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蒋氏即勃然大怒，说：“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所以我决心退出来。胜利之后，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我都坚决地拒绝。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社会贤达”类里，我一报到就走，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后来他们催得紧了，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只要你请吃一次茶，我们都选你。”但我摇头说：“我决不竞选，谢谢诸位的好意！”因此，就没有当选。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却有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学校里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计来打倒我。政府里不然，要把名送给我，什么会议都挂上我的一块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计划做事。这两种滋味在这二十余年里我尝够了，我也尝厌了，我决计退出。所以1947年国民党举行重新登记，凡未登记的都算脱党，我就不去登记，我脱离了国民党，精神上是怎样的松快！ 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事我在别处不辩，但在这自传里要说个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钎善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作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总之，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乃是因为我有名，要我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攻击我的人也不是真为我有罪，乃是因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个钉。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