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约翰·帕杰特(John F. Padgett)和保罗麦·克林（Paul D. McLean）教授的这篇社会学论文（“Organizational Invention and Elite Transformation:The Birth of Partnership System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以下简称P&M），长达105页，于2006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6, 111: 1463-1568）上。对于这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社会学杂志来说，如果这不是绝无仅有的最长纪录，大概也相去不远吧？该杂志上发表的一般学术论文，通常只有30-40页左右，凭什么这篇论文占据如此大的篇幅？阅读这篇论文，其冲击力几乎扑面而来：研究问题凸显、着眼点宽广、语言鲜活有力，居然可以把通常枯燥沉闷的学术论文写的犹如史诗般波澜壮阔，在学术期刊上实不多见，编辑部愿意发表这篇长篇大论，可以理解。P&M的研究问题是：新的制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具体说来，“合伙制（partnership）”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是如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创造出的？那个时期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是父系家族式组织，或师徒制的行会组织。而合伙制组织形式体现在，公司的所有者以合伙人身份参股其他公司，导致总公司（合伙人）与子公司（参与合伙的下属公司）之间产权重叠的所有制结构。从组织结构上看，这一合伙制形式是“分权的”，各个子公司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各司其责；但从运行来看又是“集权”的，因为几个合伙人即可决策。在总公司层次上，合伙制具有多项经营性质，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均有业务；其子公司多是经营某种特定的业务，具有专业化特点。如P&M所展示的，这一组织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文章起始，作者区别“创新（innovation）”与“创造（invention）”两类演变，以此强调合伙制形式的重要性：创新指在已有基础上的改进（包括已有技术、做法的重新组合以供新用），而创造则是指整个相关制度层面发生的质变，类似于“非连续性技术（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y）”。“合伙制”这一组织制度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引起了佛罗伦萨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和精英集团的重新组合，以及市场活动、财务制度、金融体制等诸多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推动了意大利乃至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依此观之，研究问题的分量和独到的着眼点跃然纸上。回到P&M的起初问题：新的制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P&M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两类模型，描述和阐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网络（经济网络、家族网络、政治网络）相互作用、诱发组织形式创造过程的理论模型，这一创造过程为三个机制所影响，体现在相应的三个阶段上：第一阶段，跨域移植（transposition）。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变化，某一领域中的组织制度或做法被移植到另一领域中。第二阶段，功能新构（refunctionality）。新引进的组织制度/做法与该领域中原有的任务和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功能，即所谓功能新构（reconfiguration）。第三阶段，催化反应（catalysis）。这些新构建的功能反馈到其他领域中，与这些领域中的制度和做法相互作用，催化这些领域中连锁反应和质变，推动新组织制度的创造和兴起。将这些机制和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是穿梭在这些不同领域中的个人行动者—银行家、商人、厂主、工匠、学徒等等（constitutive ties）。这些行动者在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家族婚姻等多重关系网络中扮演不同角色，他们的社会行动打通了网络之间的活动和关联，推动了不同领域间制度和做法的流动和移植，从而引起的功能新构诱发了新的组织形式如合伙制。新的组织形式及其功能与其他的社会网络（如婚姻网络和家族网络）发生联系和互动，导致了制度性巨变。网络研究工作众多，但认真从事理论思考和尝试的作品并不多见，有真知灼见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P&M提出的多重网络互动及其相应机制（域外移植—功能新构—催化反应）的理论思路可谓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框架，且有着自然科学领域（生物化学中的“化学反应”过程）的理论基础，很有特色和启发性。文中的实证研究工作展现了其应用价值和解释能力。从文中讨论来看，这一理论框架与文中所展现的历史过程十分吻合，似乎为这一特定历史事件而量身定制，有待于在更为宽阔的背景下或其他研究工作中展现这一分析框架的一般性意义。虽然这篇文章的理论分析框架新颖独到，但我们的阅读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的对象不仅仅是社会学读者，字里行间更多是在和这一领域中的史学家进行对话。换言之，文章似乎以解释合伙制这一历史现象和意义为主要目标，而阐发和展示这一理论模型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1378年Ciompi Revolt之后，经营当地银行业的银行家（cambio bankers）进入国家政权中，参与市政管理（city councilors），从而走上政治舞台。在战乱之后，他们承担了恢复和重建国际贸易活动的责任，突然面对着不曾熟悉的国际贸易大舞台。在此之前，佛罗伦萨处于欧洲国际贸易的活跃地区，这一领域长期为专门经营国际贸易的家族企业所把持，而银行家没有涉及这一领域，只是经营本地小型规模的借贷业务。银行业和国际贸易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组织形式，前者以师徒制（master-apprentice system）行会形式（Guild）为鲜明特点，而后者以父系家族（patrilineage）形式为特点。银行家进入国际贸易领域后，将原来行业的师徒制形式和会计制度带进了国际贸易领域，由此触发了“跨域移植”这一机制。新引进的师徒制与这一领域中原有的父系家族的组织形式混合重构，导致了一种“模块化”的形式（modularized hybrid），表现为公司主人与家族成员或非家族成员的短期契约。这一形式进一步演变为合伙制（partnership），即公司所有者之间互持股份，公司间所有权重叠交融，成为总公司-分公司的链条，连接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业务组织。从总公司层次看，其分公司涉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业务，有着多样化的业务分布（generalist）；但就每一个具体分公司而言，大多只是从事某一项专门业务，或只是在某一个地域活动，因此是高度专业化的（specialist）。合同制组织形式大大延伸了公司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地域的触角，有利于投资分散化的策略。合伙制形式把金融与商业结合在一起，适合了国际贸易和市场在不同行业和区域的演变，扩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原来师徒制的组织形式，体现了“功能新构”的机制。不仅如此，合伙制这一新型组织形式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中，而是反馈到其他领域，与其他社会网络发生互动，产生了催化反应，导致了合伙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联系，影响了婚姻网络和家族关系的变化：其一，合伙人和不同社会层次的家庭发生联姻关系，从而得到“进入（access）”不同社会群体的机会。其二，合伙人家庭之间有着联姻关系，导致了观念和身份的共同体。这些发展重构了精英集团，导致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经济、社会层次上的深刻变化，而且与欧洲其他地区和行业的市场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些过程导致了制度上的“创造性”变化，诱发了收支平衡表、贸易信用、国际金融的一系列制度变化，推动了金融与贸易的发展，使得佛罗伦萨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摇篮之地。这一切并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必然发生的，而是一场工人起义导致了政治动荡和精英集团的分化重组，诱发了多重社会网络间的关联和互动，造成了组织制度的创造性变化，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在理解有限理性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方面，Padgett无愧为西蒙和马奇的忠实信徒。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付出的“洪荒之力”，对学术目标的孜孜以求，体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本色。作者对这一历史背景的理解认识，对有关史学研究成果透彻把握，对史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使用社会科学手段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大多社会科学在类似领域中的研究工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之一的Padgett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得到“终身制“教职后，花费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从学习意大利语，历史上佛罗伦萨当地语言开始，熟悉这一领域中的史学研究工作，潜心收集这一历史时期上的丰富历史资料，从各大家族记录，婚姻网络，各类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结构，到市场贸易、职业分布的历史性资料。Padgett曾经说过，他花费如此大气力来投入这项研究的一个目标，是得到这一领域中史学家的认可（respect）。这篇文章表现出了对史学研究的最大尊重，但又不为其所拘束，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更为精细和独到的分析和解读，从而提出了对以前史学结论的质疑和重新评判。一篇好的研究文章，首先应该是一篇好的写作，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写清楚；同样地，只有写清楚了，才意味着真正想清楚了。P&M把理论、叙述、资料与分析展示融为一体，夹叙夹议，数据与史料交融并举，大大超越了学术论文通常的八股文格式的束缚。其写作的磅礴气势和行文的鲜活风格，令人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感叹。这篇文章有两个明显的主题，其一为合伙制组织制度产生的过程和机制，其二为合伙制在各个领域中引起的催化反应及其历史意义。原以为作者把本属两篇文章的内容放在一篇，导致如此庞大篇幅。但读下来感觉，这两个主题的确应该放在一篇文章中：如果没有后面关于合伙制意义的细致讨论和展示，前面有关合伙制创造性过程的阐述就会大为逊色。当然，如此大的背景，丰富多维的内容、多重过程和逻辑和这样篇幅的长文，实在是不易驾驭。摆脱了通常的论文结构，也给读者带来把握章节结构的困难。文中没有通常对分析模式的交代，也出现图表交代不清楚的一些问题。有些重要的环节和细节未及展开，读来时有健壮活力的体魄被塞进过小的套装的感觉。如果用一本“小书”的形式，从容展开叙述讨论，或许会更为精彩。借用P&M关于“创新”与“创造”之说，我们不难看到学术领域的许多“创新性”研究工作：新理论想法、新研究模式、新统计模型，新颖资料等等。但具有突破旧研究模式、开启新研究天地的影响力的创造性研究工作并不多见，我以为P&M属于这一类研究工作。不过，这篇文章至今（2017年5月）在Google Scholar Citation上居然只有不足200 引文频率，实在令人吃惊。如前面所言，这一研究工作虽然提出了一般性理论框架，但更多的是针对具体历史现象展开讨论的，可能没有引起其他研究工作或领域的关注。另外，这一研究所展现的规模和起点，超出常规性研究工作，难以效仿。例如，若应用P&M提出的分析框架，需要收集不同领域中多重网络的信息，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令人望而却步。这个引用率数据令人感到难堪的，不是这篇文章的水准，而是学术界标尺的浅薄。最后一点想法。如此大气大规模大手笔的研究工作，不适合初学者，也不适合一般的学者。不过，对我们学者来说，不时地读一下这类作品，欣赏其眼界，感受其胸怀，领略学术天地之大，有利于抑制一下偶尔不小心而过于膨胀的自我。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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