想敌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深入揭批海德格尔，恰恰是要尽可能减少他的如日中天的思想影响。从1987年《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出版以来，声讨海氏与纳粹关联的著述不断问世。欧美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海氏穷追猛打，颇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这当然不是前无古人的。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没几年，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马尔库塞就曾致信要求他发表一个公开的政治声明，向世人忏悔。这一随着其包裹一起送达的政治要求遭到了海德格尔的断然拒绝，并引出海氏回信中一番有关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辩解之辞。这番言辞极大地激怒了马尔库塞，以至于他在第二封信中抛开师生之谊，直斥海德格尔“站到了逻各斯之外”，自绝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赖以进行的基本维度。从此师徒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段学案已经过去将近60载。值此海氏去世30周年之际，重读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三封通信，令人不胜感慨。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马尔库塞被《存在与时间》所吸引，据马尔库塞回忆，在他因一战后德国革命的失败而无所适从时，“突然间，《存在与时间》作为一种真正的具体哲学诞生了”，其中所谈的“此在”、“生存”、“常人”、“死亡”和“操心”深得其心。不过，他回忆说，他“很快认识到”海德格尔所谓的具体性是“虚假的具体性”，其实“既抽象，又脱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 。从柏林回到弗莱堡，投到海德格尔门下做其助手。其间在海氏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教师资格论文：《黑格尔存在论和历史性理论》。海德格尔是否实际读过这篇论文，尚待考证。但此文并没有帮助马尔库塞谋得一席教职，他只能在胡塞尔的推荐下到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就职，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成了同事。这事发生在1933年。这一年的1月31日，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通过民选上台执政，海德格尔随后不久与纳粹合作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尽管为期不到一年海氏就因种种原因离任，但此事以及其它相关事情却在战后引起学界一波又一波的激烈争论。欲置海氏思想于死地者有之，欲替海氏辩护开脱者有之。前者惯用手法是把海氏的政治行为还原到其哲学思想之中，由其政治行为之不堪反证其哲学思想之危险；后者的路数则是把海氏的哲学思想同其政治行为分而论之，通过指认其政治失足违背其哲学原则来保护他的哲学思想。作为海氏的亲炙弟子，马尔库塞对此事的反应比一般人复杂许多。二战期间，在战前逃亡到美国的马尔库塞弃学从政，曾在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二战情报部门和国务院工作，任务主要是分析德国情报。而海德格尔则在弗莱堡大学大讲特讲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与荷尔德林的诗。战后海氏因政治问题被盟军停了教职，陷入生活窘境。仍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马尔库塞于1947年前往托特瑙黑森林小屋看望久违的老师，心情之复杂不难想象。两人之间的谈话并不像马尔库塞希望的那样融洽，用马尔库塞自己后来的话说，“根本谈不上愉快”。如果知道他们的中心话题是当时的政治事件，那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马尔库塞从德国回美国之后，还是冒着朋友的反对，坚持要给海德格尔邮寄一个包裹，内装当时德国稀缺的生活物品。他的朋友说他敌友不分，居然寄包裹给一个认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政权的人。他还为自己的勉强行为找到一个借口，即他是在给一个他曾向其求学的老师寄包裹。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借口站不住脚，因为这个老师正是那个同纳粹合作之人。马尔库塞的包裹终于还是寄出去了。同时他还给海氏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希望他能够就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忏悔。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充满了弟子对失足导师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马尔库塞当时的矛盾心理。他不愿眼看着思想史上那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碰巧又是他的导师，因为政治问题而在思想史上留下永恒的污点。一位政治失节的思想大师实在太令思想界尴尬了。他希望海氏通过忏悔而成为一位洗心革面的思想大师。这封信堪称是哲学史上最不同寻常的通信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咀嚼。马尔库塞对海氏之政治失足如哽在喉，不吐不快。马氏所面对的二难困境是：一方面，他无法把海德格尔一分为二：哲学家海德格尔与常人海德格尔，让前者去思想，让后者对政治问题负责；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要求整个海德格尔为政治问题负责，而这就有可能危及海氏的哲学思想。一般的推论是，既然大哲海德格尔在政治上如此这般，那么其哲学肯定也是这般如此。另一方面，他无法自欺欺人地相信海氏是为当时的政治事件所蒙蔽；尽管他宁愿这样相信，尽管他承认哲学家有时会被某些政治事件所蒙蔽，但他不相信海氏一案属于这种情况。毕竟纳粹政权屠杀了数百万的犹太人。你海德格尔恐怕不能说自己被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政权蒙上了双眼。既然海氏不是被纳粹所蒙蔽，那么他的政治行为就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有思想基础的，即海氏起码认同纳粹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尔库塞的困境在于：他认定海德格尔之政治问题不是哲学家的政治天真所导致的一时失误，但他又坚持认为海氏的哲学坚决而有力地捍卫着精神、自由和真理等理念，继续着西方哲学的优良传统。因此，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实际上表明他背叛了自己的哲学。海氏必须就此忏悔，这种忏悔不是哲学的忏悔而是政治的忏悔，以便获得世人的政治谅解，从而让海德格尔哲学可以继续教诲世人。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哲学是无辜的，有罪的是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只要海德格尔忏悔了自己的政治行为，人们照样可以受教于海德格尔哲学。所以，尽管马尔库塞心里明白不能区分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常人的海德格尔，但他实际上还是在不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不禁要问：明知不能把哲学家海德格尔同常人海德格尔分开，却在不自觉地做此区分，原因何在呢？因为，马尔库塞以为，哲学家海德格尔站在生命、自由与真理一边，而常人海德格尔则站在这些理念的血腥对立面一边。这是海德格尔吗？海德格尔思想与行为分裂了吗？海德格尔难道真的思其所不行，行其所不思吗？马尔库塞非常紧张，不知如何释放这种内在的张力。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当事人，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希望通过海德格尔的政治忏悔挽救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让常人海德格尔向哲学家海德格尔回归。但海德格尔本人似乎并不领情，他不愿如此受惠。他比他弟子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尽管他此前也曾一度因压力太大而精神崩溃。海氏在回信中首先表示谢意，但此谢意不是给予马尔库塞的忏悔要求的，而是冲着那个包裹的。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表达谢意后立刻告诉马尔库塞，自己把包裹里的东西全都分给了那些与纳粹无瓜葛的从前学生，意思是自己不打算享用其中的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包裹附带着太重的政治含义。对于自己学生的忏悔要求，海德格尔立场坚定、毫不退让。他的一个核心反驳就是不能用结果来追究开端。不错，纳粹后来的确罪恶滔天，但这并不等于对早期纳粹的支持同样在支持着它后来的罪恶。另外，就罪恶而言，战后盟军在东部德国的所作所为也不比纳粹好到那里去。海氏后来认为，从存在论上看，布尔什维克主义、美国主义同纳粹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当代技术形式结出的恶果。以美国主义为标准来批判纳粹主义不过是五十步批百步而已。他甚至从技术本质的角度把现代农业同集中营焚尸炉以及核武器相提并论。“当今农业是机械化食品工业，其本质同焚尸炉与集中营中的尸体制造一样，同国家封锁与饥饿一样，同原子弹的制造一样。”沃林斥之为“一个骇人听闻的不可比较者之间的等式”（a gruesome equation of incomparables）。科利尔则对沃林此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海氏所言并不是在说上述诸种活动皆有同等之罪恶，而是在说它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技术态度，即把一切事物还原为持存质料（standing-reserve）。对海氏而言，马尔库塞的包裹虽说不是嗟来之食，但却包含着太多的政治内容，可谓是“忏悔之食”，这让海氏难以下咽。因为马尔库塞同时在信中公开质疑海氏的政治品质，并强烈要求海氏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示与昔日之我一刀两断。对弟子的这一要求，海氏断然拒绝，在回信中明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海氏认为，尽管自己在1933年曾犯下与纳粹合作的“政治错误”，但这并不等于他支持战时纳粹的血腥暴行。他在1934年就认识到这一错误，辞去了担任不久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职，“以示抗议”国家与党。海德格尔把自己同那些纳粹“支持者”区别开来，认为自己仅仅犯了一个“政治错误”，而且这一“政治错误”之出现，乃是因为他当时误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带来“生活整体性的一种精神更新”、“社会冲突的一种和解”和“西方此在免于共产主义危险的一种解救”。也就是说，他之与纳粹合作，是因为认识有误，即误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欧复兴的唯一道路。他并不支持纳粹的暴行。马尔库塞让他像纳粹支持者一样向世人公开表示政治忏悔，就等于让他承认他是纳粹的帮凶。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结果只能是明确拒绝。海德格尔决定不碰这“忏悔之食”。因此，他把马尔库塞包裹里的全部东西统统分给了那些与纳粹主义毫无瓜葛的学生。海氏由此向马尔库塞表明，既然你对是否寄包裹给我犹豫再三，既然你质疑我的政治品格，那么好，我不享用你包裹中的任何东西，以便让你和你的朋友们心安。当然，马尔库塞显然不是以包裹为诱饵，让海氏悔过。但在海氏看来，马尔库塞的这个包裹实在是太沉重了。海氏的回信，不仅拒绝政治忏悔，而且直截了当指出马尔库塞犯了从结果来判断开端的错误。海氏的逻辑是，确实，纳粹后来是犯下了滔天罪恶，但这并不表明纳粹一开始就穷凶极恶，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当时与纳粹的合作就等于支持纳粹后来的暴行。海氏在回信中条分缕析地回应马尔库塞。他概括了6点。首先，承认自己是在1933年犯了政治错误，但马上强调此错误很快就被自己认识到，并通过他的辞职改正了。而且，从此之后，他在讲座中、在课堂上一再批判纳粹。这一批判立场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没有一个他的学生后来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因此，马尔库塞要求他像纳粹支持者一样发表一个幡然悔过的政治声明，那是办不到的。在海氏自己心目中，他与纳粹支持者相去何止云泥。对于海德格尔来讲，承认自己在1933年犯了“政治错误”是可以的，但承认自己是纳粹后来一切罪恶的支持者则断然不可。应当讲，海氏的辩护至此在马尔库塞听来虽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起码还能入耳一听。但与海氏回信中的第6点所言相比，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第6点真正激怒了马尔库塞。因为海氏在第6点中讲，其实同盟国在暴行方面并不比纳粹好到哪里去。同盟国在东部德国之所为，完全可以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一事相提并论。这一点彻底激怒了马尔库塞。他在回信中直言：海德格尔此言已经不讲任何道理了，站到了人与人赖以对话的维度之外，即外在于逻各斯或逻辑维度了。按照海氏的这种辩解逻辑，同盟国完全应当以奥斯维辛方式来处理纳粹分子与“东德人”。既然人性与非人性已经没有任何差异，人们还有什么不可为的呢？马尔库塞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海德格尔如此顽固。不作公开忏悔声明也就罢了，现在居然把纳粹的滔天罪恶与同盟国在东德地区的强制性人口重新安置相提并论，简直是太不讲道理了。马尔库塞认定，看来1933年肇始的非理性种子已经落入了肥沃的土壤之中，正在海德格尔心中生根发芽。他感觉在与海氏的通信中自己正在经验这种非理性。海德格尔居然把这种非理性的东西视为生命整体性的一种“精神更新”，这已经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居然还如此非理性，也许还继续视之为“精神更新”。当马尔库塞最后写下“忠心问候”一语时，他肯定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马尔库塞此时对此名言当有异乎寻常的体会。一个包裹三封信，马尔库塞与其导师海德格尔的这段瓜葛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之后，师徒反目，再无任何个人交往。海氏在其晚年的《四个讨论班》中有一次与其学生、朋友解读马克思早期文本时，顺便讽刺了一下自己的这位昔日弟子。他说：“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既然在《存在与时间》里没有意识，人们也许可以主张，在此间（马克思所要求的东西里）读出某种海德格尔式的东西。至少马尔库塞曾经这样来理解《存在与时间》。”海氏对马尔库塞综合唯物史观与存在之思的做法并不以为然。据马尔库塞的弟子芬伯格（Feenberg）讲，这是海德格尔唯一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及已与他断绝关系的学生。芬伯格指出，在人对世界或人对存在的基本关系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拒绝意识的优先性，马克思指认人对存在的基本关系是实践而不是意识，《存在与时间》也相似地把人对世界的关系描述为实践性的。学生时代的马尔库塞注意到这种平行，把《存在与时间》看作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并企图在综合基础存在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则在1973年回忆自己师从海氏时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尤其是其中的历史性概念的误认。他当时以为海氏所谈克服了当时的流行哲学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性，达到了所谓“具体哲学”的维度，殊不知现在回头一看，方知当时是误解了基础存在论。尽管海氏大谈特谈历史性，但其历史性从来都是非历史的。海德格尔正是通过所谓历史性概念排斥了具体的历史。结论是必须从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失败而告终。有意思的是，马尔库塞晚年在德国旅行期间，曾到海氏生前经常光顾的Fritz Werner一家著名书店短暂停留，并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题词：“纪念海德格尔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受马尔库塞家族委托编辑出版马尔库塞生前未发表文献的凯勒认为，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承认海德格尔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对其师与纳粹的瓜葛颇为沮丧。这一天是1976年8月12日，距离他给其师邮寄包裹将近30年，距离一代大哲海德格尔去世仅仅3个月；3年之后写下这段题词的人也将离世而去。本文出处：哲学人2023-08-17，原载《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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