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 | 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磨难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巫先生于2019年8月10日在美国去世，享年99岁。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家中摆设简朴而富有文化气息。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完一句话都会笑。
谈起西南联大，巫先生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写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信是很珍贵的，用毛笔写，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我们拿点稿费吃馆子。”
一生爱国，因为抗战而停止学业到军中当翻译，又在博士学位举手可得时回来报效祖国，巫先生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现在，巫先生在美国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巫先生说，“我是懒得不得了的人。有人告诉我应该写到美国以前的事，我眼睛不好，现在离开电脑不能写什么，我拿起笔就写不出来。”
正谈间，巫太太李怡楷回来了，巫太太是虔诚的教徒，巫先生专门找出一张1986年到梵蒂冈见教宗的照片。晚年生活，夫妻相伴，过得从容。巫先生幽默地说：“我的一辈子最后就到国际难民公寓来了，我这里旁边是墨西哥人，再过去是美国人，再过去是香港银行家的夫人……”
关于西南联大，我访问过何兆武、杨苡、方贵龄几位前辈。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了两个学年，时间应该是一年半。杨苡是我的好朋友，她比我班次高，她哥哥杨宪益也是我的好朋友。方贵龄我好久没有见过了，我认识他的。
现在很多人怀念西南联大，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是喜欢文学的，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就超出教你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吴宓也是我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他的。
我跟卞之琳的来往就很多，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他的书就是英国文化书，他对法国文学也很有研究，这对我影响很大。
沈从文先生也是没有架子的，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沈先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书，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跟我一起劳教的，有一个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可以谈，沈先生的书可以说是鼓舞人心。
我这一次到耶鲁采访了张充和。
充和是我的表姐。（笑）他们安徽几大家庭：李家、张家、我的外公家。
听说在西南联大时，卞之琳是追张充和的。
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去的时候，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后来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卞之琳非常有意思的，我去看他，他正在家听录音，是张充和唱昆曲，他太太不在家。（大笑）他太太我也认识的，他们结婚以后，曾一块儿到西郊来看过我。卞先生没有教过我，可是他是我的老师。
汪曾祺写了那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他在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个字典去卖掉，一起去吃饭。这恐怕是后来是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我写的诗、小文章她很喜欢，王右家后来跟罗隆基离婚了，到英国去了。
你在西南联大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主要兴趣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很好，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杜运燮你听说过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那时候对英美文学已经很感兴趣了？
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小说课要到三年级才有，我根本没有念过。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是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那课份量很重，占的学分最多。当然他有多大的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钱钟书不是说“吴宓太笨”吗？
杨绛不是否认吗？话很像他讲的。我中间当了几十年右派，到八十年代回到北京，常去看钱钟书，他从来都是欢迎的。我跟他没有学术上的关系，我也没有崇拜过他。我也没有去研究过他的《管锥编》。我跟他一起当过翻译，他是前辈，我是小翻译。
怎么在西南联大那么好的大学读了一年多就走了？
是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是同时报名的，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到第二期就征调了，后来在全国的大学征调。
在军中搞翻译就搞了5年？
从1941年到1946年，后来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是第一个辞职的。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了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了。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就留下来念博士学位，后来燕京大学因为美国人要走了，把我请回去了。
那时候在美国特别想回国？
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1951年我在念博士学位，正在写博士论文，因为燕京大学来了两个电报请我回去，而且那时候多拿一个学位，负担重一些，因为回去是美国学位。
当时你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吗？
很不了解，因为国内的人不断地来信，劝我们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你到燕京大学教书跟赵萝蕤很有关系？
就是她请我回去的。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文艺理论嘛，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老师都是一样的，通过老师就互相了解学习的情况。她希望把燕京大学英语系办成像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所以请我回去。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的，时代变了，就跟着走的，不是跟你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后来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陈梦家先生太可惜了，很多学问没有写出来就去世了。
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钟书先生这样，钱先生当然是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我觉得陈先生后来非常压郁，他们在这里很不适应。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的。那个时代像胡适先生看得这样又清楚又远的能有几个人呢？
你到了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
那当然是很自由，他们警告过我的。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嘛。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那时候了解李政道在美国的情况吗？
我们那个学校很奇怪，像《时代》杂志、《生活》杂志，我们都订的，那时候我们都看到他的照片，关于他的文章。
1979年在北京和李政道见过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我算老几呢，人家是世界级的人物。他见过天主教的教宗，但是我们俩是不同身份见的。他去跟教宗见面，是一起去开会的，我也跟教宗见面了，我是以一个朝拜的身份去的，但是教宗非常重视，因为我是大陆第一个去梵蒂冈见他的。
你在北京的时候，是因为搞翻译的事情跟钱钟书先生认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亚太地区和平会议，我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我调去了，那次很多人，像卞之琳、朱光潜都去了。那时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汉译英，一部分英译汉，英译汉那边是卞之琳、朱光潜在掌舵，我们这边是钱钟书、李赋宁等人和我。我那时候有情绪，钱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也没有后来的地位，就是一个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他后来当了副院长的时候有专车了，他也不大去，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吧。
在南开大学时你跟雷海宗先生也一起住过一段日子？
他跟我是邻居。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教西洋史，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的课很有名，去旁听过。
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他是很了不起的，死的时候还不到60岁。我是因为我的politics问题没搞清楚到南开大学去。雷海宗跟郑天挺都是北大清华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学问的。翦伯赞去了，要当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里怎么行呢？他的威信怎么树立起来呢？因此把他搞到南开去了。后来评教授的时候，郑天挺还评了一级教授，他才评了二级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学生时候，他已经是教授，我是青年教师。我们都住着老房子，南开原来的老教授都占了好房子，我们两个去了，不能把人家赶了，分给我们住嘛。
你跟穆旦（查良铮）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见过，但是不认识。可是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
他的诗后来被推崇得很高。
那当然，后来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这话当然有道理，他的诗写得好。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不写诗，我们不谈论这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是助教了，我还是学生，可是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已经拿了硕士学位，他才修学位。他结了婚，住在公寓里。
后来穆旦在南开大学的时候也是郁郁不得志？
那当然了，南开的人应该是有些自卑感，怕别人比他强。我们新来的人都要受他们的排挤。
像在历史运动的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
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我们历来不少有知识的人有一个缺点，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很多人自杀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我死的话，我无还手之力，但是我绝对不会自杀。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快得不得了。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钟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很痛心，因为吴先生我是很喜欢的，我们一起打桥牌嘛，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联系比较多的还有那些老朋友？
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钟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钱先生后来住在一个副部级的房子。
我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我回去时，汪曾祺因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来我跟他来往比较多。他后来想写一本关于汉武帝的小说，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这些表面的文章，他很寂寞，他是沈先生最得意的门生。我想曾祺他不适合写什么汉武帝，他写那些散文、短篇小说很好。他后来写了十万字的检讨，这是国家宝贝，应该拿去存在档案馆里。他的工作很滑稽，是北京京剧一团。
回国后的二十多年有没有机会做学术上的研究？
那时候没有。无所谓嘛，我们的灵魂在受再教育。我后来也写不出来了。脑子真正松开恐怕要到汶鸽结束以后，我在成都会议上讲了一番话，那很有意思，我要自由的文学。实际上我们不懂politics，现在很多内幕出来了，我们是一无所知，就是周一良说的书生本色。周一良后来也忏悔了。穆旦被批以后，……，所以对穆旦很看不上眼，穆旦后来变成历史反命了，他的追悼会周家可能也没有人去。后来周一良到晚年，是坐着轮椅到穆旦坟前去忏悔。周煦良是我的好朋友，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从扬州跑出来，跟他坐着同一趟火车，他和他未婚妻要到四川大学。后来他在华东师大，汶鸽后，他到北京去开会，我陪他去看望周一良。周一良当时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情绪很大：我有什么问题，叫我检讨这个检讨那个，我有什么好交待的？！
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
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大夏天，10月份要出版，6月还是7月才找我的，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五十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也没有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我寄给他的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的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你在芝加哥大学读的可不是翻译。
原来是没有翻译课的，有翻译课是后来的事情。后来芝加哥大学也有，英国有些大学也有翻译系。那时候觉得翻译怎么可以算是学问呢？后来杨宪益成了翻译家，原来他是想研究历史的，我原来是想研究一点英美文学。
夏志清原来是想研究英美文学，后来研究中国文学了。
可是他有成就，把五十年代以后没有人提起像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重新发现了。要不然没有人知道，文学史上原来是没有沈从文的名字。
你自己去搞翻译，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根本谈不上翻译家，翻译家协会我一概不参加的。
重新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机缘？
1982年，加州大学邀请我的，他们说你离开那么多年了，对美国情况不熟悉了，先到美国游历一下。所以我提前来了，然后到加州大学。
三十来年没见，有什么变化？
我这人是很不敏感的，看不出什么大的改变。当年没有把博士拿下来，现在想想有什么用呢？现在博士满国跑了。我们那一辈人当博士导师的，很多没有博士学位，像李赋宁就没有博士学位。钱钟书也没有，他是文学学士，然后毕业以后一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封你一个硕士。
重新回到美国做学问，跟当年的传统有没有接上？
无所谓接上接不上。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可是没有一些东西让我放弃原来在芝加哥大学学的东西。尤其是解构主义什么的，实在不敢恭维，因为我也笨，也不敏感。
本文来源于《南方都市报》，访谈人为李怀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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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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