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津山：科举阶层研究的经典著作——纪念张仲礼《中国绅士》成稿70周年

科举阶层研究的经典著作

——纪念张仲礼《中国绅士》成稿70周年

苑津山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生

张仲礼著：《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

英文原版书名：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一九五二年，张仲礼先生凭其博士论文《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获得了当年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其后，该论文在美国出版。一九九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的中文版，当前学界对张仲礼这一重量级的代表作研读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今年适逢张仲礼先生该文成稿70周年，特作本札记。

该书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先生早年在美国撰写的力作，张仲礼先生当时辗转求学于华盛顿大学与哈佛大学的两个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他在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的清朝官方文献、官员的文稿、士子的文集，且还未有人整理，于是，他经过多年辛苦耕耘，使得该书英文版于一九五五年问世。该书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科举学问题的重要著作，是研究中国绅士的最为系统深入的统计研究著作之一。

清末废科举以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清末民初之际内外交困，致使国人心态受到西方很大影响，对一些中国传统文明没有做到适当的尊重。导致中国人民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将儒家孔子、中国汉字、科举考试等一律矫枉过正的连根拔起，其结果是造成了数十年的文化断层。直至上世纪中后期，人们对科举仍然嗤之以鼻，认为是“恶制”，认为对科举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是在搞“复古”。显然，这是只看到了清末腐败政府之下科举制的样貌，而未对科举整个历史时期的贡献作以客观评价。

就清朝而论，在大环境清明的前期和中期，科举制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华帝国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实力，选拔了大量仁人志士，促进着阶级流动与维护着社会稳定。缘此，要正视科举的历史价值，其内在的很多考试的规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张仲礼先生在上世纪中期，人们普遍对科举“反感”的情况下，研究科举、研究中国绅士，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且其在一九九一年将中文版推出，推动了中国的科举研究。

无论是在科举制诞生前的一千年，还是科举制推行后的一千三百年，中国历代王朝从未对县以下的地方进行直接统治，其内部往往是自治的，政府主要通过儒学教义等软实力加以规束。儒学教义涵育了中国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交往准则，维护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在这其中，绅士正是由儒学教义孕育出来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与代表人。绅士制度的推行源于要满足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维持秩序的目的。张仲礼此书聚焦绅士这一群体，其视角颇为新颖，价值重大。

张仲礼先生（1920.4—2015.9）

一、绅士的特权及责任的承担

绅士与清政府的关系可称为相依与相离，绅士地位的获得需依靠政府，政府的执政需依靠绅士；同时，绅士与政府的想法有时也是不一致的，两者是互相博弈的，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办法调整绅士数量与结构，另一方面绅士又想办法扩大自己的特权与政府抗衡。

获得绅士地位的途径有二，即通过考试获名的正途和捐纳等手段获名的异途，在这两种途径中，数量极少的群体是蒙荫继承、推荐保举、直接恩赏、年老而授、商人认捐巨额获擢的绅士等，两种途径下形成了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的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指的绅士有别于地主、满清贵族子弟、耆老等。

绅士一面享有政府赋予的特权，同时也承担一定的帮助政府的职责。绅士在政治经济、礼仪法律等都享有特权。上谕提到，绅士是“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材，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嘉庆十六年上谕）但很多绅士也不满足于此，常常在纳税徭役上钻取空子、在司法权力和地方事务参与上谋取利益。但绅士也在县或更大的行政区承担其职责，特别地，绅士以增进自己家乡的福利、并进行利益保护为己任。

同时，政府也依赖绅士来管理和控制社会。例如，广东巡抚曾通告百姓：“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补吾之不足”（《澳门月报》）绅士在地方承担的具体职责有诸如为官府赞助差役车马、修建常平仓等赈济百姓的慈善事业、协调百姓纠纷、修建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征税、作为文化领袖维护传统纲常伦纪、支持科举制度、修撰方志、弘扬社会文化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的物质表现，例如维护学校、贡院和寺院等。书中将绅士分层与其所侧重的职责做了数据统计，认为上层绅士更侧重于济贫、组织团练等；下层绅士更侧重指挥团练；同时，两者在筑桥建堤的公共工程等方面，占比不相上下。

绅士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十九世纪随着时间推移，大体上是清末政府逐渐式微，政府的集权力量和行政效率下降，政府职责和权威被越来越多的绅士取而代之。绅士常常是摇摆不定，时而支持政府，时而反对政府。该书列出了清代知县的任期变化，从顺治年到光绪年，任期的平均年限从2.6年下降到了0.9年。使得知县在短时间内难以熟悉本县。这样，便减少了地方官对任何为政举措的兴趣，因为他们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

缘此，就使得绅士力量强势地进入了管理阶层，胡林翼巡抚曾言：“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胡文忠公全集》）但有时会反对政府，如有绅士赶走崇洋媚外的知府，力量强大的绅士还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来削去地方官官职。不过一般来说，绅士总还是会与政府合作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俸禄和官职而奋斗），也因为他们头脑里充塞的是官方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这主要是科举制度的结果。

二、清政府对绅士的控制

维持绅士这一庞大的集团对人民是个负担，而且绅士力量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出于这些原因，满清政府恰当地控制绅士集团的人数以及绅士在各地方的分布。在这其中，文绅士的数量多于武绅士，因为文绅士是政府赖以对民间进行社会控制和管理的社会集团。

在整个清代，由于各直省、民族、少数群体如盐商等的族群差异，政府通过增设特殊学额的方式调整矛盾或奖励功绩。清代前中期，清政府通过改变考试频率和中额，来网罗才识之士，抑或控制特权的绅士阶层。十九世纪中后期，清廷财政空虚，需要捐输钱粮。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做“市惠之具”，售出给财阀富商，或群体或个体，贩卖官职、功名或学额。科举考试的天平倾向了富庶地区和富裕人家。贫富差距的手从无形变为有形，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文化教育领域、政治管理领域。商人的影响力就大大扩张了，人们不再视科举考试入仕为唯一前程。

这种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手段，重农重儒士子的相对数量在减少，传统的“代言人”被资本取代。更进一步地，当富商大户捐得科举名分后，会出现饱和状态：各省通过捐纳，异途获绅的人数逐年下降。而内外动乱，天灾人祸不断，清政府极端之时，竟以原价的“一折”打包出售：一千捐例，降低至二百两，且容许劳功相抵，最终实纳一百两即可。致使“市井牙侩、仆隶人等，无不各有官阶，一时有官多民少之谣。名器之滥，至斯为极。”（《清朝续文献通考》）且捐照由户部颁发后发展为户部出空白捐照，由地方填写，这样各省拥有岁入之权，一些地方减价、转售等流弊盛行，中央的财政控制权逐渐旁落，且对绅士人数和分布的控制也被削弱。

这与清前期雍正帝力主扩大捐纳制度的意愿是相违背的，雍正帝当时认为捐纳制度的“异途”绅士，是制约“正途”绅士结成朋党的有效力量。如雍正五年上谕指出：“假若仕途尽系科目，亦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患甚巨。应酌添捐纳事款。”（雍正五年上谕）此后，“正途”贡生出任官职的比例不断下降，至清末，其比例不足两成。就上层绅士而言，书中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划分标志，这一事件之前正途生员与捐监生的数量分别为八万与四万，比例为二比一；事件之后生员与捐监生的数量各为十万，比例为一比一。虽然通过“正途”获高位的机会更多，但“异途”任下层官职者日众。整体上看，从太平天国前到太平天国后，绅士群体中，异途绅士群体增加4%，上层绅士比例增加4%。

清政府建立绅士制度的目的是，作为一种巩固其征服汉族的艰难任务的有效工具。政府对于哪些人可成为绅士握有最终的发言权。但在十九世纪内忧外患下，以太平天国前后的比对，可以发现绅士集团的主要影响有三：其一是对平民，因其数量百万，不光自己有特权，还可对亲朋好友予以庇护，因此，其对“供养”他们的平民百姓的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其二是对政府，伴随着绅士总数和内部“异途”绅士的人数扩大，“正途”绅士不在像从前那样尊重科举制度了，整个绅士群体逐渐在脱离政府权力的管控，绅士变得难以驾驭。他们对于传统的纲常伦纪的日趋淡漠，这样，也就消蚀了绅士对政府的忠诚信念。其三是对绅士本身，绅士作为社会领袖的素质在下降，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其对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在下降。

三、绅士地位的维持

众多绅士年复一年的潜心读书以应各级考试，他们不想考试也不行，只有监生可以想做自己的事，但“正途”绅士中人数最多的生员是不能不参加考试的。他们要按例参加县、州、府各级教管主持的每月一次或每三月一次的考试，虽然在十九世纪往往没有很好地执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总之，无论是否图谋晋升或仅仅是保留原位，大多数绅士都将耗费于读书应考。例如清代著名人物张謇，他登上上层绅士行列花了三十五年读书应考，单是在考场里就待了一百六十天。（《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他说：“综吾少壮之日月，宛转消磨于有司之试而应其求，盖三十有五年。”（《凌霄一士随笔》）

如果考试研究致用之学，对于现实问题也是有帮助的，但是18世纪末后，策问一改以往对经济政治、国计民生的讨论，转到哲学问题（《虚受堂文集》），考生不再被容许讨论现实问题，而以传统知识对其进行彻底教育，并努力对绅士作思想灌输，连周围各亭台楼阁的设计也有暗喻，来使得官方思想进一步强化。且试卷更加强调形式，严格遵循八股格式，如有违反，则以罚科处理。因此，考试导向逐渐从重学问转变为重写作技巧的倾向，考试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致使科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由智商高、能力高、努力程度高的人转为应试技巧高的人。

时人论之为“道咸以后，文格低落，学子以博取科名为目的……试官之好尚不同，应试者亦即揣摩风气，以冀获隽”“读近科中式之文，以求投考官所好。”（《清代考试制度》）中国整个官学群体发生重大变化，时人论之文职官员“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不明理，不识世务。”（《汪悔翁乙丙日记》）武职“其晓畅营务，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何者，所用非所习也。”（《请停武闱片》）考试导向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清末衰亡的因素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政府被列强一次又一次地打醒，终于在一八九八年废止八股文，在同年的乡会试上安排了三场，前两场分别考中国历史和当今政治问题，外国政治和技术知识，而经书置于最后不重要的一场。（《饮冰室合集》）但为时已晚，百年已过，对五六代人的影响，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挽救的。

以绅士中的“新进者”为统计视角，考察祖父辈无绅士身份，后代获得“绅士”身份的群体，可窥知社会流动。新进者比例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32%增加到咸丰及其后期的37%，当然，捐纳入绅的新进者占很大比例。在各省中，湖南新进者占比65%，与湘军引起地方绅士权力上升有关，而广东等省份高于四成的新进者占比则有商业财富在起作用。最后，该书试图对绅士经济状况作进一步考察，发现巨额财富来源不明者有17%-28%不等，其金额多者达数十万两，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思考，即绅士群体可得多少收入？其中，来源于私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占比多少？这就为张仲礼后续的论著《中国绅士的收入》做了铺垫。

四、结语

该书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一是在价值主线上，该书一改上世纪上半叶有识之士对科举的猛烈批判，转而以力求理性的视角，以数据说话，以较为客观的立场论述科举与绅士的关系，有助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科举制深入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深切关涉着国家命运和社会脉动；深度绾合着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千百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批才智过人、勇担大任、主持国运的领导人才。三十年前中文版的译著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举学的研究。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对张仲礼在上世纪中叶以英文版出版此书时，其运用的量化史学的方法，可谓一大创新，其以统计见长，力求考订数据变化的联系，把握绅士群体动态变化的内外部动因。前者的考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后者的求理则需要对中国科举有充足的了解和认识，可见该书的厚重价值。

三是在论述思辨上，作者抓住绅士这一广大群体，主要聚焦绅士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关照绅士内部各群体之间、绅士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彰切实之史实，论内在之联系，抓取对社会之作用的主题，奠定了其极高的学术价值。

然而瑜不掩瑕，一是在形式结构上：书中第三章的小节似于绅士线索脱节，更像是探究科举制的研究，如科举的平等精神、科场腐败和科举废止的问题。

二是在篇章内容上：作者在评论科举的平等精神时，打了引号，以示反对，其论述原因有二，一方面作者认为科举把“奴仆娼隶”等排除在外，体现不平等。实际上，这是用今人视角绳切古人，在当时社会，其它西方国家仍以爵位施行世袭罔替制度时，中国已经早之千余年创立科举制度，囊括平民，极大地促进了阶级流动，怀着当时视角和对比视角，即可发觉科举之平等；另一方面，不能从十九世纪清政府对科举的放开和捐纳的滥用，而否定整个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且不能只以“官卷”等因素片面看待科举弊端，科举制度运行中，对中西部孤寒考生有名额的倾斜，且清代宾兴慈善组织帮助孤寒考生应考，府州县衙也出资供给，只不过十九世纪末整个大环境各环节腐败泛滥，科举作为其中子系统，“官卷”等本用于避嫌的措施也难免深受其害。

三是在数据统计上：其一，在统计绅士家庭时，作者以绅士有家庭五人计，算出绅士阶层的家庭应乘以五。但这样未考虑一个家庭中有多位绅士的情况，事实上，绅士绝不是平均分布在每一家庭中的，往往因其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是家庭集聚的形式出现的，即一个家庭有多位绅士，祖父孙三代都有可能是绅士。其二，在统计绅士死亡年龄时，数据来源主要依靠名人传记。这样就往往代表财富地位相对较高、衣食住行相对优越的群体，以其作为寿命的代表，则比全国平均水平偏高。

（原题《纪念张仲礼<中国绅士>成稿70周年：不可多得的博士论文佳作》， 《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减，本文有所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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