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
这种间接的、遁形于一切文本之中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迄今为止也是最为真切的。
——卡尔·施米特，致扬格的一封信，1947
总是有人站在河对岸，期待捡拾到装有您信息的漂流瓶——即便他始终默不作声。
——陶伯斯（Jacob Taubes），致卡尔·施米特的一封信，1958
......看不见事物的区别，将事物简单混同，都是弱视的表现。
——尼采，《快乐的科学》
“自由主义”，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时主张，"宣称与它的敌人分享存在"。1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施米特却挑明，自己决不与自由主义共享这一存在。进而，他试图将自由主义这个所谓"敌对关系中的敌人"的面具揭穿，并摧毁它的根基，为此他付出了自己漫长而成果极丰的知识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然而，他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对手却不仅打算与其分享存在，而且，他们还致力于吸收这个20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之敌的知识成果。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总体性的攻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识上的影响。2 由此带来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碎片，不断地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知识群体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捡拾。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尚没有哪个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样有如此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群。这个被令人敬畏的左派批评者称为最具知识增量和影响力的国家理论学者的德国人，其思想已经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同盟者——哲学的、政治的，不止于此，还有伦理学的。3 举例来说，就像他在1933年之前，由于提出威权决断而成为自由主义同大众民主决裂的诱饵一样，1945年之后，施米特又变成德国自由主义者们最主要的对手。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述革命的作品中，施米特曾以一个隐匿的对话者身份出现。而他在自己的宪法学说中针对具有颠覆性威胁的革命所提出的紧急状态理论，则被拉丁美洲的法学研究者们用来为军事政变正名。从魏玛时期开始，他的思想经由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约阿西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介绍，越过大西洋来到美洲，通过佛朗哥和萨拉查（Salazar）* 麾下的法学者们传播至伊比利亚。从施米特那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学到的与1980、1990年代欧洲新右派中扭曲的幻想家们一样多。1968年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们——施米特理论的"辩证追随者"4 ——满怀激情地从他那里品读着反对自由民主议会制度的精神食粮。而反对学生运动的保守主义者则打算将施米特在1920、1930年代锻造的紧急状态理论付诸行动。受到施米特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则身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要职。在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裁定通过这一重大时刻，法院的大多数人，至少部分地受到施米特思想的影响，宣称一个民主的欧洲首先需要一个同质的欧洲人民。5 这个极难捉摸且声名狼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的思想对于如此多的人具有如此重大并且彼此间看上去如此对立的意义，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6 究竟为什么清除施米特思想这一幽灵是如此之难？1920年2月马克斯·韦伯去世的几周前，在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一次讨论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判断一个学者正直与否，观察他在与尼采和卡尔·马克思比较时为自己所作的定位，即可略知一二"。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可适用于20世纪后期的施米特身上。诸如"施米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施米特"这样的设问无数次地出现却始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7 究竟为什么他的理论具有极化作用，往往能够激发这样一种观察，即他关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之本质的主张，无论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少缺陷，但对于接收他自己的作品来说都完全适用？为什么其他思想家，可能除了马克斯·韦伯和马基雅维里，没有如此频繁地被与"恶魔性"扯到一块呢？难道只是因为施米特很容易唤醒魔鬼的力量吗？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
经常为人言及的施米特的"知识分子戏剧"对于欧洲思想来说，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他的生命横跨大半个20世纪，从191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70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不停地写作。在1920年代，他是魏玛宪法和反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激烈争论中的风云人物。1930年代初，施米特又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将民主的魏玛宪法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威权的总统制居功至伟。1933年他转而投靠纳粹，试图为纳粹统治精心策划出一个制度上的理论框架。尽管他声称反对犹太人，但是到了1936年，他却由于天主教信仰以及同犹太学者保持联系遭到纳粹党卫军的攻讦。之后，他又从国内关于国际大空间理论的讨论中退了出来，而这个他所支持的国际法理论曾为希特勒征服东欧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暂不论其他，美国人打算把他送上纽伦堡审判台，但是，一系列审讯之后，他们还是放他回家了。 1947年，施米特从战俘营里释放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威斯特法伦的普勒腾贝格小镇，然而，那些称他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人们已经拒绝信任他了。他从知识分子那里所失去的宽容远比海德格尔更加令人恻目，他被永久禁止在西德教书。然而，他在战后政治思想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国内的放逐"期间，他仍旧是一个幕后操纵者（éminence grise），以悖论的方式形式缺席实质在场地参与着联邦德国的公共知识生活，但自始至终都处于争议当中。8 当人们对他的思想或多或少开始秘密地接收之时，施米特随即主动地参与到推动和促进此接收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具有各种形象，但决不会是"一个会动的老古董，绝不是那种一眼即可看穿的来自上古世界的知识废人"。9 事实上，他总是不断地发表评论，从西德日常公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到冷战后游击队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而且这些评论很快就得到那些想要在联邦德国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青年思想者们热烈的回应和诠释。10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并不满意从盎格鲁－撒克逊进口的自由民主教义，认为施米特更为深入地洞察到政治的本质。他们接受施米特的观点，认为"胜利者会失去对知识的好奇"——甚至他们中间左翼倾向更重的年轻人也意识到，或许是受挫的右翼在战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11 他的许多学生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施米特在政治思想中的当代"经典"地位。施米特自己也不断参与到解释自己理念的潮流当中，这一潮流多半是由施米特那种引发震惊的能力所维持的——他就政治现实主义所作的声明一方面是绝然的，另一方面又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虽然他与世隔绝地进行写作并且常常隐讳地自我解说，可是诠释施米特的作品却有增无减。
施米特为自己的追随者和自己的敌人遗留下来的，是一套专注于某些特别极端的政治处境的理论，以及用于讨论大众民主和工业社会时期现代国家命运的专门语汇。一方面，这套语汇看起来完全是陈旧的，充满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假设；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似乎又远远超出自身所处的时代，内含足以刺穿自由主义教条的尖锐问题。 特别是——且不出意料的是，战后政治领域的思想者们全神贯注于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凝聚力的问题。在魏玛失败的阴影笼罩下，自由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成为学者们关心的中心话题，而且关心程度之高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张政治整合（integration）成为战后政治和法律思想界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并不意外的是，一个深受施米特影响的法律理论家所写的那句——"自由主义的世俗国家依赖于自己无能保障的先决条件而存在"12 ——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思想中引用率几乎是最高的话语。而恩斯特－沃尔夫冈·波肯费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这句著名的格言出现在一篇主题为世俗化的文章里也并非偶然。在施米特的学生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担忧，宗教的衰落给现代复杂的工业国家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正当性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和神学的关系以及近现代的正当性始终成为施米特派所关心的话题的原因。 很多战后的思想者们都坚持认为，将施米特思想加以自由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值得的。这些"敌对方的继承者们"提出，所谓"资产阶级化的列宁"可以为自由主义更为敏锐地应对社会稳定和民主自我保护等问题提供智识上的资源，从而得以强化自由主义以反驳论敌——而在这些论敌看来，自由主义不过是由脆弱的妥协所支撑的、只可同富贵却无法共患难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解除施米特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反自由主义者的武装——而且那些施米特用来对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动总攻击的武器又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 由此，就引出了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廉·亨尼斯（Wilhelm Hennis）曾经提出的"德国式国家观问题"，说到底，施米特派的许多思想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13 一个强有力的、理性的、位于社会之上而且对宗派化的社会利益具有免疫功能的理想国家，在战后不仅对于保守主义而且对于自由主义来说，都构成其思考问题的基准。事实上，可以说自从黑格尔以来，国家 - 社会的区分就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成为一种理论轴心，其周围环绕着大量的德国政治思想。而且，德国的政治和法律思想者们往往致力于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国家观——国家事关真正的实质而不可被简单化为一种功能体，更遑论将其简化为市民社会的代理人。同样的道理，"德国式的国家观"通常是从行政的高度被接受的。施米特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国家观——无论是在他努力强化国家在大众政治时代的地位的初始阶段，还是在他寻找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实质与正当形式的后期阶段。故此，曾经试图在大众民主和工业社会时代守护德国式国家观、并使之现代化或是自由化的人们，现在都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同那个早先的"桂冠法学家"展开交锋。 回顾战后，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论争，对施米特加以自由化的限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考察这些论争，探寻施米特不同的弟子们除了澄清其思想中反自由主义的内涵之外都在哪里适时驻足。是否他们成功地找到施米特所强调的自由民主中存在的问题？抑或在特定问题上接受施米特的视角就意味着预设了答案，如此一来就用专制的因素污染了自由主义的法律和政治思想者们的反思？ 因此，这项研究也介入了民主转型中自由政治思想与反自由政治思想的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尤其是针对自由民主制度中各种反自由主义思想的运用，无论这些思想是预防性的、催化性的、建设性的甚或是整合性的。我这里展开的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历史意义上转化运用的分离法：对自由主义的正当批评与形形色色的、最终由无可商议的反现代主义所驱使的反自由主义区别何在？以下三者之间的划分界线究竟在哪里？一种是为适用于自由主义目标而被改造了的反自由主义论述，一种是以论辩为依据的反自由主义，而另一种则仅仅是对自由主义的憎恨或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憎恨——有时这是属于施米特本人的一种情感。 而且，本书也是对施米特作品接收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对围绕着构成其含混的遗产之中心部分所出现的特定问题和概念而形成的一系列接收史进行研究。14 这并非另一种力图辨识出施米特思想本质的尝试。事实上，这种本质是不存在的，正如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研究某一思想独一无二的、最终的关键之处根本就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15 本书的第一部分并非对施米特前半生的盖棺定论，而不过是对其职业生涯及其充满紧张有时甚至是明显矛盾的作品之发展过程所做的纵览。 之后我要探讨的问题在于，1945年后又是什么事物构成了施米特的遗产。然而，这一战后的话题必然包括施米特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战后所作的自我解释。它肯定也是一个国际范围的话题，特别是就施米特自己来说，为了摆脱在西德所受到的知识生活方面的限制，他有意识地进行欧洲范围内的对话和通信。战后，许多著名的右翼法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仍旧是或者后来转变为坚定的欧洲主义者。同施米特一样，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遗产的权威保护者，是时这个遗产正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反过来，很多来自欧洲不同地方的左翼激进分子却从所谓的施米特极端现实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理论中感受到强烈的拒斥（而有时又是秘密的吸引）。这并非那种（反自由主义）物极必反［les extremes(antiliberaux) se touchent］的简单事例。更恰当地说，正如我将在许多章节里所主张的，这反映了一个事实，1945年后的欧洲政治思想者们往往忙于同样的问题：所谓后自由主义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命运问题，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于笼罩在全球非友即敌的两极政治（而且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冰冻期）阴影下的欧洲大陆来说，哪些政治行动模式才是恰当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之后，为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奋斗成为泛欧洲的尤为特殊的当务之急。16 然而，这些学者当中的很多人最终遭遇到了处于施米特思想核心的论题：现代主权的逻辑及其潜在的限制——这是一个明显超越施米特所处时代和他所作努力的问题，就此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再度讨论。 施米特的思想在20世纪的隐秘（有时并非那么隐秘）道路是以危险的联系和连续不断的丑闻为标志的——从尤尔根·哈贝马斯在1960年代初期宣称施米特是"马克斯·韦伯嫡系传人"到1990年代初期施米特战后日记发表，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他发自内心的反犹太人的恶语。"卡尔·施米特个案"的象征性引发了有关德国知识生活独特历史变迁的诸多重大问题；也暴露了公众联合学术制造丑闻、意识形态的转换以及"去转换"、理论上的挪用和胡乱挪用，尤其是将某人追认为贤哲和去贤哲化的独特政治。而这些都是政治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的研究者们很少关注的现象。 关于施米特的作品以及就施米特进行写作的人们引发了如何对其诠释的特别挑战——这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关于他的作品卷帙繁复从而造成财富的梦魇（cauchemar de richesse）。在近七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不断地发表文章，曾以非凡的辩才介入到无数正在进行的政治讨论当中，并且带有极强的倾向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人格制造神话。17 而且，施米特还致力于一种被称之为哲学式的"含糊其辞"，将居于他理论中心的一些概念进行意义转换、频繁使用隐喻以及有意的误导贯穿其作品始终。18 除了是一个"概念机会主义者"外，他还常常在自己的书再版之际作些细微的变动。19 毕竟，施米特是一个法学家——而且战后他自己的立场首要的是一个法学家。这些自我修正和自我神话化的尝试构成了接收这个典型的欧洲右翼知识分子作品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伴随着战后思想者们对施米特遗产所做的数量更为庞大的理论工作，他的这些尝试将被进一步验证。反自由主义已经且正在形成它的影响以及它的审美效用——而且，在战后研究施米特也必然是对怨恨情绪及其吸引力进行研究，而且也是对反自由主义特殊的美学进行考察。 在施米特的理论中，究竟是什么证明它具有如此的诱惑力？是透彻的说服力、概念上的创新，抑或是隐藏在具有欺骗性的透彻背后的神秘资源？又或是施米特作为一个政治先知对日常政治进行评论的活动——为了对付具体的处境而提供了尖锐的对照，对决断发出刺耳的呼唤，以及借用恩斯特·扬格的名句，在自由主义正统论的内部"悄然引爆了惊雷"？20 相比起作为一个法学思想家，施米特毋宁是以政治思想家的身份证明自己极具吸引力。他的法律理论本身虽然影响深远，但实际上常常是印象派式的且缺乏逻辑性。当然，不能就此说，施米特的法学工具箱里没有重要的工具，事实上其中的一部分已被用于战后基本法也即西德宪法的结构和解释。然而，施米特同代人运用最多的还是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见解——以及他把法律转变为政治的能力。 不过，施米特的作品中还有一些美学上的诉求。几乎每个观察者都曾指出，所谓施米特的吸引力内含美学的成分，一种由施米特所谓的"概念戏法"（Begriffsmagie）产生的魔力，就像施米特自己对政治的着魔具有美学维度一般。21 第一次接触这位"公法中的邓南遮* "的读者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犹如第一次翻开《君主论》那样对政治现实主义有了新的发现甚至是恍然大悟。施米特曾经假想"让现实自己来思考"。22 可是，他还以"一种中伤的方式宣讲丑闻，即便是在以分析为主的作品中，他的腔调仍然含有高超智慧的思想所特有的略带蔑视的口气，而这些思想往往在惯常思维之外另辟蹊径。"23 据说，施米特常常因他所谓的韦伯式的切近现实（Sachlichkeit），即务实性和现实主义而令人掩卷难忘。在一次同毛主义激进分子什克尔（Joachim Schickel）的会面中，施米特言不由衷地主张说："我有一种特别的方法：让现象接近我，稍事等待然后从主题出发去思考，也就是说，不是从预先确定的标准出发去思考。你可以将其称之为现象学的，不过我不喜欢讨论这种一般性的方法论上比较初级的问题。"24 毫无疑问，他具有在对"形式"进行美学欣赏而形成的"界定概念的热情"25，以及一种被称之为闪电战（Blitzkrieg）或类似闪电（Blitzlicht）的风格。26 然而，当闪电过后天光依旧的时候，许多解释者从施米特那里所看到的不是启迪的神光，而是耀眼的光环，发现的不是透彻明晰，而是绝然的风格，甚至是在一部作品里就包含有无数的矛盾。借用歌德所援引的哈曼（Hamann）的话，施米特指出"明晰性是指光与影恰当的分布"。27 问题是，其中的许多阴影还有待探究，以至于很多施米特现今的读者不仅因强光而晕眩，而且对施米特在哪里藏匿了那些阴影心知肚明。 正如常常被指出的，施米特的风格似乎一直在两方面游移不定，一方面是客观冷静的模式，在其中他发现了关于政治的无可置疑的真理；另一方面则几近为狂热的表现主义，目的在于识别敌人甚至是激起仇恨。毕竟，施米特不单纯是一个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同时是一个作家，与其法学作品并列，他还写过关于哈姆雷特的书以及表现主义诗歌。甚至是在他的学术作品里，他还将本应清晰易懂的定义与特征同图像、隐喻、神话任意混合起来。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他似乎一贯坚持越过分析性论证而选择吸引人的表达。 然而，施米特的魔术风格是有章可循的，此种章法被证明与他大量的政治信念紧密相关。施米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投机主义者，通过改变自己话语的含义以适应变动不居的政治环境。确切地说，就像在柏克（Edmund Burke）的作品里一样，风格和思想是彼此独立的。施米特并不打算让自己的作品变成中立的分析，从而能够抽象化和系统化（一个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试图从逻辑上重建施米特思想的努力都徒劳无功的理由）。相反，施米特在概念、隐喻以及神话上的战略安排，就如划分敌友的界限一样，本质上是更为宏大的精神斗争（combat spirituel）的一部分。语言是要作为说服、甚至是动员之用的——它的美学品质是本质要求，而非次要成分。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对施米特研究在最近的复兴，甚至可以说几乎是全球性复兴进行了反思。在那段左派和右派一直困惑于他们各自特征——或者是共同否认彼此区别——的时间里，施米特重新出现在可谓是政治理论尖锐的刀锋之上或许并非偶然。雅克·德里达把施米特描绘成一个被围困的、受惊吓的、患有失眠症的知识"守夜人"，他受到恐惧的驱使，并且清醒地预见到"暴风雨和地震将在历史领域、观念和国家的边界"以及"欧洲法中的公理体系"引发重大浩劫。28 同许多被认为可能对施米特怀有敌意的理论家一样，德里达暗示到，当代思想不仅可以从理解施米特"防御者的恐慌"，而且能够从参悟其对左右两派所产生的影响的"模棱两可"中发现灵感。29 这种模棱两可已经成为许多接近施米特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所共有的特征。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施米特思想所散射出的碎片不断为沉浸在包容（inclusion）和排斥（exclusion）这样一些问题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者们所捡拾。30 这些理论家们热衷于提炼出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以反对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取代"了政治，扼杀了崇尚自由市场至上的真正的多元主义。然而，这些理论家们所渴望的"政治的回归"将带来什么后果常常是含混不清的——是群众动员，是特定冲突的尖锐化，抑或仅仅是对在现存民主中理性寻找共识的局限性的一种承认？同"政治"（the political）——一种从形容词转变为名词的奇怪建构——挂钩的繁衍之势似乎与生活在"后政治"时代的焦虑成正比，无论"后政治"时代可能带有何种意涵。 施米特还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他们赞成那种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范式，即国家被设想为一味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冲突则构成国际政治不变的本性。31 然而，这并不完全是所谓对政治现实主义永久性的洞察，在一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的时代，这种现实主义投合了人们的心意；更确切地说，它是施米特关于如何在后欧洲主权民族国家时代重新部署政治空间而提出的命题。人们肯定还记得，施米特在早期就得出结论，国家状态的现代期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终结。在同思想家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对话中，施米特已经尝试——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思考如何超越民族国家，拟想出一个"地球的新秩序"。 现在，随着"领土"时代的衰落，有组织实施暴力的模式正在以复杂的方式变化着，不仅在国内而且跨越国家边界，施米特对国际空间的观察似乎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特别是，人们渴望一种新的"分离哲学"（episteme of separation），借此可以划清政治的边界——或者是重新划清边界。32 于是，不难想见，那些试图将欧盟嵌入到在对伊斯兰国家关系上内含矛盾的结构中的理论家们，和俄罗斯人一样，也想要从施米特的思想里提取灵感，而后者试图在为了对抗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大空间"而设的"亚欧集团"中，重新将国家的角色定位为"国家集合体"。33 对施米特思想接收的研究，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战后欧洲思想中很大程度上仍未可知的地形，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了解 "当下的历史"。但是，我坚决主张，这样一种研究也会为处在特殊的现代性环境之下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教训。施米特，在我看来，是欧洲政治敏感性的具象化，用保守主义概念来描述这种敏感性是非常不恰当的——尽管"激进保守主义"或者是"保守的现代主义"更为接近，但仍不够精到。施米特从没幻想过为世界返魅或是回归到理想的过去。而且，他也从未打算简单地接受现代性中既定的要素，诸如技术统治化毫无羁绊的发展以及想象中的大众社会之崛起。 我们一直在考察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它可被最恰当地描述为哲学或人类学保守主义，而在现实的政治中，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以将特定的渐进性变革作为自己核心内容的保守主义的姿态而出现。34 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满足于那些不切实际的观念，如自由主义、普适主义以及对进步和日益增长的个体人性解放所做的各种解说。它对于自由主义现代性、例外以及非同一性的受害者的历史有着敏感却又非常慎重的意识。它不信任自由主义，因为似乎只有成功者才能消费得起自由主义。35 它试图以强权政治和具体性事物的名义无情地揭穿那些自由普适主义主张的面具。就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试图撕破用于调和各种主张的自由主义程序和间接行动所编织成的网络，而且还设法结束追求根本性（the ultimate）与即刻性（the immediate）的最终决断被自由主义所无限期推迟的状态。它不能忍受模棱两可，而且，首要不能忍受的是政治一方面对伦理，另一方面对经济从表面上的征服。它否认政治主张可以被道德调和，事实上，道德只会加剧政治黑暗的一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现代伦理——最好——不过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表现形式。它无法接受纯粹的自利，后者只需通过货物的囤积以及互利的交换即可满足，却被人视为政治领域的基础。"反讽和功利"——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将此视为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必将会因为真正伟大的政治的严肃性远远超越计算和对话的层面而遭到批判。36 如果说马克斯·韦伯是一个绝望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人们常常（正确地，或者确切说错误地）主张的那样，那么，施米特就是一个绝望的保守主义者。现代世界意味着意义和本质已经明显不可逆转地消失了。施米特，一个胸怀野心之人且自称是渴望获取"超越历史之力量"的"知识冒险者"，不仅心甘情愿，而且急切渴望在政治上有所行动。为此，他总是力图"接近那些拥有权力之人"（这成为施米特战后作品中的一个主要问题）。37 进而，他尝试着将自己在保守主义上的直觉转化为政治行动。而这些建立在希望政治自身能够成为意义和本质之载体的转化，就变成了一系列只能被称之为道德（和政治）上的灾难。一个绝望的哲学保守主义者，当从事政治实践的试验之时，很容易颠倒过来成为虚无主义者，而不是寄宿于假想中的自由主义之伪善和优柔寡断的矮檐下。然而，这种喜好直接行动和决断的心态恰恰在右派那里难觅形迹。它包含有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所激励的学者们长期以来所提及的"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的成分——而这一批判揭开了隐藏在政治和道德主张背后的权力欲的面具。就此而言，它专注 于自己的理论对手即自由主义——毕竟只有自由主义才忠实于公开证立原则，不管是借助伦理还是经济。可是，这些证立却没完没了地要求自我解构——在这样一种游戏中，施米特成了主宰者。 如今，在没有合适的全球性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全球化打着伦理和经济——全球人权和全球自由贸易——两幅孪生旗帜向前发展着。这样一种进程正好展示了永恒的诱惑以回应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作为替代性方案是毫无助益的或者干脆是虚假的。随着人道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拓展，它们的影子——反道德主义和反经济主义——打着奇特的政治道德的旗号也将随之拓展，而这种由施米特所表现出的政治道德相比其20世纪其他反自由主义者来说更为充分。 本文选编自《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注释略去，题目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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