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江星玲,谢治菊：协同学视域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研究

协同学视域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研究

文章来源：江星玲,谢治菊.协同学视域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0(06).5-12

[摘要] 本研究在分析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以深度访谈、个案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协同学视角深度剖析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协同机理、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以期展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机制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协同学理论核心要素的梳理，认为协同学原理在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中有良好的契合性。以贵州省台江民族中学为例，研究发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同机理离不开扶贫协作政策、制度设计等外部控制参量的积极影响；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扶贫子系统的协同有序合作，形成自组织运动。尽管如此，由于目前我国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顶层设计、协作关系、协作平台等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建议在完善前述三方面机制的基础上，将教育扶贫协作与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协作过程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与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协同学；东西部扶贫协作；教育帮扶；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江星玲（1986—），女，河南驻马店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

谢治菊（1978—），女，重庆合川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贫困治理。本文通讯作者，E-mail：[e-mail]。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教育局2020年创新团队项目“广州‘组团式’教育帮扶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032881）、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0年度智库课题“面向区块链技术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20GZZK05）、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贵州‘组团式’教育帮扶中的信息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0B154）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提出：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内涵与特征

教育扶贫在推动全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平稳定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和优势。这一功能和优势主要体现在教育扶贫不仅可促进人力资本开发、扩大文化资本积累、摆脱精神贫困衍生和文化贫困传递，而且也可帮助贫困人群提升职业技能、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终在本质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教育发展的落后，使其难以有效发挥教育扶贫的功能和价值，因而急需对其进行帮扶和支持。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有质量且公平的教育，是教育扶贫的使命和任务，也是携手奔向小康社会的关键。

教育扶贫兼具扶贫手段和目的双重属性，把扶贫作为手段，“依靠教育扶贫”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增强扶贫人口的内生动力；把扶贫作为目的，通过“扶教育之贫”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探讨的教育扶贫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下进行的，是“扶教育之贫”之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下的教育扶贫，有的称为“东西部扶贫协作教育对口帮扶”，本文将其称为“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其基本内涵是：第一，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把“教育”作为帮扶对象，扶西部的“教育之贫”，是典型的“教育帮扶”；第二，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一种“点对点”的精准帮扶，帮扶的形式主要有管理输入、教学帮扶、培训指导，其目的是促进贫困地区学生的行为改善和学业进步、增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提升学校的教学效果与社会影响进而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第三，“东部对西部的教育帮扶”是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首要内涵，但此协作也需要在坚持“平等协商、自愿参与、合作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东西部的协同治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简言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前提下，按照平等协商、自愿参与、合作共享的对话原则，东部对西部教育进行精准、系统、全面帮扶的过程。在此意境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特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在扶贫理念上强调共同发展，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特别强调协作双方不是单纯的帮扶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是在扶贫过程中充分利用双方优势互补、互助，以达到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其次，在扶贫模式上，逐步采用“组团式”帮扶，在扶贫过程中专门针对某一个薄弱地区或学校，从管理输入、示范指导、培训指导进行“嵌入式”“重塑式”帮扶；最后，在扶贫的目标上重点培育贫困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扶贫进程中，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激发贫困对象内在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持续反贫困机制。

现有研究已关注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现实意义、理论发展、机制创新等方面，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但鲜有从协同学的角度分析协作运行机理。然而，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跨省市、跨部门间的协作，涉及的扶贫要素较多，急需弄清如何确保扶贫工作有序进行，其关键动力及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因此，本文拟以协同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贵州省台江民族中学为案例，结合实际调研数据和资料，对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协同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推动东西部教育扶贫协同有序进行，实现教育扶贫效益最大化。

二、协同理论：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分析框架

协同学理论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创立，研究各种不同性质的微观子系统（如电子、原子、细胞等）所构成的各种系统，并关注子系统是怎样通过合作及彼此间协同、竞争使系统在宏观结构上产生在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功能结构上的相变。简言之，协同学是研究系统如何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转变为新有序状态的理论。

若要运用协同学的原理分析和研究系统相变的状态或情况，要求所研究对象应具备与协同学理论相契合的特性。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具备这些条件和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图1）：

第一，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就其复杂性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教育扶贫是转变人的思维、认知、理念的过程，而人本身具有复杂性；二是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子系统组成且这些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的；三是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是跨省市、跨部门的扶贫合作。就其开放性而言，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并不是孤立封闭的，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第二，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是指自变量、因变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难以运用常规逻辑对其变化结果进行预测。对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而言，它涉及帮扶人员、帮扶对象、帮扶内容、帮扶环境等多个要素，而这些要素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难以用普遍简单的规律加以概括。同时各个地区扶贫对象需求不同、致贫因素各异，扶贫文化、理念不同及精准识别、管理、监督机制等差异，使得扶贫效益或模式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内部存在许多非线性作用。

第三，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远离平衡状态。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远离平衡状态是指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扶贫子系统处在一个相对独立运动的状态，彼此之间合作关联性不够强，尚未形成协同有序的扶贫局面。

综上可知,协同学原理与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具有良好的契合性。因此，可以将协同学原理引入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研究之中。基于协同学视角分析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以典型案例为突破口，阐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协同效应初步形成的条件和过程；其次，反思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协同效应尚未真正形成的表现；最后，提出优化策略促进东西部教育扶贫协同效应的形成，推动东西部地区教育协同发展。

三、典型案例：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协同机理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有9个省（直辖市）和13个大城市与西部多个省市建立了对口帮扶关系。其中，贵州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最重的省。2016年银川会议后，调整上海、苏州、杭州、广州、大连等7个城市一对一帮扶贵州除贵阳之外的8个地州市，广州对口帮扶黔南州和毕节市2个市（州）。近年来，7个大城市不断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力度。截至2019年12月，贵州8个市（州）66个贫困县共有2632所乡镇中心校以上的学校都与东部城市建立了“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教育帮扶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杭州市委组织部派任全国百强名校长陈立群同志担任台江民族中学的校长，并先后派出21名学科专业教师协助其开展支教工作，从而开启了贵州省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新篇章，为台江乃至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铺就坚实之路。

台江民族中学是台江县唯一一所普通全日制高中，长期存在因教学质量差而导致优质生源外流及贫困学生缀学、失学率偏高等问题。陈立群校长团队为改变这一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扶贫措施，具体包括：第一，制定了包括《台江县民族中学职工考勤处理办法》《教师课堂教学常规》等在内的16项学校管理规范和制度；第二，改善教学环境和基础设施，如2019年借助杭州市资助的2000万元为民中再建一栋综合性教学大楼，以改善学校信息化、智能化教学环境；第三，采用“走出去，引进来，强发展”等方式，优化教师队伍，培养优质人才，为其培养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第四，借助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学生立志、圆梦，如中国华侨基金会、浙江省甘霖基金会资助创办“甘霖班”和“树人班”以培养家庭困难、成绩优异的学子；第五，扶家长的志，让百姓们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意义。台江民族中学在陈立群及支教团队的扶贫带领下，教学质量显著提升。2018年有901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有450名同学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有8名同学超过600分，打破了台江县11年来高考没人考过600分的历史记录。2019年高考，一本、二本上线人数相比2018年分别增加了34人和111人，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2020年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一本上线270人，比上一年增加163人；二本以上上线809人，比上一年增加248人，本科上线率从原来的10%提高到现在的79.2%。

台江民族中学之所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教育扶贫协作多元主体——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构建了良好的扶贫局面，而参与其中的帮扶人员、帮扶对象间也建立了平等协商的协作关系，初步实现了协同扶贫效应。那么，台江民族中学教育扶贫协同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具体协同机理如下：

首先，控制参量是教育扶贫协同效应形成的外部条件。控制参量是指外界环境对系统相变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和。它通过对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调控和输入，从而对系统内部施加作用，使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关联增强或减弱，促进或阻碍系统的演变进程。因此，控制参量是系统协同有序的前提。在教育扶贫协作过程中，如果控制参量对扶贫协作系统不利，则会弱化子系统间的关联性，使得各子系统各自为政，系统会偏离平衡状态，处于混沌和无序状态；反之，增强各子系统间关联性，促使系统内各要素间协同有序运行，使系统逐渐趋于平衡状态。

就台江民族中学教育扶贫协作系统而言，一是省级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不仅在顶层设计上制定了相关的扶贫政策和方案，如《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方案》《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精准脱贫三年攻坚行动（2018-2020）》等，而且多次调研考察，了解所需、提供所能，给予扶贫人员生活、工作补贴和保障，提供政府层面的支持和配合。这对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方案的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了扶贫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深化了彼此相互合作与交流。二是舆情民意、社会监督的作用。如陈立群校长放弃百万年薪到贵州扶贫支教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纷纷对其报道，这种正面宣传和报道既起到了监督作用，又促进了台江百姓对陈立群团队扶贫工作的肯定和认可。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监督给台江民族中学扶贫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条件，同时也增强了系统的开放性。

其次，序参量是教育扶贫协同效应形成的内在动因。协同学认为序参量是由系统内部子系统通过协同、竞争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同时又通过制约、支配子系统的运动，从而达到对整个系统演变过程进行支配之目的。序参量是系统协同有序的关键要素，若序参量对系统内部子系统支配得好，系统有序化程度高，由此产生的协同作用将会助推内部子系统和各要素产生协同放大效果,从而使系统达到高效协同状态，反之,会阻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要素间的协作,从而使系统处于低效协同状态。因此，序参量是系统演化和协同有序的内在动因。

对台江民族中学教育扶贫系统而言，虽然在扶贫初期，扶贫各子系统相对独立行动，彼此间关联性较弱，系统序参量也难以形成。但随着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扶贫政策制定、扶贫协议的签订及新闻媒体的宣传，控制参量逐步达到阈值。与其同时，陈立群校长礼贤下士、率先垂范的领导力，感染了台江民族中学的教师、学生和家长，推动彼此相互信任，融为一体，携手同行，形成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良好局面。另外，在贵州、浙江两省政府推动及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很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纷纷捐款捐物，形成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扶贫的格局，进而推动系统序参量“协同扶贫绩效”逐步产生。“协同扶贫绩效”既支配政府、学校、企业及帮扶人员、帮扶对象等子系统的行为，又受这些子系统行为的制约和影响。如图2所示，在序参量的作用下，扶贫协作系统达到高效有序协同状态，自组织运动产生，从而形成协同扶贫效应，使得扶贫效益最大化。

当然，台江民族中学扶贫工作协同有序进行，除有扶贫协作机制、政策等控制参量的外在影响以及协同扶贫效益序参量的制约外，扶贫主体的参与动机、行为对整个扶贫过程的有序推进也有重要影响。从心理学角度看，主体行为的直接动机是满足自身利益的诉求，动机不同，其行为和扶贫结果必然千差万别。在台江民族中学扶贫系统中，政府的动机是政策目标的达成；企业、社会组织的动机是盈利、企业宣传及社会责任；扶贫人员动机是帮助贫困学生提高成绩；贫困学生的动机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等。在扶贫初期子系统为满足自身利益，竞争多于合作。而随着外部控制参量的积极介入，主体间的合作多于竞争，他们逐步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实现是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条件，推动他们在扶贫理念、动机上达成协同，表现在行为上即是深化合作、建构良好的协作关系。从协同结果来看，协同是有序之源，主体间的行为协同助推他们无需外界影响可形成自组织运动，自然能够达到1+1>2的协同扶贫效应。但陈立群校长“不为功利，不求功德，只为心愿” 的扶贫动机和精神在教育扶贫协同效应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问题反思：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现实困境

从台江民族中学教育扶贫协同机理来看，协同效应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影响因素：一是帮扶地区根据被帮扶学校的需求派遣专业的支教团队，精准诊断，按需帮扶，协同用力；二是健全的政策、完善的制度等作为外部控制参量发挥积极保障作用，如陈立群校长起初开除教学不认真负责的两位教师，得到教育局的支持和配合；三是帮扶人员和被帮扶对象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且社会组织、企业广泛参与，促进系统序参量的形成；四是借助网络和媒体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确保系统保持开放性。

尽管台江民族中学的教育扶贫协同效应取得较好成效，但从全国来看，我国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具体表现在：第一，顶层设计待优化，控制参量未能完全发挥积极影响；第二，扶贫协作关系待理顺，平等互助关系并未完全形成；第三，协作平台待完善，开放有序系统并未完全建立。

（一）协作顶层设计待优化

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个项目的各个方面、层次以及要素进行统筹规划、资源配置、制定方案的过程。从协同学视角看，科学的顶层设计是确保控制参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是系统有序形成的前提。然而，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顶层设计还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国家要求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基于“西部所需、东部所能”来开展帮扶，实现供需平衡，从而促进双方协同发展。然而，在调查中发现，东部地区的“所能”有时候并非是西部地区的“所需”，供需不匹配导致教育帮扶难以有效进行。例如，某县第三中学需要教学经验丰富的校长对整个学校的管理进行改革，而东部某地区只选派了几名学科骨干教师去帮扶。究其原因是对口帮扶三中的城市同一时间要帮扶6个省（自治区）的8个地区，帮扶任务较为繁重，不能完全满足多个被帮扶地区多元化、个性化的帮扶诉求。另外，在帮扶对象选择上以县级层面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为主，而较少选择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这将使得西部贫困学校间差距进一步扩大，难以实现国家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

其次，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中组织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存在扶贫协作人员不稳定、协作机构不齐全等问题。在调研中了解到，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从其他单位和部门临时借调过来的，对扶贫精神、政策理解不够深入透彻，以致扶贫政策在层层传递过程中不断损耗，最终基层执行人员获取的信息可能已偏离原政策的初衷。这一点，正如访谈时LL县支教的C老师所言，他说：

政策执行当中，每一层都在丢失一些东西。学校教师在执行任务时总觉得是上级领导要求的，缺少对上级扶贫精神的领悟，难以将扶贫精神贯彻到位。说明老师们没有从思想上意识到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仅仅机械的完成任务，缺乏思想认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缺乏完善、系统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现有的津贴补助费用不同区域标准不一，有些区甚至发放不及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二）协作关系待理顺

良好的协作关系是帮扶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的前提，是帮扶人员实现帮扶价值的基础，也是激发和培育被帮扶人员内生动力的关键。调研发现，目前良好的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关系并未完全建立，具体表现为：一是多元扶贫主体地位不平等，一方面政府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对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形式和活动过程进行把控，社会组织往往需要政府审批才可开展活动；另一方面，部分帮扶人员具有来自发达地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帮扶对象因自己经济贫困、能力不足往往有自卑情绪，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这种不对等的协作关系，使得部分帮扶人员难以融入被帮扶学校，双方自成一体缺乏足够信任。这种缺乏信任的协作易导致“团体”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表现在行为上即是双方协作紧密度不够，扶贫工作不能顺畅开展，扶贫效益受损。L县帮扶团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打算3月份在学校举行一次比较大型的誓师大会，一些教师反对，认为规模太大，不会成功。可我们帮扶人员坚持要做这件事，而且校长也认为这很值得去做，可是学校教师却给我们设置一些障碍。例如，誓师大会举行那天县里已经通知会停电，学校办公室的老师也接到电话了，却没有人通知我们，他们故意隐瞒此事，所有人都知道会停电，只有我们团队跟校长还蒙在鼓里，以致誓师大会那天差点出了洋相。

二是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仍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扶贫对象等广泛参与教育扶贫协同治理的格局并未形成。被帮扶教师思想观念相对落后，不能深入理解扶贫协作精神，参与帮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企业、社会组织也仅仅停留在捐款捐物层次，缺乏更深入帮扶协作；贫困学生的家长由于文化知识有限、教育程度偏低，对孩子读书存有错误认识，有家长甚至要求孩子辍学外出打工，这给扶贫协作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挑战。

（三）协作平台待完善

从协同学视角看，健全的协作平台不仅有利于子系统间信息的共享，也有利于扩大系统的开放性，增强系统与外界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然而，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系统却缺乏有效的协作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具体表现是：首先，扶贫协作子系统间难以有效实现信息共联共享，扶贫数据系统依旧处于传统的孤立化形态，全国教育扶贫系统与地方教育扶贫系统间没有很好的对接，系统间存在着较大的缝隙，在此架构下收集到的数据也呈现出孤立化和条块化，扶贫工作人员要在多个平台上重复录入数据，既浪费了基层扶贫人员时间和精力，又增加了扶贫工作额外的负担和压力。例如，某县教育局必须一次次通过各种渠道人工排查省外、省内县外关于本县贫困学生受资助情况，更新本县贫困学生资助相关数据。其次，信息更新不及时。调查中发现，全国扶贫系统每个季度才开放一次，导致扶贫数据不能及时填报和更新，既降低了扶贫工作效率，也不利于接受外界监督和帮扶。再次，没有采用新技术对扶贫项目资金进行动态监管，使得扶贫工作人员难以把握扶贫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难以对资金使用过程进行监管，整个扶贫协作系统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阻碍了扶贫协作系统有序运行。

五、路径优化：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的未来图景

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以真正达到教育扶贫协同效应，实现扶贫效益最大化，推动协作双方协同治理、共同发展。

（一）优化顶层设计，保障控制参量发挥积极作用

顶层设计的精确性、系统性、可行性不仅决定着扶贫政策能否落实到位、扶贫资源能否合理分配、扶贫效益能否最大化，而且决定协同扶贫效应能否形成、控制参量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首先，由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规划，对帮扶和被帮扶的城市和地区所需和所能方面进行供给侧改革，综合评估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综合实力，包括教育、医疗、产业、经济等，根据综合实力和目前帮扶情况调整帮扶范围和内容。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城市和区域经济实力并不强，扶贫任务较为繁重，甚至达到帮扶极限，偏离帮扶双方共同发展、协同发展目标。需要国家层面系统评估和统筹，适时动态调整东西部协作帮扶关系，协调帮扶双方供需平衡。其次，优化帮扶模式，根据学校定位和发展特色，开展从幼儿园到职业学校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帮扶，加大对农村薄弱学校帮扶力度。再次，完善东西部扶贫协作组织协调机制，如成立教育扶贫协作专门部门，设立正式编制的岗位，聘用长期稳定的员工，明确协同治理和发展的权责关系，优化权责分配管理机制。最后，应建立利益激励相容机制，给予比较充足的物质保障，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通过建立多样化、差异化、弹性化的激励措施，构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的差异性奖励体系，以提高扶贫主体的积极性。

（二）理顺协作关系，增强序参量支配功能

良好的协作关系是系统序参量形成的关键，而序参量是驱动扶贫协作子系统开展扶贫工作有序进行的内在动力，是支配整个扶贫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内在因素。因而，协作关系的优化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构建东西部扶贫协作利益共同体。将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交叉重叠，甚至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促进平等协商对话、相互配合完成各项扶贫工作。其次，政府要转变服务职能，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社会组织、企业提供参与的制度条件、社会基础、舆论导向和自由空间，并给予一定的话语权，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扶贫格局形成。最后，在培育协同扶贫观念的同时，优化“组团式”教育帮扶中“团”的组建。从人类学角度看，“团”本身具有界限，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地域、文化不同，自然会形成帮扶人员、被帮扶对象各成“一团”，这种天然形成的屏障，导致帮扶人员难以融入被帮扶对象的团体之中。因此，在“组团式”教育帮扶中，建议将本地优秀教师和帮扶人员共同组建“团”，这样可打破“团”的地域界限，促进帮扶双方协作关系建立，增进彼此信任，从而推动帮扶双方平等协商开展扶贫工作。

（三）完善协作平台，确保协作系统开放有序

系统的开放性是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前提，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基础。为确保系统的开放有序和信息共建共享，在扶贫过程中，首先，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搭建全国教育扶贫协作信息平台，将不同省市县、不同部门扶贫数据根据需要进行整合、优化，将填报和查询信息的功能进一步升级智能化，减轻扶贫人员重复填写或查询信息的负担，将扶贫协作信息平台的开放周期缩短，可根据需要改为半个月或一周一次，便于扶贫干部及时更新扶贫数据。其次，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平台，实现扶贫过程动态化和透明化。该平台可设置如下功能模块：一是协作项目和资金管理功能模块，建立动态项目管理库，监管全国的扶贫项目；二是信息公开公示模块，实时动态显示协作进程信息；三是区块链存证问责功能，将相关的教育扶贫协作数据、工作记录等信息存入区块链，形成监督和问责证据。

本文所探讨的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是从协同学理论出发，探究在扶贫过程中如何达到协同扶贫效应，实现扶贫效益最大化，进而推动协作双方协同发展。由于目前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实践和研究都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主要还是以东部地区对口帮扶西部发展为主，与实现协作双方协同治理、共同发展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因此，为缩小这一差距，在后扶贫时代除了优化顶层设计、健全扶贫机制、理顺扶贫协作关系外，还应将教育扶贫协作与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协作过程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与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的共同发展。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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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燕洪

排版|劳丽璇

编审|郭   明

监制|蒋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