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访谈人｜林颖钰、余帛灿、尤智威
追求学问需要专心致志，然而台湾此时正处在种种暧昧性所构成的文化危机中，所以社会与文化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年青人，一方面，要面对许多方面呈现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又需要专心致志追求知识与学问。结果是：年青人多多少少被文化危机拉扯着、分心了。那么，如何才能面对这样的处境？我想先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举一个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先生的例子，从那里说起。我是1958年从台大历史系毕业的。按规定需要接受一年半的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家里待了半年。于1960年赴美，到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读。一个台湾年青人，一下子投入那样菁英的环境，生活与读书的情况跟其他留学生很不一样。我去芝加哥的目的，是希望在哈耶克先生的指导下，去理解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的内容及其制度的演变，并希望能够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然而，系里的规定却是：所有的研究生，无论将来的专业是什么，头两、三年均需研读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原典。当时我脑子里仍被浅薄的五四式进步观念所盘踞，觉得这样的硬性规定不太合理。我要研究的是近现代的西方自由主义，纪元前的旧东西我为什么要念？后来才逐渐明白，研读经典是具体接触经典中的精微深思与广阔视野的过程，于潜移默化中增进了自己思想的灵活性、深度与广度──深入原典的内部是训练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径。若用博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知识论来解释，就是人的意识可分作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无法表面明说，在与具体事例时常接触以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支援意识”所发生的作用更为重要。博兰尼先生说：“在支援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在研读原典的时候，其内容是自己“集中意识”的一部份；但是当自己专心研究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表面上与过去所研读的原典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当初与研读原典有关的那部份“集中意识”便已经转化为“支援意识”的一部份，“支援意识”因此变得更丰富而灵活。在这种“支援意识”支持下的研究工作，自然比较有可能达到有深度的原创思想。就这样，我念了四年西方（包括自由主义的）经典。（1963年秋季，那时我已经考过博士资格考试，可以专心准备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不过，由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女士来到系里继承哈耶克先生留下来的职位，我又跟她念了一年亚里斯多德和康德。）四年中的头三年没看过什么中国的东西，连台湾的报纸每隔几个月才到校内“远东图书馆”（当时的名称）翻翻，也没有上过任何中国史方面的课程。1963年夏天，系里正式书面通知我，已经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我是在1963年5月参加考试的，题目分为三组，每组两题中选作一题，在自己宿舍房间里作，一共七天，最后两天根本没睡，可谓拼命。题目曾在我给殷海光先生的信中抄录，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109-110。）然而，正在可以放手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却出现了精神危机。我研读西方原典的生活，使我逐渐深入西方思想的内部。当时，我对几个西方思想史上的问题，诸如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托克维尔与穆勒（密尔）的自由理念的比较等，均已产生了浓厚的、想要深入探讨的兴趣。可是，我自己以及与我通信的师友们和系里的师长们，都以为我是要撰写有关中国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中共的革命运动为什么成功那一类的论文的。那几年在芝大昼思夜想与系里师长和同学讨论、辩难有关西方原典之内的种种问题的生活，充盈着知性的喜悦，使我颇感“食髓知味”。不过，这样的生活却又使中国与台湾历史上与现实中的问题变得相当遥远。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政策是：学生在博士资格考试通过以后，可以选择任何言之成理的题目（考试之前宣称的题目、修改原来的题目、或另外寻找一个崭新的题目），然后进行论文的撰写工作，而且并无限期要在何时必须完成。这种学术自由，却使我深感犹豫、彷徨，精神无法集中了。到底我应该做原来提出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论文，抑或做我现在深感兴趣的，有关西方的论文？显然得很，我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危机之中。我在与师友的通信中，持续地关怀着中国的问题，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怎么看中国方面的书了。如要继续研究西方的问题并撰写有关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论文，我势必需要放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关怀，顶多作一个业余的、抱持关怀心情的旁观者。我知道我必须做一明智的抉择。但，我却不知如何做此抉择。最后是哈耶克先生的一席话把我从两难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那年秋天开学后不久，他从德国回来，在芝大担任系列讲座。我去看他，跟他叙说我的困境，并请问他如何才能走出已经陷入的两难？他仔细听完我的话以后，以他那仍稍带德语音调的英语郑重地跟我说：“关于你究竟应该选择什么课题作你一生第一个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这件事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提供给你做参考。自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从位于义大利的奥匈帝国陆军的前线撤退，相当艰苦地返回维也纳我父母的家中，然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以来，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的个人关怀（personal concerns）有关。”我辞别老师，从他下榻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具乐部出来，时间是下午4点半左右。北国的初秋已经颇有凉意，但不是很冷。斜阳中道路两旁的树，叶子已经变得金黄，清冽的微风吹拂在脸上，此时我的头脑已经变得完全清楚，我的两难带来的精神危机，已由哈耶克师的这一席话完全化解了！它重新肯定了我把关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当作个人知性探索的出发点，自觉当以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接受的训练为背景，决心从我的“个人关怀”出发，专心致志投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哈耶克先生，向他禀告我的决定，他听后很是高兴。他知道我自从来到芝大以后这几年，并没有研读过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论著，也未在芝大上过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嘱我尽速找来这个领域之内代表性的著作仔细看看。我找来了在哈佛任教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先生和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任教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先生的著作，专心看了一个多礼拜，然后回去跟哈耶克先生说，列文森至为聪明，也颇有道理，但并不深刻；史华慈分析精微，见解深邃，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易理解。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到麻省剑桥访友期间，曾见过史先生一面，在他的研究室曾和他交换过意见。他出身西方思想史，而非汉学，他是以世界史的视野与渊博的人文关怀来治中国思想史的，而他的基本立场，则是深具人文精神的自由主义。当时彼此感到很有共同语言，颇觉投契。我把这样的情况禀告哈耶克师以后，他说Relm Foundation仍然跟他保持着联系，他可以向那个基金会推荐我，请它授与奖学金，先用一年时间看材料，然后到哈佛大学去跟随史华慈先生，由他担任我的论文主要指导教授。我获得Relm Foundation的两年奖学金以后，决定先返台半年，在中研院史语所看材料，然后到位于史丹福大学校园之内的胡佛图书馆再看半年材料。第二年便到哈佛跟随史华慈先生撰写论文了。【这样不寻常的安排，行政手续方面，是由社会思想委员会主任耐夫（John U. Nef）教授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在征得史华慈教授同意后，安排妥当的。】我的学术工作，从那时起，如果有一点禁得起时间考验的成绩的话，皆拜上述难得的机遇与哈耶克师长期支持之所赐，饮水思源，终身不忘，衷心感激。哈耶克先生的“个人关怀”，事实上，是整合了他的“纯粹个人的关怀”（包括他的性格的倾向、头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学术研究特殊方面的兴趣等等），与他的“个人的公共（public）关怀”（面对二十世纪左〔马主义与马主义．列主义〕、右〔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两方面的强势意识形态，以及英美文明内部〔相对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等〕对于个人自由的挑战，捍卫建基于法治的个人自由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关于“头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参阅拙文，〈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1983），页359-368。】职是之故，他的“个人的公共关怀”，因整合进来他的“纯粹个人的关怀”，而变得特别有冲刺性与创造力；而他的“纯粹个人的关怀”也因整合进来他的“个人的公共关怀”，而使他的人生意义得到提升与扩大。由于哈耶克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他的“纯粹个人的关怀”与“个人的公共关怀”相互交融的结果，这种知性追寻的意义的扩大与提升，赋予他的知性追寻强大的能量，使他能够特别专注于他的工作。事实上，他的学术工作具体地体现了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的精神特征呈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在追寻知识的过程中，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追寻的问题；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寻知识（或曰追寻真理）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不认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寻知识吗？追寻知识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用英文来讲，可以intellectual autonomy来表达。这种知性活动不受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势力的干扰，也不会为了赶时髦而从事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所发现，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误解、曲解，也只能坚持下去。这里也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坚持下去的问题。这种在知识领域之内追寻知识的人，即使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原创的发现，也绝不会产生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的心态。因为他是在追寻知识，不是在追求虚荣；何况知识边疆的扩展，使他面对的是知识边疆以外的无知领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筑在别人努力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即使他的最具原创性的发现──例如，他发现（在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是产生、保存、协作、流通与增益知识的最佳机制──也间接与他的师承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归属。（199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举办的纪念哈耶克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系列演讲会上，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Gary Becker先生曾说：仅就哈氏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的贡献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写过那一篇发表此一重大发现的论文，就足以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那篇论文是1945年9月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译作〈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所著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另外，他永远是以开放的心灵、知性的好奇心，面对别人的意见，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50年代，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的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当作是刺激他反思他的思想的材料。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带给他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知性的傲慢，当然也与孤芳自赏之类的偏狭心态无涉。哈耶克先生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却又以开放的心灵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此种“坚持”与“开放”，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因为一切是以忠于知性的追寻为准。这种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展示着，用韦伯的话来说，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不是什么社会贵族，也不是经济贵族。知识贵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他神祇的精神。哈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殷海光先生语）。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当他谈到自由的意义，以及自由被误解的时候，虽然话语仍然严谨，但常常会血脉贲张，脸庞通红。然而，他却那样习于自律，而且做得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他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想把哈耶克先生告诉我的──我深受启发，一生受用不尽──那句话，转赠给各位有兴趣从事学术工作的年青朋友，尤其是处于台湾当前的文化危机之中，被其分心、拉扯，但仍然有兴趣从事学术工作的年青朋友。如果你们的学术工作能从整合“纯粹个人的关怀”与“个人的公共关怀”出发，你们自然会产生拒斥外面让你们分心的能量！因此，你们便能够专心致志于知性探索的工作！Q：老师书里曾提到，知识分子追求知识即追求真理，可是追求知识与真理所产生出来的思想，是不是会被视为是一种权威？是否会对自由产生威胁？A：不会。好比说你现在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你做的研究别人想都想不出来。你做的研究当初也许别人都认为不通，但后来你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其他的物理学家证明你是对的。别人赞成你，是来自你的知识的力量。这种权威的建立不会对自由产生威胁，反而给科学带来了秩序。但，话又得说回来，当自然现象有的部分不能经由爱因斯坦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就需要更有效的理论来取代爱因斯坦的理论。然而，爱因斯坦的理论不可能全部被推翻，正如牛顿的力学仍然在土木工程等方面被应用那样。当然，社会上，甚至学术界，也有假权威。学术界的假权威，不是靠它（他）的知识的力量，而是靠公关、人际关系、权力关系造成的。真正的权威则command your respect（使你心服、口服，它的权威性“命令”你对之产生敬意）。对于许多科学家而言，爱因斯坦的权威性就是这样。当然现在社会上对权威的理解有很多混乱，除了假权威之外，还有很多虚无主义的人，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不要讲理性、人生就是鬼混、享乐。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不过，源自法国的后现代理论、解构主义、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谓一切都是权力关系等等，在它们的发源地已经变得不那么流行了。基本原因是：它们没有正面的东西。它们用新的理论、新的名词讲人生的负面，刚开始的时候，也许给人新鲜的感觉。然而，老是讲那一套，难免使人感到厌倦。另外，老是把人生看成负面，如何面对下一代？如何教育孩子们？Q：人文学界比较少出现绝对客观的标准，去检证权威的真假性。A：是的，比较难。不过，在人文学界，如果有一个稳定而不僵化的传统给予支持，根据理性与有关的可靠材料做出来的，系统性强、涵盖面广、能够对于许多不同现象都有说服力的著作，其权威性一般还是被认识得到、被承认的。Q：老师提到鲁迅放弃了早期个性解放的主张，后来居然说自己支持左翼运动的文学是“遵命文学”。这是不是一种对权威的选择？A：当然是。鲁迅选择了政治、军事革命的领袖（毛）作为他的权威。主要的原因是：他讲思想革命、改造国民性那一套，产生了逻辑的死结，讲不下去了。鲁迅及其同时代内许多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他们基本的工作应是：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去改造国民性。然而，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的国民，如何能够认清他的重?的基本原因是他的思想与精神呢？当周作人说，阿Q乃是鲁迅笔下代表中国国民性综合特征的缩影时，鲁迅是首肯的。阿Q的性格呈现着下列的特征：懦弱、狡猾、自大狂、以及不能正视与承担外界对他的侮辱，只能用“精神上的胜利法”来做自我合理化的辩解，以致不知对他的侮辱是侮辱，反而以为那是对他有利的。这些特征使他在被凌辱时得以残存，并促使他有时主动地去欺凌比他更弱的弱者。阿Q除了呈现本能的卑劣性以外，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能力认清事实，且无法从自己的失误得到教训、谋求改进的人。由于他是一个没有内在自我的人，所以没有能力进行任何的反思。这样的国民，如何能够从事思想与精神的革命？既然连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都不易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几个知识分子也许已经觉醒；不过，像《狂人日记》中“狂人”那样，他们的语言只能被其他人当成疯话，根本无法沟通，遑论思想革命！鲁迅的思想革命论，无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的死结，他自己也变得绝望。这样的逻辑死结非自我否定思想革命不可，在仍然求好、求变的心情下，逼使鲁迅及其追随者非另找出路不可。简要言之，鲁迅一元式思想革命论，因为走不下去，而又要另找出路，遂变成了支持政治与军事革命的动力！鲁迅自己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而他所主张的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的文学，现在也自言要变成为政治与军事革命服务的“遵命文学”（当然，这样的转变还有许多其他的外在原因），成了故友王元化先生所说的“历史的讽刺”。Q：在人文领域中的权威不像在科学领域可以透过实验证实是有效或无效，对于权威的判断容易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模糊地带。我们要如何判断，以及避免去信仰一个有问题的权威？A：你的问题可用另一个方式来试图解答。如何在一个教育、文化秩序当中，发展出一些资源来，使接受这些资源的人不容易被一个假权威所迷惑？有时候假权威的力量很大，尤其在社会出现大问题的时候，那就需要自由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能发展出来一个不僵化、有生机的学术与文化传统；那么，这样一个传统会提供有标准的秩序，使得在这种秩序中的人不会轻易被假权威所误导。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的看法主要是从博兰尼的哲学推衍出来的。你们如有兴趣，可读他与Harry Prosch合著的Mean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尤其是该书的第11、12、13三章。Q：韦伯指出疏离的个人为官僚制度所宰制乃为现代性之灾难结果。现代大学生如果关怀政治的话，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来自无法改变权威与官僚的决定而产生的无力感。请问现代大学生要怎么样面对这种政治上的无力感呢？A：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只能谈个人的公共关怀与个人的学术发展的关系。换言之，你们的无力感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你们大可反思：为什么台湾的民主发展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什么历史的过程把台湾带到今天的地步？这涉及许多直接与间接的因素，都可以研究。例如，近二十年“本土意识”的发展给台湾带来自我发展的力量了吗？……韦伯的方式和我前面所说哈耶克先生的学术动力以及自述我的学术生涯的动力是一类的。我不敢比附两位前贤，当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哈耶克师是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韦伯则是分析现代性起源及其历史含义（后果）的大师。不过，韦伯个人并不认同现代性，因为他是知识贵族。他常说他要看看自己能够抗拒多久。他深知思想预设着发自悲剧意识的实践关怀。他的学术与哈耶克先生一样，是融会了“纯粹个人的关怀”与“个人的公共关怀”的。本文原载于《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2009年第5期），原题目为：衣带渐宽终不悔·知识贵族的公共关怀──林毓生教授访谈录，最后部分有删减，记录整理者当时为林颖钰为台大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余帛灿为台大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生，尤智威为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后经林毓生先生修订。该选文只做介绍作者研究的参考内容，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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