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克拉曼｜美国族群平权运动的曲折之路

作 者：

迈克尔·J. 克拉曼（Michael J. Klarman），美国著名宪法史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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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密西西比州波普勒维尔（Poplarville），黑人麦克·查尔斯·帕克（Mack Charles Parker）被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性，原本该出庭受审的他却被一群白人暴徒从监狱抓出，私刑绞死了。某密西西比州报纸将帕克之死归咎于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的判决，称“权力不该用于强迫社会风俗发生革命性改变。这样的举动势必引发同等威力的反作用”。对于负责调查该私刑绞死案件的大陪审团，其主持法官煽动陪审员，“要有反对任何暴政的骨气……甚至就连 社会学委员会（Board of Sociology）都披上了法官长袍，出现在华盛顿，‘分发’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的‘法律判例’”。米达尔是瑞典社会科学家，布朗案援引了他反种族歧视的研究成果。

南方白人担心私刑绞死帕克会危害到白人至上主义事业。密西西比州长詹姆斯·科尔曼谴责这场谋杀，希望密西西比州人民“不会因少数人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民权法案的惩罚”。汤姆·布拉迪（Tom Brady）法官是该州主要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猜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会“欣喜于这一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并“强烈要求通过恶毒的民权举措”。

布拉迪至少说对了一部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称，私刑绞死帕克是南方政治家“有组织的抗法行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联邦政府……进一步保护民权的必要性”。司法部部长威廉·P.罗杰斯宣布，鉴于私刑绞死帕克事件的发生，以及大陪审团不愿意给已知参与者定罪的情况，他将开始研究新民权立法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大陪审团此举是公然违反法律正义。

布朗案判决挑起的政治反弹催生了更多暴力反抗进步性种族变革的事件，北方人惊恐地看着电视转播，更加坚定了终结南方白人至上主义的决心。

1955年12月5日，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黑人为抗议自己在城市公交车上遭受的羞辱待遇，决定不再搭乘。这一联合抵制持续了整整一年，成为美国种族关系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行动是向世界宣告，南方普通黑人已经受够了当前的种族现状，并做好了反抗准备，即便这样会令个人陷入极端艰苦的状况。该行动也有助说服黑人相信，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改变种族现状。用组织者的话来说，该行动标志着“南方黑人从奴颜婢膝、消极服从向团结、无畏、心怀希望的转变”。黑人在组织实施该抵制行动时展现的技能、毅力和勇气否定了南方白人对黑人无能、懒惰、怯懦的刻板印象。蒙哥马利的白人从未见过黑人“能有纪律地组织起来，真正做成什么事情”，因此“被他们所展现的决心和勇气深深震撼了”。同样深受震撼的还有那些在白人刻板印象影响下认同他们观点的黑人。

该抵制行动也展示了非暴力抗议的战术价值。蒙哥马利黑人选择了安静且体面的方式抗议种族压迫，与他们相比，旁观者无疑会严厉指责利用经济报复、虚假刑事指控，甚至炸弹袭击镇压他们的白人。全国各地涌来成千上万美元的经济支援（以及许多鞋子），支持者们还参加了全国性的“祈祷解放日”活动，以表达自己对蒙哥马利黑人的支持。

1953年，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也发生过类似的公交抵制行动，不过只持续了一周，行动领导者接受了市议会提出的折中方案。不过，蒙哥马利的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妥协，还越发顽固。他们选择“强硬起来”，捏造罪名逮捕了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对针对该行动领导者的暴力行为也不加制止。

布朗案后，南方白人往往会在废除学校隔离的背景下看待所有种族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市长W. A.盖尔（W. A. Gayle）声称，黑人真正想做的是“彻底摧毁我们的社会体系”。该市另一名种族隔离主义者称，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真正目的——完全实现种族融合和种族间通婚——相比，黑人开出的公交诉求根本“无关紧要”。在这种氛围下，当地白人拒绝对黑人的要求做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让步。最终，该抵制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年，该市公交被迫废除了种族隔离，这已超过了抗议者原本的诉求。

蒙哥马利事件后，南方就鲜少发生抗议种族歧视的直接行动了，直到1960年，此类抗议活动突然呈爆炸式增长。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Greensboro）的伍尔沃斯药店内，4名黑人大学生在种族隔离的便餐柜台上静坐抗议。此类抗议示威行动数日内便传到了该州其他城市，数周内传到了临近州，数月内传到了众多南方城市。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名官员称此类抗议形式是“我所见过的要求公民权行动中最鼓舞人心、最引人注目的”。静坐抗议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兴趣，众多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台都刊登、播放了支持他们行动的新闻报道。两党的主要政治家，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都纷纷表态支持。支持他们的北方人筹资帮助被关进监狱的南方抗议者，并在一些当地连锁商店外举行声援南方黑人的抗议示威，这些连锁品牌都是有种族歧视的南方分店。

第二年，南方的年轻黑人与同情他们的白人一道，以各种安静的形式抗议示威：“坐”在餐厅、便餐馆及图书馆内，“站”在电影院内，“跪”在教堂内，在沙滩上“涉水”。抗议者有的被“义务警察”痛殴，有的被番茄酱浇了满头，有的被点燃的烟头烫伤。总计约有7万人参与了此类抗议示威行动，差不多4 000人被捕。最终，一百多个南方居民区取消了对某些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种族抗议的社会及政治条件成熟了。南方黑人从农场搬入城市，这里的通信及交通设施更加完善，教堂、学院等黑人机构更多，让黑人能更轻易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抗议活动。日益升高的经济地位让南方黑人不但有钱赞助抗议活动，也能够利用经济抵制来推动社会变革。更好的教育条件不但为黑人培养了可指导社会抗议的领导者，也减少了白人中顽固不化的种族隔离主义者。

更严格的暴力禁令也为直接抗议行动提供了方便。随着北方黑人政治权力的增长，国家政府也越来越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抗议行动。南方黑人政治权力的增长则令当地官员更愿意对黑人社区的担忧做出反应。国家媒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电视台，确保黑人抗议行动的新闻能够迅速传播到其他黑人社区，让其复制，并迅速传播到北方，让同情他们遭遇的观众集会支持他们达成抗议目标。

二战期间种族平等思潮盛行，让赞同吉姆·克劳法的美国白人越来越少。二战黑人老兵并不容易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吓倒，也往往不能容忍自己为民主而战的士兵身份与因种族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落差。

开展大规模种族抗议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这个时机为什么偏偏是1960年，而不是更早几年呢？要解释现代民权运动的时机问题，下面两个影响因素也许会有所帮助。第一，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忙于应付核武浩劫的威胁和对国内猖獗颠覆活动的指控，此时若开展社会改革运动，很容易被指控为受共产主义挑唆。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大量精力花在了清除左翼分子上。不过，到1960年，美国人对国内颠覆活动的恐惧已消退很多，加上受二战中种族平等思潮的影响，种族抗议运动出现了。

第二，美国民权领袖确认，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非洲各地爆发的自由解放运动给了他们巨大动力。非洲殖民地为赢得独立而做出的努力向美国黑人展示了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种族变革的可行性，也让他们对国内种族现状越发失望。对此，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有一句名言，“等全非洲都解放了，我们还没能喝上一杯劣质咖啡”。

20世纪50年代末，南方白人对黑人变本加厉的暴力影响了全国人民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但电视能够捕捉到的画面还不够多，报道还不够频繁，不足以激起广泛的愤怒，而这对于颁布具有变革意义的民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到1960年，南方白人保留种族隔离的意愿依然高于北方白人废除种族隔离的意愿。

20世纪60年代初，民权领袖们想出了争取北方民意支持的新策略：他们在可能吸引国家媒体关注的地方刺激白人对他们使用暴力。1960年时，绝大多数美国白人都不赞同直接抗议行动，因此，抗议者要赢得公众支持就必须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其对手必须是绝对错误的一方。抗议者的行为不能有任何可挑剔之处，他们的目标必须明确合法。

这个策略要成功也必须有南方执法官员的“配合”。若他们对抗议者实施和平逮捕，即便是不合法的，也能在避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阻碍抗议的进行；如此一来，媒体会无聊，示威者会疲惫，联邦政府则不会有必须介入的压力。相比之下，对抗议者的暴力攻击更能吸引媒体注意，激怒北方民众，强迫政府采取行动。

1961年，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n Racial Equality）指望南方种族主义者能制造一场危机，于是派遣一队由黑人、白人组成的自由乘车客（Freedom Riders）前往南方腹地，在公交车起点站和终点站挑战当地的种族隔离制度。外号“公牛”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警察局局长T.尤金·康纳（T. Eugene Connor）很乐意“帮忙”。1937年，康纳首次当选伯明翰市警察局局长时就公开宣誓，将粉碎全国工会组织当地炼钢工人的努力。不过，公民领袖和政治领袖于20世纪50年代初将他逐出了政坛，他们认为，他对黑人的暴力倾向有损该市形象，打击该市经济。

布朗案后的南方政坛充斥着种族狂热，在这种氛围下，康纳复出了。1957年，康纳重新获得了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他承诺若自己当选，绝不会允许“职业的煽动者和激进分子进入伯明翰，挑起种族冲突”。他赢了。1961年，康纳在竞选连任时纵容了极端主义者。针对涌入该市的自由乘车客，他给了三K党成员15分钟的“自由狩猎期”，他让中间人传话给三K党，承诺会让警员远离现场。据说，康纳恳求三K党成员：“天啊，你们如果想做这事，就去做吧！”在示威者遭受残忍殴打后，《伯明翰新闻报》（Birmingham News ）发问：“警察去哪儿了？”两周前帮助康纳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选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好奇了。

在自由乘车客前往蒙哥马利时，警察又神秘消失了，示威者再一次遭受了野蛮殴打。此前，州长约翰·帕特森曾承诺示威者可安全经过该州，因此，暴力事件发生后，他承担了主要责任。帕特森是南方最极端的种族主义政治家之一。1958年，在竞选亚拉巴马州州长时，帕特森拒绝否认自己对三K党的支持。作为州长，他警告称，南方的“敌人”正在发起“全面战争，想要彻底摧毁我们的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帕特森承诺，如果有谁强迫亚拉巴马州废除种族隔离，此人一定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还发誓，若联邦政府向该州发动废除种族隔离的决战，“我会是第一批反抗者，为此，我将不择手段”。

帕特森称自由乘车客是“职业煽动者”，他们应为自己所遭受的暴力负责。不过，全国舆论普遍认为他才是应对此负责之人。《时代周刊》（Time ）撰文称，“从州长约翰·帕特森开始，自上而下的所有”亚拉巴马州官员“通通放弃了他们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职责”。《伯明翰新闻报》专门谴责了帕特森，指出他“数月来的讲话都是在对暴徒、激进分子喊话……告诉他们，针对可恶的种族融合主义者，他们可以尽情地为所欲为”。

亚拉巴马州的政治家们将一场大胜拱手让给了民权运动。许多美国人都本能地反对直接抗议行动，因此，起初只有大约24%的美国人支持自由乘车客，64%的人反对。批评家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在“煽动或挑起混乱”，强烈要求他们停止自己的“展示”，称这将“激怒……南方民众”，令“原本就难以推动的进步更加困难重重”。

不过，自由乘车客的示威都是和平的，使用的都是联邦赋予他们的权利，却遭受着残酷的殴打。这是南方白人至上主义最丑陋的一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称其为“暴徒的野蛮暴行”。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称，“举国上下势必都深感震惊、厌恶……耻于这些……暴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d）声称，亚拉巴马州的混乱“让我们整个国家都羞愧地低下头”。就连蒙哥马利和伯明翰当地的报纸都是在批评这些“野蛮的场面”、“大呼小叫的暴徒”和“猛烈的攻击”。民意调查显示，此时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废除公共交通的种族隔离。

1962年秋，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在推动密西西比大学种族融合时被杀，成为首个在废除种族隔离所引发的暴动中丧生的人。州长罗斯·巴尼特（Ross Barnett）没有公开倡导暴力，甚至可能希望避免暴力，但他挑衅的言辞很可能助推了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这起流血事件。

1959年，巴尼特凭借极端种族隔离主义的施政纲领再次当选州长。他在还是候选人时就声称：“肉体之勇是个优良品质，可惜的是，南方太多所谓的领导人都缺乏这一品质。我们必须将男人与男孩区隔开。我们必须找出我们中间的叛徒。我们必须消灭我方前线的懦夫。”在之后的就职演讲中，他承诺，“我州各级学校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种族隔离”。

1962年夏，法院废除密西西比大学种族隔离的判决即将生效，将巴尼特推入了困境。之前挑衅的发言和承诺让巴尼特在政治上难有退路，因此，面对难以避免的判决执行，他没有让密西西比州公民做好准备，而是继续反抗，威胁将逮捕阻碍州官员履行其职责的联邦官员，并呼吁不愿因反抗联邦政府而入狱的所有州官员辞职。

在两次亲自阻止梅雷迪思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后，巴尼特与司法部私下达成协议，当联邦部队赶到时，他会当众撤退，联邦政府则不追究他藐视法庭的罪责。不过，他之前那些充满煽动性的狂言制造了连他都无法控制的狂热氛围。1962年9月30日，牛津市爆发种族暴动，多达3 000人卷入其中，最终2死，数百人受伤。巴尼特将这一惨败归咎于联邦法警，不过，绝大多数国家评论员和政治家都认为责任在他。

1961年末，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Albany）开始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该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当地警长劳里·普利切特（Laurie Pritchett）直到示威结束一直保持着克制，累计和平逮捕了数百示威者。经过奥尔巴尼市的失败后，该组织领导层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城市，条件是当地警长不太可能有普利切特那么克制。他们选中了伯明翰，因为那里有“公牛”康纳。该组织官员怀亚特·沃克（Wya Walkerr）后来解释道：“一到伯明翰我们就知道，只要‘公牛康纳’仍是这座城市的掌权者，他就会做出有助于我方行动的事。”

1963年春，他们的策略奏效了，而且非常成功，康纳对示威者用了警犬和消防水枪，而示威者中有许多儿童。电视台和报纸都播出或刊载了警犬向毫无反抗的示威者发动攻击的图像，其中一张照片让肯尼迪总统都公开表示反感。报纸称这些暴力是“国家之耻”。市民称他们“感到了无以言表的愤怒和羞愧”，要求政治家采取“行动，立即终结伯明翰的野蛮残暴行为”。十周内，该示威活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影响了一百多个城市。

民意调查显示，伯明翰事件前后，认为民权是美国国内最紧迫问题的美国人从4%飙升到了52%。肯尼迪总统也登上国家电视台，宣布民权是“与宗教圣典一样古老，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楚的道德问题”，并彻底修改了他早前的民权提案。

在11月肯尼迪被刺后，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要纪念肯尼迪总统，发表任何纪念演说或颂文都不如尽早通过他为之奋斗良久的民权法案”。在约翰逊的大力支持下，该法案在1964年夏成功通过，正式成为法律条例。

1964年，民权舞台再次切换回密西西比州。经过多年努力，民权运动领袖们发现，面对可怕的暴力，要在该州组织起示威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决定要从北方找来数百名大学生参与“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民权活动，而且这些学生要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明白，将“外部煽动者”带到密西西比州很可能引起当地白人的致命反扑，但他们推测，这么多来自美国最著名大学的白人一定能引起国家媒体和约翰逊政府的大量关注。

这一策略的有效程度与惨烈程度都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这些学生抵达密西西比州的数日内，3名民权工作人员——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斯维尔纳（Michael Schwerner）——消失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国家新闻媒体花了大量时间在该州对他们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个夏天，除他们3人的谋杀案外，还发生了数十起教堂炸弹袭击、枪击、殴打及其他暴行，这一切给一直关注此次民权活动的美国人民上了难忘的一课，让他们了解了密西西比式的吉姆·克劳法，也为进一步的民权立法奠定了基础。该立法的最终完成则要归功于塞尔玛（Selma）事件。

塞尔玛市位于亚拉巴马州黑土带 [1] 的中心地区，隶属达拉斯县。这里住着一些该州最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其中就包括了达拉斯县治安官吉姆·克拉克（Jim Clark）。一名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负责人形容克拉克是“天生就认为，对付黑人只能用警棍和枪，且这是众所周知的”。1965年初，该组织将选民登记运动带入塞尔玛市，寻求另一场伯明翰式的胜利。

这一次，民权运动再次取得了巨大胜利。起初，克拉克表现出与他平日作风不同的克制，令该组织工作人员非常失望，不过最终，他还是露出了本性，开始残暴对待毫不反抗的示威者。暴力在1965年3月7日“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达到高潮，他们本打算前往蒙哥马利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游行示威，但在通过埃德蒙佩图斯大桥时遭遇了执法官员的血腥攻击。

该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1962年就是凭借“永远”捍卫种族隔离这一承诺成功当选，这一次，他再次承诺将不择手段阻止这场游行，后来，他的首席执法警督坚称，攻击命令是州长亲自下达的。这天夜里，国家电视网络播放了冗长的纪实影片报道；其中，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袭击——狂奔的马匹、乱挥的警棍和催泪的瓦斯。塞尔玛相关事件中还有两名北方志愿者遇害：一人来自波士顿，是一位论派牧师；一人来自底特律，是5个孩子的母亲。

这一切令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惊恐。《时代周刊》报道称：“历史上鲜少有舆论如此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愤怒。”美国各地爆发了大量同情民权示威者的示威游行，数百男性教士涌入塞尔玛，表明他们将与小马丁·路德·金及其同志团结一致。公民们要求国会代表采取补救措施，许多国会代表都对暴力表示谴责，并赞同投票权法案。1965年3月15日，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该法案。7 000万美国人通过电视观看了总统讲话，约翰逊恳求他们“克服这一偏见和不公的后遗症，它的危害非常大”，并表达了他的信心——“我们会克服的”。那个夏天，《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成了法律。

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都是改革性的。在1963—1964学年度开始时，能够与白人入读同一所学校的南方黑人学生只有1.18%。1964年民权法案不但授权美国司法部部长提起废除种族隔离的诉讼，还允许联邦政府不再给继续拒绝执行布朗案判决的校区发放联邦教育资金。该法案的这些条款，以及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积极的执行指导方针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能够与（哪怕只是少数）白人共校的南方黑人儿童比例从1966年的6.1%，涨到1967年的16.9%，再到1969年的32%，到1973年，就飙升到了90%左右。1964年民权法案也令绝大多数南方地区的公共设施隔离迅速废除了。

事实证明，1965年投票权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联邦法令之一。该法案中止了绝大多数南方地区对选民登记实行的识字测验，并规定，对绝大多数拒不服从的南方县，联邦登记员有权取代该州的登记员。在该法案出台前，密西西比州符合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6.7%能完成选民登记，亚拉巴马州只有23%。三年后，这两个州的黑人选民登记率都飙升到了60%左右。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南方有数千黑人当选政府官员。

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入开展，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也做出了最为进步的判决。1963年5月，伯明翰示威游行因暴力而告终。同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暗示将采取新的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并警告称，“在八年前看来也许执行条件还不充分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已到了该真正执行的时候了。6月，大法官们废除了让学生转学这一选项，而就是这一选项，在1959年时，他们连重审都是拒绝的。这一次，他们称，自布朗第二案后，废除种族隔离的大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隔年，最高法院发布声明，称让“‘以十分谨慎的速度’废除种族隔离的时间已经耗尽”；“一直以来都太过谨慎，速度不足”。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开始积极介入废除学校隔离的进程。1959年时，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的公立学校因联邦法院下令废除种族隔离而关闭抗议。数年来，1 700名黑人儿童大都没能接受教育。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称这一状况“违背常理，令人不满”，也给美国的国际形象蒙羞。约翰逊政府敦促大法官们让这些学校重新开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人们对法院是否具备这一权力还存有诸多疑虑，毕竟宪法似乎没有要求各州必须运营公立教育系统。不过，到1964年，大法官们强烈建议该县公立学校必须重新开学。

1968年，最高法院遇到一起诉讼，针对的是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案。该方案规定，学生可自由选择就读的学校，而在实际实施时，所有白人都选择留在“白人”学校，85%的黑人选择留在“黑人”学校。换作十年前，大法官们可能会很乐意支持这一方案，认为其很好地实施了布朗案判决，但如今，他们一致宣判该方案无效，因为其实现的种族融合太少了。1971年，最高法院为打破种族隔离而开始支持跨区校车接送学生，并批准了一项大范围的补救措施，消除了住房隔离对学生群体种族构成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1954年时的大法官们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做出这些决定。

大法官已开始厌倦南方白人的顽固，并据此调整了法规。1961年，亚拉巴马州法官不诚实的行为激怒了大法官，他们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判决，要求该州法官尽快举行听证会，决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否有权在该州运营，否则就将管辖权交还联邦地方法院。1963年，因为类似的理由，最高法院废除了对原告必须用尽州内行政救济途径后才能到联邦法院起诉的要求。1964年，最高法院放弃了践行已久的传统——拒绝询问州议会立法动机，并判决因非法动机关闭学校之举违法。1968年，大法官不再相信南方白人会老实执行判决及诚实交代所为，因此开始基于实际结果，也就是有多少黑人入读了种族融合学校，来评估其废除种族隔离方案的优劣。

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积极性远远超出了废除学校隔离的范畴。在意识到只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能让布朗案判决得到落实后，大法官做出了一系列判决，制定了新的宪法性法律，以保护该组织免受南方州的法律骚扰。最高法院判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需要公开其成员名单，禁止各州要求公立学校教师公开自己的组织隶属关系，并推翻了禁止律师组织为自己律师招揽诉讼的法律。批评人士以贬抑的口吻称最高法院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保镖”。

在另一系列判决中，为推翻对静坐示威者的刑事定罪，大法官们的法律意见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些案件源自对示威者的起诉。这些示威者希望努力推动南方各州的便餐馆及餐厅废除种族隔离，白人却控告他们非法侵入、妨害治安。尽管最高法院拒绝裁定私企老板公开践行带种族歧视的偏好属于违背宪法的州行为，但1960—1964年，大法官们还是推翻了数十起此类案件的定罪——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牵强附会的理由。

在其他案件中也是如此，大法官们总是竭尽所能地在其中挖掘违反宪法的州行为，甚至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投票表决废除一项公平的居住举措，他们也裁定其中带有种族歧视，违反了宪法。沃伦法院还扩大了言论自由权的范畴，将新的民权抗议形式涵盖在内；为清除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歧视而创造了新的程序性权利；还因为担心南方州法官不会公平落实黑人的宪法权利而彻底改革了联邦法院相关的法律。

20世纪60年代时，最高法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支持少数族裔反抗其压迫者。大法官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听从了国会和总统的指示，而国会和总统的态度又反映了民意在种族问题上的转变。

本文选编自《平等之路 : 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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