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小事件与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永历西狩”

作者｜李伯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

昨天我讲到明清易代（点击阅读：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不一定是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作为明朝覆灭的标志，若按照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被俘来看，那明朝又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名义上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过专刊，讨论过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该只注意很细小的问题，否则研究就陷入碎片化；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研究必须从小问题着手，否则你说的话是否有根据、有道理就值得推敲，所以小事件和大叙事如何结合起来，是所有的历史学家要思考的问题。

今天我讲的问题，就是试图从这方面入手做一些探索。“永历西狩”的“西狩”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国君逃亡不叫“逃”而叫“狩”，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也叫西狩。永历皇帝在广西即位，小朝廷不断西迁，先迁到贵州，又迁到云南，最后迁到缅甸，这个过程就叫“永历西狩”。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一定知道。大家普遍认为明朝到1644年就结束了，南明的弘光朝也很快就完了。作为最后残余势力的永历政权，在各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永历西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

中国历史上有二百六十多个皇帝，很多皇帝不得善终：有的被杀掉，有的被毒死，有的被囚禁，也有很多逃亡的，比如“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到成都，他的后代唐僖宗也逃到成都；南宋灭亡时，宋恭帝逃到广东跳海；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前，光绪皇帝跟着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皇帝不仅有逃亡的，而且被俘到“外国”（和现在的外国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孤立的例子。岳飞在著名的《满江红》中讲“靖康耻，犹未雪”，所谓“靖康耻”就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在靖康之难中被女真人俘虏到东北的事。现在来看，东北是国内，但当时金朝对于宋朝来说还是“外国”。在明朝，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瓦剌人俘虏，囚禁了好几年。瓦剌是一个与明朝敌对的政权，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避外敌而流亡是发生过的，但这些所谓的“外国”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政权，只有永历帝是自己主动跑到国外的，所以是独一无二，或者说绝无仅有。

一、 永历朝历史：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

1. 南明迁都安龙

有人感觉永历政权及其活动是小历史，微不足道。真是这样吗？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一下。前年我到贵州开会，是明史学会组织的南明史讨论会。南明的永历政权建立之后，不断流亡，后来跑到今天贵州的兴义的安龙，定都在这里。安龙这个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过，我去开会之前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安龙在明朝是一个百户所（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级部队）的驻地，永历皇帝逃到这里，把首都设在这里，可以想象这个朝廷有多可怜。跟着永历皇帝逃的文武百官只有五十多人，加上兵丁、随从和皇帝的家眷共2900人。自从逃到贵州后，这只是一个空头政权。《残明纪事》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历皇帝的朝廷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流亡政权，他的流亡应该说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是其被忽视的主要原因。

2. 拥明势力在“永历”旗号下整合

在1646年永历政权建立之时，在明朝旗号下的各种势力还控制着中国西南的广大地域，并且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台海地区）也处于强势地位。在永历称帝之前，浙江东部已经有一个明朝亲王——鲁王朱以海，自称监国（代理皇帝），建立了一个政权。 鲁王于1653年死，该政权的礼部在讨论给他什么谥号时说：“今圣天子远在滇云，道路阻梗，末繇上请，姑同岛上诸文武叙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诸圹中，指日中兴，特旨赐谥改葬也。”（《监国鲁王圹志》）这就是说，鲁王政权虽然建立比永历政权还早，但是也自认永历是正统，自己是永历政权的部下。

永历政权也有兵力。在该政权从西南向贵州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大西军的首领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击毙，余部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清军统帅豪格率军追至遵义，看到地方残破不堪，又退回四川去。大西军余部在四大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带领下进入云南，和明朝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达成协议，决定共扶明后，恢复江山。这时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也活跃在湖北，把在那里的清朝官员统统杀掉。各地反清势力的共主就是永历皇帝。此外，明朝崩溃的时候，有大量的明朝将领率军投降清朝，成为清朝攻占各地的先锋。这时他们看到在永历旗号下明朝有复朝的可能，于是纷纷倒戈。清朝的两广提督李成栋在广东宣布反清归明，领兵北攻赣州。在湖南，清军退保栎阳，明军趁机反攻，到11月，清兵仅保有长沙﹑岳阳两城而已。北方也是这样，清朝的大同总兵姜瓖宣布反清，反清活动扩展到北方。在东南沿海，忠于南明的郑成功4月攻占福建同安，建立根据地。

永历政权建立时形势

3. 永历政权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

永历封帝的时候，根据地只有桂林一带这么一小块，后来占领区域迅速扩大，到了鼎盛时期，直接控制的地方已经很大，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政权。在永历旗号下的各种反清复明势力，最多的时候拥有几十万兵力，控制着中国内地三分之一左右的领土。不仅如此，永历政权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承认，中国的邻国几乎都承认永历政权，不承认清朝。只有朝鲜承认清朝，原因是朝鲜已经被清朝打败，不得不表面上臣服于清朝，但实际上也仍然是承认明朝。另外一个东面的邻国琉球，即今天日本的冲绳，过去一直是独立的国家，“明治维新”后被日本并吞。琉球看到北京被清朝占领，但拒绝承认，还是承认南明的隆武帝，隆武政权灭亡后，琉球又向鲁王进贡，前面说过了，鲁王政权归属于永历，所以琉球也承认永历政权。

明朝和朝鲜的关系一直很好，明朝还曾经帮助朝鲜打败日本人。朝鲜被清朝打败后，仅仅是对中国的外交上使用清朝的年号，比如送奏疏给清朝皇帝，签署日期都是大清顺治几年、康熙几年，但国内还是用崇祯年号。崇祯年号被延用数百年，因此甚至用到崇祯二百五十六年。朝鲜人说：我朝（朝鲜李朝）三百年来，服侍大明，其情其义都很深，而且明朝神宗皇帝帮助我们复国，自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朝鲜国王的宣祖说，我们朝鲜对于明朝，从大义来说像君臣一样，从恩惠来说像父子一样，大明是父，我们是子，说得很痛切。

1650年11月势力图

越南以前叫安南，到清朝嘉庆时期才由嘉庆皇帝赐给“越南”这个名称。越南是明朝的藩属，明朝灭亡了两年，安南统治者黎真宗还派使臣找到在福建自立为帝的隆武政权，请求册封他为安南国王。清军占领福建后，将其使臣抓起来送到北京。安南看到永历皇帝在广西即位后，又派使臣到广西拜见永历帝求封。永历帝册封了安南国王，还派了使臣到安南去宣布赐封，安南国王行三拜九叩之礼。日本虽然与明朝关系冷淡，但始终认为明朝是中国的正统，不承认清朝，认为清朝是胡虏。明朝灭亡后，浙东沿海抗清力量八次派人到日本，请求日本派兵帮助抗击清军。明朝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意思是说，现在大家没有办法了，有人还反对向日本借兵，这真是书生之见。鲁王还希望黄宗羲本人到日本去请求派兵。黄宗羲是否去了，现在一直有争论。大儒朱舜水东渡日本，请求日本派兵，但日本不敢跟清朝较量，没有派兵。朱舜水于是客死日本，不愿回来做清朝的臣民。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也提到过朱舜水。鲁迅到日本留学，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但谈到朱舜水，都肃然起敬，他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私谥为文恭先生。

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曾派人到日本求援，要求日本派三千人来帮助攻打清朝。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还继续派使臣去日本求援。日本虽然没派兵，但暗中资助，也承认明朝政权，不承认清朝政权，很晚才跟清朝建立关系。此外，葡萄牙也是东亚地区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向葡萄牙请求帮助，葡萄牙还派了三百名士兵北上抗清。大家读金庸的小说《鹿鼎记》还可以看到这段故事，而且这些士兵确实参与作战了，他们都带着葡萄牙大炮，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

永历虽然是一个空头政权，但在其旗帜下汇集了各种反清势力，力量不小，控制中国内地几乎三分之一的地区，有几十万军队，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所以永历政权的历史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

二、“西狩”是永历政权的唯一选择吗？

永历一定要向西逃吗？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下图是永历政权西迁的路线。永历政权先向北迁，后来被清军打得不行，退了回来，最后向西迁，一直迁到缅甸。要决定迁移的地方时，永历朝廷有很多选择：一则向东，可以去台湾，投靠郑成功。郑成功非常忠于明朝，郑成功的死跟永历皇帝的死也有关系，听到永历皇帝死了，他心里很难过，在悲愤之中去世。从广西到广东，再到台湾，并不是很难的事。二则向南，可以到安南和暹罗（今泰国）。安南在文化上与中国很接近，而且安南黎氏政权也应永历政权的请求，于1647年夏派出三百艘战船进逼广东廉州，帮助抵抗清军。而暹罗一向与明朝友好，暹罗朝廷也曾讨论是否主动欢迎永历政权来避难。三则向西，先到云南，后到缅甸，而与其他选择比较起来，这应该是最不利的选择。

永历西迁路线

郑成功集团是明朝灭亡之后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郑成功的海上力量在整个东亚世界是第一，当时世界的海上霸王荷兰被他打败后，都要向他上供。美国一位青年学者欧阳泰写了一本《激战热兰遮》，讲述郑成功家族的战史，大家可以看看。1658年，郑成功带着十七万大军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在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第二年又再北伐，包围了南京。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如果被占领，会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南京还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占领南京，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资源。但是很遗憾，郑成功轻敌，又遭遇了台风，被打败了。郑成功看北伐无望，才转向台湾，把荷兰打得大败，结束了荷兰人对台湾地区的统治，收复了台湾。郑氏武装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郑成功死后，郑经、郑克塽继续跟清朝对抗很多年。郑成功虽然占领的地方不多，但他经营的范围很广。永历皇帝如果跑到台湾，从交通来说最近，而且是最方便的。

1600到1660年，中南半岛出现了三个强国，分别是安南、暹罗、缅甸。三个国家中，安南与中国接壤，永历五年（1651），有大臣建议永历政权南迁安南，没有成功。永历十三年（1659），清兵逼近昆明，又议逃往安南，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所以没有成功。永历出逃缅甸后，李定国兵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直到于1662年忧愤而死。由此可见，虽然永历政权没有“南狩”安南，但是安南确实是流亡的选项之一。安南和明朝对抗过很长时间，有相当强大的武力。暹罗积极欢迎明朝过去的。永历十三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出逃的消息传至暹罗，暹罗君臣商议迎永历入泰避难。从云南到暹罗要穿过老挝，今天如果开车几小时就过去了，当时虽然交通不便，但比到缅甸还是方便得多。

永历政权要南迁或者西迁，首先要到云南。在今天，大家觉得云南是和内地差不多的地方，但在明朝末年，云南还是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的省份。那时云南人口中，少数民族占到70%，汉人顶多占30%，主要是卫所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管理云南，明朝政府给当地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首领各种官职，就是土司。这些土司有时候效忠明朝，有时候背叛，关系很复杂。南明隆武元年（1645）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云南首府昆明，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永历二年，李定国进攻沙定洲，相持数月，不分胜负，沙定洲滋长麻痹轻敌情绪。李定国侦知，率兵围营，环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率众出降。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经过这一次，明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永历朝廷在云南主要依靠的是大西军余部，但是大西军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死敌。张献忠崇祯八年攻下明朝的中都凤阳城时，把朱元璋的祖坟都挖了。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把明朝的楚王朱华奎处死并分食其肉。八月张献忠又攻克四川，杀了明朝的瑞王朱常浩，迫使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所以大西军并不是一直效忠明朝的。到了这时，大西军首领中只有李定国是效忠永历政权的，孙可望自己想做皇帝。在讨论逃亡路线的时候，几大将领发生激烈的争执，孙可望反对到云南，而李定国坚持要到云南，最后李定国拔出宝剑要自杀，众将夺下宝剑，最后才决定采纳李定国的建议，但依靠大西军对南明朝廷来说是很危险的决策。

三、云南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

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今天云南是一个边疆省份，除了烟草、风景和好天气，大家对于此地知道得不多。但是在历史上，云南是曾经的地区超强，居于控制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关键地位。在明朝时，云南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唐朝最强盛的时候，周围是回鹘、吐蕃和南诏三大强国。南诏的军队很彪悍，与唐朝发生过多次战争。唐朝最强盛的时候，曾两次出兵攻打南诏。天宝十年，唐将鲜于仲率八万大军打南诏，大败，唐兵死六万人。天宝十三年，唐将李宓又带七万大军打南诏，打到大理，全军覆没。今天大家到大理旅游，还可以看到一处名胜——将军庙。南诏把李宓打败后，把战死的唐军官兵的尸体掩埋在一起，建了"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当地人年年祭拜。白居易的诗说这两次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爹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弱，南诏更强，不断出兵进攻唐朝，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了“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使之无力镇压黄巢起义，最终灭亡。这个“唐亡于南诏”的观点，也得到陈寅恪先生的肯定。南诏的盛衰，关系到唐朝的灭亡，可见偏居西南一隅的云南，对唐朝的生死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云南的地位很重要。

南诏不仅与唐朝作战，而且也积极向西、向南扩张。有记载说，南诏的军队一直打到暹罗湾，所以在中南半岛地区南诏是一个超级强国，所有的地方政权都承认它，臣服它。南诏灭亡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和宋朝的关系很好，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大理国也继承了南诏的遗产，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超级强国。为什么双方关系很好呢？因为宋太祖很明智，他说南诏对唐朝造成重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和大理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行了，不需要南诏对大宋特别表示恭顺。他在地图上画了线，说大渡河以西都给大理好了，大理也接受这样的安排。

大理的疆域和南诏差不多，大致说来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大理国经常欺负安南：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大理国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个庶子，从小被作为人质送到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而宋朝支持李天祚。最后这次争夺安南王位的战争以赵智之的失败而告终，不过由此足见大理的影响力。

元朝的时候，中央王朝统治了云南。蒙古统治者一方面借助大理国后裔段氏的力量，一方面则依靠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的军队。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元朝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梁王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一月六日，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但是明朝统一云南以后，仍然继续出现问题。这时兴起了一个麓川政权，有的海外学者称之为“麓川帝国”，中心在今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瑞丽县，五十年前我插队就在那个地方。

麓川政权是掸族人建立的，掸族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傣族。麓川政权在元朝后期兴起，名义上是臣服于元朝，但其实是土皇帝。经过多年经营，到了明朝变成一个有三十万军队的地方强权，和明朝、缅甸不断地打仗。缅甸在麓川的压制下，没办法兴起。明朝发动了五次战争，好不容易把麓川消灭。麓川政权统治的版图，东部基本上是原来南诏和大理国西部的领土，而在西部和南部统治的范围比南诏、大理都更大。

云南7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明朝在当地维持统治很不容易。那么为何明朝怎么都不肯放弃云南？因为云南是亚洲东部地区少见的矿产宝库。明朝人王士性说：全国其他省的矿石都很少，找矿就像抓野兔，即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但云南矿太多，就像在市场售卖的兔子一样，太多了，看都不想看，即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宋应星说“凡银中国所出……不敌云南之半”。倭寇危害中国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日本当时有大量的银子，具有强大的购买力；而云南也有大量的银子，如果不控制住，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祸害？李定国让永历帝去云南，是因为云南有丰富的矿产所带来的丰厚财力。

四、缅甸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

最后的海外栖身之所？

麓川王国被明朝消灭了之后，中南半岛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缅甸东吁王朝得以兴起。1551年，东吁王朝的莽应龙继位，灭了掸族的阿瓦王朝，征服各掸族土邦，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莽应龙统治时达到鼎盛，国土东到老挝的万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莽应龙带着大兵进攻暹罗，势如破竹，逼着暹罗国王签城下之盟，向他上贡。

1567年，莽应龙曾向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婚，遭到拒绝。这激怒了莽应龙，于是兴师问罪。他所调动军队的数量，有说法认为竟然有九十万之众，据现在的考证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几十万是有的。暹罗方面抵抗得很坚决，阿瑜陀耶城内的葡萄牙雇佣军向缅军用火器扫射，造成很大的伤亡。从1568年11月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守了十个月之久，直到1569年8月方才攻克。莽应龙在盛怒之下将暹罗王处死，在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劫掠到缅甸的白古，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至此缅甸开始了对暹罗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所以在东吁王朝强盛时期，缅甸国土面积很大。它和明朝的关系怎么样？明朝初年，在现缅甸北部的掸族地区，设立了好几个宣慰司，统治着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现在有些还留在中国境内，但大部分已经不在了。东吁王朝统一缅甸之后，极力扩张，不仅攻打暹罗，而且也攻打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中缅进行了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争，规模和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十四年（1606），缅甸大举进攻明朝，每次出动部队达到三十万（或者号称三十万人）。在欧洲，这是国际战争的规模。昨天我讲到欧洲战争史，在16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的一些最重要的战役中，参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0,000 —15,000人。到了“三十年战争”期间，战场兵力投入大大增加，但是没有一次单一战场投入二十万部队的会战。直到17世纪末，才有像维也纳会战这样的二十万人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九万波兰和奥地利联军击败了十五万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而在晚明时期的中缅战争中二十万人以上级别的战争却不罕见。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败，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被缅甸控制了。这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领土，而缅甸则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明朝人沈德符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言语之中，他认为缅甸国土之大几乎与明朝相等。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缅甸东吁王朝盛时，国土东到老挝的林城（即万象）和今天的柬泰东部边疆，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海岸，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成为东南亚的超级强权。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想反明的，都会跑到缅甸求救。云南原来管辖的三个宣慰司都被缅甸占领，所以缅甸成了明朝非常大的一个敌人。

清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云南是最具有抵抗能力的。在东南亚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广。如果永历政权要找一个复兴基地的话，云南无疑是上选，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因此，“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和缅甸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选择。但李定国没有注意到，历史的选择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永历西狩的时候，缅甸和云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在云南西南部地区，“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万历十一年（1583）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了缅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屠杀，“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随后的沙定洲之乱，更是火上浇油，使得云南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缅甸也由于多年征战，国力消耗，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在他隆死后，平达力（1648—1661年）继位，国力日衰。八十年后，孟族起义，动摇了东吁王朝的统治。1752年，孟族军队占领首都阿瓦，结束了东吁王朝的统治。

东吁王朝 （1510-1752）

李定国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主要是看到历史上过去的状况，他是陕北农家子弟，十岁就跟随张献忠，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了解有限，即使听着关于缅甸内乱的传闻，也不可能去做细微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缅甸也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1661年，吴三桂军队攻入云南，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引渡永历，以换取清军撤兵。缅甸人在咒水这个地方把永历帝抓了起来，被称为“咒水之难”。咒水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吉祥。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闻讯后悲愤而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咒水之难”

五、历史并重终结：明亡以后的云南、缅甸和越南

“永历西狩”是一个小事件，但在全球史范畴中是大事件。永历王朝灭亡后还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并没有终结，云南、缅甸、越南继续发挥作用。

大家知道云南有吴三桂，他降清之后受封平西王，后来到了云南，想做皇帝，打起反清的旗号，率军北伐，势如破竹；清朝封的平南王耿精忠、靖南王尚可喜响应他，起兵于福建和广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中国大部分的富裕地区都被三藩和原有的反清力量占领，清廷感到极大震撼，很多满洲贵族都提出撤到关外算了。如果不是康熙皇帝有决断，可能清朝就完了。但小小年纪的康熙下定决心一定要打，战争进行下去，形势逆转，吴三桂受到重挫。这时他已经六十岁了，在湖南生病，最后死去，“三藩之乱”最终平定。三藩之乱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碰到的最大的危机。这场危机也是从云南爆发的。吴三桂的部队的主力是从北方带来的，但在云南也补充了很多兵员。

这是民国初期的地图。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帝国”，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进行北伐。北伐过程中，蔡锷在征途中去世，但这场运动迫使袁世凯退位，可以说取得成功。蔡锷去世后，他的副手唐继尧接手云南。他野心很大，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东大陆主人”，到处征战，占领广西、广州、四川南部。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政府后，打的第一仗就是和驻粤滇军和桂军打。在云南，唐继尧后来被部将囚禁，但他死后，龙云给他建了豪华的墓地。红军长征到云南，蒋介石尾随红军，一路收拾军阀。云南军阀龙云不仅拥有较强的武力，而且也比较精明。他一方面故意把地图送给红军缴获，让红军从金沙江过去，另一方面则把滇军主力则部署在战略要地防范蒋介石的中央军，令蒋介石无法拿云南军阀开刀。龙云只是名义上宣布归顺中央，但有自己的独立货币和军队系统。 云南军队对中国历史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云南有当时中国三大军校之一的讲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军事统帅。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两位元帅，也出自这里。在抗日战争中，台儿庄大战，滇军是主力。日本投降后，到越南受降的也是滇军，这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国外扬眉吐气地接受外国军队投降。

越南对清朝，不像对明朝那样敢于主动挑衅，但彼此之间的摩擦是有的。特别是在越南出现朝代更迭时，清朝作为宗主国要进行干预，发生过战争。双方参战人数相当多，最后清朝惨胜。清朝和缅甸也发生战争，乾隆四次打缅甸，参战兵力也不少，花了九百多万两白银的军费，双方打成平手。清军在越南和缅甸打得不顺利，一个原因是清朝军人在这个地方遇到热带病。在与缅甸的战争中，清军40%的人都病倒了。

历史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延续。我们要了解今天中国很多事，必须从历史上看。我在书里也讲到，在历史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充满鲜花，有时也有流血。这种关系是双方面的，不能靠一厢情愿，认为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朋友。事实上，许多国家有时候是我们的朋友，而有时候不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

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阿里斯也说，今天的史学家要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

我们说小问题和大历史，这与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两大重要突破有密切关系。第一，过去我们说中国历史都是以汉族中心，以中原中心，现在对北方民族的研究比较多了，但对南方民族历史的研究还比较少。我们国家60%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南方，这些民族和国家是什么关系，还要研究。第二，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以中国为中心，很少注意到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过去我们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主要是看西方，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说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管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也好或者其他影响也好；但是在西方之外还有更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忽视这点，那么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这就是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小问题的重要性。

结语

今天，当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要始终记住：中国由多个地区组成，“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简言之，必须把中国史研究放到全球史研究的框架内，才能更好地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End—

本文来源于“三联书店三联书情”，是根据作者2017年1月14日的大学公开课第九季第二讲现场实录整理。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好书