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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 史华慈先生最后表达的思想
刘梦溪，原籍山东，生于辽宁。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1961级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华夏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日韩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执行理事。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5年5月被聘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我很遗憾我与史华慈教授的访谈对话，他没有来得及看到就离开了人世。都怪我不恰当的生病，耽搁了及时整理访谈记录稿的时间。1999年对我是不幸的一年，四月份从哈佛回来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渐恢复。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见到的西方最单纯的思想家、最富学养的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已经永远不能向人类发表他的睿智卓见了。我和他的访谈对话，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2点到4点，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时至12时。地点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桌对着门，大衣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我和林同奇先生坐在他的对面，内子陈祖芬坐在左侧书架前。因为有事先送给他的访谈提纲，整个谈话非常顺利。他谈得愉快而兴奋，几次高举起双手，强调他的跨文化沟通的观点。讲到美国文化的现状，他略感悲观，他说自己也许是老了。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眉宇间有一丝黯然。没法形容这次访谈我个人所受的启悟以及带来的学术喜悦有多大。第二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上面写：“启我十年悟，应结一世缘。”当时说好访谈稿整理成文之后会寄请他过目。没想到因病未克及时竣事。而当现在终于成文准备发表，却欲送无人了。成为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此访谈稿先经林同奇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并作汉译，然后我参酌现场所作笔记和内子的笔记，最后写定成文。其可靠性史华慈先生自必认可。如果我揣想不误的话，1999年2月9日和22日我对他的这两次访谈，应该是他生平最后的两次学术对话。因为林同奇先生告诉我，我回国不久，史华慈先生就住进了医院。也许我纸条上的后一句不那样写就好了。林同奇教授为访谈所做的帮助，对访谈初稿的整理、汉译，我深深感谢并心怀感激。如今距离我与史华慈先生那次访谈对话已有八个春秋。我相信这两次访谈，应该是史华慈先生一生之中最后发表的思想。
我提出的问题
为了准备与史华慈先生的访谈，我事先写好了访谈提纲，列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林毓生教授向我介绍，他说您的研究与一般的汉学家以及中国学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研究特点？是怎样的契机使您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书是怎样写出来的？能反映您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阶段么？对于中国，您最关注的是什么？什么是您的中国研究的基本理念？您是否还有新的写作计划？
第三个问题，请您扼要谈谈对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有通向现代的可供借鉴的资源么？您怎样评价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技史》？中国人在思想领域对人类文明的宝库的贡献，最主要的都有哪些？对晚清以来引起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挑战—响应”模式，学术界已有所质疑，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知道您是赞同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分解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思潮的，不知您现在是否仍然持此种看法？但这种区分本身已有所取舍，至少有区分者的倚轻倚重的态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种区分是否代价太大？后期的严复、章太炎、王国维(包括梁启超)的思想，怎样评价才算比较公平？就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而言，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怎样和他发生联系？
第五个问题，研究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学者中，很多人都赞同“儒家中心说”。我对此深表置疑。我觉得“儒家中心说”不能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往往不是很单一的，儒家之外，佛、道思想也是重要的源泉，尤其是民间的或处于在野位置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不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您怎样看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与信仰问题？儒学和宗教的关系是近来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儒学是不是宗教，大家看法很分歧。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能否谈谈您对今天的中国的看法？您对20世纪的中国和21世纪的中国，有何检讨和展望？您对中美关系有何预期？
第八个问题，对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您有何评论？
我需要说明，史华慈教授的谈话，不是对我所提问题的简单回答，而是参照我的问题，放开来阐述他的思想。我甚至觉得，这是他的一次借题发挥，他显然乐于并且需要发表他积蓄已久的思想。
第一，史华慈认为，文化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他一再说，文化是个复杂的事物，是巨大而不稳定的范畴。他说历史是麻烦的事情，一大堆问题，纠缠不清。它和文化一样都是一种“问题性”或“问题结构”（problematiques)。问题，由于涉及人类存在的经验，所以是普世的；但是答案，由于出自于人，所以总是有分岐。
所以，他并不把文化看作某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模式，而是把文化比喻成一种化学上的复杂的化合物 (a complen chemical compound)。有的研究者把文化比做生物学上的一元有机体(a biological organism)，他说这是一种强势的文化整体观，容易低估历史变迁的意义。他赞成一种弱势的比较谦虚的文化整体观，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
第二，他提出了“文化导向”(cultural orientations)的概念。文化人类学家往往采取一种静态的观点，认为一旦一个文化有了某种导向，这些导向就永远持续下去，不发生任何变化。但史华慈强调的是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连续性，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把文化等同于论说(discrouse)，再把论说等同于历史。他说，有些当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容易把文化内部的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张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回避作为理想的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为了肯定某种“民族认同”，他们不惜把过去描绘成一片光明，从而牺牲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论是西方的胜利者或者是非西方的受害者，双方都有这种倾向。
第三，史华慈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他提出，历史没有终结，现代性没有结束。他说，“现代性”这个词，正像“文化”这个词一样，它的内部一直有很多张力。
两德统一后不久，有人比如福山，就说这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现在他也修订了自己的观点。现代性内部既然有种种张力，就一定会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谈起“五四”运动，就得关联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和变化来谈。我认为“五四”发生的时期，即1919年这一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西方现代性的发展，那么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很不一样。十九世纪可以说属于英美式的，可以说是科学和民主的某种结合，是自由主义的天下。但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危机，集中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产生了对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发生的时机，就恰恰遇上了西方历史和它的现代性发展中的转折点。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和对付的，不仅仅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而且是历史走到了某一时刻。我们并不是仅仅面对两个相互对抗的抽象的文化，还得面对具体的历史。
在讲“五四”时，他使用了历史时刻这个概念。
第四，我向他请教现代性的核心指标是什么？研究现代性需不需要和各自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就文化的历时性和共时行的关系而言，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现代性？他说这是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他说许多人认为，现代性是科学革命或者经济技术的合理化；有人强调社会伦理方面的变化，认为是个人从人类的或超自然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有的则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推进人类的平等，以及还有的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占居主导地位，等等。其实，即便在个人主义内部也是五花八门，从康德的道德自觉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个人主义。现代性中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始终是没有解决的难题。至于经济、技术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从卢梭和法国一些启蒙哲学家的讨论开始，到现在还是争吵不休。韦伯把合理化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当然很有说服力。
不过，史华慈先生说，他想从哲学的视角来看韦伯的“合理化”所产生的种种结果，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浮士德冲力”(Faustian Spirit)，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无限欲望，它影响现代文化的每个方面。所以我们谈现代性的文化，和谈传统文化一样，文化内部的那些中心导向（不论它们是什么）所导致的、所产生的都是一个巨大的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性。
第五，关于传统的断裂问题。他说，凡强调和过去发生质的断裂的人，多半认为基本的对立不在于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而在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他们喜欢使用的比喻是生物有机体，认为所有文化或文明都像一个正常的生物个体，必得经历某种单线型的发展。一般说来，许多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的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文化的历时性对立比共时性对立更为重要，更加本质。其实古、今、中、西，所有这些对立都不是绝对的。例如，在西方前现代文化的“问题性”中既含有种种有利于发展现代性的倾向，也含有种种不利于现代性发展的倾向。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固然得力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潮，但是，正是主张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对科学革命并不有利。从近十几、二十年的情况看来，和儒家有关的许多社会文化习俗对东亚经济现代化进展并非不利，但儒家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
第六，史华慈也谈到了另外一种断裂，就是“后现代”和笛卡儿式的“断裂”。他说西方出现的一件事在中国没出现过，就是所谓笛卡儿式的断裂（The Cartesian breaks）。不是指笛卡儿个人，而是一种彻底的二元论。笛卡儿本人并没有完全这样做，因为他仍然相信上帝。根据这种二元论，一方面是整套的科学，对物质的机械论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物质的对立面，不是上帝而是人这个主体世界。主体和物质两个世界彻底被分开了。这是非常激烈的看法，在哲学史上属于激烈的二元论。可是这种二元论却充满活力。
至于怎样才能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西方到十八、十九世纪，许多人对仅仅存在着个人主体感到失望。到康德他谈的还是个人的主体。但许多人都认为人不只是一种个人的主体，还必需引进人的社会性。于是出现了休谟，他对主体采取怀疑的态度。后来更有人想根本取消主体这个观念，代之以社会或者语言，等等。二十世纪就是以语言代替主体。他们事实上都攻击笛卡儿，转而谈文化、社会、历史。黑格尔就把历史看成自身独立发展的过程，前进的动力再也不是个人了，而成为社会的历史。
史华慈说，后现代主义也攻击主体，也攻击个人的主体。但他们所做的，马克思早已做过。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过［从其现实性说］“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过这是把某种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实体化了，社会变成了动力体系或系统的东西。笛卡儿式的断裂，带有浓厚的非宗教、无宗教的涵义（profounaly non-religious and irreligious）。即使你不说是个人，而是社会历史，你说的仍然限于人的领域。人的（human）世界和非人的（non-human）世界之间的断裂依然是彻底的。而那个非人的世界，自然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史华慈说，他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科学，科学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世界的实际情况，虽然科学不可能告诉我们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依然卡在一个老问题上，即人的世界与非人的世界的对立，你可以说人已不再是一个主体了，主体已被消解了，但你仍然是和物质世界对立的人。
第七，关于宇宙的结构和“道”。史华慈说，在西方，我们一谈起宇宙，就喜欢谈“结构”，宇宙的结构，自然的结构，等等。但是中国人谈到宇宙或大自然很少用“结构”这个概念。中国人喜欢用“道” 这个概念。道和结构很不一样，道似乎更加整合化，有机化，比较动态灵活，而且“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个“无”孕育、包涵整个的“有”。而在古希腊，有一种思想，就是把宇宙中的一切，即中国所谓的“万物”都还原成某种元素，如水、火或空气等，或还原为原子，像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中国是采取的“五行” 学说，“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整个自然是丰满的，而且可以充满种种神灵。这不是化约主义（reductionist），不是把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化约成一些简单的东西。希腊人采用“结构”这个词，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把这些小元素取出来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新结构。可是中国，当一个新东西产生时，不谈结构，而采用“生”这个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第八，当史华慈谈中国人和西方人认识宇宙所使用的不同概念时，他是想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古代科学以及对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有何看法。他说，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基本上是回到希腊，如果你把数学逻辑和化约主义放在一起，把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论（他把数作为万物的原型）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结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出某种现代科学的原型。文艺复兴的精神之一就是回到希腊，当然现代科学不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还得经过一段时间。
他说李约瑟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人，不过他们之间曾有过争论。李强调科学应该遵循有机论，将来的科学可能更像中国人的思想，更加有机化。将来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在过去——我知道我这样说难免有些简单化── 西方却是用数学、逻辑加化约主义来搞科学的。我不是否认中国也有不少观察，包括对自然的经验性的观察，但是──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过去没有把数学、逻辑和原子放在一起，变成一种结构。我认为李约瑟所说的中国的有机观，可能和中国对人文和社会的观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例如，可能是出于和国家官僚体制的模拟而产生的一种构想，和生物学有机体的联系反而较少。
史华慈说，他并不崇拜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模式应用于人文学科，他不认为有正当性。他说中国诸子中，最接近西方现代科学的可能是后期墨家。墨子一派就属于反抗主控导向的思想家。当然，在西方同样也有反主控导向的思潮。例如你不能说因为西方主控导向是一神论，就没有某种与神合一的神秘主义潮流。大家知道在中世纪这种潮流的代表人物如Johannes Eckhert，他曾给马丁·路德以很大启发。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只是个人的一些意见。
第九，他主张跨文化沟通。首先他认为跨文化沟通是可能的。他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说法，以为各有各的传述系统，大家无法进行跨文化沟通。他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完全可以聚在一起讨论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即使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整体，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提取一些课题，大家都很关切的课题，彼此展开讨论。杜维明强调文明对话，大家都在讨论宗教中超越和内在的问题。有些人类经验的领域确实具有不可化约的独特性，特别是艺术领域。例如中国的建筑、青铜器、绘画、菜饭、服装都很独特，但尽管独特，很难说就不可以沟通。例如，东汉以后中国不仅引进了佛教，也引进了印度的艺术，当然后来也中国化了。又如山水画这是东亚艺术的特色，但许多西方人很爱看山水画，不少人跑去看中国的艺术展览。你可能知道在美国有一些正统的犹太人也非常喜欢吃中国菜。有时这些最独特的东西反而引起最热烈的沟通，这真是个吊诡。当然，抽象的概念也一样可交流，例如孔子关于家庭及其功能的看法是通过中国的文化导向折射出来，亚里士多德的有关看法是通过古希腊的文化导向折射出来。尽管遇上翻译的巨大困难，两者事实上是可以沟通的，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可以沟通的课题。这证明文化的许多部分是可以到处旅行的，食物和艺术只是显例。
第十，他对偏颇的全球主义持保留态度。他说他对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现象并不乐观，因为它太不平衡，太偏颇了(lopsided)。目前西方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妙。自从反自由主义垮台以来，今人失望的是，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前期，那时就是把自由主义（或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又回到过去，那不是什么新东西。当然，我很喜欢民主政治的观念，但我不赞成回到十九世纪。目前美国的潮流并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实际上不太受欢迎。目前的一股潮流是回归十九世纪。特别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只想回到自由市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推广到全球就成了一种偏颇的全球主义。
他说他在美国当时还是个青年时遇上了新政。那时有一股把资本主义当成上帝的思想。但他支持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许多缺陷的思想。他不否认自己是个新政主义者 (New Dealer)，现在也没有改变。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得运用某些市场原则，但罗斯福却相信资本主义应该受到控制、调整、限制。可是现在又回头来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得到解决，他表示不能认同。
第十一，史华慈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他说他不是预言家，也不信预言。不过他说，中国目前有一种提法，例如我们到底应刻回归传统还是和传统决裂，这提法本身是不对的。事实上将来会有些中国人被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所吸引。他说他自己并不欣赏美国现在的文化，毋宁说还很反对美国现在的文化。中国人也是有人对中国文化的某些部分很喜欢，但不喜欢其它部分。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很松散的东西，内部一直争吵不休。也许中国人更愿意把文化看成一个整全合一的东西，以为更具有吸引力。他说：也许你们知道最近美国一位人类学家Golten Anches East写了一本讲麦当劳(McDonald)快餐店在东亚的书，他应该算是属于相信文化整全观的学者，可是他发现当麦当劳快餐店进入中国后，有些地方就带上了中国的味道。他说在美国的麦当劳，店员对顾客总是兴高采烈，笑脸相迎，但在中国，店员对顾客就比较冷漠。但许多其它方面还是保留美国的一套，例如厕所较好，青年人都喜欢在那里聚会。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典型。中国人好象倾向于把文化看成一个整全的东西。这种文化观和民族主义结合，就会有负面的影响。
第十二，对民族主义问题，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他说，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同样复杂。他说他和有些西方学者不同，他认为现代性应该包括民族主义在内。但是和现代性一样，民族主义也和过去有密切联系。希伯莱的《圣经》中有许多氏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少邦国也都有各自的文化、语言、地域。他们或多或少带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某些特点，但它们都没有发展成现代民族主义那样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看成一种“终极性群体” （terminal community）,一种可以经广大群众提供几乎是准宗教的（quasi-neligious）的意义中心。民族国家不仅是达成富强的手段，而且几乎变成一种从人类领域内涌现出来的一个“神”（diety），足以给予参与它的荣耀者带来生活的意义，带来光荣感和自豪感，带来某种和终极事物相联系的超越性的情感。
他提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准宗教，并不必然需要有一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成的民族作为前提。例如由殖民列强任意划分的一些非洲的领土，就可以用殖民当局遗留下来的国家机构为中心，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注意中心。过去的苏联虽然是一个多群族的帝国，都可以俨然自称为一个民族，并产生相当可观的爱国主义情感。有人认为甚至在欧洲也是国家（state）创造出民族，而不是由民族创造出国家。我们至少可以说当初世袭的领土式的国家对创造现代民族的形象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上大片地区兴起一股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前景如何，很难确定。有人预测经济、科技的全球化终会夷平民族主义的山头。但是我们知道，早在十九世纪早期就有许多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错置的现象，可是两百年过去了，民族主义至今未衰。
史华慈提出的，是国家（state）创造出民族，而不是由民族创造出国家，这是一种很有现代意义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对民族主义应该有新的界说。就是说，美国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也要提防民族主义的膨胀。我当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民族主义本来是一种对于本民族的特殊的情感，似乎没有必要宣称自己的民族拥有某种普世性的真理或价值。但事实上，许多民族都宣称自己是这种真理或价值的载体。例如“美国生活方式”，“苏式的社义”，“法国文化的文明使命”，等等。处理这类思想相当麻烦，因为其中潜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尽管我们谈了很多全球化现象，可是民族主义即使在“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中也绝对没有死亡。美国一直就有所谓“美国主义”。
他说中国如果一切发展得很顺利，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会保留下来，但也渗入许多新的因素，是一种混合物，这是好的结果。坏的结果就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占了上风，那就不好了。
当我问他对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有何看法时，他说他和亨廷顿教授很熟悉，他总是告诉他：“你太简单化了。”中国文化内容很多，内部有许多张力，而且随时间推移会发生新变化，不是儒家一统的天下。不过亨廷顿可以在中国很快传开，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确有一批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单一的整体。
第十三，他提出语言对思维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他说，二十世纪有一种观念，认为语言决定一切文化事物，几乎把语言本身看成最终极的原因。他说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语言的差别固然很重要，但不认为因此就不能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或者说中国文化是被中国语言所决定的。他认为思想可以超越不同语言的界限。即使在西方有的说的是共同语言，仍然不能对有些词的意义取得一致意见。这是因为不管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文化内总有许多派别。如果你读了中国历代对《论语》所作的注释（从汉代到清代），你会发现中国人自己对《论语》中一些词的含意的解释，也不能取得一致。西方也一样，例如对柏拉图文本的解释就有很多不同。他说，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在西方我们有nature这个词，译成中文是 “自然”。但到底“自然”是nature，还是nature是“自然”，甚至在追问nature在中国是什么意思之前，nature在西方到底是什么意义，已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
史华慈说，有的学者认为语言对思维有决定作用，例如chad Hanson认为汉语中没有冠词，不适合抽象思维。还有的学者认为语言不同，跨文化沟通极端困难。他说他不能同意Hanson的看法。他说：诚然在希腊语言中，抽象的事物与具体的事物分得很清楚，便于逻辑思考。但中国的《墨经》也在讨论逻辑，也谈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区别，用的都是中国语言。语言中有没有冠词a和the的区别，对讨论逻辑有些影响，但并不那么大。俄文里也没有冠词，只说“书在桌子上”，并不说“这本书在这个桌子上”。但在具体语境中意思总是清楚的。也可能有定冠词比没有定冠词，谈起逻辑来要方便一些。但语言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不是语言决定论者。
第十四，关于中国研究的文本与诠释问题。他说当他开始研究严复时，对清代历史发生了兴趣，比如考据学派，让他非常兴奋。他说他第一次发现在中国儒学内部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就像基督教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一样。于是渐渐地我发现，如果你想研究明朝的思想，你必须了解一些宋朝。最后发现，如果你想了解任何关于中国的思想，你都得去了解先秦的思想。中国从来就没有那种笛卡儿式的“断裂”。中国的传统像所有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一样，是一种诠释学的传统。
我问他中国的诠释学和西方的诠释学是不是有什么区别。他说，凡是文本传统，都是诠释学的传统，“圣经”也是如此。传统不是某种静态的东西。风俗习惯，特别是没有反思的风俗习惯，是静态的。但是一旦有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就可以得到众多的诠释，譬如汉代的儒学和唐代的儒学就不一样。西方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也都不一样。墨子和老子也是如此。所以文化内部有很多不同的传统。文本的传统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文本可以有多种解释。现在大家都对文本的命运发生浓厚兴趣。有人说现代世界是反传统的，不过你不妨看看美国的宪法。美国宪法不管是好是坏，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即使围绕克林顿这件蠢事，大家还得看看宪法是怎么说的。当然词语有时是很难诠释的。所以 “问题性”这个概念非常有意义。
第十五，关于“保守主义”和“新传统主义”。我向他提出的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把五四前后的思潮区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种“三分法”是不是存在问题。我近年研究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对保守主义一词，深所置疑。他说他其实也不大用保守主义，特别是谈文化时，他倾向于使用新传统主义。因为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不一样的，例如严复，他是保守主义者，可是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大部分却是西方的思想。刘师培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梁漱溟，称他们为新传统主义者，似乎更准确。
我说新传统主义这个概念很好，非常适合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的提法过分笼统。到底是政治划分，还是文化划分或者是学术与思想的划分。他说即使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很难说谁是保守主义，例如说蒋中正是保守主义，还是章太炎是保守主义。
我说中国思想界现在有一种看法，即认为晚清以来如果不是用激进的办法，而是用渐进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能会好一些。陈寅恪的这种思想很强烈，许多诗文都有表现。
史华慈说，其实一切都和当时的时机有关。现在，当然我们都看到许多很强大地国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得把历史算在内。例如中国那时是1919年，有许多人像陈独秀那样相信十月革命会很快传开来。一旦谈到两个相遇的文化的处境（content）时，文化双方其实都在不断变化着。谈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来自西方的一些新的理论。但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现在有许多人都讨厌它，就是在大学里人们也认为它很糟糕，它的论敌现在很活跃，并没有消声匿迹，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目前已处于守势了。
第十六，他对文化的全面商业化表示忧虑。我问他请教对美国文化有什么看法，他说这是个大问题，自己难免对西方文化有个人的偏见。但他说他确信西方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宪制。
他说他不同意许多美国人的看法，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倒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是基础的学说，认为一旦你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你就必然会得到民主。他说他当然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市场需要调节、控制。政府的高低各个阶层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应有例外。应该有一种法律可以管制各个层面。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乌托邦，只是不可缺少的“游戏规则”。他说他是个新政主义者，深信在经济领域政府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政府行为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
林同奇先生问史华慈：听说您对当前美国的情况相当悲观。他说是的，使他感到悲观的是美国的商业化，一切都商业化，全面搞金钱崇拜，这很糟糕。他说他已经是老年人，说的可能是老人的话，但文化的全面商业化无论如何是件可怕的事情。
本文来源于《世界汉学》（2003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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