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 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
周雪光，1959年2月生，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8-1982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4-1991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91-1994年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1994-2006年任杜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6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社会》2016（36.1）: 1-33.）、《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 4):108-132.）。现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成员，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高级副主编。
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Development , G 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一书中，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经济学学术思想和研究的演变过程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的深刻影响。我以为，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道出了当代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政策制订者深思。
克鲁格曼的书是以这样一个观察开始的。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人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演变。我们通常想像，地图绘制应该随着知识信息的积累和扩大而变得逐渐准确完整。其实不然。十五世纪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主要依赖于旅行者的报告估测。这些地图虽然十分粗糙，谬误百出，但根据旅行者足迹所至和口头报告，非洲大陆各地在地图上均有记录。随着时间推移到十八世纪，欧洲人对非洲海岸沿线的探险经历使得这些沿海区域的地图绘制已经十分精确。但是与此同时，非洲内陆地区却从地图上消失了，海岸沿线之外的非洲大陆成为一片空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地图绘制水平和信息质量的提高，人们关于“可靠信息”的标准也在提高。以前旅行者的口头描述和估测不再被视为可靠信息，因而被弃之不用。非洲内陆由此无迹可循了。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欧洲人的探险活动遍及非洲各地，非洲内陆才重新出现在非洲大陆地图上。克鲁格曼用这个观察引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定时间里或一定条件下，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规范化、严谨化反而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导致我们的知识萎缩退步。
无独有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克鲁格曼在该书中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两个领域的发展史为例阐述这一命题。克鲁格曼指出，五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在美国经过了一个黄金时代，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人才，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例如当时提出的“大驱动”(big push)理论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理论观点虽经提出，却未能得到继承发展，以致到了六十年代这一领域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了。直到近年来这些早期思想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究其原因，“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们未能用清晰的分析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可能甚至未能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进行沟通”(第7页)。未能成功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析工具的限制。克鲁格曼用浅显的经济学道理说明，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基本思想与市场结构(尤其是不充分竞争)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尚无研究市场结构的分析手段。这些重要思想无法在经济学的数学模式中表述出来并加以分析。“无法以(数学) 模式表达的宏大思想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引人注目，甚至会有人投奔门下。但是如果它们不能以可以再生产——可传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思想则无法延续下去……任何观点如果未能模式化，其影响必将很快衰落。”(第27页)与此相反的是，有一些思想虽然并非十分重要，但是因为它们适于模式化而产生广泛影响。例如发展经济学家路易斯在同期提出的“无限制劳动力输出”的观点因为与当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相契合而为广泛采纳，产生了重大影响。路易斯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克鲁格曼评论道，路易斯的观点现在看来誉过其实。与其相比，其他同期学者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看来更为深刻地触及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演变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有着极大的普遍性，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学科中俯拾即是，只是其表现形式可能因学科特点而异。以美国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为例。自从彼特·布劳和奥德斯·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九六七年出版以来，书中倡导的“地位获得”理论模式(Status Attaainment Model) 主导了随后十余年的社会分层研究。其影响至今犹在，不乏应用者。但是，当时采用这一模式的原因却是颇为偶然的。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号的《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学会出版的社会学书评杂志)纪念该书出版二十五周年的专题文章中，布劳有如下追忆。在五十年代，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分层研究刚刚起步。经社会学理论见长的布劳邀请社会统计学家邓肯共同参与这一研究项目。当时欧洲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中居于领先，以社会流动表(Mobility Table)作为统计分析工具。社会流动表的研究方法宜于揭示代际流动的结构特点，与社会分层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基本思路十分契合。在最初的讨论中，布劳主张采用这一分析工具。但是邓肯说服布劳采用了统计学回归分析中的途径分析(path analysis)来研究代际流动的规律特点，由此发展出了著名的“地位获得”理论模式。而这一理论模式的巨大影响又推动了途径分析统计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由此而来，“父亲职业→儿子教育→儿子职业”这一理论模式影响了一代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回归分析的连续性分布的前提假设下，社会学家对社会地位的测定建立在连续渐变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指标之上(socioeconomic index)，而不是社会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阶级阶层的非连续性概念范畴。
直到新的一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于七十年代中期发展出了新的社会流动表研究方法后，“地位获得”的研究取向才被代际流动的结构分析所替代。新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社会分层研究新的突破和进步。但是，代际流动的社会流动表又同样地影响了这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社会流动表为方法的研究报告充斥学术刊物。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历史事件”分析模式( Event History Analysis)和时间序列统计模式的发展才导致了第三代社会分层研究的出现，其核心主题即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研究纵向的社会地位的变迁过程。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分层领域几次大的研究新潮，每每可以追溯到研究分析手段(主要是统计分析模式)的突破。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学术观点研究兴趣的走向与研究手段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学术研究中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有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一些社会现象的基本因果关系可以说颇为明了，但是学术研究对这些关系却长期视而不见，无人问津。例如，人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就业结构、工作环境)对其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因承关系可谓常识，这也是韦伯有关阶层地位即市场地位的思想的自然延伸。但是，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分层研究没有把人们的市场地位放进其研究框架。这是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克鲁德曼的观察完全适用。社会学家过去缺乏研究市场条件的分析工具和统计模式，无法研究人们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这些课题也随之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只有在八十年代动态研究的分析手段出现以后，有关人们工作流动，工作环境的研究才应运而起。而这些领域中的理论观点亦“千呼万唤始出来”。实证资料的翔实与匮乏是制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条件。主流经济学以理论模式为主要研究手段，不为实证资料所束缚，因此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自由度较大。但是实证资料对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例如社会学)可谓生死攸关。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组织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结构有着重要影响的观点(工作组织对个人利益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对中国读者来说不难理解。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美国，工作流动颇为频繁。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工作流动的可能性极大地减弱了某一特定时间的工作环境对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强调工作组织重要性的观点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颇有新意)。但是，在美国社会工业组织环境中，工资提升等人事资料属于个人隐私，得之殊难。而私营企业亦不愿接受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致使这一研究领域未能有长足的进展。实证研究成果索然，理论观点只能束之高阁。直到近年来，一些商学院的研究学者因工作之便获得工业组织内部的有关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有了一些新的起色。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实证资料是指那些系统的、大规模的、可以用于统计分析的定量资料。道听途说的或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性资料虽可以作为诱发或阐述观点的极好故事资料(经济学研究中充斥了如此“故事”)，但是难以登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大雅之堂。因此，一些直观简单但意义重大的思想观点因为无法获取相应的验证资料而无法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交流。这样，学术规则的严谨化无意间导致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实证资料的匮乏可以束缚甚至扼杀学术思想的发展。
这些观察对当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演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从学者的学术动这一微观角度提出一个理论模式如下:在当今学术界，学者主要以著书撰文为生，其行为大多为这一动机所驱使。在我看来，学术环境对其思想空间并没有致命的约束。学者们有机会在各种场合(例如学术讨论会上，甚至日常的饭后茶余咖啡桌边)接触到与他们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素材。每当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学者的第一个职业性反应是:“我的理论模式(或实证研究)中是否应该考虑进这个因素?”这是对其理论意义的估价。但接踵而来的是可行性的问题，即自己研究课题中是否有能力有条件正视这一问题，将这一因素放进自己的理论模式或实证研究中去?这种“可行性”的制约往往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为严峻(例如，现有理论模式可能无法考虑动态因素，有关动态实证资料可能无法获得等等)。一旦这个想法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实施，无论其价值如何重要，也只能弃之不用(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术语来说，这一因素被“假设略去”)。现有学术规则的要求和资料分布的现状对各种思想观点的生存延续有着不可忽略的选择机制。但是这种选择机制岂止是鼓励学者习惯性地放弃难以模式化的思想观点，它首先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可以模式化的问题和领域中，并且限制了难以模式化的问题进入学者的思维空间。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人们对无法模式化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我看来，无法模式化(或实证化)的问题常常亦是难以诉诸理论想像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不能自然而然地与我们熟识的观念类别和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在宏观层次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些有趣现象。在那些引人注目、资料翔实的领域，理论或实证研究果往往容易得到承认，学者因而趋之若鹜。由此，这些领域中大多人才济济，成果累累。而另外一些领域，或因理论模式的艰深，或因资料空缺信息匮乏，其研究亦往往步履维艰，疑难重重，难有起色。久而久之，后人望而却步，门庭冷落，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理论观点不能推陈出新，这一领域随之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即是一部有关思想观点如何在分析工具和实证资料的窄缝中曲折生长的历史。
在以上的这个简单“理论模式”中，有几个因素对学术研究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第一，学术研究的奖赏体制对学术思想的演化轨迹有着直接作用(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注重实证研究的学科与一个注重理论模式的学科会有显著不同的发展轨迹);第二，宏观层次上实证资料的积累分布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关系巨大(法国历史上的强大国家机器积累了完好的社会史资料，从而为法国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跨学科的渗透常常对学科内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预计的作用。其他学科的研究可能导致该学科的研究工具和实证资料上的巨大突破，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纽约客》杂志上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两位衣着随便的闲客在一个酒吧里聊天。漫画的标题是其中一位向另外一位的问话:“你这是闲着无聊发发牢骚闹着玩，还是真的有实证资料支持你的说法?”这幅漫画无意间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做了一个极好的脚注:凡是没有经过严谨(实证)研究而得出的观点结论，充其量不过是文人的无聊鼓噪而已。但是，数学模式和实证数据背后有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值得学人和政策制定者仔细思考。第一，知识的发展为特定的历史背景、研究手段和实证资料所束缚，因此知识永远是暂促的。因此，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结论永远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属于“猜想”性质。数学上的猜想需要逻辑推理加以证明。而社会科学的“猜想”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加以检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明确的前提假设下，根据经济学逻辑，使用数学工具推导出的定理或逻辑命题。在这些“结果”得到经验世界的验证之前，它们的恰当身份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真理”，而只是“猜想”。克鲁格曼在谈论自己研究风格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告诫其他经济学学者:“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学的理论模式是一种隐喻(metaphor)，而不是真理??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你的隐喻可能是错误的，而其他人用不同的隐喻可能看到了一些你所忽略的东西。”社会学的许多研究成果亦复如是。例如，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强调代际资源(如父母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对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但是近年来对组织内部经济利益分配的研究表明，不同组织结构及其内部分配方式对人们的收入差异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以前有关代际资源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影响的许多研究结
论需要重新解释评估。
第二，学术思想的发展并不是逐步积累，单调上升的。我以为这一点尤为重要。正如库恩(ThomasKuhn)指出，科学思想的进步常常是通过一个范式突破并取代另外一个范式而实现的，而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的积累，提高，深化。许多过去或现行的理论观点可能为明天新的研究思路，新的分析工具，新的实证资料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积累的观点知识可能不仅不是新的学术思想的基础，而且是束缚其发展的桎梏。这要求我们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或这样那样的学术思潮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对任何研究成果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权利。而学者也有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潜在前提假设、解释逻辑、实证依据详细说明的责任。
实际上，这正是学术研究普遍遵循的制度规范。学术论著的发表，需经过严格的审稿过程，其中多有重复修改和存疑。研究者必须明确说明研究假设前提，理论逻辑，资料依据，并论证所得结论与实证资料是否吻合。学术观点一旦提出，常常引起争论、修正、澄清、延伸、限定、推翻、遗忘、放弃、强化等等。这正是学术思想变动不居，推陈出新的佐证。
第三，当代学术研究大多在象牙塔般的大学中或专业化的学术圈子里进行，与社会实际生活颇有距离。这种学术化的趋势有利于学术研究群体的产生和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但是随着学科日益专门化，学科间的沟壑日益加深。即使心有灵犀的学者若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和训练，对其他领域亦难以置喙。学者们在追求社会承认时有时忘记了这些基本的条件限制，强调一点，不及其余。在目前学术思想与政策设计密切相关的今天，认清这一点极有意义。
我同意克鲁格曼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或实证资料)的这些限制条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社会科学学科的规则要求学术观点要明确前提假设，有逻辑可循，有证据可依。虽然实施起来，每每不尽人意，但这种学术规则带动了新的学风，即主张言之有据，反对信口开河，理论观点诉诸于读者的逻辑思辨，而不是追求感官上的共鸣。这种对分析方法和实证依据的强调束缚了思想的驰骋，但是同时也训练了学者的小心严谨，这大概是社会科学不可躲避的妥协。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需要在思想和验证之间，在理论想像和严谨研究方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思想盛而实证衰，学术研究则几近于逻辑游戏; 实证盛而思想衰，学术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堆砌数据。我以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均有重验证轻思想的取向。学术研究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学术研究标准的严谨化。学术界许多规则是象牙塔中爬行晋级的等级制度的派生物，有时的效果是甄别优劣不足，扼杀学术灵气有余。但相反的倾向亦不可取。在任何社会中，一个思想活跃、充满想像力的学术界固然令人羡慕，但一旦脱离了实际基础，思想则变成幻想，想像会导致躁动。在当今的一些学术讨论中，高谈宏论纷至沓来。然而这些讨论常常使用大而无当的概念，说一些或模棱两可或色彩强烈的语言，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刺激。但是激动振奋感慨悲切之余，欲作进一步思考竟发现无路可循，无据可依。这种趋向常常促进学术进步不足，浪费研究精力有余，实则为学术研究健康发展之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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