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百年纪念讲座社会学访问教授
左派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左派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温和左派，尽管他们倾向于动员大众以达到政治目的，它力图“推翻君主制、专制主义以及贵族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宪制政府”，一般属于主张“变革和进步”的党派（Hobsbawm 2000，pp.96，98）；第二类左派主张阶级斗争，在19世纪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为中心。他们最初与温和左派结盟，吸收了后者的目标，为争取民权和政治民主而斗争，后来逐步与之分道扬镳，转而争取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普遍工作权和社会权利（尽管在合众国，并没有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它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成为民主党的一部分）。第二类左派由于俄国革命而陷入四分五裂，之后兴起的是社会民主运动，他们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实现了第一类左派的议程，不仅实现了普选权，赢得了社会权利，而且建立了福利体制，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在某些国家是自由和天主教运动和政党推动下的成果），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左派坚信克罗斯兰（C.A.R.Crosland）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Crosland 1956），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观念的称谓，它有一种不大明确的主张：即公有制和管理迟早会使物质上更加丰富，社会焕然一新”（Hobsbawm 2000，p.101）。1945年代至1970年代社会民主运动的“黄金时期”，通过公有制、财政和货币手段以及合作主义经济政策，在许多国家程度不一地实现了大范围的再分配、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充分就业，当然所有这些有赖于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一阶段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而告结束，危机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强大，致使社会民主运动在国内的活动空间日趋逼仄。以瑞典和挪威为代表，曾经最为成功的社会民主国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遭受挫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逐步发现，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整个苏共体系的结束使世界在资本主义之外连一个失败的选项也没有了。由于缺乏另外的成功模式，面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席卷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纳税人越来越不愿意资助再分配和公益，上述第二类左派遭到削弱，成为一股极力捍卫过去的社会民主成果免受新思潮和选举潮流的冲击的保守力量。霍布斯鲍姆发现，1960年代以降出现了第三类左派，但他们缺乏选民基础和整体的方案。这实际上是本书第五部分的话题：即一系列单一议题运动，诸如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属于一般所说的“身份政治”范畴的社会运动、形形色色的国际范围的运动，诸如反对核武器斗争、反越战运动，以及正在兴起的旨在争取人权、20世纪末形形色色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和组织。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左派序列”。霍布斯鲍姆以不无轻蔑的口吻写道，这第三类左派“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影响，其能够发挥影响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政治左派正陷入危机”（Hobsbawm 2000，p.103）。霍布斯鲍姆的这一看法对吗？可以肯定，一致性业已走向崩溃，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质疑过去所看到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回顾式幻觉（retrospective illusion）。在多大程度上以往的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团结一致？在等级式的和排他性的结构中，难道就没有压制和排挤对立议题的现象？不过，左派已经分崩离析。不再有国内或国际性的政治运动或政党明确将左翼议题和活动作为其主导性的观念框架，这往往被认为正是人们盼望的。据称，当代左派需要的是一种多元化的议程，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运动。与旧的等级组织不同，当代左派志在建立某种网络式组织结构，能够实现更加平等和民主参与，能够将各种单一议题且在地理上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从而在地方或全球范围争取更高程度的平等。可见，左派的这种分崩离析状态既横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纵跨不同的时代。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将形形色色的左派主张纳入某种更大的、包容性的社会政治方案。一方面，正如鲍尔教授所揭示的，讨论中的某些议题尤其是绿色政治的核心议题，与人类中心主义的（anthropocentric）左-右翼光谱毫无契合之处。而且，新社会运动的种种政策和方案往往导致折衷和困境：例如环保政策可能会使那些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们陷入贫困，基于身份的平权差别待遇违反择优录用原则，而尊重家族宗教或族性共同体却与性别平等相冲突。面对诸如此类的困境，没有一种能被多方接受的方案，以确定政治上的轻重缓急。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第三类左派对第二类左派提出了挑战，它批评后者的视野是等级制的、家长式的以及唯物主义的，指出它无视或遮掩那些不合理的不平等，诸如性别之间、种族之间、族性之间的不平等，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类左派的危机部分地是由第三类左派造成的。从时间维度来看，人们不再将左派运动纳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旨在未来实现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叙事，还是从民事到政治进至更为深广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等不断扩大公民权的社会民主式叙事（参看Marshall 1963）。贝拉米教授指出，广泛的新社会运动和抗议运动日趋脱离政党政治，而公民对政党政治的兴趣也日趋冷淡。彼得·迪尤斯（Peter Dews）描述的后现代理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针对以往左翼政党政治的“宏大叙事”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后者是“从启蒙运动以降有关历史进步的大纲”。有时，这些特定运动的支持者倾向于采用某些特殊主义甚至相对主义立场，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不再寻求塔利教授所说的以公共的、普遍接受的或“共享”理性为基础的“在主体间性承认规范方面的共识”，认为一切理性都是“内在于”相关文化的，而普遍主义观念本身都是族性中心主义的。基于以上理由，这种思考方式与左派的观念本身恰成对立。既然接受了思想的不一致性，只能进一步推动上述分崩离析的过程。所有这些意味着新社会运动“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吗？首先，其中许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苏珊·詹姆斯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女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初表现为反对自由制度以及婚姻和家庭中妇女从属地位的斗争，进而对性别关系、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提出疑问，并开始关注不同环境和经历中妇女生活的多样性。同样，锡达尔教授的论证也很有启发性，他将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反战运动的源头追溯至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并对它们各自后来的命运做了回顾。而鲍尔教授有关绿色政治的论述则追溯至卢梭和早年马克思。其次，有关“第三类左派”地位的评价需要对其成就做一些的盘点。回顾整个20世纪，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女性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成效卓著，无论是规范性责任（这令人肃然起敬）、议会立法还是就业和生活方式方面不断增加的机会，尽管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倒退、失败，并留下一大堆未兑现的议程。只是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生态学家的观念才开始在公共领域发挥影响，不过他们同样能够极大地增强公众对鲍尔教授所列举的关联性危机的意识，从而动员积极分子，广泛参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决策过程。身份政治的成就较难估计，部分在于相关身份的多样性，部分则因为对究竟什么才算成功往往众说纷纭（是否任何要求集体承认的主张都是合理的，因此满足这样的主张就是正义的？）。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性取向而遭受的歧视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包括规范、立法以及行为层面。至于对少数民主和族性群体主张的承认，情况往往是好坏参半。历史地看，自由传统已经承认了少数派权利，在这一传统中，人们对少数派的态度“有极力支持的，也有表示深深忧虑的”，而社会主义传统则对少数派权利充满敌意（Kymlicka 1995，p.68）。然而，到20世纪末，种族迫害和压迫在世界各国仍然不乏其例。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西方社会，由于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移民，社会规范、立法以及行为已经适应了这种针对矫正原则日益严竣的挑战，当然其采用的方式往往各异，其成效也不同。在许多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意味着左派的相应失败。但到20世纪末，正是某些国际性的运动构成了第三类左派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获得的成就各不相同：世界各国普遍对人权话语的接受、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国际战犯法庭的建立和成功运转、在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及那些旨在引起人们对全球不平等、第三世界贫困、债务及其根源的关注的抗议运动，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现在说这些努力已取得成功还为时尚早，但它们至少表明矫正原则和上面列举的其他原则一样在发挥作用，我们很难说它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右派
右派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左派是相互对应的。伊特维尔和奥沙利文（Eatwell & O’Sullivan，1989）区分了右派的五种表现形式，与我们这里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首先是“反动右派”（reactionary right），其中包括真正的保守派及其追随者，他们完全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在约瑟夫·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路易·邦纳德（Louis de Bonald）等神权和威权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这一类右派对个人主义、市场以及启蒙思想推动下的理性观念大加挞伐，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无政府的，而他们自己力图恢复过去某种被理想化的等级和秩序。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这一类右派的影响不断削弱，在丹纳（Hippolyte Taine）和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等思想家（尽管如斯特海尔[Sternhell]指出的，它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之一）那里依稀可见，在天主教会思潮中仍然有所反映。其次是“温和”右派，其维持时间长得多，内部也更加复杂。这一派的鼻祖是埃德蒙·伯克以及本杰明·贡斯当和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关键词包括“有限政府”、“平衡”、“实用主义”以及对政治中的抽象原则抱有总体上的不信任，其更加威权性的一面被佩恩教授称为“欧洲20世纪早期温和的威权主义右派”，卡恰利教授对之做了如下描绘：这一派有两个源头，一是“探索一种受到更多控制、精英主义以及威权式的自由主义，二是天主教法团主义”。借用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教授的话，这一类右派反对：诸如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集体性目标，它们看似清晰却格外抽象，根本不可能在不破坏那些历史性妥协的成果的前提下兑现。而且，这类右派对那些需要国家大规模介入的计划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更加珍视社会。它尊崇诸如财产、宗教以及法律方面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源自社会本能，责任、服从以及权威。（Scruton 1992）
但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这类右派为了回应第一、二类左派的挑战，有选择地吸收并最终接受他们的成果，同时想方设法中和并消解他们政策的影响，质疑其计划和原则。第三类即“激进”右派兴起于20世纪初，它标志着右派正式成为一种积极推动变革的力量。面对社会主义的崛起，它力图通过政治获得拯救，推行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和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视野”（Eatwell & O’Sullivan 1989，p.69）。在乔治·索列尔和恩斯特·荣格等思想家的影响下，这类右派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源头。但正如佩恩教授指出的，也存在某些形式的右翼激进主义，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冲动和文化现代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主张社会精英主义，服膺于现存的等级制，笃信宗教。这一派的极盛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他们开始走向衰落。第四类“极端”右派则诉诸于政治运动和政党，它们对左派政党和保守的中间政党怀有敌意，坚持民族主义，有时倡导地方主义，反对外来移民，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即便不是那么明显也是潜在的）种族主义。与这类组织有着间接联系的，在法国有新左派（nouvelle droite）知识分子，在意大利有新觉派（nuova destra），奥沙利文教授将他们称为“二战后的激进保守派”。尽管遭到同行知识分子的排挤，但他们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和选民基础却不断增强，尤其是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奥地利、丹麦、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更多地是在政治宣传而不是精神反思的推动下，这一支右派在20世纪后期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好几个国家赢得了政府职位。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前摄性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自由主义”右派。20世纪后半叶，随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上台，这种日趋呈现出霸权色彩的意识形态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一切政府包括那些自称中-左派政府的运作性质。它意味着右派逐步转化为一种倡导社会革新的运动，通过大范围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的商业化、私有化以及减少规制，同时坚持右派其他传统主张，典型的如爱国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对法律和秩序的极端重视。与第三类左派不同的是，这种晚近出现的、最具活力的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各种相互矛盾的议程纳入一种总体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框架，其思想动力源自奥地利经济学派、自由至上论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他们反对一切旨在矫正不平等的左派方案，认为这些做法徒劳无益，并对其他值得珍视的价值产生负面甚或破坏性的作用（参见Hirschman 1991）。本文选编自《剑桥二十世纪思想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作者的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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