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
改宗者的心路历程
欧文·克里斯托（1920—2009）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父”，他代表了知识界中最早一批从自由派改宗而成的保守派。他转变最早，经历最典型，而且也最自觉地致力于阐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历程和政治观念。克里斯托在《新保守主义：一种思想的自传》中回忆到，他和欧文·豪、丹尼尔·贝尔、奈森·格莱泽等身世颇为相似，大多出身贫寒，是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的第二代，成长于大萧条时期，本能地支持新政，二战时从戎当兵，甚至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号称“穷人哈佛”的纽约城市大学。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初恋，政治激进不仅与生俱来，而且是他们大学生涯的全部经验。日复一日，他们聚在斗室中讨论世界大事，充满意识形态激情。当他们决定信仰时，问的只是“何种激进主义？”克里斯托选择了托洛茨基，但22岁前他便离开托派，以后长期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尽管克里斯托对各种激进思想都能认同，却没一个能全盘接受，因此总要在原主义前冠以“新”字。就这样，他一生经历了新马克思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新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奇特心路历程，与此同时，他还一直保持着新正统犹太教的宗教倾向。风口浪尖上过来，他的反思也就格外宽泛，几乎涉及了近现代西方各种有影响的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克里斯托这个群体作为纽约知识分子的年青一代对长辈们所办的著名反斯左翼刊物《党派评论》深怀敬意。克里斯托自己一生从事的主要也是文字工作，他参与编辑过的刊物有《评论》(Commentary)和《接触》(Encounter)等。60年代，随着民主党的急剧左转，他也相应成了党内持异议者。1965年，克里斯托和丹尼尔·贝尔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刊物——《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 公开表述新保守主义观点，它从此成为该派最有影响的同仁刊物，尽管一开始他们并不接受别人给他们的这个标签。虽然深感分歧之大，他们还是以自由派自居，因为当时美国政坛上代表保守主义的只有共和党的戈德华特和《国家评论》杂志，那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认同的。他们从小长大从未与共和党有过接触，只知道共和党反对新政，主张孤立主义，在民权问题上立场保守。他们也想不出知识分子怎么能对这个企业家和小镇的党产生兴趣。1972年，麦戈文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克里斯托看来，这标志着新左派已经把持了民主党，甚至垄断了自由主义本身。这迫使他和同道们最终离开民主党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另成一股独立的政治思潮——新保守主义。也就是在这一年，《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了《公共利益》，并通过对克里斯托的采访，将他们介绍给全国。一贯左倾的知识界居然也出现了保守主义，这使美国人颇为好奇。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新保守主义的观点逐渐被共和党吸纳，并促成了共和党的现代化。共和党长期固步自封，狭隘守旧，老气横秋，党内鲜有像克里斯托这样谙熟意识形态的老手，因此整个党提不出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提不出能动员民众的政治纲领。新保守主义的加盟给共和党带来了急需的思想活力、人文关怀，以及感召民众的技巧。昔日呆板的传统保守主义蜕变为以里根为代表的当代保守主义，乐观向前，富于朝气，而且表现出更多对普通人的关注。里根本人也是从民主党改宗的，他成为第一个称赞罗斯福的共和党总统。其实林肯当年早就为共和党树立过这一形象，但内战后的连续执政大概加速了它的老化。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融合改善了共和党的形象，扩大了它的阵营，1994年的国会选举表明民众认可了这一转变，这对共和党终于重振旗鼓占据国会多数，对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坛主流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分道扬镳于“伟大社会”
由于早期的激进经历，克里斯托对左的那套早就心存疑虑。他在英国工作时接触到的保守主义者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到自称保守主义的人，这在美国不可想象。不过，他本人的改宗还是对风云激荡的60年代的直接反应：一是对大型福利政策的不满，二是对席卷全美的反文化浪潮的反感。1965年，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政纲，向贫困开战。社会福利为的是帮助穷人脱贫，一举消灭贫困，这意境不可谓不伟大，但是结果呢？克里斯托认为，它们成了最好意图导致最坏效果的典型。原因何在？他说，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保守的，是为了完善已有的制度，不是像革命那样推倒重来。凡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一般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样才无争议，才有利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提高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虽然各阶级都从中受益，但由于涉及利益有限，对穷人影响相对更大。二是循序渐进，逐步完善，不应一时许诺过多，提高了大众期望值又兑现不了，只会引起反弹。美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是他赞赏的社会改革典范，全体国民都获益匪浅，但前者的完善用了几乎一个世纪，后者也用了几十年。60年代的社会福利却恰恰相反，首先，它们只让穷人受益，因为让人人受益的想法在情绪偏激的美国已经不能被接受。但谁是穷人？先得划成分，必须设定官方标准，但标准的依据又何在？这是一条必定带有武断而引起争议的标准。好，就算确定了标准——比如年收入3900美元，问题也远没解决。一户年收入为4200美元，不够穷人资格。另一户收入正好3900美元，当上了“穷人”，于是这家人立马享受救济金、食品券以及医疗、住房等各种好处，加起来远远超过了4200美元，那么前者感到愤愤不平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就是很多美国人都明白的“什么都没有就等于什么都有了”的道理。更荒谬的是，福利计划妄想一步登天，立即在全美消灭贫困，最后带来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反常结果。其一是福利人口的大爆炸，甚至就发生在经济繁荣、失业率下降之时，原因是：（1）官方贫困线的提高使福利人口随之增多。（2）福利水平在整个60年代一直在提高，形成与低工资相竞争的局面，在纽约等大城市，甚至超过了最低工资。假设一个人工作时年薪为10000美元，不工作时福利为8000美元，这意味着他一年辛苦就是为了挣2000美元，所以人们选择福利而不去工作成了明智之举。（3）一批社会工作者发起所谓的“福利权运动”，有组织地动员人们去申请福利，法庭也帮忙消除居住年限等各种障碍。福利被视为一种权利，不仅要得，而且志在必得，还要不断扩大名单，提高待遇。其二是福利不仅未能如预料那样帮助维系穷人的家庭，尤其是黑人家庭，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瓦解。因为从根本上讲，福利取消了家庭的经济功能，当没有父亲的家庭照样拥有父亲的收入时，男主人不如一走了之。其三是穷人落入贫困陷阱，不想脱贫。为了维持其福利待遇，他们完全失去改善生活的动力，养成一整套由于长期依赖而滋生的病态性格。其四是挑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不满，起到了按阶级或种族分裂人民的作用。庞大的社会福利完全违背了美国个人奋斗和社会流动的传统，究其原因，主要倒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看法，然而美国人在“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下对这些问题是讳莫如深。但问题不会因为不谈而就此解决，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差不多每三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要靠福利长大，哪个国家能承受得了？毕竟福利也要有人来埋单。如果一个人穷了倒反而衣食有靠，那么还能指望多少人去奋斗？政治艺术不同于意识形态，政治一旦被强烈的意识形态左右，甚至强烈到不顾现实，难免自食苦果。当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生产力和经济衰退就不再遥远，70年代的经济滞胀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回到亚当·斯密
孟子曰：“何必曰利？仁义而已。”这种将美德作为考虑问题的合法前提并非儒家独创，而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宗教的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换掉这“仁义”二字，以经济头脑来思考问题。倒不是否定仁义，而是通过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来达到衣食足而知廉耻的实际效果。在反思中，克里斯托意识到自己真正信仰的正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己提出的“自然自由的制度”（亦即现在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持乐观态度，他要证明的是自由的私人市场会给全社会带来好处。市场历来有之，但抑商的传统也历来有之，资本主义却要将市场潜力发挥到极致，使其遍及全社会，并彻底自由。斯密相信，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物价会自然趋向合理，资本会自然流向对社会最有利的地方，每个人为自利所作的努力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共同繁荣，人人受惠。根据克里斯托的分析，斯密对这个制度的估计是审慎而乐观的：第一，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呈现其效果，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二，它的成功与所有进步一样，也要付出代价，最明显的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将有一段艰苦历程，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分工，而分工造成的简单机械劳动无疑对人具有非人化的摧残作用。只有等到生产力普遍提高后，工人分享到整体增加的社会财富，这一消极影响才会慢慢被抵消。因此斯密建议普及教育，丰富精神生活，使工人能具备抵制单调劳动非人化的内在力量。第三，资本主义文明以人的自利本质为动力，以逐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为目的，并不允诺千年王国，它只是世俗的常人的自由的文明。回顾一下前斯密的社会，也许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这些本质。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经历了16和17两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人们为了证明我对你错已经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代价，有识之士无不感到厌恶，因此才有了洛克的《论宗教宽容》。斯密也同样想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纠葛中解放出来，他的途径是将经济从道德哲学中分离，承认人的行为可以用理性地追求自利来解释。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后，这对个人对社会显然是革命性的解放。自利虽然向来是最常见的动力，但在“公益”前却从来没有合法性，冠冕堂皇的辞令总是“克己复礼”，而这个“礼”又是由少数人来界定的。斯密相信，在自由社会中，人们通过自由之律会学到互利互依的原则，逐步调整对自利的理解，使之与他人和社会更为协调，这就是常说的“正确理解的自利”。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斯密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前景，此前流行的重商主义意在强国称霸却不富民，“自然自由的制度”则可以给全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基于市场经济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所有成员都将不同程度地获得改善。同时，市场经济还将使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成为可能，它们也因此不无理由地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价值。斯密关注的不是更大的平均，而是普遍的提高。与“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相反，他是患贫甚于患不均。经济发展肯定会造成贫富不均，但是由于财富的普遍增长，在生活必需品的满足上则必定会更趋平均。因为每个人所需的必需品是有限的，富人的多余财富只能用于奢侈品，而依斯密看来，挥霍浪费丝毫也不值得羡慕。在斯密设想的制度中，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民主法治，都是有机结合的一整套：二、在市场经济中，进行交换活动的个人必须拥有属于自己支配的财产。个人必须有选择自由，并能自由地发展和表达这些选择。三、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功能有限，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认为政府试图改善市场的努力只会妨碍市场，政府的任务是去做那些文明社会所必需，而个人又做不好的事。民间经济实力还能遏制专制政府，有产者为了维护自己的财富，必然会抵制来自政府的压力。虽然一开始他们是少数，但他们争来的保护肯定会惠及所有其他人。四、市场确立了经济人的主权。市场经济不规定目的，不作价值判断，只提供达到目的应采取的方法手段，由个人在自由市场上自由选择，经济民主为政治民主奠定了基础。五、自由不等于无政府，自由越多，越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围绕市场必定产生一系列规则，规则就是法，靠法来治就是法治而非德治。斯密将德行归为宗教一类的私人事务，不由政府或教会来规定。总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适应其经济基础的，是不分售的套餐。平淡乏味的美国革命
在《国富论》这本现代资本主义奠基之作发表的当年，美国革命打响，革命领袖们虽未研读过它，想法却不谋而合。他们缔造了现代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立国理念和运行方式简直可以说是实践了斯密所阐述的思想，难怪斯密同情殖民地的反叛。法国革命爆发后，美国革命相形见绌，显得如此平淡，甚至平庸，全无革命气派。它既无令人恐怖的断头台，也无令人目眩的领袖更迭，其高潮不过是开了一次制宪会议，55个人关起门来唇枪舌剑三个多月，拿出一部宪法让各州去通过，居然将就用到今天。说到革命，谁会首先想起美国革命而不是法国革命呢？说起革命领袖，谁会首先想起华盛顿而不是罗伯斯庇尔呢？说起启蒙，谁又会首先想起洛克、休谟、斯密而不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呢？但是克里斯托说，虽然现在人们的革命观念都追随法式，但美国革命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它达到了目的，社会平稳，没有反复，也无争权夺利的恶斗。革命领袖们可以满意地领导和回顾自己建立的新秩序，然后不太浪漫地一个个平静地在自家床上寿终正寝。法国革命则相反，它吞噬了自己的子女，最后是拿破仑称帝和王朝复辟，走向自己的反面。溯其源，两次革命的区别体现了理性时代两股不同的思潮，也可以说两种不同的启蒙运动。当时人们充分看到镇压的血腥，对宗教教条和誓死捍卫这些教条的宗教机构进行了彻底反省，渴望摆脱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不再为它们大动干戈，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建立公民社会，学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英式启蒙与法式启蒙都以世俗公民社会为目标，不过克里斯托指出，两派心目中的公民社会存在很大区别，而正是这一观念区别，导致了两次革命的不同。英式启蒙比较中庸，也可以说缺乏想象。他们头脑清醒现实，反对任何形式的狂热。从气质上说他们是怀疑论的，对人性估计平平，尤其不信任握有权力的人的自律。他们对未来持不可知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由各种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虽为人类创造，却未必是人明确设计的产物。他们尊重传统，认为传统中凝聚着前人无穷的智慧，不宜轻易更改，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明察今后。由此，他们不谈什么人性的完美和改造，也不谈恢弘的先验理想，只是想顺应人性，对已有的社会秩序略加改造，使人有可能更加向善、体面些。他们肯定了“市场”这个大量存在于旧秩序中的事物，自觉地阐明其新发展。他们的改革方案是点滴渐进的，依靠的是人人心中存在的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动用人性自利这个杠杆，通过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来改变社会。他们要给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使其充分发挥才智，在自己奔小康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贡献，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从一开始就是和责任并存的。英式启蒙的关键是保障个人自由，人人出力，不是自上而下的拯救道路，而是新教式的独自奋斗，原先的宗教问题“我怎么做才能得到拯救？”演化为一个世俗的问题“我怎么做才能生存？”英式启蒙不强调太强的社会共识或公意，对宗教采取淡化处理，即宽容所有宗教，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在教化等方面对民众还很有意义，具体方法就是实行政教分离。法国启蒙则高韬彻底得多，完全是另一种气质——法兰西激情。他们否定传统，要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改造全人类。受天主教传统的影响，在他们设想的美德社会中，存在至高无上的公意，公私矛盾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其公意之强，其公民道德之高，足以使公意与私利达到完全一致。然而强调公意，强调一致，就必然重视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能使所有人一致，任何不同意他们的人都只能是居心不良的敌人。克里斯托说，法式启蒙诞生在精英们的沙龙里，本来就不准备去实践，自然可以想象得至善至美，它后来促成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繁荣。法式启蒙以其精妙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完美的未来，使后人难以抗拒，其中也包括了美国人。美国革命后不到半个世纪，杰克逊时代的史家就开始暗示国父们其实并无什么政治哲学，只是时势造就，“大众无错”才是至理名言，有关民主的政治哲学换成了对民主的宗教崇拜。到了20世纪初，某些进步主义史家更是排斥对民主的不同看法，点名批判国父们，揭穿他们自私自利的真面目。在他们笔下，制宪会议完全是一帮贵族在阴谋篡夺革命果实——美国历史必须重写！概念的变戏法
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的最好代表大概要算富兰克林，韦伯拿他做文章绝非偶然。他的《致富之路》通篇都是在宣讲新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伦理，劝导人们诚实、勤奋、节俭、攒钱、致富。至于现在普遍归为资产阶级恶习的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穷奢极欲等，富兰克林不仅不会赞同，而且必定痛斥之。那么，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根据克里斯托的分析，资本主义概念几经劫难，已经沦落到连斯密本人也要困惑了。斯密在写《国富论》前就写过《道德情操论》一书，强调人的内在克制，主张以博爱精神来调节公私矛盾。他从来不怀疑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道德层面，自由是有道德的自由，他也不同意曼德维尔所谓的“私恶公利”之说，而现代经济学在不断“科学化”之时，却越来越无视这一层面。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斯密死后不久，马尔萨斯发表他的《人口论》（1798），其影响延续了一个多世纪。马尔萨斯将斯密“人人将受惠”的乐观前景改为“劳动人民生活提高永远抵不上人口增长”的悲惨预言，这样，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喂肥少数资产阶级而让劳动大众保持贫困。资本主义在19世纪名声下降，克里斯托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要负主要责任。尽管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推翻了这一伪论，但其留下的印象却难以驱除，并为乌托邦的流行提供空间。19世纪末，马尔萨斯人口论刚退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汹涌而来，几十年间在美国盛行不衰。这一理论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最典型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将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套用到人类社会，视之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全然不讲道德了。这本来是霍布斯的想象，而不是斯密的，但是“不适者”（他们曾占了大部分）却理所当然地迁怒于斯密。如此，斯密后的一个多世纪，虽然资本主义一直在发展扩大，资本主义的概念却变得面目可憎。不过克里斯托相信，只要“人人想改善自己境遇”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不变，人们还是会回到斯密来。资本主义遇到的最大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当时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能力也不再相信了，准备弃之如敝屣。直到二战后，随着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兴起，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孪生兄弟自由主义。如今在美国，维护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称为“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接受政府有限干预经济称为“新保守主义”，而他们的反对者则称为“自由主义”，称呼变得如此误导完全是历史造成的。回到斯密，为的是回到当今。克里斯托进一步要说的是，自由市场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也是分配财富的机制。分配虽然不均，但是有两点可以作为平衡：一是人人都会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善；二是不平均不会永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都可能是不平均的得益者。如果过分进行人为的再分配来达到平均，如实行“伟大社会”这样的大型福利政策，那么就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作，扼杀经济活力。逆反文化
物极必反是因为善恶同源，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也是与生俱来的。首先是道德无政府的问题。资本主义吸取历史教训，将非意识形态化视为目标，一心一意搞经济，只允诺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何为幸福不作规定，这在当时具有空前的思想解放意义。但是日久天长，不规定目的，不作价值判断的做法很可能滑向道德相对论：无是无非，无对无错，无高无低，仅仅不同而已，最终导致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价值观的失却，乃至精神生活一片空白。当然不至于人人都如此，但若有一定比例的人丧失判断，而另外的人又不便去判断他们，情形也就相当堪忧了。其次是生活无目的的问题。资本主义以自利为动力，以满足饮食男女的日常需求为目的，历来帝王将相唱主角的社会一下子平民化了。在物质匮乏之时，芸芸众生还是觉得很有目的要达到的，但富裕后的生活却似乎变得毫无目的。宗教可以宣传圣战，民族主义可以宣扬为国捐躯，甚至君权神授也能激发忠君壮举，但自由资本主义没有教义，不能规定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靠的是自律，所以往往提不出能为公众所接受的“克己复礼”的理由，显得只求眼前幸福，狭隘自私，庸俗琐碎，缺乏英勇精神和高尚动机，很有可能导致市侩主义和人欲横流。虽然也有个别人士（如梭罗）提出哲学意义上的淡泊禁欲，可那毕竟只是少数精神贵族的特权，对大众行不通。当大众的温饱问题解决后，这个生活无目的的富贵病就可能蔓延开来。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远比工农激烈，积压的餍足厌倦可以爆发为无名的愤怒。市场经济将文学艺术之类的文化产品也纳入其中，随着它们的商品化，消费者的大众品味成为主宰，文化人的特权地位下降，所以他们对商业文明更是嗤之以鼻。故而从资本主义降生起，它产生的高雅文化一直在批判它，特里林称之为“逆反文化”。18世纪的浪漫主义是中产阶级内部的非资本主义化冲动，但还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它提倡激情，崇拜高尚的野蛮人，欲与现实保持距离。到19世纪，厌倦已经成了文学主题，在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出现了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对资产阶级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态度进行反叛。美国虽然要晚一些，但轨迹也很相似。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超验主义运动也是一次美国精英的浪漫主义反叛，反对媚俗从众，反对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20世纪初的迷惘一代是充满波希米亚色彩的流亡者，50年代的垮掉派最恨的就是“正人君子”，恨就恨在说不出他们什么不对，就是觉得虚伪无聊。60年代的青年反文化规模更大也更彻底，直冲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规范而来，大肆标新立异，不惜吸毒乱性，以示对资产阶级传统的鄙视。克里斯托认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以马克思为师的老左派在以经济头脑思考问题上和资产阶级是一致的，而新左派对经济问题几乎没有兴趣，新左派完全是文化的，在60年代更是对政治权力十分着迷。先锋派艺术是逆反文化的奠基者，他们自觉反对资本主义。“先锋”本是军事用语，足见其战斗性。但有趣的是，资本是最强的溶剂，资本的化身资本家对钱的兴趣远胜于意识形态。他们对反资的先锋艺术不仅不封杀，反而视为商机，推波助澜。那些艺术家以无人能懂的晦涩作品公开藐视常人常识，并因此受到崇拜。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宠儿，因反叛它蔑视它而名利双收。当巴黎团团围住毕加索向他欢呼时，他对张大千说：巴黎无艺术。不过，正是在这消融过程中，资产阶级的逆子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被当作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来批判，这虽然有点事与愿违，倒也不完全冤枉他们，他们享受着资本主义的名利不说，他们的存在本身也完全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反资也就反得有限了。克里斯托说，在资本主义初期，这一制度缺少终极关怀的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在欧美积存了丰裕的道德资本，斯密以及美国的国父们从未想到宗教、传统、家庭等惯有的制约竟会削弱乃至消失。然而到了20世纪末，宗教衰落、传统式微、家庭瓦解、精神空虚，种种迹象都已出现，积存的道德资本何时告罄？届时社会又靠什么来维系？克里斯托为此十分忧虑。在有宗教的时候，贫富贵贱乃上帝所定，一个人的世俗成功必与其个人品行密切相关，因此贫富不均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贫穷的责任主要由个人来承担。可是这样的道德资本一旦耗尽，个人品行与世俗成功脱节，贫富不均就会变得没有道理，不可容忍。在政治平等基本完成后，人们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平等。对平等民主的庸俗理解认为，只要是人，无论品德高低，努力与否，都该有经济平等的权利，因为一切都是社会造成的，于是分配公正就会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可能成为问题。资产阶级的美德已经被无限的自由所取代，现代社会对个人不再作道德评判和要求，克里斯托认为这是危险所在。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说，个人自由是不应干预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至今仍持这样的观点，连哈耶克也在原则上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好相信“自我实现”最终会导致好的结果。但是克里斯托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并不相信人自由了便自然趋善，关键还在于人性本身。与基督教不同，自由主义对人性之恶缺乏估计，当恶没有宗教、道德、传统等机制的遏制时，是绝对有破坏性的，法律对此也很无奈。说到人性，就不能不回到宗教，它是人神之约，掌管着法律所不能及的宽广地带。克里斯托一向对宗教有兴趣，很看重宗教的政治意义，希望宗教能解决自由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提倡再兴宗教，通过向旧正统输入活力来将它们改造成新正统，提供资本主义所不涉及的终极关怀、道德规范、精神世界，以及对常人的约束，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不能指责常人了。虽然在无神论者看来，已经世俗化的社会是否还能回到宗教是令人怀疑的，但美国不是无神论的天下，百分之九十的人仍自称信教，在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中，宗教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是福是祸实在很难预料，因为一旦失控，不是没有可能危及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18世纪智慧对历史的答复，也是美国成功的基本国策之一，若逆向而行，历史岂非又将周而复始？—End—
本文选编自《万象》（2003年第10-11期），部分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刊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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