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蒂安·迈耶（Christian Meier）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院长
在克里特岛的希腊小城德列罗斯（Dreros），一块公元前600年的铭文证实了“城邦”制定的法令。那时，城邦一词已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法律的制定通常由公民大会负责。城邦间达成的协议通常不会单独提及某个城市的名字（如雅典），但会提到赞成协议的全体公民（如雅典人）。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城市就是公民集体，公民参与城邦活动，实际就是城邦的股东。就像狩猎和战争中获得战利品一样，城邦会将收入的盈余在公民们中进行分配，因此公民们通常在盛大节日时聚在一起，共同享用祭祀动物的肉。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的解释，允许人们参政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只要存在平等（在民主制下），所有公民就会轮流平等地参与政治。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表明了他们对于城邦的意义。如果财产所有者的小团体与其他类似的小团体比邻而居，那么为了保持政治独立，他们不仅要保持明确的距离和特点，而且要发展一种归属感（或者意识），差不多就是一种亲属关系，因此他们的团结直接源于成员本身，而不是因为国王或者国王的化身。这些团体有着高度的开放性和严格的排外性，这个看似荒谬的组合反映出他们的家族特征。如同每个家庭居于中心位置的灶台，城邦通常坐落于政府大楼中，城邦的最高官员在那里进餐，有时他们还会与尊贵的宾客或者外国使节一起用膳。从某种意义上，整个团体在一起用餐，他们甚至还拥有一个特殊的灶神赫斯提亚（Hestia）。如果城邦直接由全体公民组成，那么他们组成的群体与个体家庭是有区别的。个体家庭是个人的领域，独立的基础。男人是一家之主，家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由于通常以经营农业为主，因此房产是家庭的一部分。家也是妇女们的地盘，她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据说许多童话故事就是在那里代代相传的。妇女也在自己的家里劳动，如织布。佣人、女仆和后来的奴隶也属于家庭所有，而不是城邦所有。在公共领域，共同体的范畴可以延伸至个体的四邻八舍之外，而且每位公民都是其中一员。公共领域是自由者的舞台，它的建立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两性的分工，而妇女们无权参与广场的政治讨论。城邦对内外部事务做了明确区分。如果家中的男主人想使城邦具体化，那么作为拥有健全人格的独立人，他们就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参与性。他们可以参与竞争，充当议事会成员，协助做出决定，以及平衡各方利益。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只能代表人们共同生活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城邦的功能就是在公民中建立团体。这种情况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变成了现实。每日清晨，男人们在此碰面——城邦越大，上层阶级的成员比例也就越大。对希腊人而言，早上就是“广场上聚满人的时间”。界石将此处划定为公共场所，其中一部分作为舞台前的半圆形合唱队席，是一个可以跳舞和用于其他演出的地方，有时临时或者永久地充当观众的站席。这里也是竞赛场地，赛道的长度是两头骡子不停歇地犁地所能犁出来的长度。公民大会在广场召开，议事会也在这里举行。有时在“神圣的包厢”中，“光滑的石头”成为长者们的舒适座椅，以此彰显他们的地位。后来，那里又修建了召开议事会和市政官员办公的场所。广场是人们了解最新消息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深刻感受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城邦事务，随意地议论别人。布克哈特将此描述为：“人们站在四周，一起散步，做买卖，聊天并愉快地消磨时间。”人们可以随时加入聊天。奥德修斯不仅善于辩论，而且作战英勇。荷马认为，决策智慧等同于战斗能力，无论是在议事会、公民大会或者广场上不同人群的讨论中，这就是辩论能力的有力证明。根据布克哈特所说，如果没有交谈的中心地位，我们将很难想象希腊文化的思想发展。广场和宴饮是男人们交谈的两个主要场所，后者是男人们的另一个聚会场所，在私人住宅举行，范围较小。演讲和交谈是个人能力的自我展示，因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钦佩。由于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因此广场成为男人们练习这些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人们学习如何行走、移动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学校。广场也是举行各种竞赛的地方：判断谁能做出最公正的判决，哪些公民组成了最好的委员会并进行了调停，节日中的歌队比赛，以及经过各处训练的运动员之间的比赛（在为他们修建体育馆和健身房之前）。在长者们的注视下，年轻人在广场上慢慢长大，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别逐渐显现出来。长者们非常留意这些年轻人的个人发展，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动作是否优雅，穿着是否得体，形象是否“美丽”。在那里，人们需要处理的公务很少，只要依据客观标准就能做出决定，因而个人因素非常重要。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擅长所有的事情，但人们仍然会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去尝试。尽管自由比较盛行，但为了维持这样的自由，必须制定约束公众行为的规则，让人们遵照执行。公元前6世纪，麦加拉诗人忒奥格尼斯写道：“请不要表露出遭受的打击有多严重，因为一旦显示出打击的力量，你将会处于危险之中。”不要指望这样会获取别人的同情。除了实际考虑，这也涉及到风格问题。品达警告道：“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遇到的麻烦”，并告诫说：“我们拥有的美丽或者快乐，应该展示给所有人看。”这种文化不赞成公开披露私人问题，尤其是个人遭受的痛苦。当高尚的人积极地展示出什么是美时，品达称他们为“不能有尊严地承受痛苦的傻瓜”。众多的不同观点在广场产生，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批评意见。然而，乡下人通过训诫诗歌表达的关注与城区广场上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城市中的火焰”就是赫西俄德描述的不公正判决带来的后果。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不赞成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导致了与对手之间的竞争，以及直接对抗的爆发。如果公民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那么广场上团体之间的分离就变得非常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希腊人不得不通过发展许多技能来达成妥协与和解，这种才能被证明在公共领域非常有效。荷马认为，在武士的世界中，凡是在公民大会中有出众表现者，他们在广场上肯定不只是做出决定这么简单，还要积极参与问题讨论才行。然而，即使所有男子为期望促成某些事情达成协议，那么这个任务也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来完成。在《伊利亚特》中，组建和解委员会的重任落在了涅斯托尔头上，他是一位典型的调停者。荷马这样写道，“比蜂蜜还要甜美的话语从他嘴里流出来”。后来许多人继承了涅斯托尔的传统。调停的重要性催生了希腊人对一种素质的特殊需求，我们掌握的材料中特别强调了这种素质的重要性：优雅的魅力。在《奥德赛》中，英雄宣称：“虽然他们的肉体未必能赢得太多的尊重，但神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当他们说话坚定而又谦虚时，倾听者高兴地注视着他们；当人们被召集起来时，他们是备受瞩目的人物，当他们走过人群聚集的地方时，人们对他们像对神一般地恭敬有礼。”在《神谱》中，赫西俄德提到了深受缪斯喜爱的巴赛勒斯：“他们吮吸甘露，被赐予优美的言词。他们用无比的坚定和智慧结束了一场大冲突。”雅典的伟大改革家梭伦也祈求缪斯，让他赢得公民们的尊重和感激。优雅魅力的视觉表现就是“古风式的微笑”，它是古风时期希腊雕像的典型微笑。正因为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经常造访广场的人发展了这种言语和行动方面的技能和能力，对政府官员、议事会成员和公民大会起到了补充作用。广场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集会场所，可以用于平复激情，向民众进行有关思考与表达的知识灌输，而这些在其他地方则为统治者、法院、宗教和其他机构所掌握，当然也包括“警察”，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社会纪律。在希腊城邦中，纪律肯定起因于众人的合作，并在他们中间产生。这个过程肯定充满了困难，而且并不彻底，如当我们考虑到复仇的愿望时，它总是受到压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集体协作。当希腊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愿望时，这一点就从未实现。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得到多方面发展的文化，这对于希腊人的理想非常重要，即使它只被应用于占人口一半的男性公民，尤其是上层阶级。当公民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有能力并且愿意参与政治活动时，他们却不具备应有的个人修养，因此贵族的生活方式及理想成为每个人的准则。这个世界依然保持着原有魅力，并在艺术中得到了体现。布克哈特认为，那是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原有的样子，虽然并不完全符合要求，也要把自己树立为典范，因为这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公民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最主要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没有被排除在广场之外，因为那里毕竟是召开公民大会的地方。但他们无法做到定期聚集在那里，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感觉像在家中一般轻松自在。通常城邦越大，一般事务或集会就会越多。换句话说，他们的地位很可能趋于边缘化。然而，无论这对每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广场仍对他们产生了某种诱惑，后来成为他们愿意参与政治的重要原因。“贵族的”一词通常被用于某些希腊家庭，他们很长时间以来都非常成功，他们拥有可以盈利的婚姻，以及很少被分割的财产，这使得他们从众多家庭中脱颖而出。只要我们不把希腊贵族想象得过于炫耀，那么这个术语还是比较实际和贴切的。虽然他们有些自大和装腔作势，但毕竟条件有限。其实，许多希腊城邦的总面积并不比现代乡绅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多少，因此贵族阶级从未与社会其他人群有着特别显著的区别。唯一明显的区别是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差别。从历史资料中，我们看到许多关于希腊上层社会的描述，有些提及了具体的当地贵族，有些则是指广泛的上层阶级。我们听说过“好的”和“最优秀的”，“贵族”和“领导者”，也听说过“富人”、“肥胖者”、“财产拥有者”，甚至是“马匹饲养员”。象征家族特质的名字，如好父亲和好血统等出现得并不频繁。尽管如此，家族的名字也要尽可能保持连续性。希腊人相信，财富和美德会在一定社会圈子中世袭，而这部分人喜欢内部通婚。由于接受过全面细致的教育，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他们很快就脱离了体力劳动。其实，根据人们的发型、首饰和昂贵的服装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差距。宴饮最初是为贵族设立的，不过后来出现了各种名目的交际酒会，如为了庆祝竞赛胜利、款待宾朋，有时甚至是因为学识。此时有一部分人成功进入了上流社会：少数农民由于善于经营土地财富不断攀升，还有很多的商人和探险者，他们非常走运成为了富人。这些人可能会与社会地位高但家道中落的家庭通婚，因为他们的财富可以弥补对方的财产缺失，虽然他们可能在社交礼仪方面有些欠缺，但这个缺点可以被忽略或者被改正。通常情况下，上层阶级成员会担任公职和议事会成员，那么希腊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也是公民而且一部分人也参加了方阵作战以及公民大会，他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还存有争议，最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事情在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少数贵族家庭从上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时，各种违反规则、滥用职权和权力斗争的情况出现了，最终导致了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危机，这场动荡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至新的改革出现后才结束。当一切尘埃落定时，贵族仍然掌权，但权力分配不再完全遵循社会阶层而定。自此以后，即便是在民主制下贵族的理想仍在推行，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至多是采取更加合适的方式，从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再忍让。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产阶级和部分下层阶级逐渐在各城邦占据了政治优势。这种异常情况和紧张局势不但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团结在一起，并且导致了他们的社会同化。切斯特·斯塔尔称希腊的中产阶级为准贵族，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对。另一个恰当的描述可能是针对显要人物的。城邦具有了家族性，无形中篡夺了实际家庭在类似情况下应发挥的作用。鉴于危机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相互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城邦社会的一个特征。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家庭、宗族或宗族族长会与同辈人一起操纵政治。小城邦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都没有考虑到这种小集团，每个团体的成员都直接代表自己，并且建立在自己的家庭之上。相应地，共同体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分支，对此只能从家族的角度理解。共同体被分成三四个，甚至更多的部落，而部落则由更小的群体组成，荷马和有些人称其为氏族，氏族的下面是更小的分支。至少从长期来看，这些分支有许多实际用途，如应征入伍时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希腊军队通常以部落为单位，同一氏族的成员并肩战斗。关于税收及其他义务，各分支能做到公平分配任务，而且要确保公民队伍的人数。如在雅典，新生婴儿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由氏族来决定。在希腊人看来，共同体不是政府机关或官方代表的职责，而是组成共同体的群体的任务。这些群体成员有着相同的宗教活动，虽然不太经常，但是正规的献祭，二者显示并加强了他们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称它们为“共同的熟悉环境”。在这些分支尤其是更小的分支中，贵族阶级会提供某种恩惠。他们的领导者通常来自于贵族阶层，并且贵族们拥有举行献祭的祭坛。他们也会为成员提供帮助，如果谋杀案中被害人没有亲属，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追查凶手。希腊城邦没有出现建立在共同责任基础上的根基稳固且世代相传的委托人或者友谊，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罗马。因此，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强调友谊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时，他从未提及长期延续下来的责任。很显然，城邦的个人主义反映出公民个体的利己主义，无论城邦和公民个体多么独立，有时也会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我们很难说社会细分差异化机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有些因素来自希腊大移民时期，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与当地居民的一种妥协。后来，其他因素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军事原因。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各种萌生出来的东西实现了系统化。总之，城邦由各种分支组成并成为一个整体，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关系、责任或者依附性。通过细小的分支，城邦能够为更多的人理解和直接体验，而这些人也参加公民大会。于是，这就造成公民主体的结构会因城邦的决策而改变，这种情况在几个地方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而斯巴达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了。在斯巴达和雅典，传统的分支不是被取代，而是由具备一些基本功能的新的并行分支进行补充。由于广大公民有着强烈的参政愿望，无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方式，所以出现了城邦从广大公民中汲取了新力量的根本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平等团结逐渐取代了依附关系。然而，在旧体制下少数富人主要局限于较小的分支，而在改革后的新体制下一切的目的就是让较小的分支经由较大分支与整个共同体发生亲密接触。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建立新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本文选编自《自由的文化：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部分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顾准｜ 城邦与城邦制的由来
计秋枫 | 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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