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希恩｜暴力的衰落与平民国家的未来

詹姆斯·希恩勿食我黍 2021-12-24

作者｜詹姆斯·希恩（James J. Sheehan）

美国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学教授、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专注于德国和现代欧洲史。

这“越来越不合逻辑，”2000年，法国战略专家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如此评价欧盟，“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强大、贸易发达的组织……在战略层面上的实力却总是很小。这称得上是历史性的违和。” (1) 博尼法斯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得到很多哀叹于欧洲经济强大和军事弱小间反差的人认同，即经济和法律一体化的自然结果是创建某种类似于联邦制单一民族国家的实体、产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独立的军事力量。除此以外，任何状况都不合逻辑，或者说不协调。因此，欧洲史无前例的繁荣和稳定一直被一股挥之不去的阴云所笼罩：欧盟有些不完整，没有发挥全部的潜能，没有完成历史的使命。

但为何经济一体化就必然导致政治统合呢？这没有如人们时而设想的那样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并非“合逻辑地”从德国关税同盟中兴起，而是两次战争的产物。一次对抗奥地利，确立了普鲁士在中欧的霸权；另一次对抗法国，加速了国家体制建设的过程。另一个时常被引作欧洲未来模板的联邦国家是美国，对其建邦起到关键作用的也是战争——一场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一场确立北部主导地位的内战，还有极大强化了联邦政府实力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欧盟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产物。

进一步说，当代欧洲的经济强大和军事弱小之间并没有矛盾或不协调。事实上，两者互为彼此、相互强化。欧洲经济的振兴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产生了我所谓的“平民国家”。这些国家所投射出的力量，不管是作为国家个体还是作为欧盟的一部分，都强调商业、法律和文化，换言之，强调属于其平民化认同核心的活动和价值观。要改变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不仅需要新的体制结构——只关注体制改革是欧洲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需要新的政治认同，而这份认同必须根植于另一种平民文化，用另一种国家形式表现。

看起来，欧洲不太可能改变其平民化认同。为何要这么做呢？使人们为国家战斗和牺牲的献身精神及高压强制已一去不返。被其他欧洲国家侵略的威胁同样一去不返：俾斯麦马车上的乘客不再携带武器。欧洲已成为一个“非战争共同体” (2) ，也就是说，其民众生活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所称的“后英雄主义时代” (3) ，这个时代以私人抱负和个体愿望维系。在21世纪之初，国防再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操心国防的是专业人士，他们领取报酬、承担其工作所伴随的风险和压力。职业士兵就像警察和消防员，应对威胁平民生活的紧急事态。这些专业人士是必要的，甚至值得敬佩，但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是理想公民的代表，或觉得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岗位是某种“培养国格的学校”。保卫平民国家已成为一种职业，与别的职业同然。

大部分欧洲人现在不愿承担英雄主义的代价、不愿拿已经建成的家园冒险、不愿牺牲个人成就，以过去100年的欧洲史为鉴，这难道令人惊讶吗？欧洲人知道战争的真实面目，美国人很少能用同样的方式认识。虽然亲身经历过世界大战的那几代人慢慢凋零，对那些可怕时光的共同记忆——伦敦空袭、法国被占、柏林战火、华沙起义者的苦难、东线无尽的炼狱——仍保留着。以这些记忆而非其他任何时期的欧洲历史为背景来看，平民国家的创立是一件值得珍视、庆贺和维系的事情。

这种平民国家需要和平与秩序。因此，它们的未来取决于曾长期占据欧洲历史中心位置的政治暴力是否会卷土重来。当前，各国相互开战是很难想像的状况。哪怕没有了冷战这位助产士，和平一体化的进程也已表明有足够的力量自我成长。如果欧洲当真发生暴力，它不会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这个动荡危险、欧洲人的平民化生活所离不开的世界。

总有人希望暴力的消弭会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例如，较早开始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4) 在1958年称欧洲是“有生命的实验室” (5) ，他可身处其中观察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和国际交流之间的必然联系。很多人至今还认同这点，相信欧洲一体化项目是一种实验。最近，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宣称：“欧洲已成为一座新的‘山上之城’ (6) 。全世界都看着这场伟大的跨国家政府新实验，希望它或可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引，告诉人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应往何处去。” (7) 这番言论因遭到美国国内的反感而更加响亮。

如我们从前文所见，欧洲确实是许多周边国家的榜样。欧洲价值观、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给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成功民主转型带来强烈影响。苏维埃帝国西部边境一带也感受到欧洲成就的强烈吸引力，尤其在帝国的末日危机期间。同样重要的是，欧盟的惊人扩张纳入了大部分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有助于巩固民主政体和平民化价值观。我们不该对欧洲“软实力” (8) 的这一和平扩张视而不见，它为在欧洲大片土地创建繁荣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已认识到传播欧洲平民价值观和体制的极限。在那些国际和国内暴力仍处于政治中心，或至少很有这种可能的地方，平民国家无法诞生和兴旺。这种情况显见于那些仍为边境问题争执的敌对国家，而在那些对自己民众开战的国家则不仅显然还更令人痛苦。例如黎巴嫩和伊拉克、克什米尔和加沙地带、西苏丹和刚果共和国，在这样的地区安全问题压倒一切，因为暴力与生活如影相随。奥勒·瓦埃弗（Ole Wæver）所称的“非安全化 (9) ” (10)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生，平民价值观和体制的重要性仍不如为安全和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主权还是值得争取或捍卫的贵重之物，而非可以放弃或分享的东西。边境开放、跨国法律机构和类似的政治实验根本不合时宜。

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 (11) 所写：“今日欧洲最恼人的问题之一是西欧和平地带与欧亚冲突地带之间的边境在哪里。” (12) 但论及谁处在不应处的地带，答案则显而易见：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各个国家——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外国军队维系着那些地方脆弱的和平；俄罗斯高加索山脉一带的动荡区域——英古什、车臣、塔基斯坦，各方仍在争夺未来的政治领导权，还有美国管辖的娜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挣扎着想在阿塞拜疆境内作为国中国存续下去。很多其他国家面临和平与冲突的两种可能。斯洛文尼亚无疑是平民国家，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呢？波罗的海诸国的平民形态似乎相当稳固，但白俄罗斯、乌克兰又如何？俄罗斯本身在与两国相关的问题上又是否绝对没有卷入冲突的可能？

也许当代欧洲所面临的最具压力和挑战性的归属问题是现在急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提出的。土耳其问题之所以棘手，不因为它是穆斯林国家——这个解释时而有人提及，而因为它明显不是平民国家。如我们所见，现代土耳其由军队缔造，其创建者是赢得军事胜利的首任总统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 Atatürk），他在该国历史中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印记。军队在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也发挥了强大的政治作用，有时被称为“深国” (13) 。军队屡次介入政治，捍卫凯末尔的地位，自视为凯末尔的真正卫士，最近一次在1997年。不像欧盟成员国（除了实至名归的希腊例外），土耳其有大规模征兵制军队和几乎全民参与的兵役制度。持续不断的政治暴力是土耳其近来历史的一部分，估计有3万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在一场漫长的内战中丧生。土耳其是北约有价值的盟友和至关重要的成员，能为欧盟贡献良多。但要使这样一个国家融入欧洲绝对平民化的政治和文化并非易事。 (14)

眼下，欧洲不存在来自周边地区的直接军事威胁。但欧洲人易受其他祸害侵袭：污染、疾病和犯罪都能轻易穿过欧盟地区松散的国界。2004年3月的马德里和2005年7月的伦敦所发生的爆炸案，提醒欧洲人他们仍会成为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如果无法整合差异越来越大的欧盟人口，不仅欧洲各国国内会重现暴力，而且内部不合与国际动荡还会联起手来破坏稳定。

显然，欧洲人无法与外面的世界断绝联系，他们必须从那里寻找市场来出售其产品、寻找资源来驱动其机械、寻找劳动力来补充其日益衰老的人口。而且，共有的人性、运用财富和实力帮助邻人改善生活的责任感当然也将欧洲人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欧洲或许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岛屿，但是，用诗人的语言来说，她本身并不完整——地理上、经济上、道德上，她是整个大陆中的一块，是主体的一部分。

在21世纪之初，欧洲人所面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危险暴力的世界中生活下去。虽然也许很有诱惑力，但欧洲无法自暴自弃，成为蒂莫西·加顿·阿什所说的“大门紧闭、被更穷的邻居和可怕的贫民窟围绕的富人区” (15) 。在上一章末尾，我说明了欧洲人建立足以真正独立地登上世界舞台的军队有多困难。所以看起来欧洲可能将继续依赖某种形式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也承受相伴的所有紧张和冲突。毕竟，是平民价值观和体制令欧洲人必须依靠美国，也正是这同样的价值观和体制令依赖的具体方式难以把握。尽管如此，在大西洋同盟下生活虽有难处，没有这一同盟就更加困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人享受了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光，他们的历史中找不出任何时期可与之相提并论。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欧洲人生活得这么好，因政治暴力而死的人也从未如此之少。永远和平的梦想产生于启蒙时代，熬过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几十个年头，现在似乎终于成了现实。当然，人类事务中没有可以安心的领域，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从不间断的变革压力。要保全其非凡的成就，欧洲人必须面对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挑战。这些挑战有很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那漫长又充满争议的连接欧洲及邻邦的边境。沿着这条边境，富足与贫穷、法律与暴力、和平与战争不断地接触、不安地共存；沿着这条边境，欧洲平民国家的未来将得到最终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