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里·S. 贝克尔(Gary S.Becker)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
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
——萧伯纳
本文运用“经济分析”这种方法试图说明不同背景与场合下的人类行为。关于经济分析的特点人们很少发生争议，但要确切说明经济分析何以有别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乃至遗传学的分析则并非轻而易举。本章旨在深入阐明经济分析的根本性质。首先考虑不同学科的定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定义广为流行；据此，经济学研究：（1）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的分配；（2）市场领域；（3）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标之间进行分配。基于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定义十分狭隘和乏味，它既没有恰当地表述市场领域的活动，也没有恰当地表述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因为，目前美国物质产品的生产所提供的就业量不到市场就业总量的一半，劳务部门的产值高于物质产品部门的产值（参见Fuchs, 1968）。而且，经济学家已把在汽车或肉类的生产和需求方面的认识成功地扩展到零售业、电影及教育等生产和需求方面，之所以坚持将经济学的定义和物质产品联结在一起可能是由于不情愿将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置于“乏味”的经济分析之下。基于稀缺资源和各种可供选择目标的经济学定义过分笼统。它根据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定义经济学，内容包罗之广远远超出了市场领域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稀缺性与选择是所有资源分配的属性，这些资源的分配通过种种媒介进行，诸如政治过程（包括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军事政策）、家庭（包括配偶选择、家庭规模、出席礼拜次数、作息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决策）、科学家（包括将思考时间和精力如何分配于不同的研究课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种定义如此宽泛，常使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为难之际，便将非市场行为一挥而去。经济学的上述定义仅仅在于限定经济学的范围，丝毫没有说明“经济分析”的内涵；在市场领域或稀缺资源分配于可供选择目标的分析中，它可能突出传统和义务、冲动行为、最大化行为或任何其他行为。类似地，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定义同样无助于将其分析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例如，据认为社会学是“研究制度化组织中的群聚现象和群体，研究它们的制度与组织，研究制度与社会组织变化的因果关联的学科。”（Reiss, 1968）但是，这种认识没有通过阐述研究对象更没有通过阐述研究方法将社会学区别于经济学等其他的学科；再如，有人认为“比较心理学考察不同种属的生物有机体的行为”（Walters and Brunnell, 1968）。然而，坦率地说，这种认识如同前面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定义一样笼统，一样的空泛。围绕定义的论争于事无补，因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例如，生育行为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考察的一部分。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众所周知，经济分析比其他方法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极大化。此外，经济分析还假定存在着具有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个人、厂商甚至国家的活动，并使这些行为彼此调和。由于经济学家，特别是近代的经济学家一般很少在理解偏好的成因上有所建树，因此假定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也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即使在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中间，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价格和其他市场手段在社会范围内分配稀缺资源，因而约束着参与者的欲望并协调他们的行为。经济分析表明，这些市场手段执行着全部或绝大部分的被社会学称做“结构”的职能。稳定的偏好不是对市场上的橘子、汽车或医疗保健等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每一家庭可以使用市场产品与劳务、时间和其他投入要素实现这些目标。这种实质性偏好显示了生活的根本方面，诸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它们与市场上的某种具体商品或劳务并无确定的联系。偏好稳定的假设为预见对各种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研究人员以偏好的改变来解释事实与其预言的明显矛盾。在我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从这些假定可以推出与经济分析有关的许多原理。例如，（1）价格上升则减少需求数量[7]；鸡蛋价格上升会减少对鸡蛋的需求，子女的影子价格的上升会减少对子女的需求。候诊时间的延长会减少对看病就医服务的需求，这是因为，候诊时间是看病就医服务的全部价格的构成部分。（2）价格上升则增加供给的数量；牛排市场价格上升会增加牛的饲养与屠宰量，已婚妇女工资率的上升会提高她们的劳动参与，“空车”时间的减少会提高出租车司机的实际价格，因而将增加出租车的供给。（3）竞争市场比垄断市场更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例如铝市场或思想市场上的情况（见Director, 1964; Coase, 1974）。（4）对某种市场，产出征税会减少这种产出。开征汽油税会减少汽油的使用量，惩罚罪犯（即对犯罪课税）会减少犯罪，征缴工资税则会减少劳动的市场供给。经济分析显然不限于物质产品与欲望，甚至也不限于市场领域。不论是市场的货币价格，还是非市场领域的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价格所衡量的都是使用稀缺资源的机会成本。经济分析指出，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假使一个人仅有的稀缺资源是其有限的时间，那么，这些时间将被用于生产纳入其效用函数的各种商品，目标是使效用达至最大。即使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每种商品直接或间接地都会有其相应的边际影子价格，亦即生产该商品每一单位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在均衡点，所有商品的价格之比必定等于边际效用之比。更重要的是，任一商品相对价格的增加——即，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商品所需时间的增加——将减少该商品的消费量。经济分析并不认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完备的，并不认为所有参与者的活动不存在交易费用，但是，信息残缺或存在交易费用情况下的行为不应混同于非理性或随意行为。经济分析已有一套适度或合理积累信息的理论，它表明，承担重大决策比次要决策——选购房屋，操办婚事比购买沙发、面包——需要更多的信息投资。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因此信息通常是严重残缺的，这一假定可以解释在其他分析中用非理性行动、随意行为、传统行为或“不明智”行为解释的那些行为。如果存在一个明显有利的机会，厂商、工人或家庭都未予利用，经济分析不会诉诸非理性行为、对于现状的满足或价值（即偏好）基于一时需要而发生特殊的改变，相反，它推测利用这些机会的某种成本的存在——一种不易为“局外人”觉察的货币的或心理的成本的存在使得利用这种机会不再有利可图。显然，为了保持某个能量系统的完备，使其与能量守恒定律相符，有时需要假定某种（未知）能量的存在；根据近乎相同的道理，为了使经济分析趋于完善或“完备”，需要假定某种成本的存在。化学、遗传学及其他学科的系统分析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系统是不是通过有用的途径来完善的；从经济分析得出的重要定律表明，这一完善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出的远不仅仅是同义反复，因为，正如我前面指出的，偏好稳定的假设为预言对不同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经济分析并不认为决策单位必需意识到他们最大化的努力，能够说出或条理分明地描述他们的行为。因此，经济分析与当代心理学中潜意识的强调相一致，也与社会学中外显功能与潜在功能之间的区分相吻合。（Merton, 1968）经济分析并不引入主要决策与次要决策的概念性区别，并不需要用专门范畴描述决策中感情的浓烈与淡漠，譬如，并不区别涉及生死存亡的决策与名牌咖啡的选择、配偶和子女数量的选择与油画的购买等等；并不需要专门区分具有不同收入、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人员的决策。实际上，笔者终于认识到，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决策，重大的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者与穷人，男子与女士，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想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经济分析能够胜任如此宽泛的研究，能够印证前面引述的萧伯纳的名言。不管如何估价这一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学时期，我为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和经济学家的分析技巧所吸引，这种兴趣开始反映到我的博士论文中，即用经济分析考察种族歧视。随后，我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生育、教育、时间使用、犯罪、婚姻、社会相互作用及其他社会的、法律的及政治的问题的研究。只是在对这种研究及其他迅速增长的有关成果的长期反省之后，我才得出结论，经济分析适应于说明全部人类行为。即使是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斯密经常（但不总是）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即快乐与痛苦的统治之下，是它们谕示我们该当如何及将做什么……它们主宰我们的行为、言论和思想”（Bentham, 1963），这一苦乐原则据称适用于我们全部的行为、言论和思想而不限于货币决策、重复选择或非重要决策。边沁的确运用他的原理研究了极其广泛人类行为，包括刑事处罚、监狱改革、立法、高利贷法、法律体系以及商品和劳务市场。虽然边沁明确指出苦乐原则适用于我们一切言行，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应该”做什么——他是一个首开先河的改革家，但并没有发展一套关于人类实际行为的可以验证的理论。因为他没有坚持偏好稳定的假设，所以他经常陷入空洞的说教，他的兴趣乃是致力于他的原则与所有行为的吻合，而不是从对行为的约束中得出一些结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析把生产组织看成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决定因素，它更强调物质产品、生产过程和结果，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普遍压迫。本书的经济分析与此缺乏共同之处。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像边沁主义一样偏重应该如何，那种将诸多论证的内容与所有事件相吻合的努力使其许多预见性的分析流于空泛。不言而喻，经济分析尚未对各种人类行为提供同样深刻的认识，例如，战争及其他许多政治决策的决定因素尚未由经济分析（或任何其他方法）给予透彻的说明，但我相信，有限的成功主要在于有限的努力，两者不乏关联。因为，一方面，经济分析没有系统地研究战争，对其他政治行为的研究也只是新近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明显同样难以把握的行为——诸如生育力、子女抚养、劳动参与及其他家庭决策——最近几年通过经济分析的整体应用得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说明。通过所探讨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我希望）可以为经济分析的广泛适用性提供某种支持。最近20年运用经济分析研究形形色色问题的诸多文献为经济分析的适用性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支持，所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的进化（Marschak, 1965）、出席礼拜频次（Azzi and Ehrenberg, 1975）、死刑（Ehrlich, 1975）、法律制度（Posner, 1973; Becker and Landes,1974）、动物绝种（Smith, 1975）以及自杀（Hammermesh and Soss, 1974）等等。为了展示经济分析的鲜明特色，笔者扼要分析一下三种非同寻常而又富有争议的应用。健康与长寿是绝大多数人的重要目标，但显而易见，它们不是每个人的唯一追求：由于它们与其他目标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许会放弃健康与长寿的目标；经济分析表明，存在一个适度的期望寿命，这时，增加年份的效用在价值上低于因运用时间及其他资源获得这段时间而放弃的效用。因此，一个人也许宁做烟鬼或埋头工作而放弃身体的锻炼，这倒不是因为他忽视这样做的后果或不懂得身体健康的价值，而是因为对他来说吸烟或埋头工作比身体的健康或锻炼更有价值；如果长寿成为一种唯一目标，那么吸烟或埋头工作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只要其他目标存在，这样做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失为明智的抉择。因此，根据经济分析，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死亡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杀”，就是说，如果投入更多的资源，生命就可以延续。这不仅对通常所谓的“自杀”分析有现实意义[15]，而且对流行的自杀与“自然”死亡的区分也提出质疑。经济分析与现代心理学又一次得出类似的结论，后者强调，许多“意外的”和其他断然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死亡背后存在着“死亡意愿”。经济分析不仅用经济学语言重新陈述有关健康的不同行为，并通过一系列的同义反复而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这种分析还意味着，例如，随着工资率的增长，健康和医疗保健都会有所改善；尽管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但是老龄化会导致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即使减少医疗费用支出，教育程度的提高也能够增进健康。以上陈述不是必然成立的，但却能与现有资料吻合。根据经济分析，如果某个人对婚姻的预期效用超过恪守独身或继续寻找更合适的配偶所带来的效用，那么他就会决定结婚；同样道理，当重归独身或另行婚配的预期效用大于离异的效用损失——包括与亲生骨肉分离、家庭财产的分割、法律费用的支出及其他损失时，已婚者将终止他（或她）的婚姻。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在寻找他们自己的配偶，因而存在一个婚姻市场；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并假定市场上其他人也尽力而为。在某种婚姻组合中，如果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能通过婚姻使各人的状况有所改善，那么，这种婚姻组合就是所谓“均衡组合”。此外，经济分析可以说明许多可能搞错的行为，例如，依照知识、教育程度、种族、家庭背景、身高及其他变量，“相近者”才能够彼此结合，而依照工资率及某些其他变量，“相异者”也能够结合；（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工资率较高的男性与工资率较低的女子的结合，会使许多人惊奇，但这却与经已婚妇女不工作的比例校正后的现有数据相一致，经济分析还揭示高收入者结婚较早而离婚率较低，这一含义似乎也与现有资料相符，但却显得不合成见。同时，它还揭示，妻子相对报酬的上升会增加婚姻解体的可能性，这可以部分地说明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高的离婚率。根据汉森伯格的不确定原理，因为观察本身改变了所研究的现象，所以，物理学家研究的现象不能在“自然”状态中观察到。一个更为现实的原理向社会科学家们显示，因为他们既是分析者又是参与者，因而不能客观地进行观察。经济分析强调的一种观点与此分外有别但又略有关联：如果人们从事学术的、知识的或艺术的工作的货币或心理的预期收益超过从事其他职业的收益，那么，他们便会选择前者；这里的选择标准同更大众化的职业选择标准是一样的，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人较少地关心个人报酬而较多地考虑社会福利或更加诚实。根据前面提到的价格上升对供给数量影响的原理，从经济分析可以得知，当不同利益集团或赞助人对某一理论讨论和结论的需求增加时，这种需求的增加就会刺激这些方面的供给。流入某项课题——即使“主观臆断”的课题——的研究基金或政府资金可以毫无困难地产生研究这些课题的动议。经济分析把从事于智力和艺术工作视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正常反应，其他学者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心智或技能的“滥用”。看来，那种将思想和艺术市场同“普通”商品市场截然区别开来的企图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与前后脱节的根源。（Director, 1964; Coase, 1974）这并不表明所有经济学家都用经济分析研究全部人类行为，甚至也不表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方法研究绝大部分人类行为。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公开敌视传统范围以外的经济理论的任何应用。而且，经济学家们情不自禁地用非理行为、粗心大意、愚蠢行为、价值的特别改变等臆断说明他们解释不了的现象，以掩盖他们自己知识的贫乏，而这些臆断恰恰暴露了他们所掩饰的失败。例如，当有的百老汇剧场老板索取的价格过高因而耽误了及早售出座位的时候，人们会断言这些老板不了解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结构，而不去指责分析者对于为什么实际价格已经最大化了利润的无知。当个人的报酬的变化的一部分能够得到说明时，研究者往往把其余未予说明的部分归因于偶然因素，而并不归因于忽视或不能度量系统的另外成分。煤炭行业据说缺乏效率，因为某些成本和产出的计算有这方面的显示（Henderson, 1958），但更为引人注意的看法是，这些计算存在严重错误。战争据说由狂人挑起，政治行为更多地被愚蠢与无知操纵；凯恩斯说过：“狂人专权，无中生有。”（Keynes, 1962, p.383）虽然斯密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要首创者，以解释市场行为的同样方式解释了某些法律和立法问题，然而甚至他也未做深入探讨，而把其他问题牵强地归于愚蠢与无知。经济学文献中简单地引入偏好的特定变化以解释令人困惑的行为的例子不胜枚举。据说，教育会改变偏好——对不同商品和劳务、政治候选人、家庭大小的偏好——而不是不同选择的真实收益和相对成本。商人谈论商业的社会责任据说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受到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在既定的公众“干预”气候中，这样的讨论对于最大化他们的利益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据称广告商利用了消费者偏好的易变性，但却很少解释某些现象，例如，某一行业为何比其他行业更注重广告，某一行业的广告的重要性为何因时而异，广告为何既在高度竞争性行业出现又在垄断性行业出现。经济分析使经济学家日益感到信服，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没有这种认识的研究者和社会学、心理学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不可抵御的影响；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些学科也有为人称道的创见，根据这些创见，几乎所有能够想见的行为据说统统受到无知、非理性、价值及其频繁而无规则的改变、习俗与传统，以及顺从等因素的支配，而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由社会规范、自我和本我逐步地推导出来。像自我、本我或社会规范这些概念不是没有任何科学成分。但它们确实像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些概念一样诱使人们对行为作为特别而又无用的解释。例如，人们可能煞有介事地认为，由于大家庭愿望的复活，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现了生育力的大幅度提高，若干年后，由于考虑到抚养众多子女的困难而引发了生育力的持续下降；此外，发展中国家只是正在重现美国人的时间“紧迫感”，然而，日益增长的时间价值才是他们努力进一步节约使用时间的一个富有成效的说明。一个更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年轻人受到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发展中国家正在抛弃习惯与传统。但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相对停滞的环境下十分有用的习惯与传统常常成为一个动态社会的障碍，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Stigler and Becker, 1974）。即使那些相信经济分析可用于全部人类行为的人也认识到，许多非经济变量明显影响人类行为。显然，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定律通过对偏好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作用相应地制约人类行为。例如，人体会逐渐老化，人口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加迁移率减死亡率；子女智力受父母智力影响；生命通过呼吸维持；杂交植物在一组环境条件下会有一个特定产量，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产量；黄金和石油在地球的特定区域分布；点石不能成金；生产装配线的运行遵从物理定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选择、影响人口和产品的生产以及社会的进化。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等同于认为，例如，由于出生率、迁移率和死亡率不能得到经济分析的说明，因此人口增长率本身是“非经济的”，同样，它也并不等同于认为，由于新杂交品的采用率不能为经济分析所说明，因此它是“非经济的”。其实，根据家庭具有受其自身资源和价格限制约束的出自稳定偏好的效用函数的假定，根据家庭使这一效用函数极大化的假定，人们揭示了家庭子女数的含义，而资源和价格部分地取决于产期、子女能力和其他非经济变量（Schultg, 1975）。类似地，通过假定农场主使其利润最大，美国不同地区杂交玉米的采用率利落地得到了说明：某些地区，天气、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愈为适宜，种植新杂交作物愈有利可图，因而也就愈早地加以采用（Griliches, 1957）。如同许多非经济变量，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律师和其他专家的建树对理解人类行为也是必需的。笔者虽然认为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无意贬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甚至也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胜人一筹。举例来说，在经济分析中，偏好是既定的和稳定的，决定着经济分析的正确预见；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在研究这些偏好，而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则尤为成功（Wilson, 1975）。偏好如何形成，或许还在缓慢进化？这些问题对预见和理解行为非常重要。推崇或完全接受经济分析也不能降低其他社会科学的价值。然而，与此同时，我无意削弱我的努力的价值，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分析。虽然我知道，许多行为固然尚未认识，非经济变量及其他领域的分析手段与发现对理解人类行为也有重大建树，但是，我还是要说，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综合性方法，但是，其他学科正在并将继续提供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分析手段。全书的中心在于，人类行为不能被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认为人类行为有时基于最大化，有时不然，有时受稳定的偏好驱使，有时任随意的动机摆布；有时需要最优的信息积累，有时则没有这种需要。相反，所有人类行为均可以视为某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参与者的行为，通过积累适量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他们使其源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至最大。如果全书观点成立，那么，经济分析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的方法。读者可以从以下章节中亲身感受到经济分析的力量。本文编选自《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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