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康，1943年生于浙江，台湾大学学士及硕士，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中正大学。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及现代性等。著有《罗尔斯》、《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等。
石元康先生住在香港元朗锦绣花园，生活如同隐士。每天饮食简朴，读书、散步、看体育节目，有时来畅谈学问的是学生周保松。石元康讲着一口地道的国语，对香港、台湾、大陆的学界十分关心，而对西方哲学的探索依然孜孜不倦。1943年，石元康在浙江出生，四岁时随家人到台湾。1961年考上台湾大学哲学系，曾听过殷海光的几门课。石元康去过几回殷海光家，但彼此不熟，他回忆：“殷先生是一个启蒙的角色。殷先生告诉学生自由主义是什么，对学生相当热情，所以，在台大有一批人受殷先生影响。那个时代跟殷先生最熟的大概是陈鼓应和王晓波。”而石元康评价徐复观与殷海光的关系：“徐先生和殷先生很特别，开过笔战，后来没有来往了。殷先生得胃癌以后，徐先生马上来看他。殷先生过世，徐先生写文章说：痛悼吾友，痛哭吾敌。”在台大哲学系，石元康与西洋哲学史的年轻教师傅伟勋颇熟，晚上常常聊天。林文月则教过石元康的大一国文，“林文月在台大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台大路边有一个大水沟，听说有男学生骑脚踏车，只顾着看林文月，就骑到沟里去了”。石元康在台大读了七年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教过几年书，1974年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留学，石元康当初的想法是要好好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当时的世界一半是自由主义，一半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台湾是不准读这种书的。我想了解马克思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非常深入。”石元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他对自由主义下过很深的研究功夫，后来出版了《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介绍罗尔斯、德沃金、伯林、哈特等重要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1980年，石元康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书，2006年退休。从中文大学退休后，他去台湾中正大学教了两年半书，在2009年初退休。石元康曾与劳思光同事，他说：“劳先生头脑非常清晰，写文章条理分明。记得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黄振华告诉我，他一辈子碰过最聪明的两个人，一个是劳思光，一个是南怀瑾。”这两个聪明人不久前相继去世了。石元康与牟宗三关系甚近。他说：“牟先生有一点像魏晋人物，很有真性情。牟先生跟余英时先生去金庸家里下围棋，常常输。牟先生下棋好像不用心，他教学生下棋，下了一阵子后，就输给他们。他的书，讲儒家的是《心体与性体》，讲道家的是《才性与玄理》，讲佛家的是《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里面讲魏晋这一段，深切表现了魏晋人物的悲凉。牟先生一辈子信奉儒家，可是他对魏晋的感受非常深。我觉得牟先生是民国以来哲学思路最清晰的哲学家。”石元康教过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开过关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儒家的专题性课程，还开过研究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的课。石元康说：“中国这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应该做一些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秉持着这种想法，我就第一个把罗尔斯的东西介绍到华人世界里来。80年代，大陆刚刚兴起自由主义的思想，我想很多人也都看了我的书稿。我总是鼓励学生出国去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在西方文化里产生的，去那里住，才能感受那种文化。我在台湾没有学到什么了不起的哲学，我的哲学全部都是在西方学来。我跟学生讲：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你们到西方去可以跟得上。学术上、教学上，我希望还算多少做了一些工作。”石元康认为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必悲观：“希望久而久之会有人出来吧。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像罗尔斯的思想也是从洛克、卢梭、康德这个传统来的。哪有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还是要靠传统。凭良心讲，中国的人文，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作品，跟西方实在有相当的差距。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中国一百多年来各方面都显得衰落，体育不如人家，军事不如人家。希望慢慢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9年底，石元康重游故乡，不免感慨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我去杭州看西湖，看看那些建筑，觉得中国文化真有优雅的一面。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是好东西，书香是在其中浸润出来的。不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流行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只是恶俗。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虽然跌跌撞撞，可是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各方面，除了食之外差不多都是现代化了。我们穿的衣服是洋装，盖的是洋房，行的是汽车、飞机。娱乐节目、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洋人的。学校学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六艺、六经，而是自然、物理、生物、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基本上已经洋化得差不多了。”而对环境恶化，石元康深有忧虑：“现在内地刚刚工业化，顾不到这个。内地提倡一个口号叫‘和谐’，这是中国以前的核心价值：人跟人的和谐，人跟自然的和谐。工业社会刚开展，一定做不到这些。以后工业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像美国、西欧，发现对大自然破坏，事实上对人也不是好事情，会慢慢回头。这是中国现代化所碰到的问题。”------------------------------
李怀宇：你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他算不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石元康：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契约的限制》（The limits of contract），副题是：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及意识形态的架构，是对罗尔斯的研究和批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但我不是很赞成他的想法。罗尔斯追溯的是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代表人物是卢梭、洛克、康德。康德不是那么明显地谈契约论，洛克和卢梭则非常明显谈契约。他反而不太愿意追溯霍布斯这个传统。我个人的看法，不光是20世纪，罗尔斯是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基得最深的哲学家。罗尔斯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比的，他复兴了政治哲学。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来，政治哲学像百花齐放一样，非常地茂盛。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很多人批评他，有一批效益主义的人批评他，因为罗尔斯的理论就是要反驳效益主义。也有一批左派的人攻击他，说罗尔斯的理论出来以后造就一个阶级的社会。罗尔斯受到左右两边的攻击。有人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结果就搞出个福利社会，罗尔斯的哲学就是替福利社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我想这个讲法是蛮有道理的。经济学家里面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海耶克，一个是弗里德曼，这两个人都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觉得国家应该是最低度的国家，该管的事情非常少，除非到你伤害了人家，国家才可以管你，其他的事情国家都不应该管。罗尔斯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国家应该做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因为，像香港贫富不均到这个地步，不能完全让市场去运作，国家应该多管一点，去抽有钱人的税来再分配，比方说教育补贴、医药补贴、房屋补贴。罗尔斯的哲学为这个福利社会提供了一套哲学基础。李怀宇：你著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如何理清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石元康：自由主义的理路是清楚的。我觉得自由主义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中立性。这是德沃金提出来的，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就叫《自由主义》，提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一个论旨是中立性。中立性就是政府对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应该保持中立，不应该参与到里面讲话。比方说：过一个基督教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儒家式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过一个无神论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或者是过一个快乐主义的人生才是美好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生观，政府应该不能够强制人们接受。自由主义后面所依赖的基础是价值的主观主义或者价值的怀疑主义。李怀宇：痖弦先生认为，一个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所谓“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监视和批判的态度，因为政府有它的政府机器，有宣传的队伍，有笔杆子队伍，有写作班子，用不着文人在它香炉里再加一炉香。所以这个时候文人就要做一个“广义的左派”，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石元康：左、右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法，说赞成这个的就站左边，反对这个的就站右边。至于痖弦先生讲的，我想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持一个批判的态度，尤其对当权者应该持批判的态度。可是，我觉得右派的人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为什么右派的人不能？比如说弗里德曼，他是非常有名的右派，对肯尼迪政府批评得很厉害。他很有名的书叫《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肯尼迪不是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就马上批评：肯尼迪对国家和个人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他说国家就是服务个人，我们才将它设立起来的，有什么理由说要我服务国家，我当然要问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持一些批判的态度是没有错的，这我完全赞成。李怀宇：因为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对新儒家有一些深刻的认识？石元康：我对新儒家有些认识，新儒家中像刘述先、杜维明，我跟刘述先当然很熟了，在中文大学同事这么多年，杜维明当然也认识，虽然不是很熟。石元康：学术上基本不能说有什么影响，我也不是新儒家。我的思想比较倾向社群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西方两个最大的思想家，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韦伯。韦伯跟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差不多，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不同的历史哲学。韦伯的历史哲学是唯心论，觉得观念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有新教伦理的讲法。马克思是唯物论，觉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觉得新儒家对于现代性不是有很深入的观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不管学社会学也好、历史也好，甚至科学也好，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我们国家怎么现代化的问题，或者我们的文化怎么现代化的问题。哲学就是把时代的精神把握在思想当中。中国任何知识分子所碰到的问题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方说，韦伯一辈子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去研究现代性是什么，他从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去研究。黑格尔、马克思也是研究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碰到现代性的问题，第一个要了解什么是现代性。我曾经从政治、教育、伦理、经济各方面去了解西方的现代性。这方面西方人做的研究真是汗牛充栋，而且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学术上的深度。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想实现现代化，到现在还不是很成功，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日本人很快就成功了？日本明治维新大概三十年后，到甲午战争已经是现代社会。为什么他们这么快，我们这么久？是不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些结构、要素跟现代性之间有冲突或者不相合的地方？当两个文化碰面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哲学问题产生？中国人常常想把人家的好处拿过来，拿来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在中国是极有影响力的想法。当时严复不是就批评说：牛有牛体，马有马体，不能牛体马用。我觉得新儒家基本上还是这个传统，我比较不赞成这个传统。我觉得西方的现代性对于西方来讲也是一种革命，西方现代性把中世纪那套也抛弃掉了。中世纪政治上的传统也是专制政府，经济上也是庄园经济，宗教上的那套伦理学是反资本主义的。如果观察一下的话，欧洲的国家中，民主政治及资本主义在新教的国家大都实行得比较好，比如说美国、英国，这些都是新教的。旧教的国家实行得不太好，比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韦伯这个论调不是没有道理的，新教是有一套革命性的东西。在中国，新儒家的基本想法，从牟宗三先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中国可以保留那些传统核心的东西，然后把西方好的东西吸引进来。可是我就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把西方的民主传统吸收进来的话，中国的专制传统就没有了，怎么还能保持专制传统呢？资本主义进来以后，中国传统那套小农经济就没有了，变成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西方这套现代性的东西进来了，我看不出来传统的东西还能保持多少，当然可以保持一些不是核心的东西，可是民主一人一票，这不是以前有的制度。石元康：新儒家以前讲儒家是“内圣外王”。有些人讲：“外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内圣”可以解决。新儒家当然不会觉得只是“内圣”，也希望“外王”，因为“内圣”跟“外王”在中国传统是通的。《大学》里面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路通下去。不能只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就完了，一定还要治国、平天下。西方现在有两个思想的潮流，一个是社群主义，一个在伦理学上叫作Virtue ethics，就是德性伦理。麦金泰尔的一本书就叫作《德性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论儒家伦理的形态》，就用德性伦理的观念来讲儒家的伦理形态到底是怎么样，认为这是比较合乎德性伦理的一个形态。麦金泰尔在那本书里把古代西方的传统伦理叫作德性的伦理，现代的伦理叫作规则性的伦理，就是规则性的道德。道德就是遵从规则。古代的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不是遵从规则，或者道德这个架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美德或者德性，这是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新儒家的伦理是德性伦理的一个传统。而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跟隔壁的人都不太认识，彼此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以前，西方的社会学家有一个名词叫面对面的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现在大家都是陌生人，在城市里面都互相不知道。陌生人之间就要定规则。当然不是说古代社会没有规则，古代社会对于规则不是那么重视，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是这样子的。现在的社会道德是讲规则而不是讲德性。我认为新儒家即使是“内圣”这一面也不是很适合现代，我对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悲观。对现代社会了解很深入的人像韦伯和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社会很悲观，韦伯有一个有名的词语叫“铁笼”；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当然是更悲观，觉得现代社会里面过的生活是一种“异化”的生活，尤其是他早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异化”的劳动。现代社会不太能够使人安身立命。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听BBC的节目时，记者问一个教授：现在社会最大的毛病是什么？那位教授说：我觉得最大的毛病一个是Excessive individualism，过度的个人主义；一个是Excessive materialism，过度的唯物主义。住在社会里面大家都是陌生的，一个一个孤立的人。过度的唯物主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价值都是物质性的，吃好的、穿好的。中国传统社会很强调的亲情，或者很强调对生命能够深入一点，现在不是那么讲究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做这些东西，还是有人做。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我始终觉得比较不重视。新儒家当然有一套很完整的使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可是，所谓规则的伦理跟德性的伦理，到底新儒家能不能够在现代社会里面适用，这是很难讲的问题。这不一定是新儒家的问题了，也可能是现代社会的问题。社群主义对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失望的。中国人有一套老的基本的伦理观念，这是儒家根本的思想。我感觉，中国人的核心的文化价值之一是伦理的观念，伦理的价值，像亲情、友情，这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你们这一代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还有，对父母要孝顺，还是没有忘掉。这是中国儒家根深蒂固的东西，不容易忘掉。不像西方人，西方人家庭的观念不是那么重，西方有几个人合写的一本书叫作《心习》（Habits of the heart），研究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现代社会有几个东西是不固定的：住处不固定，职业不固定，身份不固定，婚姻不固定。出身中下阶级，也可以变中上阶级，阶级流动；住处不固定，美国人今天住加州，明天如果在麻省有一个好的工作，就搬过去了。中国传统社会是安土重迁。美国离婚率非常高，当然中国现在也慢慢高起来了。可是，传统儒家这四个方面都是非常固定的。我想，儒家当然是有它的好处。可是现代社会这么不固定，我们觉得好吗？也不见得好，大家也不是很快乐。所以，人家做过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不丹，不丹人民穷得很，可是幸福指数最高。美国的物质生活是没话讲，可是大家也不见得很幸福。科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够让人安身立命。儒家最重要的是伦理的价值，这个起码到现在还在维持。另一个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是希望能够跟自然融洽、和谐，这是中国人相当高雅的一个传统，是道家的传统。庄子说：“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的山水画就常常表现这个精神，最近大陆和台湾合展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公望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想融入到自然中，一个“游”的境界。我想，中国文化传统里面非常核心的两个价值，一个儒家式，一个道家式，将来可不可以真的一直保留下去，不知道。西方人现在对自然不是这样的想法。西方人对自然就是去征服，用它。这是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对自然的一个看法。当然现在环境主义的兴起，让人们多多少少觉得这个对自然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现在的环境被人类搞得乱七八糟的。李怀宇：现代西方出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但在现代中国很难数得出大哲学家。冯友兰就说他在1949年以后变成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石元康：严格一点讲，中国哲学传统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很难跟西方比。比方柏拉图跟《论语》或《孟子》比，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的那些论证多严密。《论语》里面有什么论证？《孟子》里面论证很不严密。新儒家比较喜欢讲：《荀子》最严密，其实荀子证明性恶是很不严密的论证。新儒家喜欢讲：中国哲学重行，西方哲学重智。我说，哲学本来就是一个智的学问，不是行的学问。哲学就是思辨性的学问。行是要做人，要修道。中国以前讲儒家、道家、佛家，我都用一个词叫“成德之学”来称呼它们。可是，“成德之学”是告诉人们怎么样去修养，而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反思。我曾经开过一门课，用过一本书叫《哲学之后》，收录了西方当代最棒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文章。比如德国的哈贝马斯、阿卜、伽达默尔，法国的德里达、福柯，英美的帕特勒、查尔斯·泰勒。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说：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水准比这些人是差了一些。那同事说：我同意。新儒家这些人的出发点比他们不利。我说：我也同意你，西方人有一个学的传统，中国人有道统，但学统不是很深。牟先生已经是中国最有思辨力的哲学家，可是跟当代这些最棒的西方思想家比，像哈贝马斯，还是差了一截。我记得劳思光先生有一次跟我讲：冯友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中国人的思辨传统不是很强，所以，我们没有出大哲学家，这不是偶然的事。中国的传统就是正德、利用、厚生，这当然要有一些知识，可是这些知识不是严密的科学的知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说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对比，现代社会用的是理性，韦伯讲现代社会就是理性化，传统社会中靠的是经验，经验就是累积起来的东西。为什么传统社会那么佩服老人、尊敬老人，就是老人经验比较多。可是现代社会讲理性，理性就是知识，年轻人的知识可能比老人多。传统社会是讲常识，现代社会讲科学。中国人的正德、利用这个传统只是经验的转变，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传统。科学传统在西方，陈方正写了《继承与叛逆》一书，他觉得西方的科学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时代。我跟陈方正讲：你不能不承认17世纪有一个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以后对世界观的看法，变成一个机械论的世界观，跟希腊人的目的论世界观也不一样。机械论世界观就是完全用数学那一套，像伽利略用数学代表这个世界。中国好像不太有这个传统，哲学思辨方面也不是那么强。我问过一些别的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你们学校里喜欢读中国哲学的多，还是读西方哲学的多？大部分还是喜欢读西方哲学。有一年暑假，我花了四个月读王阳明的书。王阳明已经是中国传统中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了，读到后来我就觉得知性上不是那么能够满足。读好的哲学书，知性上觉得很满足，真是舒服。读中国哲学不容易有这样的感觉。李怀宇：中国现在很多人把传统那些东西重新拿出来，比如有人提倡国学，提倡传统，你怎么看这种现象？石元康：我发现这个现象。我想这总有它的好处。现代社会发展了，尤其是美国这样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是商业化。商业化把很多东西弄得很苍俗（苍白、俗套）。比如我们看电视，大部分节目是很苍俗的。中国传统文化总有艺术优雅的一面。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我想一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以后，总会希望比较优雅的东西。比方台湾人很讲究喝咖啡，讲究喝茶，这都是很好的东西。家庭里能够写字、画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绝对是好的。人总是要了解自己，中国传统核心的价值就是伦理的价值，我们多反思，然后对自己多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麦金泰尔曾经花了很多力气讲相对主义的问题，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Who’s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他说：一个文化传统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发掘，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其中他有一个概念叫作“典范”，内地译作“范式”。典范刚出来的时候，像牛顿的物理学这个典范刚出来，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像中国一样春秋战国出来很多家思想，然后定一尊于儒家，汉武帝用政治力量把它捧到最高，就要制定新的法则、制度等等。可是一个文化发展到某个地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尼克松时代，发生了水门事件，绝对是一个宪政上的危机。美国人就觉得他们的制度底下有一套自清的机制，自己就会把它清理。我受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很深，因此也对相对主义的问题下了一些功夫。库恩说一个典范如果弄了半天没有办法修补了，就产生科学革命。政治上、文化上也是一样。政治上革命是比较有暴力的，可是台湾的革命就没有太多的暴力。真正的革命是结构的改变。中国人以前的革命是改朝换代。中国人的革命，是汉朝革秦朝的命，汉朝的结构跟秦朝一样，汉承秦制。所以，黑格尔用一个名词叫非历史性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来描述中国历史，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革新。真正的革新是结构的改变。一个文化如果出了问题，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个文化。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碰到外来的强势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去反思这种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够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说原来的文化架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文化可以继续下去，中国历代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比方说隋唐时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佛教的观念比如说没有父母的观念，中国受到这个挑战，假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它吸纳进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历史、思想史的题材。可是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碰到强势的文化，李鸿章才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怎么样应付，知识分子就要去想这些问题，对自我了解是其中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在的大问题就是了解现代性，了解自己，了解相对主义，了解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问题。国学的复兴，还是自我了解的必要步骤。西方人对现代性所做的了解是很深入的。韦伯、哈贝马斯等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对现代性也有疑虑及不安，哈贝马斯写了很多书都是谈现代性的问题，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的一套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也不满意，他觉得现代性也许不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可能有另外一个路子，所以提出沟通理性的想法。我不能不佩服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我们也必须做这类的工作。本文选编自《各在天一涯》。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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