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经济学人》杂志总编，2010年被英国杂志编辑协会评选为年度最佳编辑 。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经济学人》杂志“熊彼特”专栏作家，曾任该杂志驻华盛顿站主任。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判断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那）是如此不可避免，也是如此完全难以预见。”对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我们几乎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判断。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右派国家。“保守派”这个术语，除了在大萧条时期被民主党人当作一种侮辱的言语引入到美国政治中以外，它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几乎不见踪影。而像坚称自己是“真正自由派”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样的共和党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早期的保守派要角，如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更喜欢“激进派”“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称呼。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派正逐渐衰落。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在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王朝。艾森豪威尔以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自豪（当时有人注意到，“他的微笑就是他的哲学”）。他任命臭名昭著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是在相同的平台上角逐总统职务的。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像欧洲的”国家。60年代中期，对死刑的支持率跌落到43%。在“新共和党”混合经济的影响下，包括那位布什王朝建立者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住中间选民不放。肯尼迪政府的衣袖上套上了文明的欧洲价值（精确地说，是指当时第一夫人身上的高级时装）。肯尼迪总统喜欢向人炫耀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一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学生。肯尼迪还喜欢对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的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4年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自由派提倡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尤其是要通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来达到这一目标。“伟大社会计划”这一名称，碰巧取自英国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一本书名。他们对枪械进行了更多限制，努力使死刑成为非法，使堕胎合法化，并引入了不仅包括种族平等，也包括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者说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内容。这一切都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波士顿和纽约的自由派精英感到，他们有天赐良机来教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the Yahoos）的家伙。但“野蛮人”拒绝被驯化。右派美国的第一声怒吼来自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尽管从一般的标准来看那次参选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以从未有过的巨大差距输给了约翰逊，但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而西部阳光明媚、幅员辽阔，是使美国梦常新的地方。他竭尽全力地把共和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反制政府的哲学。他说：“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但他是一个对莫斯科冷酷无情的斗士，因为他曾经建议把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家伙的房间里去。戈德华特的崛起，与右派知识分子中不断增强的躁动情绪联结在一起。这种躁动不安正在将该党中“无知的”一翼，转化成无所不知的一翼。那些自学成才者一股脑儿地在研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这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 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同阿尔·戈尔（Al Gore）的选票看起来十分相像，这种令人困惑的相像选票使得棕榈滩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错把票投给了他，但他并未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数保守派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有损美国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们看作这个国家潜在的保守派新兵。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右派的例外论是个有关信仰的问题。《简明牛津词典》中，“保守的”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反对迅猛变化”和“适度的、避免极端”——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描述此刻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像人们带着情绪对它的指责那样，“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的不准确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论”。只要打开报纸，你就会发现人们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久以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所坚信的实用主义信条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归类。但是，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古典保守主义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含义。古典保守主义最雄辩的支持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的信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六个要素：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信条，他献身于自己的民族和帝国、不愿意相信下层社会的任何东西、敌视福利国家、忧心自由的减少，他曾经充满忧伤地说过，“今时虽不如往昔，却胜过明朝”。简单地说，美国保守主义的例外论，在于它夸大了伯克六个信条中的前三个，而突出了其与后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抱有的敌意要深得多。有几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打出“爱自己的国家但恨自己的政府”这样的标语？又有多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应该使政府规模小到足以使之淹死在浴缸里呢？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伯克之所以能够给予美国革命者以温暖，原因之一是，美国革命者在反叛中集中关注的是自由而非平等，这一点并不像他们那些法国革命中危险的同道者。就爱国主义而言，谁也不会否认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英国最善于思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坚持认为，“民族都有特性，而民族特性正是新派政治家在他们的谋划和思考中所否认或者忽视的特质”。然而，许多欧洲的保守派已普遍认为应该在欧盟之类的“谋划和思考”中淡化他们的民族性，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在多边基础上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美国的保守派显然不会这样做。如果美国右派仅仅是一种更具活力的保守主义，那么对它的预测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美国右派对伯克信条中的后三个原理——等级制、悲观主义、精英主义——持绝对的自由派立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那些主人公并不是父权主义的守护者，而是一些不知自己置身何处的、粗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强大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是走出故土来到西部的定居者，当然他们还是牛仔。美国右派有一种边疆精神，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美国的心脏地区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新城镇。保守主义的地理环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所持的是乐观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态度。在要发电机还是要圣母玛利亚的论争（the war between Dynamo and the Virgin）中，大多数美国的保守派选择了发电机。亨利·亚当斯赋予这一论争以进步与传统之争的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世界赐予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好机会，而唯一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机会的，就是过去那只僵死的自由之手。相反，欧洲的保守派们一直恭维伯克是“过去的先知”。只要同一群共和党人待上一阵，他们对未来的那种热情劲就绝对会让你受不了。至于精英主义，共和党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而并没有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和T.S.艾略特（T. S. Eliot）那样，梦想要形成一个聪明的、有知识教养的统治阶层。理查德·尼克松把自己看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捍卫者。1988年，有贵族气的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把自己描绘成全体美国人的价值捍卫者，以反对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自由主义。尽管既是总统的儿子，又曾在安多弗尔（Andover）贵族寄宿中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乔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承受华盛顿压力的、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人。结果，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活跃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而且也活跃在草根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电台谈话和选区会议，并积极反对高税收、枪支管制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者的其他令人反感的尝试，这些改革者企图让诚实的美国人钻入既定的窠臼之中。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为了避免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就存在至少三股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力量：支持减税和持有枪支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者；“关注家庭”等组织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相邻的美国空军学院和那些打出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招贴广告的人为代表。但是，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 ）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 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邪恶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本文选编自《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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