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内尔·欧文·佩特（Nell Irvin Painter）
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历史学
译者｜陈韵仪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研究生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改变了美国盛行的种族认识（ideology of race）。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正在推动那些在白人边缘的人变成“白人”，这些在边缘的白人恰恰暴露出白人选民的政治分歧。很多人纷纷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因于美国中心的经济混乱，归咎于部分选民对失去工作和失去生活稳定的不满。后来专家学者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总体而言，大多数特朗普的白人支持者的投票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相反，他们对那些威胁到自己社会阶层地位的社会变革感到愤怒，尽管事实上掌握政权的人是白人（和男性）。白人家庭的财富仍然是黑人家庭财富的6.5倍，以大学毕业生为户主的黑人家庭的财富，比以高中辍学者为户主的白人家庭少33%左右。这三本新书试图回答其中关键的问题：这些白人想要什么？三本书的作者认为，他们想要特朗普、英国脱欧、枪支、减税、共和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白人不想要什么？他们不想要移民、奥巴马医改和公立学校经费支出。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被多元文化主义者称为偏执狂（bigots）。但也正是这种言论的威胁鼓励了这些白人拥抱了“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
这些白人是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书的意义所在。三位作者似乎都相信，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白”是有可能的。但更好的理解是，种族是一种演进中的话语（ongoing discourse），而不是一种既定的物理现实。社会学家卡伦·菲尔兹(Karen Fields)多年前说过，如果种族认同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共同特征，这就像是对巫术的信仰，不可能被反驳。如果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独立的白人群体，人们怎能如此坚定地捍卫白人和白人身份政治? 对“美国白人是谁”这个问题，这三本书的作者使用数据、测量、图表和图形来回答。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和阿什利·贾迪纳(Ashley Jardina)通过分析民意调查，对白人仇恨的根源进行了考察。乔纳森·梅茨尔(Jonathan Metzl)通过医学数据和个别访谈，研究这些白人为何支持不利于他们健康和福祉的保守派政治议程（agenda）。考夫曼和贾迪纳都关注白人的保守政治，但却对共和党利用白人情感推进累退税收（regressive taxation），限制社会保障网络以及剥夺工人权利视而不见。这三位作者都意识到，只要白人身份与个人利益脱节，政治家将仍然可以自由地采取有利于公司和上层富人，但无济于中下层白人（ordinary white）的政策。但是，这三本书没有讨论诸如投票权平等的政治问题，也没有提出一条避免美国被白人身份逼如绝境的途径。
考夫曼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政治学教授，也是北爱尔兰政治的专家。他把历史引入白人身份问题，并称之为“白人种族传统主义”（white ethno-traditionalism）。他的书主要讲美国，但也考察了加拿大和欧洲。他认为，种族是一个遗传事实，是一种可识别的文化表现。考夫曼也探讨了反移民和反难民的白人心态，认为尽管他们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但里面的大多数人不是渴望权力，也不是反黑人的。他们只是一个感觉受到威胁的普通人，正在进行自卫。考夫曼用几十张图表展示了数据的科学性，但图表也扭曲了背后的现实。例如，一张图表有两条线，一条与某个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投票概率有关，另一条与选民对安全的重要性感知有关。考夫曼声称已控制其他变量，但人们仍想知道这些控制变量是如何影响上述变量的。这张图表也没有反映出下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穆斯林在人口中的比例，一个人对安全的关注程度，以及该人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的倾向。不过，考夫曼提出了一个特殊因果关系：穆斯林引发了对安全的担忧，也进而鼓励了右翼民粹主义。考夫曼的主要论点是，白人政治认同中之所以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是由两种威胁造成的：一种是移民缩减了白人的规模；另一种是“反对多数的敌对文化”（anti-majority adversary culture），即“左翼现代主义”（left-modernism）。考夫曼称，“激进的左翼现代主义者”（radical left-modernists）的“反白人叙事”（anti-white narrative），将一些白人从单纯的反对移民推向了极端的“白人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理论。为了帮助这类白人从极端中摆脱出来，考夫曼提出了短期和长期的补救措施。
从本质上说，考夫曼想拯救白人。但他的提议不是对极端主义的解决，而是对极端主义的妥协。举个例子，他处理难民问题的建议是，让他们远离白人占大多数的地方，把他们“长期”（on a long term basis）安置在“难民营”（camps），这并没有把问题永久解决。这样的难民营可以在“像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不太繁荣的非国家”建立。反对难民的西方国家愿意为这样的难民营提供资金，因为“他们更关心难民安置的文化影响，而不是经济成本”。考夫曼阻止极端白人身份政治传播的长期解决办法是，加速“白人转变”（white shift）：出现一个包括浅肤色的新“白人”（white），同时，保留白色的“核心神话和边界符号”（core myths and boundary symbols）。正如考夫曼所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被排斥在外的群体，例如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都融入变成“白”的一种。但是，考夫曼忽略的一个问题：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肤色各异的非裔美国人已经在好几个世纪中被误认为是白人了。关于“谁是白人”的观点必将发生转变，这是正确的。在考夫曼看来，这种转变将有助于保持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然而我认为，这种扩张实际上已经削弱了白人至上主义，因为它使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白人的富有且受过教育的人受益。在考夫曼看来，“种族民族主义者”（ethno-traditional nationalists）对“失去他们所熟悉的国家”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批评者正在兜售仇恨白人的“左翼现代主义”（modernist-left）的“反白人叙事”（anti-white narrative），并将新的追随者推向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怀抱。如果这些批评者住嘴，白人就会安定下来，接纳其他人进入白人的世界——只要他们的肤色足够浅，愿意承认自己是白人。但考夫曼并没有解释非白人是如何进入这个新政体（polity），更重要的是，考夫曼也没有考虑这个政体要如何捍卫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
与考夫曼的书相比，贾迪纳将多元回归应用于民意调查研究中。贾迪娜是杜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她控制对黑人的怨恨、党派偏见、性别、地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变量后，衡量美国白人对自己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包括从“白人对我的身份一点都不重要”到“白人对我的身份极其重要”五个类别的变量。然后她检验考察白人身份认同是否能预测他们的政治态度。她写道，一位非白人的美国总统、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拉丁裔法官、关于种族问题的大学课程，都对白人至上主义的造成威胁。根据贾迪纳的分析，强烈的白人认同预示对移民的消极态度，和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积极态度。但是，贾迪纳争辩说，仅仅衡量白人身份认同并不能预测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反对态度与强烈的种族仇恨有关，这种仇恨感不同于仅仅把自己认作白人。
但是，贾迪纳运用的多元回归分析的局限性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个局限性是，当某些变量的影响非常小，就无法用这种方法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局限性是，无法描述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无法捕捉到随着人口相互适应而发生的变化。此外，还存在着在可能的控制变量之间或预测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或许贾迪纳最重要的论点是“认同自己种族身份的白人也不会简单地沦为偏执者”。贾迪纳在书中写道，很多时候白人身份认同者“表达自己的身份”时，可能就会被视为是种族主义，但这是不公平的。她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2015年，新泽西州一家熟食店的老板贴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三月庆祝白人传统，庆祝白色历史月。“一些邻居指责他是种族主义，但他并没有恶意。毕竟，白人历史月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它又不是庆祝开国元勋英雄白人或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美国革命，也不意味着种族清洗。因此，只有回答白人历史月是什么后，我们才能揭示白人身份的反民主一面，才能说明为什么不能仅仅把它视为一个中立的历史事件。
白人怎么了
当具有白人身份的公民在投票时，投票结果可能会对少数种族群体造成伤害。但是这种政治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白人自身有利呢?梅茨尔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至少在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白人身份政治对一些白人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梅茨尔是一名医学博士，也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梅茨尔通过调查采访，解释了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特定的人，以及这些人如何处理他们的生理健康和政治信念之间的矛盾。他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中下层白人会投票给那些不利于自己生理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梅茨尔从田纳西州的一个白人特雷弗（Trevor）开始讲起，特雷弗很穷，没有医疗保险，还患有肝病、丙型肝炎和黄疸。但是，特雷弗拒绝通过扩大医疗补助覆盖范围来接受奥巴马医改，尽管这种拒绝剥夺了拯救他生命所需的医疗保障。“特雷弗是怎么死的?”梅茨尔问道，答案是“有毒的教条主义”（ toxic effects of dogma）和“美国白人观念”（American notions of whiteness）。根据梅茨尔的说法，这种教条主义把奥巴马医改等同于侵入性政府造成的威胁。梅茨尔还考察了2016年密苏里州的“宪法赋予枪支携带”（constitutional carry）法案,认为这个法案过度扩大了个人持枪权。他引述了他与一个支持小组成员的对话，对话中得知金姆（Kim）的父亲在担忧“自身安全、恐怖主义和入侵者”之后持枪自杀。对梅茨尔来说，对“恐怖主义和入侵者”的担忧就像对移民和美国第一任非裔总统的恐惧。非白人受访者对未知的恐惧较少，对携带武器的权利也较少。金姆和其他支持小组成员一起，拒绝了加强枪支控制的提议。“这不是枪的错，”该组织的一名成员说。“枪支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由都很重要“。对此，梅茨尔的主要建议是，白人不应该那么害怕社会变化，应该明白，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三位作者都意识到，种族身份是一种很难撼动的内心信仰。美国历史表明，很难让大量白人与非白人联合起来促进共同经济利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都不愿主张根本的政治变革。这三本书都把白人身份政治描绘成保守和共和，而且三人都认为他们正在危害美国社会。尽管考夫曼和贾迪纳认为白人身份政治认同提高是受到威胁的正常反应，但他们也认为白人有必要做出妥协。考夫曼说，白人需要“放心”，帮助“回到更轻松、和谐和信任的社会”。贾迪娜更加担心的是，白人的身份认同会被潜在的政客利用，但她同时认为扩大“白”的范围是不明智的，因此，她希望白人不再害怕社会变革，虽然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法。梅兹尔则为自己所说的“白色谦卑”（white humility）辩护。如果美国白人愿意合作而不是统治，美国社会可能会远离“死亡生物学”（a biology of demise）。白种人对他们失去特权感到不满，但这些特权本来就源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扭曲，源于一种世袭的白人贵族历史。
现在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当美国其中一个主要政党已经是“反民主”时，对民主的重视程度又会如何。只要共和党仍继续作为一个白人政党运作，“民主”就会受到打击。2016年的总统选举给未来带来了一些希望，因为反对特朗普比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多出约300万。三年后的今天，在特朗普的白人民族主义，和民主党的多元文化主义之间该如何选择似乎更加清晰。人们只希望越来越多美国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坚持种族等级不能以失去民主作为代价。
本文来源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9），原题目为“What Is White America?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Majority“，见“阅读原文”。中文译文转自”法意读书”，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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