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第三代罗素伯爵，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
虽然托马斯·潘恩是两次革命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还因为试图发动第三次革命险些被处以绞刑，但是他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渐渐变得暗淡无光了。在我们的曾祖父们看来，他有一点儿像是尘世的撒旦，是既反叛上帝又反叛君王的专搞颠覆的异教徒。他遭到通常都是意见不一致的三个人的极度仇视：这三个人是皮特、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其中前两个人想置他于死地，而华盛顿则谨慎地不采取能够救他一命的措施。皮特和华盛顿恨他，是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罗伯斯庇尔恨他，是因为他反对处决国王，反对恐怖统治。总是为在野党所尊敬，又总是被政府所憎恨，这就是他的命运：华盛顿在与英国人作战的时候，曾用最美好的言辞赞扬潘恩；在雅各宾派执政之前，法兰西民族曾给予他许多荣誉；甚至在英国，最杰出的辉格党政治家们也和他交朋友，聘请他起草宣言。他像其他人一样，也有缺点；但是，他之所以遭人恨，对他的诽谤之所以能得逞，则正是由于他的美德。潘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18世纪，在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中，在启蒙思想家和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中，都有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全都以只是对受过教育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虽然潘恩的学说中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但是他在写作方法上却是个创新者，他的文章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没有学究气，譬如说每一个理解力强的工人都能读懂。这使他变成了危险人物；当他在他的罪名上又添加了宗教异端时，特权的维护者们就乘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在他一生的前36年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具有在他后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才能。1739年，他出生在塞特福德，父母都是贫苦的贵格会教徒，13岁以前在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读书，13岁那年他成了一个胸衣裁缝。但是，他并不喜欢过安静的生活，在17岁时他试图应募而上了一条叫做《恐怖号》的武装民船，该船船长的名字叫迪阿思（Death，意即死亡——译者）。他的父母把他拉了回来，也许因此挽救了他的性命，因为此后不久该船200名船员中就有175人阵亡。但过后不久，在“七年战争”爆发时，他成功地在另一条武装民船上开始水手生涯，不过，我们现在对他短暂的海上冒险生活一无所知。1758年，他在伦敦作为一个胸衣裁缝被人雇用，次年结婚，但是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就去世了。1763年，他成了一名税务员，但是两年以后被解雇，因为他谎称外出检查，而实际上却是在家里学习。在极度贫困中，他成了一个每周收入十先令的教师，并试图成为圣公会牧师。由于在刘易斯恢复了他税务员的职务，他被从这种没有希望的权宜之计中解救了出来。他在刘易斯和一个贵格会女教徒结了婚，1774年由于一些无人知晓的原因与她正式分居。这一年他再度失业，原因显然是因为他组织了税务员要求增加工资的一次请愿。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刚好够偿还债务和给妻子留些生活费，但他自己却又陷入了贫困。他在伦敦正想方设法向议会提交税务员请愿书的时候，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他颇有好感。结果是，他于1774年10月带着富兰克林的、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机灵的好青年”的推荐信，乘船赴美。他一到费城，就开始显示作家的身手，几乎马上成了某家刊物的编辑。他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775年3月的一篇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令人信服的论文，不管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怎么说，他始终是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不妥协的敌人。杰斐逊把后来被删掉的那段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添加在《独立宣言》的草案中，似乎主要是由于潘恩的影响。1775年，宾夕法尼亚州还存在奴隶制；《1780年法令》废除了该州的奴隶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法令的序言是潘恩的手笔。潘恩即使不是第一个拥护美国完全自主的人，也是最早拥护美国完全自主的人之一。1775年10月，当甚至连后来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些人也希望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和解的时候，他写道：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相信，上帝最终会将美国和英国分开。把它叫作独立，或者你愿意把它叫作什么都可以，如果它是上帝和人类的事业，它就会继续下去。要是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只依赖于他的民族：那么就可以用大陆立法的法令来表达我们最初的感恩，这个法令将制止输入黑奴进行贩卖，改善已经在这里的那些黑奴的悲惨命运，并将及时使他们获得自由。正是为了自由——摆脱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奴隶制以及各种专制——潘恩才投身于美国的事业。
在独立战争最困难的年代里，他白天从事运动，晚上撰写以《常识》为题发表的、令人振奋的宣言。这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英军焚烧了缅因州法尔茅斯和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这两个城市之后，华盛顿在致友人的信（1776年1月31日）中写道：除了在《常识》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之外，又添加了几个像在法尔芽斯和诺福克所展现的那种熊熊燃烧的论证，这些论证会使很多人对脱离英国的正当行动不再举棋不定。这部著作曾是人们议论的话题，现在只有历史趣味，不过其中有些词句仍然给人印象很深。在指出不但对国王不满，而且对议会也不满之后，他说“人类团体中再没有比下议院更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了，因为他们出卖自己的特权。”在那个年头，否认这种莫落的公正性是不可能的。
这本小册子中既有赞成共和国的有力论据，又有对君主政体可以防止内战的理论的成功驳斥。在概述了英国历史之后，他说：“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使世界血流成河和化为灰烬。这就是上帝之道证明其不好的那种政体形式，与之相伴随的将是杀戮、流血。”1776年12月，当战争向不利的方向逆转的时候，潘恩出版了一本叫做《危机》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在这场危机中，只善于夏战而不善于冬战的士兵和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爱国者会怕为国效劳；但是现在仍然坚持为国效劳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谢。这篇文章向部队进行了宣读，华盛顿也向潘恩表达了“人们对你的著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再也没有另外的作家的作品被这么多人阅读过，潘恩本来可以用他的笔赚很多的钱，但是他总是完全拒绝接受任何稿酬。独立战争结束时，他在美国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而他却仍然一贫如洗；不过，某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投票表决拨给他一大笔钱，另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送给他一座庄园，以便使他能够舒适安逸地度过余生。人们本来可以要求他安安稳稳地过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所特有的体面生活。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工程，证明铁桥的跨度可以比人们从前认为可能的跨度更大。铁桥把他引到了英国，他在英国受到了伯克、波特兰公爵和其他辉格党显要人物的友好接待。他有一座在帕丁顿建造的、庞大的铁桥模型；杰出的工程师们都赞扬他，看来他可能要作为一个发明家度过他的余生了。
但是，法国和英国一样，对铁桥也有兴趣。潘恩于1788年访问巴黎，与拉斐特商讨有关铁桥的事情，并向科学院递交了他的计划，在适当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科学院以称赞的口气向上级做了呈报。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拉斐特决定把巴士底狱的钥匙赠送给华盛顿，并把横渡大西洋转交钥匙的任务交给潘恩。但是，潘恩因为他的铁桥事务离不开欧洲。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说，他会找一个人代替他把“这种早期的专制主义赃物战利品，和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后的第一批成熟的果实”转交给他。他接着还说：“我丝毫也不怀疑法国革命最终会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建造了一座跨度110英尺、从拱索算起五英尺高的（单拱）桥梁。”潘恩对桥梁的兴趣和对革命的兴趣一度曾不分伯仲，但后来对革命的兴趣渐渐占了上风。他希望在英国掀起一场共鸣运动，于是就撰写了《人的权利》，他获得民主主义者的声誉，主要是靠这本著作。虽然这本著作在反雅各宾的反动时期被认为极具颠覆性，但它会因为它的温和和通情达理而使现代的读者感到惊讶。这本著作主要是对伯克的答复，它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法国的、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一些事件。该书第一部出版于1791年，第二部出版于1792年2月；因此，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必要为大革命辩解。关于天赋人权，书中几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但是关于英国政府却有许多真知灼见。伯克曾辩称，1688年的革命使英国人民永远顺服于《王位继承法》指定的国王。潘恩辩称，约束后世是不可能的，宪法应当是能够时常修改的。他说，政府“全都可以包括在三个项目里。第一，迷信。第二，权力。第三，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第一种是僧侣之谋略的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前两种曾合二为一“圣彼得的钥匙与财政部的钥匙成了融为二体的东西，受蒙骗而又感到惊异的民众崇拜这种发明物。”然而，这样笼统的言论很少。该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是1789年至1791年底的法国历史，其次是英国宪法与法国1791年颁布的宪法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对法国宪法有利。人们应当记得，1791年法国还是一个君主国。潘恩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并没有隐瞒这一事实，不过，他在《人的权利》中不太强调这一点。除了在少数几个短小的段落之外，潘恩诉诸的是常识。像科贝特后来所做的那样，潘恩以一种应该对财政大臣有吸引力的理由，反对皮特的财政措施；他把小额偿债基金和巨额借款的结合比作叫一个装着木制假腿的人去抓野兔——人和野兔跑得越久，他们就离得越远。他谈到“波特的纸币领域”——完全是科贝特式的短语。事实上，正是他的那些关于财政的著作，使科贝特从前的敌意变成了赞誉。他对于世袭原则的反对，当初曾使伯克和皮特感到惊恐，而现在却成了甚至包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内的所有政客的共同基础。他的风格也不总是蛮横无理的：它敏锐、强劲、坦率，而远非像他的对手的风格那样恶言谩骂。然而，皮特决定通过起诉潘恩和查禁《人的权利》来开始其恐怖统治。据他的侄女赫斯特·斯坦诺普夫人说，他“常说汤姆·潘恩完全是正确的，但接着他会补充说，我该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要是支持汤姆·潘恩的看法，我们就会有一场血淋淋的革命”。潘恩用蔑视和煽动性的演说回敬起诉。但是9月大屠杀开始了，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来越激烈。诗人布莱克——他比潘恩更老于世故——劝他说，他要是待在英国就会被绞死。于是他就逃往法国，在伦敦只差几小时，在多佛尔只差20分钟，逃脱了前来逮捕他的警官；在多佛尔，因为他身上正好带着一封华盛顿新近给他的措辞友善的信，当局就让他通过了。尽管当时英国和法国尚未开战，但多佛尔和加来属于不同的世界。潘恩曾被选为法兰西荣誉市民，还曾被三个不同的选区选入国民公会，现在欢迎他的加来，就是这三个选区中的一个。“邮船进港时，军舰上礼炮轰鸣；沿岸响起一片欢呼声。当加来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士兵们为他夹道护驾，官员们和他拥抱，他们把民族帽花结戴在他的头上”就这样通过了美女、市长等一系列法国常规的欢迎仪式。到了巴黎，他并没有表现得谨言慎行，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公益精神。他希望——尽管发生了大屠杀——发生一场像自己曾在美国帮助发动的那种有秩序的温和革命。他同吉伦特派成员交朋友，不愿把拉斐特（当时正失宠）想得很坏，并且继续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对路易十六在解放美国中所起的作用表达感激之情。他因为自始至终反对处死国王，所以招致雅各宾派的敌视。他先被逐出国民公会，后又作为外国人被投入监狱；在罗伯斯庇尔执政期间他身陷囹圄，罗伯斯庇尔下台后还被关了几个月。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只有部分责任；美国公使古费尼尔·莫里斯也同样应当受责备。莫里斯是联邦主义者，他偏袒英国，反对法国；再加上潘恩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揭发他的一个朋友贪赃舞弊，所以莫里斯对潘恩怀有个人夙怨。他坚持说潘恩不是美国人，所以对潘恩无能为力。华盛顿当时正在秘密地与英国议订《杰伊条约》，所以对于潘恩处于无法就美国反动舆论开导法国政府的境地，并不感到遗憾。由于偶然的原因，潘恩逃脱了在断头台上被斩首的命运，但是他差一点病死。最后，门罗（创立“门罗主义”的那一位）取代了莫里斯，他立即设法使潘恩获释，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经过一年半的照料和款待，使他恢复了健康。潘恩并不知道在他的不幸中莫里斯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他绝不原谅华盛顿。华盛顿去世后，潘恩听说要为这位伟人制作一尊雕像，就给雕刻的人写了下面这几行字：这封信从未公开过，不过，在1796年发表了他给华盛顿的一封充满怨恨的长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至于你，先生，在私人交情上你不忠实（因为你就是这样对我的，而且是在我危急的日子里），在社会生活中又是伪君子，世人将很难判定你究竟是背信者还是江湖骗子，你究竟是抛弃了道义，还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在那些只知道传说中雕像般的华盛顿的人看来，潘恩的这些话似乎是胡言乱语。但是1796年是杰斐逊和亚当斯首次竞选总统之年，华盛顿不顾亚当斯信奉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竟然全力支持他；此外，华盛顿当时正偏袒英国，反对法国，并竭尽全力阻止传播他自己所赖以得到晋升的那些共和与民主的原则。这些社会的原因，与个人的极度不满结合在一起，就说明潘恩的说法并非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潘恩这个鲁莽的人未曾度过用文字自由表达他和杰斐逊以及华盛顿和亚当斯所共同具有的神学观点（不过，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很谨慎，从不公开表达非正统的观点）的晚年，那么，对于华盛顿来说，可能更难使潘恩在监狱里变得衰弱无力。潘恩预料到自己会入狱，于是便着手撰写《理性时代》一书，他在被捕前六小时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这部书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甚至连许多赞同他的政治见解的人也不例外。现今，除了少数几个品味低俗的段落之外，全书所有内容几乎都是大部分牧师所赞同的。他在第一章中说：我信仰一个上帝，不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上帝；我希望得到超越现世的幸福。我信奉人人平等，相信宗教的职责就在于主持正义、爱好怜悯，以及努力使我们的同类幸福。这些并不是空话。从他第一次参与公众事务——他于1775年对奴隶制提出抗议——的时候起，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为止，他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残忍，不管践行残忍的是他自己的政党还是他的敌对者。英国政府当时实行无情的寡头独裁，把议会用做降低最贫困阶级生活水平的工具；潘恩提倡作为治疗这种令人厌恶的弊病的唯一方法的政治改革，结果不得不逃命。在法国，他因为反对不必要的流血而被投入监狱，而且险些丧命。在美国，他因为反对奴隶制和坚持独立宣言的原则，而在他最需要美国政府支持的时候，却被美国政府抛弃了。如果像他所坚持的，也像现在许多人所相信的，真正的宗教就在于“主持正义、爱好怜悯，以及努力使我们的同类幸福”，那么，在他的敌对者当中没有一个人也有权要求别人把他看做是一个宗教徒。《理性时代》的大部分篇幅用于从道德的观点出发批判《旧约全书》。现在很少有人会把《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中所记载的屠杀男女老少的做法看做是正义的典范，但是在潘恩的时代，当《旧约全书》称赞以色列人的时候，批评他们被认为是邪恶的。许多虔诚的神学家写文章答复潘恩。其中最随便的要数兰达夫的主教，他竟承认《摩西五经》有些部分不是摩西写的，《诗篇》中有些部分也不是大卫写的。因为这种让步，他遭到了乔治三世的敌视，永远失去了调到殷富教区任职的机会。这位主教给潘恩的答复，有些是稀奇古怪的。例如，《理性时代》大胆地怀疑上帝是否真的下过这样的指示：应当把米甸人的男人和已婚妇女全部杀了，而未婚女子，则应当让其存活下去。这位主教愤怒地反驳说，让未婚女子存话并不是像潘恩邪恶地暗示的那样，出于不道德的目的，而是为了让她们做奴婢，这在伦理上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统者忘记了140年前正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忘得更加干净的是：正是像潘恩这样的人，不管迫害，使教条变得温和，我们的时代因此而受益。甚至贵格会教徒也拒绝潘恩想把自己葬在他们的公墓里的要求，虽然在给他送葬的寥寥数人中有一个农民也是贵格会教徒。《理性时代》以后，潘恩的著作已不再重要。很长一段时间，他身患重病；康复后，他在督政府和第一执政官统治下的法国已无用武之地。拿破仑并没有虐待他，但是当然也不喜欢他，除非他是英国民主主义反叛的可能动因。他开始思念起美国来了，回想起了自己以前在那个国家获得的成功和声望，希望帮助杰斐逊派反对联邦党人。但是他害怕被英国人逮捕，要是被捕的话，他们一定会绞死他，所以他在法国一直蛰居到亚眠条约签订以后。1802年10月，他终于在巴尔的摩登陆，马上写信给（当时的总统）杰斐逊说：我经过60天的航行于星期六从哈佛到达这里。我有几箱模型、轮子等物，等我能够从船上取到这几箱东西并将它们送上赴乔治顿的邮船以后，我将立即动身去拜望你。你的深怀感激之情的同胞，托马斯·潘恩他确信，除了像联邦党人那种人以外，他所有的老朋友都会欢迎他。但是有一个困难：杰斐逊为竞选总统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竞选运动中反对他的最有效武器——所有教派的牧师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这一武器就是谴责他没有宗教信仰。他的竞选对手夸大他与潘恩的密切关系，把他们俩叫做“一对汤姆”。20年后，杰斐逊对他同胞的这种偏执态度，仍然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答复一个想发表他的一封信的一位论派牧师时说“不要发表，我亲爱的先生，绝对不要发表！……我与其向信奉亚大纳西教义的人反复灌输理性，还不如教疯人院里的疯子正确地理解事物……因此，不要把我推到加尔文和他的牺牲者塞尔维特（西班牙医学家和神学家，因犯异端罪而被处以火刑——译者）的柴与火上。”当塞尔维特的命运威胁杰斐逊及其政治追随者的时候，他们避免与潘恩交往过密，这是不足为奇的。潘恩受到礼遇，没有理由抱怨，但是旧日莫逆的友谊却死灭了。
在其他圈子里，潘恩的处境更糟。费城的拉什博士是他最早的美国朋友之一，根本就不与他来往。拉什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说的那些原则，我觉得很讨厌，所以我不愿意再和他交往。”他的邻居围攻他，并且不让他乘坐公共马车；在他去世前三年中，不许他参加选举，所谓的理由是他是外国人。有人诬告他道德败坏，骄奢放纵，他的最后几年是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的。他死于1809年。在他弥留之际，有两个牧师闯入他的房间，试图劝他改变信仰，但他只是说了句：“不要管我，再见！”然而，正统派却捏造出他临终承认错误这一广为流传的神话。他身后的名声，在英国要比在美国大。当然，出版他的著作是犯法的，但是他的著作还是屡次三番地被人出版，虽然许多人曾为此而坐牢。最后一次被控告犯这条罪的是1819年的理查德·卡莱尔夫妇：丈夫被判三年监禁，罚款1500英镑；妻子被判一年监禁，罚款500英镑。就在这一年，科贝特把潘恩的遗骨带到了英国，并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在英国为民主而战斗的英雄的声誉。然而，科贝特并没有为他的遗骨找到永久的安息之地。蒙丘尔·康韦说：“科贝特打算建造的纪念碑从来也没有竖立起来过。”议会和市政府出现了很大的骚动。有一个叫博尔顿的公告传报员，因为宣布遗骨的到达而被关押九个星期。1836年，遗骨以及科贝特的财产转到了二位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韦斯特）手里。大法官不承认这些东西是财产，所以它们就由一个打散工的老人保管，直到1833年，尔后它们又转到了伦敦贝德福德广场13号的一个家具商B·蒂利手里……。1854年，R·安斯利牧师（一位论派）告诉E·特鲁拉弗说，他有“托马斯·潘恩的颅骨和右手”，但后来当人们追问他时，他却避而不答。现在，甚至连颅骨和右手也不知去向了。潘恩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双重的。在美国革命期间，他曾激起人们的热情和信心，因而对促进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法国的声望是短暂而表面的，但是在英国，他却引起了平民激进派对皮特和利物浦长期暴虐统治的顽强反抗。比如，他对《圣经》的看法虽然比他的上帝一位论更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却是现在大主教所可能持有的看法，但他的真正追随者却是投身于他所发起的那个运动的那些人——被皮特投入监狱的那些人、受六个法令迫害的那些人、欧文主义者、宪章运动者、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为所有那些为受压迫者而斗争的人，树立了一个勇敢、仁慈和专一的榜样。一旦涉及公众问题，他就忘记了个人的谨慎。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因为他缺乏追逐私利的精神，现实生活就决定惩罚他；要是他的性格不那么慷慨豁达的话，他得到的声誉会比今天更高。甚至要得到对缺乏追逐私利的精神的赞扬，也需要有某种处世的本领。
本文选编自《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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