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时代的欧洲源头（1815-1848 ）｜ ​罗兰・斯特龙伯格

作者｜罗兰・斯特龙伯格（ Roland N. Stromberg，1916-2004），美国历史学家，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南依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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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以后，欧洲涌现出各种政治和社会上的“主义”。这是拿破仑战败后新旧世界方生未死时代的产物。拿破仑曾经在欧洲广大地区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秩序，进行彻底的革新。现在革命及其伟大的领袖都消失了。虽然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为摆脱了暴发的科西嘉冒险家而欢欣鼓舞，但是即便是最反动的人也不相信还可能回到1789年以前的旧制度。那么前途是什么呢？在整个欧洲，人们都感到需要静心思考，寻找新的航线。大革命摈弃了旧欧洲，但是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新欧洲。从恐怖统治到拿破仑独裁，再到连年兵燹后的军事失败，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实力较量中，大革命一一落败。缪塞写道：“凡是经历了1793年和1814年的人，心灵遭受了两次重创。”他把“目前这个世纪的所有病态”都归因于这种心灵创伤。那么用什么来医治这种“世纪病”呢？

凡是经历了革命、战争、波拿巴主义政权及其失败的人有可能像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年轻主人公那样，看破红尘，愤世嫉俗。他们还有可能躲到浪漫主义文学的欢乐中，逃避公共世界，转向纯粹的个人世界。但是，寻求新的社会原则的必要性是不可回避的。从1815年到1848年，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各地思想界的主要关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表现更突出，因为这两地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

一些旨在建立经济和政治学说的思想或思想体系受到瞩目。即便是在纯哲学领域，政治的冲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哲学家黑格尔发明了一种被许多人视为过于形而上学的体系，但是他的主要旨趣是在人类历史以及人类的政治秩序。受他影响的人很多，包括批判历史学家大卫·斯特劳斯，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思以及许多民族主义者。

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试图重整欧洲的政治秩序和道义原则，但是基本上失败了。它对各个民族和政府的安排遭到反对，起义随即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情况最为突出。若想理解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的动荡局势，可以用这个地区来做个案研究。此前意大利曾强烈地感受到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意大利人曾经对启蒙运动做出贡献(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早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之前，革命群体就已经在18世纪广泛传播的共济会中开始形成。拿破仑·波拿巴生在科西嘉岛，按祖籍应该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他用拿破仑法典对意大利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废除了封建特权，也因此赢得了许多意大利人的支持。随着拿破仑的最终失败，所有这一切也都烟消云散，基本上回到奥地利控制下的旧秩序。维也纳会议采纳“正统”原则，使得原有的多数君主重返王位。这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北部的萨伏伊王室。托斯卡纳大公仰赖奥地利人的鼻息，威尼斯和伦巴底则由奥地利直接统治。怀有理想主义的意大利青年对这种反动的和平安排极其不满。其激烈程度是欧洲其他地方所不及的。民族主义在德国始于普鲁士兵败耶拿遭受屈辱之时，此时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基于对外国统治的仇恨而高涨。

沙皇亚历山大把法国人民与拿破仑区分开来(其实大多数法国人一直拥护拿破仑)。但是，非常宽厚的和平条款是有代价的，法国恢复了路易十八所代表的波旁王朝。保皇党开始得势；甚至维克多·雨果在1820年时也是君主派。不过，很快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也崭露头角。“合作主义者”到19世纪30年代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影响。下一次的法国革命没过多少年就发生了。它是在1830年爆发的，迫使查理十世退位。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把君主主义(但并非“正统”)与自由宪政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暧昧的政权。这个七月王朝在18年后也寿终正寝。极端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都不接受它。它的主要支持者是大资产阶级，即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

英国在1832年也发生了革命。这是和平的革命，但是在议会通过伟大的1832年改革法案之前，也发生了一些骚乱。通常的说法是，这次改革标志着“中产阶级”战胜了旧式贵族，但在1832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下院的政治领袖还是出自土地贵族。就像法国1830年革命一样，这次改革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大多数英国人并没有获得选举权。不过，这次改革再加上几年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为19世纪英国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给新兴工业内陆地区提供平等的代表名额，从而使得这样一个飞速工业化国家的新兴企业家能够分享政治权力。

因此，也可以说，在19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取得了胜利。更广义地看，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引发了19世纪的三大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大革命把个人的形式平等或法律平等确立为社会的原则。它所推翻的旧制度是有机体式的、法团结构的、等级制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人当做平等的个人，而是视为各种群体的成员，在一个总体结构中履行不同的职能。

这种观念相当于运动队之类的团体中的流行观念。在一个橄榄球队里，如果锋线队员自称与四分卫球星同等重要，那会被视为可笑。虽然不平等，但是在理论上，每个人在这种社会中都有一个位置，老爷可以有豪宅，穷人也同样有权拥有自己的茅屋。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50年间，类似托马斯·卡莱尔这样在某些方面比较激进的思想家都可能滋长对旧秩序的怀恋之情：穷苦农民与工厂苦力不同，至少还有一个庇护者。法国大革命昭示了平等和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展，也可以自由地挨饿。中世纪的农民根据习俗(身份)而持有土地；19世纪的工厂工人就没有这种保障。他有可能发家致富，但他一旦倒霉，没有人来拯救他。

对于这种形势，人们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上述三种思潮。有些人认为，整个变革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恢复1789年以前的秩序。他们痛恨工业主义，鄙视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尊卑有序的农村社会是最好的。他们抵制地位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反对成文宪法和契约关系。

如果说这些保守派是属于右翼，那么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与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同气相求。社会主义者也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竞争秩序。他们宣称“：革命结束了一种不平等，但造就了另一种不平等。”新的不平等甚至比旧的不平等更难以容忍。财阀统治取代了贵族统治。法律上的平等意味着一种较量，强者和无耻者把弱者和不幸者打翻在地。新的金钱统治阶级比旧统治阶级还要坏。正如切斯特顿在他那首诗《秘密的人民》中所写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把我们交到闷闷不乐的新主人手中：没有威严，没有荣誉，也不敢携带佩剑。

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想回到旧制度，而是想继续前进，争取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实际上的(经济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至于这个新社会的性质以及实现途径，他们的主张纷繁多样。

那些对革命取得的成果(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基本感到满意的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他们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因为重归往昔乃是不可实现的梦臆，而社会主义也几乎同样是乌托邦。因此，“中间阶级”春风得意、名至实归，尽管人们对他们所支配的社会满腹怨言。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情况都归结为社会阶级——这基本上是由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表述模式。毕竟有许多工人农民甚至贵族都赞同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而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子弟。但是，当时发家致富的企业主却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意识。

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他说，权力应该从土地寡头手中转移给“精明而勤奋的中间阶级”。这些新人在使用蒸汽动力的新制造业(尤其是科布登所在的纺织业)中发家致富。他们小心地与位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和位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划清界限。他们自认为不同于这两个阶层之处在于，他们兢兢业业，效率高，有道德。(有人说，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被一种不道德的共同纽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性关系上，前者已经越出了道德的束缚，后者还没有遭遇道德的束缚。)新兴资产阶级是严肃的、节俭的、正直的、勤奋的，按照一些批评者的说法，也是铁石心肠的。当然，他们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工业革命初期的财富创造者。他们以自己的成就为荣，鄙夷那些贡献小于他们的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太宽泛了，有必要加以更细的划分。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是指银行家和社会显贵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是“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社会问题上的保守派”，对较低的社会阶层毫不尊重，对民主毫无兴趣。

1830年革命后，大约40个法国男人中有1个获得选举权，此前75人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在英国，1832年改革后，5个男人中有1个获得选举权。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下层资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实现普选权。英国避免了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一样获得选举权。“资产阶级”这个词在社会主义者和文学界这两个圈子里成为口头语。

资产阶级的标准形象(例如杜米埃的漫画所刻画的)也确有现实中的某些根据。边沁派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就把文学视为文明的赘物，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宁可让穷人挨饿，也不应搞公共慈善事业。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勤奋而精明的”阶层在社会中的力量。总体上看，他们拥有完全不应受到轻视的特性：勤奋和精明。正如他们在19世纪后半叶所显示的，他们也并非远离文化界。他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尽管可以说杜米埃的漫画《金钱》他们的天然栖息地是交易所和工厂，而不是大学和议会，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发出了强大的声音。

他们的重要代言人中也包括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即一门锐利的新科学的创造者。伟大的法国小说家、“人间喜剧”的观察者巴尔扎克曾经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摧毁了贵族，那么继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全社会大搏斗。资产阶级用来摧毁贵族统治的武器——反对特权和不劳而获、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平等——显然可以被反过来用于反对资产阶级。柯勒律治在反对1832年扩大选民范围的时候，警告中产阶级说，你们不可能仅仅让自己获得选举权就止步了，你们最终将不得不把选举权给予所有的人。卡莱尔警告雇主：如果不照顾好他们的工人，就将逼迫工人走向社会革命。因此“社会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几乎没有思想家喜欢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所扶持的新社会组织。

尽管社会主义者大加指责，但不能说新兴资产阶级完全无视穷人的福利。他们的信条是自由竞争，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是需要某些社会服务的。教育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那些年，“教师在漫游世界”。基佐嘲笑大众，但也在1833年推行法国教育改革，其方案被称做法国初等教育宪章。这项改革虽然没有推行普遍免费的初等教育，但是它要求每一个市镇设立一所公立小学，从而启动了实现普遍义务教育的进程。从幼儿园到文科中学的德国教育体系成为普遍仿效的榜样。

德国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公共教育视为灌输公民意识以及培养下层阶级严肃的工作习惯的主要手段。

年轻的约翰·穆勒在1831年论述“时代精神”时宣称：“人类的精神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时代正在孕育着变化，19世纪将作为人类精神和整个人类社会体制上的一个最伟大的革命时代而流芳百世。”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几乎令人晕眩的变化。马修·阿诺德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校长。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30年等于300年的时代。”拉马丁询问：“难道我们永远不能在这个时代的海洋上抛锚停留一天吗？”社会政治思想前所未有地躁动不安，既反映了这种关切，也为1848年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848年革命所引发的大地震几乎不逊于1789年革命。在这又一次大灾变的时刻，许多人期待着被延迟的社会天国马上到来，各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混为一团。结果又是一次明显的失败和幻灭。但是，在1848年以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依然在发展；1815年到1848年间所诞生的政治思想从此与这个世界休戚与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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