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中西大分流：明清江南资本主义的停滞

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UCLA历史学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著作：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0-1949，《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合编），《中国文化史年表》(作者之一，撰写宋辽夏金部分)，《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译有《叫魂》等汉学名著。

“江南研究和大分流讨论涉及到的是世界历史的大问题，这场讨论仍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这场世纪性学术论争将不断深化和拓宽我们对东西方历史的理解，并且会不断挑战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刘昶

江南概况

江南地域概念

历史研究中江南通常指环太湖流域（即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一般指江南六府（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外加太仓州。清代的地图上会把更大的范围划分到江南，但实际上其核心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人口规模

粗略统计：大致在1620年明末之时，江南人口达到了2000万；1850年太平天国前夕，江南人口达到了历史最多的3600万人，但由于太平天国最后占领了江南地区，其爆发到失败过程中人口锐减。

耕地面积

基本上仍指江南六府，总面积差不多没有变化。明朝的时候，江南能够耕作的土地差不多都已经耕作了；自明到清，人口越来越稠密，农业家庭和农民劳动力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明显减少，耕地越来越稀缺。

经济与赋税

江南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在隋唐时期就成了帝国的粮仓，隋炀帝统一全国后挖大运河，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去，供养北方尤其是沿长城的军队。

明清时期江南仍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们大量地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生产的棉纺织品运销到全国，因此有“衣被天下”之说。江南棉布还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

江南的赋税从全国来看是最重的。清代江南耕地只占全国耕地5%，却要负担全国10%的地丁和40%的漕粮。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农民，要交两种税：一种是“地丁银”（缴纳银两），一种是漕粮（缴纳稻谷）。明清时期江南人口达到了全国人口的最高密度，但由于当时江南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不种粮食，或者只种少量的粮食，导致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本地的人口和缴纳漕粮，于是不得不从江西、湖南、湖北这些地区运来。

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

地理生态和乡村聚落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四通八达，农田水利和交通运输都依靠河流。如果去看谷歌江南卫星图，我们会发现江南城乡聚落都是沿着大大小小的河流而建，这些河流大都是人口挖凿的。

江南的乡村聚落规模都非常小，这与华北平原地区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江南不同的区域这些乡村聚落的规模还是会有些差别，太湖流域周边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村庄规模稍大，三、四十户人家一个村庄的规模较为普遍。而到了太湖东部外缘的所谓“高乡”，村庄的规模都非常小，七八户、五六户乃至三四户人家的村庄也很常见。30年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做江南地方调查的时候发现，江南不同于北方聚落用“村”、“庄”为名，而是都叫某宅、某角、某桥，这便是地方自然村的实际情况。

明清文教之盛

明清时期的进士和状元一大半都来自江南，明清两代全国进士一共5万多人，有近8000人都来自江南，占15%以上。状元就更多了，明朝四分之一的状元、清朝半数以上的状元都来自江南，而“盛产状元”的苏州又占了其中的一半，清朝京城官员中江南人是最大的群体。江南的文化教育一直很发达，所以科举的成就也一直冠于全国。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特点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成为了潮流，江南史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热点，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江南以及中国历史的整体了解，同时也改变了我们之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在江南区域史研究兴起之前，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经济自宋代以后便没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美国学者珀金斯（D·H·Perkins）所著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1969）讨论了明代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他肯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因为从明朝到20世纪，中国农业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近8倍，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在工业时代来临以前，经历过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这600年间，除了一些新的作物从美洲引进以外，中国的农耕和农业技术实际上没有大的突破，而中国农业能够养活飞速增长的人口，全靠中国人的勤劳，使耕地面积增加了3倍、平均亩产翻了一番。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著作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广的观点，即中国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农业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以后中国的发展基本停滞，经济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原因在于人口增多，人力便宜，资源和资本越来越稀缺，发展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反而变得不经济、无必要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史的研究产出了大批新成果，学者们开始质疑宋朝以后经济停滞的论说，代表性的学者有吴承明、黄宗智、刘石吉、徐新吾、白凯、李伯重、范金明等。

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的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要归功于李伯重所说的“肥料革命”，运用肥效很高的豆饼，使农业亩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个大变化就是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江南地区的农民大面积植棉种桑，织布缫丝，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出售，又从市场换来粮食。到了19世纪，中国轻工业产值已经和农业相当，成为了江南最大的产业部门。

黄宗智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变化做了非常好的概括，将其称之为“棉花革命”，因为在这一时期，棉取代了麻，成为中国人的衣用纤维，江南特别是松江，成为棉纺织中心，生产的棉布行销全国，有“衣被天下”之称。江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家户户都从事这一行业，地方史料记载的江南民纺织业非常形象：农民“以棉織布，以布易銀，以銀糴米，以米充兌”。

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镇化，从16世纪的200个市镇，到清朝晚期的974个市镇，江南地区城镇数量在明清的时候增长很快。商品化、城镇化发展造成了特殊的现象：拥有土地的江南地主慢慢地都从农村里搬去城镇，真正住在村庄的地主大概不到10%。江南的农民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佃户，经过了几代之后，便渐渐地拥有了永久耕作土地的田面权。费孝通调查时，农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地主是谁，只知道向哪一个租栈交租，江南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到清朝末期农民经济已经完全商品化了，按照亚当·斯密或者马克思理论，商品经济必然导致劳动分工的发展，导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导致贫富分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但在江南，我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永远在萌芽状态，为什么江南经历了五六百年蓬勃的商品经济发展，却没有资本主义出现？

黄宗智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一种叫密集化，不断地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本，农业的产出会随着投入的多少呈线性增长；另一种是真正的发展，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本，农业发展呈指数增长（资本主义发展）；而第三种黄宗智是用一开始“内卷化”，后来“过密化”的概念来表述（involution）的，即农民不断投入更多劳力、资本和资源在一块土地上进行耕作，农业总产出在增加，但是这块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且会不断趋向于零。

江南地区明清时期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内卷化的过程，农民从原来种水稻改为种植棉花和桑树，以此纺纱织布。投入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一亩土地的产出自然也比种稻多，但是这样的增长是在牺牲边际效益的基础上获得的，投入的时间、付出的劳力和收益不呈正比。

由于棉花革命，农民家庭里必须所有的劳动力齐上阵，才能够勉强养活一家人。农民在纺纱织布，买粮食交租以后，剩下的钱只够填饱肚子，根本无法消费奢侈品。这是一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而不是能够产生越来越多农业剩余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今天的我们可能花越来越多的钱来买iphone、买汽车、或用于旅游，一个社会只有当这种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不断增长时，社会经济才能不断发展，反之，则代表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低下。明清时期江南整体经济情况就是只有总量上的增长，却没有真正发展。

中西历史大分流讨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历史学者认同明清时期中国确有发展，但不能自主地进入工业社会。90年代后期，有人出来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加州学派”，这是一批主要在加州大学教书做研究的学者，包括王国斌、弗兰克、李中清，彭慕兰等，中国学者李伯重也常被归入这一学派，不仅因为他曾在加州大学客座，而且他与上述学者有大量合作，许多观点也与他们接近。

弗兰克是加州学派中发声较早的挑战者，他的著作《白银资本》（1998）对西方中心论形成很强的冲击。他认为15、16世纪的时候，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是中国。欧洲人是怎么后来居上的呢？并不是因为欧洲内部因素，而是主要依靠剥削，以及在亚洲贸易中赚取超额利润，才发展起工业革命。弗兰克的研究并不十分严谨，但在学术界却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彭慕兰所著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000）真正挑起了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讨论，彭慕兰是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史专家，他把明清的江南与同时期的英国做比较。通过比较，他认为欧洲科学技术、观念、经济制度等因素，都不能解释欧洲超越亚洲的原因，因为直到1800年，中国的江南和欧洲最发达的英国相比都不落后，甚至还更优胜。而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中西方才出现了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和获得成功是因为英国拥有容易开采的煤矿，再加上有美洲的殖民地，可助其克服生态、环境的制约，发展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加州学派这些观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于中外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批评之声很多，支持者也不少，大家都认同加州学派在历史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他们反思欧洲中心论、反思历史发展的单线论，强调要把地区和国别的研究放到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要考虑世界经济体系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影响。

大分流辩论提出的问题

首先，内因还是外因？研究经济史时，强调内因的一些学者认为欧洲从1500年开始，在制度、文化、技术、生产率等方面，都具有决定性优势，所以才能够在近代早期发展繁荣，并且演进到富裕的现代社会，此类观点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反之，特别是20世纪以后的学者，像美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学家布罗代尔，还有美国政治学者沃勒斯坦，则指出了世界体系的重要性：研究一个地区和国家要把它放在世界体系当中，看它在其中的位置。同时提出了核心和边缘的概念：他们认为欧洲在近代早期是一个核心区，欧洲用自制产品交换边缘区的原料，获得高额的利润，通过剥削边缘区得以发展。这些观点好似强调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逻辑起点还是内因本身，为什么欧洲能成为核心区？而边缘区何以边缘？可见，不管世界体系学派还是欧洲中心学派在进行中国研究时，内因还是最重要的原因。

生产关系可以忽略吗？大分流的讨论当中，很多学者更关注生产力方面的硬件，如人口、物价、劳动生产率、资本等等，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比较忽略。这种情况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讨论欧洲经济史的情况非常相像，对此，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发表了一篇长文，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因为特定的人口结构、商业变化、收入分配和经济成长的长期趋势，都是受其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影响和制约的。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长时段的经济发展，必须分析特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特定的财产和剩余价值榨取关系，以及它们得以建立起来的相对自律的过程，特别是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

描绘黑死病的绘图

布伦纳从这个角度分析讨论了近代英法两国的发展，英国与法国及欧陆在农业阶级结构变动上的分岔始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农奴制度在黑死病后的瓦解，英国农民获得了自由，但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却逐步丧失了土地，沦为雇佣劳动者。到十七世纪末，英国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这些土地基本上以资本主义农场的方式在经营，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成功和持续发展是使英国避免新一轮马尔萨斯危机并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与英国的情况不同，黑死病之后直至近代早期，法国与欧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顽强地保持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不被地主兼并侵夺，这种状况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经营农业在法国乡村的成长与扩张，从而导致法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的水平，并与同时期英国的农业发展拉开了不断扩大的距离。

布伦纳也参与了分流大讨论，和年轻学者艾仁民两人合写了一篇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2002），指出英法之间的比较实际上和英国与江南的比较很相似，江南的小农成功保持了对租佃权的控制，所以江南地区很难把农民都赶走办资本主义农场。江南的小农所生产的产品成本非常低，资本主义经营根本无法与它竞争，这样的生产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在江南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阻挠作用。

国家的作用在哪里？大分流讨论中，国家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如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就强调“国家”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指由国家明确界定并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激励人们把他们的经济努力集中于那些其私利和公益回报相接近的经济活动中去。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这取决于该国家原有的生产关系和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国际经济压力之下形成的财政政策等等，如何看待国家的作用是大分流讨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人口差距为何如此巨大？中国和欧洲在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的人口差距就十分大，但对这一点大分流讨论没有足够的重视。人口差距和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以及相关的财产制度有关。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婚姻模式非常有特点，男女初婚年龄在25-27岁，比明清时期的中国晚将近10岁，而且很多人从未结婚，因为欧洲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能继承财产，继承后才能结婚。一般来讲，等到父母过世，次子便只能离开家里另谋出路，除非能挣到一份家业，否则没有能力结婚生子。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要求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女性也不能结婚。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家产由诸子均分，男女普遍结婚，初婚年龄低，而且相信多子多福，其结果是人口数量和西欧近代差距巨大。

除了上述几点外，文化因素有多大的影响也值得考虑，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新教伦理打破了原来宗教的传统，强调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面对上帝，所以要过一种诚实、勤勉和节俭的生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的亲和性，近代世界上所有地区，只有欧洲发展出了这种伦理，所以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出现就不奇怪了。1980年美籍中国学者余英时通过对明清时期商人伦理的研究，认为在明清时期的商人当中，也发展出了一种类似新教伦理的商业道德、商业伦理。但为何明清商人没有最终发展出资本主义？明清商人虽然已经走到了传统边缘，毕竟未曾突破，他们遭受的主要阻力是什么？余英时说，根据韦伯的观点，自由商业在共和城邦当中易于发展，在君主专政的官僚制度下常遭扼杀，因为后者以“政治安定”为主要目标，这或许可以说明商人的困境，另一方面，他们无法逾越官商地位的鸿沟，独立发展。

最近的研究动态

发端于上世纪末的大分流讨论并没有结束，而是不断走向深入。在最近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对国家作用的重视，下面简要介绍三本新的论著。

一本是罗纳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的《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该书研究了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的贸易、经济和战争，并以工业革命为轴心，比较了世界不同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中国在近代的分流。作者认为海外贸易对工业革命的发生至关重要，而军事力量在海外贸易扩张中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是英国率先取得工业革命的突破和成功，但是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特产，它的发源地是整个西欧。为什么是欧洲？一个重要条件是欧洲竞争激烈的“国家系统”，政治分裂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自由选择权使欧洲产生了一个更自由活跃的“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明清时期的中国为此提供了一个反例，在统一中央权力的控制下很难发展出地区竞争。从历史发展来看，欧洲相对于亚洲的优势是在很长时间内慢慢积累而成，并不是在1800年突然发生的。

第二本是王国斌与罗森塔尔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作者是加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但他们的观点与彭慕兰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一方面强调要从更长时段来观察和解释大分流，另一方面，不再强调能源和新大陆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关注政治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说：“我们相信在1750年以前，也就是能源和新大陆资源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之前，中国和欧洲就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证明的是：在十九世纪末以前，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使得近代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这些因素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欧洲率先跻身于近代经济之列，其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经济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欧洲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意外地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优势。”

第三本是皮尔·弗里斯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弗里斯比较了近代中国和英国，他认为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通过比较他指出，中英两国的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有重大差异。英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权力在近代日益增强，而中国则在清朝全盛时期以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与西方的经验相比，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一开始就是薄弱的，在漫长的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这种能力甚至进一步退化。而18世纪之后英国国家更为积极地推动适应现代经济增长有关的重要结构变革，帮助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

结论

从这些晚近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分流讨论中一些新的趋向：

一、要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大分流。东西方大分流并不是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在1800年的前几个世纪，东西方已然开始出现了分流，很多变化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二、造成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和西欧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偶然的和外部的因素。

三、重新重视国家和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质疑和挑战亚当斯密总结的“英国经验”。强调政治体制和国家能力是导致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四、重视多层次的比较，不仅仅比较地区，也比较国家、文明，更重要的是比较分裂的欧洲和统一的中国，谁更有活力。

江南研究和大分流讨论涉及到的是世界历史的大问题，因此不断吸引越来越多学者和公众的关注。这场讨论仍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这场世纪性学术论争将不断深化和拓宽我们对东西方历史的理解，并且会不断挑战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提出新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

本文为作者在建投读书会第四季“江南经济史”系列第四期的演讲，题为“明清江南与中西历史大分流”，由建投书局据现场速记稿整理，题目略作修改，转载自“JLC书局客“，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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