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回不去的生活｜艾莉莎·奎特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HRP）的執行主編，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並於2010年成為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Nieman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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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让米雪儿·贝尔蒙特（Michelle Belmont）寝食难安。这种焦虑实在很难对别人说明，然而每当有人问起，她又像是得到救赎般感到解放。她希望能让别人听听，自己到底是如何奋斗，而债务又如何像幼童脑袋中那张牙舞爪的怪物，死命追赶，从超市一路到儿子的安亲班，以及那小小的一房一厅公寓里。

就如同多数人的情况，一切从大学时期的学生贷款开始。米雪儿到父母的家乡乔治亚州念大学，认为学历能应允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紧接着，她又因为攻读图书资讯学硕士学位而欠下更多学贷。没过多久，她的儿子艾蒙诞生，而她和丈夫也因此累积超过两万美元的医疗帐单。米雪儿的生产、住院费等等看似再平凡不过的事情，所伴随而来的代价，让夫妇两人感到错愕。生产后，她希望能在医院多住几天─毕竟，她可是花了超过五个小时的挣扎，才好不容易把这个体重高达4.9公斤的胖小子生下来。

“我原以为保险可以帮助我们勉强度过难关，”米雪儿对我说。“但我先生买的保险太便宜了，所以你能申请到的给付也有限。”

紧接着，债务这头巨兽开始成长。小艾蒙发高烧到39.4度，他们不得不让他住院接受治疗。接着是连两年的手术。餐桌上的帐单开始堆积成山。一开始，米雪儿总是努力把帐单付清，害怕拖欠医药费可能影响儿子未来接受治疗的机会。但渐渐地，那些信封她连拆都不想拆。信封上有着不同的颜色，上面那些宛若无声控诉的文字，不是要求米雪儿立刻缴费，就是威胁准备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她心中浮现自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样子，费心解释自己的帐户为什么挤不出一点儿钱来。尽管债务总额已经超过六位数，却似乎没有要停止增长的意思。

在孩子出生前，这对夫妻勤勤恳恳地过日子，“但在艾蒙出生后，事情开始彻底失控。过去我们总是有钱吃饭，现在却沦落至『我们该拿什么买食物？』我开始用这张信用卡支付另一张信用卡的帐单。就算领到薪水，我还是挤不出该缴的房租。但是和周遭的人相比，我和先生的收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米雪儿说。

米雪儿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中产阶级。她希望培养自己拥有更稳固的职涯发展─成为一名图资管理员，确立自己的未来。但这件事情的代价远超过她的预期，而她变得更脆弱了。与此同时，生活上的各种压力也更大了。贝尔蒙特一家人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一间还不错的公寓内，而她和丈夫每个月必须负担一千三百美元的房租。对米雪儿来说，明尼阿波利斯这样一个时髦的都市（注：明尼阿波利斯拥有许多文化机构，其中著名的格斯里剧院〔Guthrie Theater〕是纽约百老汇以外的地方剧院先驱。明尼阿波利斯也是公园系统的典范，从每个住家到公园的距离都在八百公尺之内），在这里，所谓的中西部现代食品、家具和纺织品变得愈来愈昂贵。在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贝尔蒙特一家人的债务，看似永远都还不清。

“除非未来一件坏事都不会发生，”米雪儿说着说着，几乎笑了出来。

而坏事发生了。

在我第一次和米雪儿对话时，我非常能理解她心中的担忧。那时，我才刚生下自己的女儿。一直到我生了孩子后，我才迅速意识到自己也如米雪儿般，站在中产阶级的边缘，摇摇欲坠。我的女儿是面朝上出生的（医院说这叫“单面荷包蛋”），而她坚毅的眼神也意味着我们即将拥抱的喜悦和忧虑。很快地，她的哭声成为我和先生与浪漫喜剧生活绝缘的背景音乐。在她出生后，我和先生无预警收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帐单，我们选择匆匆缴清；然而多数美国人要面对的帐单金额更高，一般而言，生产帐单的平均金额约为五千美元。尽管我们确实避开了本书即将目睹到的许多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租到一间租金在纽约堪称奇迹且稳定的公寓），但我们确实接连好几年，陷入财务窘迫的危机。我们两人多数时候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但在女儿出生后，这份工作变得不够可靠（多数自由业者都会面临此问题）。现在的我们必须面对托儿所和医院帐单。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收入稳定、工时稳定，而且还有附医疗保险的工作。

我先生已经五十岁了，而事实证明我们过去为了“做你所爱之事”、追逐相对自由的代价，终于来了。在女儿四个月大时，情况更糟了。一开始，我们雇用了一位全职保姆，而我作为编辑的税后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支付这名保姆的薪水。再后来，我的薪水则全部用于支付女儿那美好的波希米亚式安亲班费用（然而讽刺的是，这些付出爱与无微不至关怀的保姆，赚得的薪水往往只能让自己勉强糊口）。然而与广大因此受苦的人们相比，我们家的困境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渴望着拥有更大的社会安全网，以确保自己即便载浮载沉，也不至于翻覆。那时，我们活的就像是易受惊吓的夜行动物。接受政府补助的日间托儿所，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但是对于那些没什么选择的人来说，托儿所又能帮得上什么忙？

最终，我先生找到一份全职的编辑工作，我也是。不过这或许并非巧合，我的工作是在非营利的新闻机构“经济困难报告计划”（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担任主编。该机构的目标是支援那些虽报导着社会不公现象、但自身却面临真正困境的记者们。

有了一份全职工作，我和先生总算免于跌出自身的社会阶级外─至少目前还是如此。但即便在我们终于获得暂时的安稳后，我却怎么也无法摆脱自责心理。尽管我们两人都已经迈入中年，但我们却没有做好事前规划，我这么想着。我觉得自己太孩子气，同时也怀疑是不是有外力在操控着这场游戏─与我们不同，那些围绕在我成长、并在都市里工作的有钱人，以及在金融界工作的人们，从来都不用为了一点小差错担惊受怕。

而这份个人体验，在某程度上让我体悟到这本书最重要的宗旨：这不是你的错。这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也就是在面对债务或崩溃边缘时，明白这不全然是你个人问题的体悟。尽管一些心理谘商或鼓励确实有所帮助，但无法在美国社会生存下去的问题，不可能光靠鼓励就获得解决。也不可能透过一份用漂亮彩色印刷的履历或养生食疗法就顺利排除。这是体制的问题。

生活在崩溃边缘的新族群

《被压榨的一代》是一本由心理与社会经济困境所构成的书。此处的压榨，指的是来自于个人经济、社会地位和自我投射的压力。在书中登场的中产阶级们，其地位的判定不仅仅是依据财富；还包含了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志向、资产，当然还有家庭收入。在美国，根据二○一六年五月所出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三口之家年收入在四万两千美元至十二万五千美元（二○一四年）之间的工作族群，而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占美国家庭数量的51％。米雪儿·贝尔蒙特和她的家庭，就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她们正承受到极大压力。

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待在这个理应广阔且多元化的生态圈里，已经濒临崩溃且喘不过气。那些未曾预料自己会沦落至这般境地的专业人士（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教授、老师、药剂师等），在面对困境时，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个不利于自身处境的体制所抛弃。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在许多行业趋向自动化或机器人兴起的威胁下（这些故事可在稍后的章节中读到），显得更加黯淡。

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米勒研究中心（Miller Center）的调查，65％的美国人担心无法支付帐单，而那些接受我采访并坐在餐桌前焦虑地喃喃自语的父母们，证实了这项调查的真实性。这些焦虑的部分成因在于，和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中产阶级生活开销成长了三成；事实上，在我们即将看到的某些故事中，日常生活开销的金额，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两倍。通往中产阶级的门票─在公立大学接受四年教育的代价，自一九九六年以来，也几乎成长了两倍。在这二十年中，医疗费用几乎涨了一倍。尽管租金（更别提买房）并没有如教育开销和医疗费用水平那样，出现如此骇人的成长，却也变得更贵了。与此同时，工会和员工权益却持续受到削弱，退休金和最低福利限制不断下滑。工时不稳定的情况变得愈来愈普遍，导致一直是众多家庭经济重担的儿童照顾变得更难安排，代价也变得更为高昂，甚至进一步威胁家庭内部的和谐。而这样的压迫状态，也同样构筑在性别歧视上。本书许多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这个现象并非巧合。尽管确实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故事主角多为女性的情况，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母亲在职场里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身分。“根据统计，有孩子的女性其收入往往低于男性同事或没有孩子的女性同事。但父亲也没能逃脱这场苦难，如果他们企图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时间比重，在职场上往往会被冠上“懦弱”的刻板印象。而如果他们进入传统上以女性为主体的职业（这也是当前就业成长的主要范围），他们也会获得女性“传统上”的低薪。

对于这些生活在崩溃边缘的族群，我引用了经济学家盖伊·史坦丁（Guy Standing）所创造出来的“流众”（precariat，另译“不稳定无产者”）一词，命名他们为“中产阶级流众”。这个在二○一一年迅速窜红的词汇，是用于形容那些因为仅能找到短期、低薪而导致负担不断加重、且人口数正在不断增加的劳工阶级。从收入的角度来看，我所谓的“中产阶级流众”，指的是那些位于流众阶级顶端的人们。此一新阶级的触角不断、不断地向上蔓延，甚至触及传统上被视为最坚实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深信自己所获得的培育或出身背景，足以确保自己成为生活安逸、处事游刃有余的中产阶级，然而事情却有出人意料的发展。他们的劳动力也变得不稳定或难以预测─他们签下短期合约或接受轮班制，或甚至是无偿加班。他们还必须额外做其他无偿的工作，例如，与获得终身职的教授相比，兼任教授甚至必须帮授课班级装订教材。此外，“中产阶级流众”中的有色人种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退休保障往往更差，且较没有能力支付大学学费。

如同典型的流众，中产阶级流众对人生与未来的憧憬被漠视了。他们是谁？他们又会变得怎么样？他们的收入骤降。面对堆积如山的帐单，许多人变成中产阶级的“最前线”。当前的发展源自于种种问题，然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口往往面临收入成长不公平的处境，或如商业电视台企图否认自己正是导致此一落差，进而刻意委婉称之为“不均”（disparity）。美国是全世界上最富裕、同时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二○一五年的《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美国的贫富差距规模居两百多国之冠。[5]当最顶端的1％人口握有如此多的资源时（甚至远超过5％至10％人口所拥有的资源），中产阶级就会被排挤─无论是在金钱或精神上。

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常见的的天鹅绒窗帘后，站着那些试图维护既有社会地位、保有光鲜亮丽外表的绝望美国父母们。

这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演变。当我在脸书上发文提到自己无法如我的父母般（他们都在学术界工作），负担相对节制的生活开销时，许多朋友向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提到他们的收入是如何全部投注在房租与育儿上─后者更是经常蚕食鲸吞总体家庭收入的30％。生儿育女的开销就如同艾瑞·卡尔（Eric Carle）那本经典童书《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中的毛毛虫，吞噬掉我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育儿费用反应了一条现实原则：根据“机会均等计划”（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于二○一六年所发表的研究结果，出生于一九四○年代的美国人，其三十岁时的收入有92％的机会，可以超越父母。出生于一九八○年代者，则有50％的机会可以超越父母。而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中西部的机率则低于一半。

压榨会持续下去吗？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职业志向这个词等同于在每个一九七○年代的早晨，看着母亲将分级蓝皮书夹在腋下，蹬着脚下那双高跟靴，“抠抠抠─”走去教书的模样。而每一天的结束，都在筋疲力竭的母亲赶在托儿所休息前的最后一秒接我回家，并吃着义大利面与肉丸的时光。作为大学教授的父母亲，努力工作，享有健康保险、应得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机会充裕，都会区的房租也较为便宜。他们可以承担对现在家庭而言，可能过分沉重的额外开销，他们可以将作为大学教授的薪水，拨出一部分让我去上溜冰课。我被送到纽约市一所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全家人还会一起到海边度长假，而我可以买一个蝴蝶形状的风筝，在沙丘上采着野莓。他们并不是特例。过去，“中产阶级”意味着拥有两个孩子，并且能够将孩子送去品质较高的公立学校─有时甚至是私立学校的经济状态。这同时意味当旧鞋开始摩脚的时候，父母亲可以替孩子买一双Stride Rite的褐色玛莉珍皮鞋。此外还可以拥有一间房子（尽管我们家没有，但多数人确实会买房）。也许称不上豪宅，但就是一幢附带车库、外观朴质的美式平房。到了周末，你可以和家人共享天伦，有时还可以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或利用缴交的剧场会员费，欣赏一出舞台剧。平时的工作日，总能在六点下班，因此全家能一起共进晚餐。除此之外，这更意味着你可以进行储蓄，支付孩子们未来的大学学费。

然而，对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这样的生活余裕变得愈来愈遥不可及。中产阶级在各方面皆濒临危机，而“中产阶级”这个名词背后所承载的美好意象已然消失。同时，这种弱化也导致自我形象的崩毁。在二○○八年经济危机之前，仅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视自己为社会底层或中产阶级底层。但即便是这些为生活所苦的人们，也认为自己的问题不过是暂时性的，不会持续太久。但在二○○八年的经济衰退后，有40％的美国人视自己为金字塔底层的人口。（尽管此场衰退的导因经常归咎于金融风暴，但事实上也可以解释成自雷根时代以后，数十年来社会阶级分离与向下流动现象的爆发或累积所造成。）自民意调查机构首度提出此一问题后，仅有低于一半—44％（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富裕者（此处对富裕的评估是根据资产扣除债务后）和中产阶级流众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二○一四年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报告指出，美国前五％的富人资产净值为一百三十万美元。过去三十年间，前1％至5％的人口在收入方面，出现爆炸性成长，其余人口却停滞不前。

对于中产有色人种家庭而言，此种薪资与财富停滞的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在二○一七年一份由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该组织为我所属组织“经济困难报告计划”的资助者）和“繁荣计划”（Prosperity Now）合作的研究指出，白人人口中的中等富裕者，其财富为黑人中等富裕者的六十八倍。对黑人家庭来说，所谓的中等富裕不过是拥有一千七百美元。

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二○一七年的税改，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而所谓的税制改革，恰好展现了近期的美国是如何将贫富差距的现象，确立在法律体制内的例子而已。

如果你也是典型的美国白领阶级，承担着上述种种压力，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凭着一己之力，努力抵御国会的攻击。然而，每次都是国会胜利。尽管如此，所有和我对谈过的父母亲，却责怪着自己，从不认为是体制在和他们作对。

在《被压榨的一代》中，你会认识来自芝加哥领着食物券（food stamps）的教授、波士顿的失业餐厅总经理、远渡重洋到纽约找工作却被美国梦背叛的褓母，甚至还有匹兹堡市那位因为机器人而丢了工作的药剂师。这些处于边缘的人们做了每一件“对的”事，然而他们的家庭生活却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改善。有些人可以得过且过，有些人却因为某些事的发生跌了一交，然后再也爬不起身。

对母亲们而言尤其是，我将她们的处境称为“阶级天花板”（class ceiling），这个词结合了阻碍女性工作者升迁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和社会阶级所带来的种种伤害。

期望本书能照亮正处于水深火热之际的中产阶级，并提供些许能帮得上忙的可行办法。无论当前美国的社会现象为何，这些家庭依旧挣扎着企图保有、或甚至只是单纯地想要实现中产阶级生活。

—End—

本文选编自《被压榨的一代》，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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