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视障无浪漫倾向者的人生旅途｜无性恋之声
文｜玥玥子
（本文根据受访人韩震的经历而写作）
当谈及自己做事的动机时，韩震用的频率最高的词是“好玩儿”。迄今为止的40年里，人生仿佛就是一场体验。
TA从大众中出离，在各种定义的边缘徘徊，不曾有过归属感。
受访人韩震，图片由本人提供
“小众”
如今的韩震回忆年少的自己时，发现自己的“小众”仿佛与生俱来。
TA说，自己那时是“好学生和坏学生合二为一”。
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歌火遍大江南北，TA却听着欧美和中国的摇滚乐队，穿着自己剪的破洞牛仔裤走街串巷。
TA一面考着班级第一，一面又不时进出游戏厅和酒吧，在同学或羡慕或质疑的眼光中泰然自若。
TA是很有主见的孩子，做这些事也是出于自身，“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欢，不是简单地去追什么东西”。
在改造衣服时，TA有着成为服装设计师的梦想，进出酒吧，也仅仅是因为喜欢酒吧的音乐和氛围。
对性的探索也出于一种单纯的“喜欢”，韩震用吃冰激凌的那种“喜欢”来类比TA的这种感受。
8岁的时候，韩震开始想玩男人的性器官，“就是一个孩子想玩玩具的那种感觉”。14岁时，TA在朋友家和朋友一起看A片，和他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
此后，韩震和男性、女性都进行过性行为，TA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挺好玩儿的那种感觉吧。”
那时韩震只知道男性和女性两个性别，对性取向的认知也只限于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
TA下意识地将自己归到了同性恋中，但又觉得自己有些不一样。
“因为别人在追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追求约炮啊，追求稳定的爱情，稳定的关系，一对一什么的，这些东西我都没啥感觉。”
TA那时有些纠结，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取向。
Photo by Victoria Feliniak on Unsplash
探索
韩震的20岁是TA人生中没那么标准的一个转折点。
“没那么标准”是因为在此之前，韩震已经开始参与戒毒的公益活动，TA的世界观已经在悄然改变。
“转折点”则是指韩震20岁那一年突发视神经萎缩。一个月时间里，TA从明眼人变成了视障者。
但更重要的转变则是，从20岁开始，TA对性行为的探索逐步变为主动。
那是失明后韩震待业在家时，有朋友邀请TA一起做艾滋小组的公益活动。TA答应了，延续了自己之前的志愿服务生涯，开始做艾滋热线的志愿者。
此后，TA参加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性别、性倾向、出柜等方面的内容，TA对性的了解也愈发深入。
以公益活动为契机，韩震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尝试做出改变。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变化就是我要以一种体验的态度去尝试这些事情，就是不一定是我喜欢，甚至是我特别特别厌恶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要去体验一下。”
捆绑、恋脚……TA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人，体验和研究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探索自己对这些性行为的感受。
韩震对自己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转变。曾经有一段时间，TA会在已知的若干标签之中选择一个“安”在自己身上，先后将自己定义为同性恋和泛性恋。
直到有一次和朋友的长谈，TA深受启发：“为什么不可以什么都不是呢？”
TA开始觉得，人不应该有任何身份标签。
TA秉持一种“体验”的心态，将既有的经历都当成一场游戏。迎面而来的人和事都像值得研究的对象，每一分体验都带着新鲜和惊奇。
也正因此，失明并未给韩震太多打击。“当时我是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就是老天爷又给了我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去体验生活，体验人生”。
Photo by Taras Chernus on Unsplash
TA尝试过用自己残障的身份去约炮，想看看这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的回应，人们对此的态度是接纳还是不接纳。
“结果就是各种都有。有的就是不相信我是盲人，然后大半夜地、大老远地跑过来看我一眼，再之后证实我是盲人了，接着转身就走了。”
“最远的一个人，”韩震回忆，“应该是从安徽来的。”
那时，韩震在艾滋热线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想要自杀。TA和他聊了很久，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过了很长时间，他又给韩震打了电话，说是想要感谢TA。
韩震对他说：“这事儿不用谢，你死还是不死是你的事儿，我只是拿着电话说了我想要说的话，这是我的事儿。”
他说，他已经在大连火车站下车了。
韩震哭笑不得：“我可没打算见你，你可以回去。”
“然后他就买张票回去了。”
什么是“公”
韩震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下辈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要做少数的那个。”
如果说TA年少时仅是“从吾所好”，没考虑过太多便选择了“小众”，那么随着年龄增长，TA开始认真考虑自己选择“小众”的缘由。
韩震觉得，“小众”的东西会促使自己进行更深的东西，比如在年少时翻开尼采。
也有一些时候，韩震选择“小众”并不是出于多深刻的思考——“小众”只是一种表达，侧重于“行”。
“那时候说实话确实是有点儿叛逆，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是很简单，没那么深刻的什么道理。如果在那个年龄，你问我想要去表达什么，可能我说不出来。”
TA曾穿着十分夸张的衣服去养老院和孤儿院做义工。起初旁人见到TA的装束时会被TA吓到，慢慢地却也变骇为习。
“现在回想的话，只是内心里有那个声音，想要去表达的就是带着那种大多数人都拒绝、都反对、都厌恶的一些外在的东西去做一些事，让别人知道你看到的不是你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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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做公益时，TA也有这种想改变大众对边缘群体认知的愿望，“就是想法特别特别伟大，就是想要改变世界，改变社会”。
在此后的20年人生中，韩震的公益服务生涯几经浮沉。从戒毒、艾滋，到残障性少数，再到如今的出柜，一路上，公益人们如同流星划过TA的天空，曾给予TA光亮，亦让TA望进黯淡。
曾经邀请韩震加入艾滋热线的那位朋友放弃了公益，也放弃了记者的职业，出家去研究佛学了。韩震深受打击，也放弃了公益。
几年后，一家北京的公益机构负责人找到韩震，请TA为国内残障性少数发声。TA感到自己心中的热情又被点燃，开始做残障性少数公益热线。
TA发现，盲人的就业途径很窄，大多数盲人几乎只有盲人按摩这一条出路。
盲人按摩的圈子很小，一旦盲人性少数的身份被一家店主得知并公开，TA有很大可能再也无法在盲人按摩行业找到工作。
韩震回忆起自己曾接到过的一个电话，来电的人不到20岁，盲人、同志、艾滋感染者的多重身份交错，且被动地公开于众。
“这么多的身份莫名其妙地被人公开了之后，导致TA在这个（盲人按摩）行业生存不下去。生存不下去的话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话，艾滋病什么的怎么治？”
现实的问题抛在韩震面前。
韩震回忆，那时TA能做的，就只是尽量地鼓励求助者走出来，给TA们讲明走出来的好处和必要性，在求助者本人认同了之后，把当地的志愿者和公益机构的联系方式推给TA。
韩震做公益的出发点越来越小：“后来想从身边做起，改变一下大连这个环境。又过了几年觉得也挺扯淡的，然后用QQ成立了一个我家门口小区的同志群，从小区做起。
“再后来一直到现在，就觉得改变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公益做多了之后，韩震开始思考“公益”的“公”的含义。TA发现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没有什么公益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利益。
TA现在会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做自己认同的事，在达到公益的时候，其实满足了TA自己的需求。
就这样，对韩震而言，“公益”的“公”回到了“我”。
Photo by ray sangga kusuma on Unsplash
“我”
韩震的无浪漫倾向是天生的，因此TA心里清楚，单就感情而言，TA是不需要伴侣的。
但是考虑到盲人的身份，TA觉得找一个人一起生活会更方便一些。在这个出发点之下，TA有过两段长期关系。
第一个人生活在云南，韩震形容他“人小鬼大”，在事业上独当一面，作为伴侣又有些依赖自己，在外面和在家里是两种人。
两人在一起了七年，保持着开放性关系，大多数时候异地，想见面时就飞到北京同居。
七年了，韩震想稳定下来，希望TA能从云南搬来和自己一起生活，但这未能实现，两人于是分手了。
第二段关系也是类似的情况，对方的家在新疆，两人曾同居过三年，后来对方因为家中情况必须回新疆。
韩震知道如此距离下，两人再继续维持关系的可能微乎其微，于是选择了和平分手。
现在回想起来这两段关系，韩震觉得自己无浪漫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分手的原因。
大约两个月前，TA阅读了“CW未命名色彩”公众号发表的关于浪漫倾向的科普文章。看完之后TA恍然大悟，发现了自己的无浪漫倾向。
韩震的无浪漫倾向是天生的，而TA觉得自己的灰色性向则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TA用吃东西来解释这种转变：“就好像你把全世界的美食你都尝过了，再吃的话就只是吃饭而已，只是吃饱而已，就没有那种去品尝、去猎奇的新鲜感了。”
韩震加入了无性恋的社群，但TA还是没有找到归属感，TA现在觉得自己也许更需要一个无浪漫的社群。
后记
这些年来，韩震从大众中出离，不断走向边缘的更深处，不知不觉间踏出了人生。
TA仍在徘徊，这或许恰恰是由于TA的“不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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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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