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中科院院长拿科研成果供儿子获奖升学？“学二代”阶层已悄然形成！
中科院实验室研究成果装置，转身变成一中学生科技竞赛作品？父亲的团队专利成果和儿子的“发明”高度相似？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合肥研究院”）院长刘建国被曝利用自己和实验室团队的科研成果，供儿子获奖升学，引发了网友强烈讨论
△ 刘某阳的发明装置（左图）与安光所的科研成果装置（右图）外观高度一致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2015年刘建国之子刘某阳凭借发明“便携式雾霾污染气体快速识别和检测装置”（又称“便携式多组份气体紫外现场分析仪”）获得多个省级、国家级奖项，并因此被合肥重点高中一六八中学录取。
△ 2017年合肥一六八中学科技类特长生报名名单中刘某阳的信息
但该发明在名称、工作原理、外观方面，均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012年的一项科研成果高度一致。当时，刘建国任该所副所长，也是该科研成果所属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此外，2018年就读合肥一六八中学的刘某阳再次凭借发明“酒驾安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获得了多个奖项，并获国家专利。无独有偶，该发明也与刘建国2011年所申请的国家专利“激光酒驾道边在线监测系统”原理高度相似。
刘某阳当时的任课老师证实，该发明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刘某阳父亲刘建国的指导和帮助，“属于‘大手拉小手’，父亲的项目他也可以参与，就相当于父亲搞一点东西给他做。”
一时间“拼爹”、“走后门”等言论甚嚣尘上，这里我们不对也无法就这一事件本身作出评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二代”已经形成，他们在教育赛道上，具备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新的二代阶层——学二代
我们任何一个个体的命运都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
在美国硅谷，遍布着大量的IT巨头和创投公司。这里无论是公司高管层，还是普通的程序员，不少均从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毕业的。这些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群聚集在此，自然而然地演进出遍地都是高端社区和优质学区的局面。这种“遍地都是千万富翁”和学区房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北京的西城、海淀，上海的静安、徐汇。
△ 海淀黄庄灯火通明的培训机构
如果说美国这类连片成熟的Upper Middle Class社区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那么中国新近几年不断出现的“宇宙中心”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轨迹——
40年前，中国恢复高考招生，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成长。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高考招生制度走上规范、稳定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带着“精英分子”的标签，作为一个群体走到社会上层。
这个群体大多出生在1970年前后，例如这次事件旋涡中心的中科院合肥研究院”院长刘建国，他出生在1968年，凭借自己努力考上西北师范大学后来在中科大读完了博士。而他们的子女大多出生在2000年前后。
今天，当这些95后、00后成长起来的时候，社会的阶层因为知识和文化而出现全新的裂变：假如在10年、20年前，那些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尚能因为种种契机获得财富并能够拥有足够的社会优越感；那么到了今天，这种优越感势必为知识阶层所获得，并且通过知识的力量在作为他们子女的“学二代”上得以巩固和扩大！
单纯靠财富比拼的阶段已成为过去时
住在深圳的陈先生感叹自己所在的小区的业主都是“超有文化的”。他所在的均价达到10万/平方米的小区的业主大多来自深圳的几个耳熟能详的大单位。“小区居民的归属感很强。”陈先生说，“因为大家都是相似的年龄，相似的教育背景，相似的生活方式——比如同住一个小区的有好几个我大学的同学，甚至还有我高中的同学。” 重点高中——985大学——知名大企业，是这个小区大部分业主的人生轨迹。
陈先生所在的小区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今日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小县城，当地Upper middle class——往往由政府官员、大型企业中高层、企业主等构成——几乎都是由当地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因为在过去40年间，高考制度之下的中国已经培育出足够数量的“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已然是今日中国的精英阶层。
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某种意义上，当下中国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都是由于知识和人才的不平衡造成的——早年的大学生几乎都留在了大城市，尤其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甚。这就导致了越是大城市，这种“知识阶层”群体越庞大。
大城市里作为“知识阶层”子女的“学二代”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刘建国之子利用父亲实验室团队的科研成果获奖升学也是这一“优势”体现的代表事件。
“家长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一大半还是研究生、博士，对子女的教育都是全力以赴。”陈先生总结道。
和陈先生一样，很多人购买他所在的这个小区，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区对口一所几乎是全深圳最好的初中。陈先生的女儿如愿以偿，进入了那所对口的优质初中。但是学业的压力依然繁重。“所有人都很优秀，竞争太激烈。”陈先生说，“学校里要办个什么讲座，女儿的同学家长里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相关专家，因为同学家长不是总经理就是大学老师，不是科长、局长就是律师、医生。每个人都有爹可以拼，所以最终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就在不久的以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还是在为物质和财富而焦虑，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以纯粹的物质和财富获得社会认同和优越感。但是短短几年，大城市里很多人都成了有产阶级。上面这位深圳的陈先生曾这样总结道：“按照现在的房价，我们小区都是千万富豪；而住在我们这个小区的，几乎都有不止这里一套房子。”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人们越来越不太在乎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表、开什么车。
△ 北上广大城市学费十几万一年的贵族幼儿园一位难求已是常事
单极的财富评价标准已悄然被稀释。看看我们的朋友圈，各种晒图无时不刻体现着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价值标准的让渡：健身、运动、旅游、读书、艺术、英语、人居环境……甚至于这些背后的个体自由日益成为主体——这一切固然都与财富有关，但也毫无疑问透露着朋友圈主人的知识和文化以及背后的价值取向。而这些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最直接的是体现在教育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便富裕了，还是要很努力要上名牌大学。
不一样的家庭，一样的“家族的荣誉”
北京大学的罗教授是资深的北大人：在北大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然后做了几十年北大的老师。不过罗教授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自己的儿子读书一直很一般，最后勉强考入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市属大学，这让罗教授觉得“很没面子”。自己身边的圈子几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往来无白丁”，用罗教授的话说“除了北大清华，其它985高校的偶尔搭理一下，其它学校的我基本都无视！”
而事实上，无论罗教授自己到哪里开会或者讲课，“北大教授”的光环一直让他拥有众多的仰慕者。曾经有那么几年，罗教授代表北大到外省负责招生。“每年那个时候，能收到多少的条子，有多少人想见我啊！但是学校有纪律，我也绝对不会去见这些打招呼的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再多的钱都是没有用的！”每当这个时候，罗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就会爆棚！
不过这种优越感到了儿子上中学就嘎然而止！当时儿子进了北京一所很一般的中学，这意味着考入重点大学的概率几乎为零。虽然罗教授也曾为此到处奔波，但是还是不得不接受儿子考入一所平时被他无视的大学的现实。“感觉自己的阶层立马往下掉了三层。”“那个时候条件还没有现在好，要是放到现在我肯定不甘心，要想办法送儿子去美国读个好大学。”罗教授说。现在虽然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而且家庭早已衣食无忧，但是这是种是他心头一个无法抹去的阴影。
现在，已近退休年龄的罗教授已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身上了。“教育要尽早抓，吸取儿子教育上的经验教训，尽早规划孙子的教育，这是事关家族荣誉的事情！”罗教授总结道。
万里之外，美国波士顿的郊区Cambridge，麻省理工学院的Jeff教授同样为“家族的荣誉”而奋斗着。Jeff教授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父亲经商，他则成为大学教授。Jeff教授希望他正在上10年级的女儿同样能够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而围绕这个目标的规划，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Jeff是从事基因研究的生物学家，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地带着女儿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而他所就职的麻省理工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很容易地让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去一些实验室参观、实习，和本科生、研究生一起听课。“她的专业知识应该不会逊于普通大学本科生。”Jeff教授说。但是他还是为现在的激烈的竞争而担忧：在Cambraige，坐落着哈佛和MIT两所王牌级别的大学，这里的知识分子云集，教授到处有，博士多如狗。每一个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都为子女的教育而努力着。因为大家都明白，体面的教育背景是维系美国上层社会最强大的纽带。
△ 哈佛毕业生
美国大学招生中尽管有饱受争议的校友子女惠顾制度，但是以哈佛大学为例：每年有1600多名本科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这也意味着每年有1600多学生从哈佛大学毕业，这同时又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600名哈佛大学校友子女进入大学的升学季。像哈佛这样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几乎占据了各行各业的最顶端的位置，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其子女在学业上的“战斗力”也几乎也是爆棚。所以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校友的子女，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这些名校。
“关键不是看有多少人竞争，而是看有竞争力的人有多少！显然这里的人都是很有竞争力！”Jeff教授总结道。
在Jeff教授所在麻省理工学院，每到寒暑假，有大量的学生旅行团涌入校园。导游会熟练地把学生带到MacLaurin大楼——这座有着一个半圆型屋顶的大楼是MIT的标志性大楼，学生在MacLaruin大楼里转了一圈之后，就会被导游召集到楼前的大草坪里合影留念，算是在MIT到此一游。最近十年，中国的学生旅行团在数量上绝对是最多的。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就是最近几年，MIT的校园里出现在中国的“散客”：那些年轻的家长，具备基本的英语水平，完全可以自己带着孩子来美国大学“自助游”。
△ 近年来火爆的美国名校访学团
孙先生夹杂在穿梭在MacLaurin大楼的中国旅行团和散客之间，感叹万千。一方面，他在旅行团里碰到了来自他老家陕西某县的学生团，这说明一个陕西县城的学生都能够出来看世界了，未来参与跟他孩子竞争的人立马多了！另一方面，他羡慕那些年轻的家长——其实也并不比孙先生年轻多少——能够自由的跟美国人交流，关键是他们年幼的子女也能说英语了，这已经超越了他儿子在那个年龄的水平！
孙先生是成功的商人，现在住在上海，而且在好几个城市都有房子。他说他以前不喜欢读书，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然后自己创业，闯出一片天地。但是他羡慕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无论自己到了哪里，见了这些知识分子会不由自主的卑谦起来。他曾经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上过EMBA的项目，在那些教授面前，他感到很不自在，甚至不好意思开口请教授吃饭，“因为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自己没什么文化”。尤其到了国外，“只会讲Hello、OK，Bye Bye，就是一哑巴！”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以后不要跟他一样，这是家族荣誉的问题。
孙先生知道家庭的荣誉跟财富有关，但是肯定不仅仅只是财富。六年前，他把家从陕西迁到了上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虽然当时他已经把家安在了西安，而且子女都是在西安不错的学校里读书，但是孙先生明白，在很多方面，西安还是跟上海没法比。所以六年前，他把还在读小学的两个孩子都从西安转到了上海的一个国际学校，“在这里，至少英语能够学得好一些，眼界至少能开阔一些”。后来，孙先生听从一个留学顾问的意见，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高中，“以后肯定要来美国读大学的，早点送出来早点适应。”
19年暑假，孙先生的两个孩子都办完出国读书的手续，他在留学顾问兼翻译的陪同下，送两个孩子来波士顿的一个中学就读，顺道带孩子来MIT感受一下名校的气场。“希望他们以后能上好大学，能不能挣钱不要紧，但是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孙先生道出他的目标。
“学二代”的未来
在当下日趋多元化的中国，很多事情在变得复杂，价值取向和评价体系也在复杂：城市CBD里白领可能是一无所有的月光族，而打扫卫生的大妈则可能拥有好几套房产；坐车的乘客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买车，开车的滴滴司机家里有好几辆北京牌照的车；有人卖房去国外读书，有人不读书只买房；有人走遍世界而居无定所，有人从未远行而生活富足……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知识阶层”从无到有、并且进入成熟的“不惑之年”。四十年的累积足以重新定义我们所处的当下。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95后、00后有着比上一代更为宽广的视野和知识，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
在一份对高考状元家庭的调查中，家长职业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教师（35.09%）、公务员（18.62%）、工程师（12.62%），占据了2/3。这个数据符合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身边的学霸似乎一夜之间从“苦读书的穷人”转变成了富裕、高知的家庭出身。与此同时，这些家庭因为知识而获得收益，因此“学二代”本身往往就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
而随着现在的95后、00后逐渐步入成年，“学二代”的社会效应会成几何级别的扩大。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社会阶层能够在一夜之间被打破，而建立在知识之上社会阶层可能历经几代人而弥坚。所以，无论是谁，如果未来无法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会被精英阶层所排挤，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如果他们仅仅只是“官二代”、“富二代”！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内涵，在保持道德和公正的环境下，任何一个理智且良性竞争的社会，应当以此维系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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