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工业革命与不列颠新帝国的兴衰

作者｜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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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崛起与称霸世界，是世界现代史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如果把英国对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的历程拉长一点，1215年，英国人为现代世界打开了规范国家权力的大门，从而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大约在1780年代，英国又以工业革命掀开了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因此奠定了现代国家牢固的经济基石。如果说英国的文化在此期间发生了相应的现代转型的话，那么，英国终于在18世纪晚期为人类确定了现代国家的总体框架。这对一个地域面积不大、人口不算众多、历史并不悠久、文化难言辉煌的国家来讲，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现代世界中，无一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其中，工业革命对不列颠新帝国崛起所发挥的极大推动作用，尤为引人侧目。正是工业革命，将英国正式推向新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过，令人惊叹的是，也正是新的工业革命，将跟不上革命步伐的不列颠新帝国，摔下了神坛。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为人们绘制了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画面。借此书看开去，让人全面理解工业与帝国兴衰这一论题包含的丰富内容。

一、工业塑造新帝国

追根溯源，英国的现代化历史非常漫长。依据历史人类学家的描述，其前史得上溯到13世纪。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签署《大宪章》，就正式开启了英国现代转轨的大门。截至16世纪，英国就与全世界的发展彻底分道扬镳，进入现代社会。(1)对英国现代化的这一描述，从总体上讲，是没有疑问的。但从规范的现代化，也就是民主政治、工商经济和多元社会的组合结构视角看，英国在17世纪显然还没有完全落定在规范的现代化平台上。恰如《工业与帝国》所考察的，正是从1750年起始，英国踏上工业革命征途以后，才真正成为现代化完型的典范国家。

这是在所谓狭义的现代化进程意义上作出的断定。广义的现代化一定要追根溯源，从其发端开始，缕述整个现代化的渐进过程，最后才落到由工业化显示的现代化总体状态上面。霍布斯鲍姆的兴趣不在广义现代化叙事，而在工业革命与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现代新帝国的兴起、兴盛与衰落的主题上。这自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陈述方式。仅仅选择政治学的陈述，必须着眼于13世纪以来英国政治史的渐变过程。这是一部漫长的现代国家演进史，绵密的叙述常常让人对现代国家降临的问题，心生一种抓不住缰的乏力感。截断众流，直接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叙述不列颠新帝国的兴盛，倒是给人一种从经济社会史视角观察不列颠新帝国为何兴盛的简截了当感觉。以之统率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似可观这一天翻地覆变化的全貌。

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对中国人常常惦记的工业革命始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伟大作用，他似乎叙述得都有些漫不经心。他的叙述，并不是刻意忽略相关事件的重大象征性意义。他力图在经济社会史的演进中，为人们勾画一条英帝国兴起和兴盛的大线索。这有利于改变人们心中刻板和简单化的工业革命图景。

霍布斯鲍姆告诉人们，英帝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前，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伟大国家，也还没有显示出独霸世界的雄心与能力。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渐次展开，英国展露出一个现代世界第一强国的面目。“工业革命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人类生活转型。在某个短暂时期内，工业革命仅与一个国家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因此，整个世界经济都以英国为基础或者围着英国转。这个国家由此上升到了足以影响并支配全球的位置，这是任何规模相当的国家此前或此后从未达到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世界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如果不拘字眼的话不妨将当年英国描述为：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国家。这种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得自开路先锋的独行无双，既然不存在其他拓荒者，英国便是开天辟地的主人。”(2)

这段话点出了理解英国工业革命与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生活方式的转变。注意，这场革命并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已，而是人类总体生活方式的改变。二是英国在工业革命上独领风骚，具有令世人瞩目的“唯一性”。注意，这场革命并不是诸国同行、共襄盛举的产物。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成功，绝对称雄世界。注意，即便是后起诸工业强国，也无法重演英国这一示范世界的现代壮举。

这就大大地激发了人们探幽索微的兴趣：英国何以在芸芸诸国中脱颖而出，以工业革命打造出一个全新帝国？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学家的精到叙事功夫，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场事实上应该被称之为惊心动魄的历史巨变。在历史的时间向度上，霍氏勾勒出一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线索；在人类总体生活方式上，霍氏描述了漫不经心的农业到快速演进的工业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英国作为工业国家崛起的内外关系上，霍氏概观了英国与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复杂国际关系。这是一种宏观总体视角的历史社会学叙事。这也是霍氏凸显工业革命与不列颠新帝国兴起的关联画面所下足功夫的三个支点。

在英国自身历史演进的视角看，仅就财富的生产方式及与其适配的生活方式而言，1750年前的英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巨大。但英国以工业革命而率先崛起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英国的旧制度已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当下英国对工业发展具有实际的需要、孕育新制度的大革命的风险得到管控，让英国足以将“简单的”工业技术革命引入社会生产进程。英国旧制度的灵活性来自两次革命对当权者的规训，而发达的商业传统对工业技术革命具有内在需要，广泛散布在农村的工业消解了公众革命的热望，以至于工业利益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在18世纪晚期，英国而不是此外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发生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霍氏指出，对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能用气候、地理、人口的生物变化或其他外在因素来解释，也不能用偶然因素或纯粹的政治因素来分析。以英国已经具备的诸社会条件来看，它确实在这个时期完全可以为“廉价并简单”的工业革命提供足够动力。尤其关键的是，在英国这个特定时期，发达的私营经济成为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力量。正是他们在牟利与创新之间的勉力探索，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食品工业与纺织工业的激烈竞争，采煤业的急速扩展，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龙头。人们常常以为的钢铁、蒸汽机，尚未发挥出它们的决定性作用。大量增加的工业产品需要市场，而英国恰好以两种手段为新兴的工业革命产出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一是夺取其他诸多国家的出口市场；二是通过政治或准政治的战争和殖民方式，摧毁特定国家内部的国内竞争”，英国的一切政策都为之开道，即使是战争，目的都在商业。在那个绝对容不下两个工业国家的世界经济体中，英国脱颖而出，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霍布斯鲍姆告诉人们，汇成英国工业革命洪流的，并不是今天传奇式说法的高技术与大工业。18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远未引领工业发展，甚至两者还为工商业者所排斥。但正是由于实业家和熟练工感觉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业革命可望且可及，才让这次革命生龙活虎般展现出来。但低技术含量的工业革命毕竟是一场撼天动地的变革，因为那“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经济关系、一种新的生产体制、一种新的生活节奏、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根本变化、精细的分工与合作生产机制浮现、机器产出了远比农业时代要多的产品和更快的生活节奏、权贵的优裕生活与底层的紧张状态相形而在、之前所无的大城市环境应运而生，旧时代的一切都无法在这个时代帮助人们安度困境。曾经主导经济行动的农业，彻底丧失了它的引导作用。“圈地运动”催生了大量的“剩余人口”，进入工业机制中的人口，并无稳定的工作，多出不少需要救济的人口，而《济贫法》让这些人受辱式地接受救济，这哪是此前的社会有过的现象。霍氏如此这般的描述，固然因于他左派史家的立场，但也属于有一说一：一个新的工业社会，就是一个不容乡情的社会。

工业的内生力量首先改变了英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英国的世界地位和世界政经版图。前述英国所有的种种“唯一”，正是新帝国特性的集中体现。这些唯一，完全足够显示新帝国的状态，展示出所有其他国家无以期望的、让世界臣服的帝国能量，下文将要细数，在此毋庸多言。

二、新旧帝国分野：从暴力征服到利益谋求

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强大动力而崛起的英帝国，是一个不同于旧帝国的新帝国。这一“新”的特质，可以明确归纳为——受现代工业强力驱动的英国，成为三重意义上的新帝国：一是有形意义上的帝国，这就是“帝国领地”，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日不落帝国”。二是半有形意义上的帝国，也就是一切落后于英国、不得不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的势力范围。三是无形意义上的帝国，此即资本与技术拱顶起来的霸权能量。

这是需要从不同方面加以解释的三大特征。从总体上讲，现代英国之所以被称为“新”帝国，自然是因为它具有与古典帝国相当不同的构造特质。具体讲来，一方面，新帝国之“新”，新在它不只是简单的攻城略地，诉诸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并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对被征服者进行强制统治。这可以从不列颠进入与退出殖民地的两个方面得到理解：使用战争手段强抢别国领土，是所有早期殖民者共同的暴戾性表现。但英国情况稍有特殊——殖民当局与殖民者之间对殖民地人民的态度有所不同。譬如在北美殖民地，英当局对土著居民的“友善”态度明显要超过殖民者。(3)在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中英条约，第一款要求清当局致力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4)在英帝国退出殖民地的时候，大多没有诉诸残暴的流血战争。在愈近晚期退出殖民地的举措上，愈是体现出这一特点：北美独立还发生了短期战争，到印度独立时“非暴力反抗”成为主要动力，今日苏格兰脱英与否则依靠全民公决。这是新帝国之“新”的一个重要表现。可见，超越单纯的暴力征服，成为新旧帝国最重要的分水岭。

另一方面，新帝国之“新”，新在它不只是单方面实现帝国自身的强盛目标，而同时对被征服者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发挥出积极作用。不列颠新帝国崛起之时，它是一个单元帝国，其他国家的实力难以望其项背。在此之前，西班牙与葡萄牙也曾以跨国征服冲动掀起了现代帝国建构的帷幕，但因为两国较为单纯的掠夺行为，并没能成就现代新帝国奇迹。荷兰以其商业目的建构帝国，惜乎迅速败于英国而未能完型。唯独英国崛起为现代新帝国，“工业化借单元‘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一度依赖某个领先国家这样的形式而降临，这很可能也是势所必然。那个领先国家就是英国，就此而言，英国在历史上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性，源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就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旧帝国完全无法带给人类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国际关系，这就让新帝国的现代特性鲜明凸现出来。

这个新帝国，一方面自身的工业实力足够强大，除开前面所列举的几个“唯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英国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二的煤、约一半的铁、七分之五的钢（世界总量不大）、约一半的棉布（限商业化产量）、四成的金属器件（按价值论）”。另一方面，基于它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示范者。“就工业化国家而言，它们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基础的延伸。就初级产品生产国而言，它们被卷入了全球运输体系的建设进程，新的交通体系以铁路及日益轮船化的新式海运为基础，使得较易经济开发的地区和各式各样的矿区能够跟世界上城市化与工业化地区的市场连结起来。”英国展开的、无法逆转的全球工业进程，带给人类一个携手发展的全新世界。

再一方面，新帝国之“新”，新在它建立起了被征服者也乐于认同的现代国家体系。虽然“自由、平等、博爱”是书写在法国大革命旗帜上的现代基本理念，但在英国的现代转变中，它自始至终就是英国社会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在霍布斯鲍姆考察的那一段时期，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凯歌猛进的阶段，这些基本价值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英国社会各方行动的指南。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由于现代国家的物质基础夯实得是如此扎实，以至于回归传统的任何想象都变得相当好笑了。现代的不可逆转，并不得自之前立宪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来自于它与当下工商经济的联姻。现代民主、宪政和法治，离开了工商经济，简直就无从想象。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衍生出一种新的社会理念，社会政治整合的效果也今非昔比：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缓和了，合作增加了，颠覆性的社会政治冲动逐渐冷却下来，社会政治制度或国家基本架构的稳定性得到根本保障——“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并非一场临时灾难，相反是能促成某些改善的一个恒久制度。这种认识改变了大家斗争的目标，于是，不再有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幻想着某个新社会。”

单纯仰赖暴力征服的旧帝国，无论是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还是蒙元帝国、俄罗斯帝国、满清帝国，当然也掠夺被征服者的利益。因为旧帝国的征服逻辑，从来就不会单单指向政治军事压迫。自然还得承认，旧帝国从来也不会完全依靠粗暴的军事手段对被征服者进行高压统治。罗马共和阶段自身政治体建构实行的立宪制度、对被征服者实行的以万民法与民族法分而治之的策略，甚至为新帝国作出了示范。但总的说来，旧帝国既未能为人类提供财富增长的崭新方式，也未能给人类开拓出一条携手发展的通道，更未能为人类闯出一条以创新谋求持续发展的进路。新旧帝国的分野，确实是人类古代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分野。诉诸军事暴力的旧帝国，与谋求利益分割的新帝国，实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帝国逻辑。粗暴依然是帝国的行为纲领，但从赤裸裸的军事暴力走向经济贸易的双赢与多赢（尽管弱国受到不公平对待），仍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显著进步。

尤其重要的是，新帝国的国家行为逻辑，成为其他国家行为的楷模，各国纷纷模仿不列颠帝国的建国模式，并且以期创造性模仿的仿真度高低，呈现出国家建构的成效大小：那些愈是能够在国家建构中秉持不列颠建国原则，同时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创新的国家，就愈是有希望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反之，则上演出出建国悲剧。这可能是旧帝国全然无法呈现的国家建构状态。

三、帝国丛生与不列颠之殇

不列颠新帝国的降临，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展现的强大国家实力，既是对其他国家的有形示范，也是对其他国家的无形号召。

就有形示范来看，不列颠新帝国的发展态势，本身就是一个像层层涟漪外推的扩散过程。由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既需要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又需要世界市场以销售终端产品，因此必然推动商业革命。否则，这场革命产出的巨量商品，就会因为没有销路，也就无法为工业革命提供绵绵不绝的动力。因此，工业革命势必与商业革命相伴随。真正的国际贸易时代的到来，便是不列颠新帝国一力推动的产物。而不列颠新帝国在崛起和后续的发展中，对国际贸易的明显依赖，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工商革命催生了两个市场，一是相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是绝对落后国家的市场。前者主要发挥销售终端产品的功能，从而保证英国现代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后者主要发挥原料市场的功能，以之保障英国现代工业从原料到生产再到销售的生产链条。两者缺一不可。当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原料供给与产品销售，其实都是打通的，这里只不过是要强调其侧重点而已。不过，两个有着不同侧重点的市场，对工业革命的走势确实发挥了相当不同的作用：产品市场的连带作用主要是同时启动了欧美的工业化进程，原料市场则主要生成了依附性发展的世界体系。即便这两个性质市场有转换的可能，譬如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的转换，就堪称典型，但是成功转换的国家实在不多。不管这样的转换对一个后发的国家有多么困难，一旦发生了这样的转换，就构成对英国独大的工业强国地位的直接挑战。加之在英国驱动下展开工业革命进程的诸多国家，一旦“弯道超车”，更加让英国维持不住单元工业强国的地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工业革命的新一波浪潮，乃是诸侯风起的一场剧烈竞争。这一波工业革命的总体特征，不同于第一次或第一波以纺织业为龙头的低技术工业革命。“这一新阶段以资本货物行业为基础，立足于煤炭和钢铁。纺织工业发展的危机时代正好是煤与铁取得突破的时代，也是铁路建设的时代。”相比而言，这一波工业革命的国别特点，一是不再由一个国家独领风骚，二是多个工业化国家迅速崛起。尤其是美国、德国与日本的崛起，甚至拉开了英国与之相比的工业发展差距。这就让英国的相对衰落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不列颠新帝国的一强独霸，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造就了一个诸强并立的局面。这场以铁路建设为标志的高阶工业革命，英国在起始阶段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铁路的修筑、钢铁业的发达、资本的国际流动，都显示了英国前此工业革命集聚的实力。但英国的独占鳌头实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欧洲大陆尝试工业化的诸国，一方面在工业技术上拼力前行，从轻工业的工业化过渡到重工业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在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上超越英国，形成了有利于大工业发展的托拉斯等组织形式。到19世纪晚期，英国仅能维持工业大国之一的地位，与美国和德国平分工业强国天下而三国鼎立。

在美国、德国与日本的迅速崛起中，英国的工商革命优势逐渐丧失。这就让英国面临一个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的明显变局。英国不得不努力适应新的发展局面，但适应新的局面谈何容易。首先，英国人习惯于享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尽管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英国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力求赶上工业革命的步伐。但因为英国社会将什么东西都伪装成传统的习惯，趋近于守成的社会心理远远无法适应急速演变的工业化需要。加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积累的大量资本，在投向海外之后，收到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这也让英国人习于坐收资本红利，技术创新的动力相形下降。

其次，19世纪末尾的20来年，工业化陷入了第一次“大萧条”之中。英国的相对滞后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更是加剧了工业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帝国丛生，让英国优势不再。而且，英国安享其成的社会习气逐渐弥漫开来，英国不再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英国仅剩一条大道可走，那就是从经济上（且越来越从政治上）征服世界上那些迄今未加开发的地区，换言之，走帝国主义道路。这是英国的一条传统道路，不过，其他竞相逐鹿的列强如今也在走这条路。”于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降临了。帝国行径不仅有攻城略地的传统方式，也有一国或国际财团接管弱国的财经管理举措，还有以投资方式争夺利益的现代方略。这些有形、半有形和无形的帝国主义行径，将世界推向一个被工业强国任意宰割的境地。列强之间的无度竞争，将各个工业国家的政府卷进了经济利益的争夺之中，列强之间诉诸战争的方式解决争执的风险日益增强。世界大战就此与工业革命、国际竞争联系在一起。基于开放的世界经济建立起来的不列颠新帝国，不再能够适应国家保护的帝国间竞争局面，进一步的衰退完全在意料之中。英国得以长期位列诸帝国之一，多仰赖资本投资的无形帝国的支撑，让英国这个有形帝国勉强复制帝国业绩。这也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帝国运行规律。“新工业强国的崛起、英国竞争力的衰退一方面削弱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同样这一进程却助长了英国金融与贸易的成功。”但很显然，工业与帝国的直接关联已经被彻底割裂开来。

从世界现代史来看，早期成功登顶全球发展巅峰的国家，秉持的都是传统帝国的行动逻辑。这是因为，当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样板，只有古典帝国确立起来的征服逻辑。不过，如前所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攻城略地这一赤裸裸的古典帝国行动方式，并没有真正开创现代帝国的独特行为方式，因此也未能凸显新帝国的崛起奇迹。即使是后起的荷兰商业帝国，也没有创立崭新的国家行为逻辑。倒是后发的英国，将古典帝国的征服逻辑与现代新帝国的经济利益共谋“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并以之示范天下，提示所有试图跻身列强之林的国度，只有沿循这样的逻辑，才能开辟有形国家疆土之外的无形国际谋利空间。德国与日本，尽管在工业革命方面后发先至，但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行动逻辑，不仅没能发扬英帝国的现代新帝国风格，反而堕入传统帝国赤裸裸的军事征服窠臼，结果不仅未能取英帝国而代之，反而在紧张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中掉入准殖民地的陷阱。尽管按照霍氏的说法，被“二战”炮火摧毁的德国（和日本）工业体系，反而有利于两国尤其是德国建立更加先进的工业系统。但一个国家跻身工业强国的尝试，居然落入准殖民地窘境，恐怕绝对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事情。

后起却夺人先声的是美帝国。美帝国不是秉持道德主义的现代国家，枪炮与钢铁照样是美国后发先至、成为强大工商帝国的后盾。但美国的帝国逻辑呈现的现代特性，远比英帝国鲜明：它竟然没有寻求建立像英帝国那样的有形帝国。换言之，美帝国没有在海外以武力建立殖民地体系，而是以高超的“门户开放”政策对外，以捍卫自身利益的“门罗主义”对内，以工业革命的大力推进振兴国势，因此得以取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代之。后起的美帝国，不论在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上，已经超越英帝国，成为崭新的当代帝国示范者。而在工业化的推进上，美国依仗电气、化工与自动化技术，科技专家与实业家的联姻、将工业机制推向整个社会以及标准化的福特制、人民资本主义改革等等措施，一举成为实力最强劲的工业国家。在这些方面，曾经先进的英国均技不如人，即使仍有一些不俗的成就，但远不能重建单元化的工业帝国的荣光。

四、工业衰颓的帝国挽歌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领先优势，造就了大不列颠新帝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丛生帝国，则让英国从世界领先位置上跌落下来。英帝国的兴衰，真是个成也工业革命、败也工业革命的过程。英国国家地位的现代变化轨迹告诉人们，一旦以稳定著称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革命的创新轨道，一个国家只有按照不断创新的工业革命逻辑向前推进，如果试图停顿下来安然享受之前工业革命的成果，它就会被工业革命的不断创新逻辑无情淘汰。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指出的：“一个全盘工业化的工业经济体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至少工业化将持续往前推进。”一个国家，面对全盘工业化的进程，推进有力，就持续领先；推进无力，便迅速落伍。不列颠新帝国首尝工业革命的甜头，但也势必首尝落后于工业革命步伐的苦果。

这一跌落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漫长，是因为英国逐渐跌落的过程，耗时达到一个世纪。但跌落的世界霸主、新型帝国不列颠，不再重蹈古典帝国的覆辙：帝国的衰败，不再是一场国家衰亡之旅，而是国家毫不逊色地位列发达国家行列，仅只失去世界霸主的叱咤风云地位而已。这也是现代新帝国不同于古代帝国的一大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帝国兴衰“怪事”，就是因为新型帝国的国家运行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结合前述，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首先，国家由盛到衰的发展，不再是一个从狂风暴雨的军事征服到国内衰退、被征服或毁灭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发展，首先是长期蓄积内功的结果，其次才是对外战争与征服的产物。借助的帝国拓展动力，不仅有军事的、政治的，更有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新帝国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从这个国家的切近日常生活的创新和工业化转制上体现出来。诚如霍氏指出的，英国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世界机制。这是诸社会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此前，各个社会要素很少如此交错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勃然兴起的新帝国，即使遭遇一时的国内困难，或者碰上国家挑战，也不会催生一场国家迅疾毁灭的悲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代帝国定势宣告终结。

其次，国家由盛到衰的演变，不再是一场基于无序性的骑马民族的飘风骤雨征战，也不再是一场基于稳定性要求的农业民族的韧性德性较量。而是不断创新的工业机制是否持续复制和连绵发酵的过程。只要一个国家建立起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就会像不列颠新帝国那样，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制。即便这个国家不再领袖群伦，成为世界霸主，但它的绵绵内力和对外关系，仍然可以保证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不至于完全被挤出这一队伍。

再次，国家由盛到衰的变迁，不再是有一种社会要素引导的畸形兴衰过程，也不再是政治与经济要素不平衡导致动乱，而一旦达成平衡则让社会陷入死寂般的宁静。不列颠新帝国创制的工业革命机制，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创新机制。人们处在这样的机制中，总是会产生种种遏制和逆转它的冲动，农业乌托邦总是引导这些人，要么试图回到已经不知所以的传统，要么迈进美轮美奂的理想境界。但结果总是差强人意，甚至造成巨大灾难。新式帝国总是促使人们相信，基于现实的进步主义，才有望引领人们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5)

最后，国家由盛到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国家独秀始终的过程。不列颠新帝国的崛起，确实是独秀于林。但工业化的进程，不会因为不列颠新帝国不再独领风骚，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载体。工业化是一个向全球范围推进的人类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不列颠新帝国将工业化的诱人景象示范全球，凡是接受工业化逻辑的国家，尾随而来，努力效仿，力求超越。结果英国成为一个各国谋求发展的典范。典范本身的典范性未必能够长期保持，但模仿者本身却可能成为这一发展范式的新典型。这是一个一个工业国家接力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推动不同国家进入富裕与文明生活的扩展型发展模式。

但不能否认的是，仅就不列颠新帝国一个国家来看，它的由盛到衰，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尤其是令英国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何以单元化的工业强国由盛到衰，并且无法阻挡呢？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不能”延续发展奇迹吗？对此质疑，霍布斯鲍姆断然指出，不是英国人“不能”延续工业革命的奇迹，而是英国人“不想”延续这样的奇迹。他设定，资本主义这样的工业化经济类型，不是人们计划出来的，而是从众多追逐私利的个体决定中兴起的。因此，一种趋同的社会心态与行为模式，会决定这种经济形式的前途与命运。“关于英国工业活力的丧失，最常见也很可能最好的经济学解释是，问题终究缘于‘工业强国的发动时间早且过程长’，它以多种方式彰显了私有企业机制的不足。率先工业化所寄身的那些特殊条件自然不可能维持下去，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无论当时多么的先进和有效，不可能始终独领风骚，它所创造的生产和市场方式也未必一直最适于支持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然而，从过时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既昂贵也困难。”因此，英国人宁愿守住成本相对低廉并且已经赚取大钱的工业机制，不愿冒险进行工业结构的再创新。加之英国从来没有遭遇德国以及日本那样摧毁性的打击，摆在面前的困难不足以让他们改弦更张。因此，英国不落伍谁落伍呢？一个惰性十足的英国便呈现在世人面前。“英国正在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性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而过日子。”作为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奇迹的英国，让人无比兴叹；而衰颓的英国，吃国家福利、享世界进步好处的英国，也让人无比感叹。工业社会的逻辑就是这么显出它的冷酷无情。随着“二战”的爆发，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终于宣告终结。此后的英国，无论是凸显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还是张扬撒切尔主义的市场化改革，都无法再将英国推向世界霸主地位。一切改革的核心，似乎都在如何维持住英国的既有地位。停滞的“英国病”就此成为一个聚集英才去努力解释的大问题。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丛生的帝国，这些帝国试图重建类似于不列颠新帝国那样的殖民体系，不过种种尝试均归于失败。现代世界确认的是继不列颠新帝国而起的美帝国那种旨在建立无形帝国体系的政治进路。因此，当“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殖民地崩溃事件发生以后，殖民地与前宗主国的现代行动逻辑高度一致起来，帝国逻辑势必让位给多元世界逻辑。这便是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大局势。

由于霍布斯鲍姆将《工业与帝国》的论述主题聚焦于经济中心论题，因此他不愿意凸显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政治动力、文化精神、宗教伦理、历史背景。他明确要求对英国崛起和衰落的经济事件进行经济解释。因此他努力勾画一条不列颠新帝国从工业革命领先国家何以堕入跟随发展的经济轨迹。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列颠新帝国崛起的工业动力，实在是与英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与社会诸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事件。工业衰退的帝国挽歌，其实深埋在不列颠文化深层土壤之中。(6)当霍氏将经济之外的种种因素作为绝对辅助性的解释要素时，可能有损于他对自己立论的解释力。不过要承认，如果人们不追求大而全的泛泛解释，霍氏这本旨在面向公众的、着眼以经济事件解释经济问题的著作，确实是值得认真阅读的一部著作。

本文编选自《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已经过再编辑，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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